“蜻蜓”:谷歌重返中国的阻碍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08-23,星期四 | 阅读:1,020

本文授权转载自OPEND(ID:thegreatsomething)

文 | 开关

2018年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Twitter发布“欢迎谷歌返回中国大陆,但必须遵守当地法律”的推文。随后,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在微信朋友圈里表明了个人态度。

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纽约时报在美国时间2018年8月16号(北京时间8月17号)公布了一封已由超过1400名谷歌员工签署的联名信,他们对公司决定秘密为中国打造一个审查版搜索引擎感到不满,签署了一封信,要求公司提高透明度,以便他们了解自己工作的道德后果。

纽约时报称:“据了解这份文件的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封信正在谷歌的内部通讯系统中传播,有大约1400名员工联署。”

导火索是2018年8月1号的一篇报道。

“谷歌计划在未来6到9个月内推出一款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搜索引擎。这款搜索引擎的项目名称是 “Dragonfly”,中文译名为“蜻蜓”,内部已推出名为 “Maotai”(茅台)和 “Longfei”(龙飞)的测试版。”

这是美国媒体The Intercept的调查记者Ryan Gallagher(莱恩·加拉格尔)在2018年8月1日这篇报道中提到的,他将Google“蜻蜓”搜索项目公之于众。文章中,Gallagher表示获得了一份谷歌的保密文件,显示谷歌正计划在中国推出一款审查版的搜索引擎。

Gallagher这个姓氏带着点叛逆的意味,和他同姓的Liam和Koel Gallagher两兄弟在90年代组建了Oasis绿洲乐队,现在仍是摇滚乐的一个传奇

2014年,加拉格尔和另一位名叫Glenn Greenwood的记者共同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计划,也就是著名的斯诺登告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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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报道发布当天,8月1日,百度的市值跌破800亿美元,当日跌幅-7.73%,(涨跌额19.11美元)。同样跌破眼镜的,是包括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谢尔盖·布林)在内的8.8万多名谷歌员工。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连布林这个级别的高层都不知此事。

该事件目前仍在发酵(超1400名谷歌员工签署的联名信附在文末)。

8月1日至今(8月18日),加拉格尔已经发布了7篇关于该事件的深度文章。随着事件发酵,越来越多的谷歌员工向他爆料,“蜻蜓”事件正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截至今日,谷歌官方并没有出面回应。这周四,包括布林(Sergey Brin)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内的谷歌高层第一次就“蜻蜓”事件举行内部会议。 在会议期间,一位与会员工私下向《纽约时报》的记者Conger实时更新会议进展,使得布林和皮查伊不得不中途叫停所有关于“蜻蜓”项目的问询。

纽约时报记者Kate Conger在周四会议期间的Twitter直播

谷歌CEO皮查伊在会上说:“如果我们想好好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应该严肃地想想如何能在中国多做点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离在中国推出一款搜索产品还并不接近。”

联合创始人布林则表示:“说实话,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混乱的事,我才注意到蜻蜓这件事。”

据雅虎新闻报道:一位员工在(会议期间)起身提问时,突然指着现场某个他认为是现场泄密者的人破口大骂“‘F—k you’,这一行为在现场获得了一阵掌声。”

这件事在媒体的关注之下变得越发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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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事件发酵期间,有几百名谷歌员工分享了一篇名为“An Old Approach to China”(“通往中国的老路”)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Brandon Downey,是一名谷歌的前员工,他在谷歌文档上公开发表了这篇长达9页的文章。在结尾,Downey用斜体标出了一句话:

“今天在谷歌工作的员工们有一个选择:他们不必重蹈覆辙。”

Brandon Downey

这篇码农经验分享的并不是编程经验,而是Downey 十年前在谷歌的亲身经历,他详细地叙述了2006年在谷歌决定以自我审查的方式进入中国时,Downey和身边的同事们对这一决定所产生的顾虑和怀疑。谷歌当时的CEO Eric Schmidt(现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长)在一次会议上向他们解释了高层对所谓审查的态度:

“这是一个你可以当你自己的地方。这里的信息可以自由地流动(至少它们是便宜到无法计量的),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够得着这个全新的边界,因为它比你想象中要快太多;即使真的有谁终于来到了这个边界,到那个时候,公民们早就沉醉在这种自由之中,想要阻挡这一进程就是一种政治自杀。”

在著名的“谷歌十条”之中,第三条是“快比慢好” (Fast is better than Slow),第四条是“民主在网上是可以管用的”(Democracy on the web works)。这两条谷歌发现的真理,Eric Schimidt在这番话中强调了,但在现实中却未能完全得到验证。

在2006年,Downey和他的同事们参与构建了当时大陆版本的谷歌搜索引擎,最终在2010年宣告退出。

Downey发布的文档

“我想说我很抱歉曾经帮助他们这样做,”Downey写道。 “我不知道这对加强政治审查制度做了多大贡献,但这是错误的。它只是对我和我的职业生涯有一些好处,它符合道德不作为的经典定义: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即使这可能会让别人的生活变糟。”

“如果你问我现在相信什么,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可能拥有的技术负有责任,”Downey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构建了一个工具,并交给那些可以用它去伤害其他人的人们,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制止这件事,或者至少,不为那些提供帮助。科技当然可以成为一种好的力量,但它并不是一颗神奇子弹——它更像是一束激光,我们将决定它射向哪里。”

“我们不应该做的是只合作,然后假装它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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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查看文件的权限都被关闭了,现在正在一个一个地重新打开”,一位谷歌员工向记者表示。谷歌“领导层对这件事保持着高度静默(不回应),这让我们很多人都感到难过和恐惧……我们内部的表情包群和Google Plus上都在讨论这件事,大家都很生气。”

消息传出几天后,一位匿名员工于谷歌的内部员工论坛上发帖,告诉大家他是一位出生在北京的谷歌老员工,而且他和Downey一样曾参与了2006年谷歌中国搜索引擎的开发,他郑重警告他的同事“蜻蜓”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向Buzzfeed匿名分享的帖子里,他指出那些想通过在中国建立存在感来对抗审查的同事们,这个想法有些naive.

这位员工在2006年曾在谷歌中国工作,他在帖子里向同事们介绍了中国的互联网环境,其中提到百度在中国的普及程度,并认为在现阶段与谷歌合作的中国公司可能意图可疑。

“让我们回去他们(有意合作公司)能获得什么?你可以确定的是这肯定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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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y Brin(谢尔盖·布林), 这位曾经大胆选择退出中国的谷歌创始人和众多谷歌员工一样,是在加拉格尔的报道出来之后才知道“蜻蜓“搜索引擎项目的存在。

布林曾在2006年将谷歌带进中国, 在2010年决定退出中国,转用香港域名(www.google.com.hk) 及服务器提供中文服务

布林也曾接受过某些google自我审查的条款。他曾认为不论如何,对于大部分互联网用户来说,有一个被审查的搜索引擎总比完全没有要好一些。他在2010年决定退出中国大陆时,向德国《明镜》周刊表示:“对我们来说,要讨论的是如何争取互联网的开放性。为了捍卫互联网信息的开放和自由,我们相信这么做是最好的。”

布林出生在1973年的莫斯科,他的父亲Mikhail Brin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数学教授。在他5岁的时候,他父亲去波兰华沙参加了一场国际研讨会, 发现他的西方同僚们“也并不都是怪物”。这位数学教授没浪费太多时间,他一回到苏联,就决定带全家人移民。

8岁的布林

1990年,布林移民美国10年之后,16岁的他跟着父亲一起回到莫斯科参加一个数学夏令营,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走在街头的时候甚至有一瞬间想拿石头去砸警车。冷静下来之后,他把父亲拽到一边,看着他的眼睛说:“谢谢你带我们离开了俄罗斯。”

更讽刺的是,“蜻蜓”项目的名字“Dragonfly”竟然跟谢尔盖·布林价值8000万美元的私家游轮同名。不知是有人有意为之,还是只是诡异的巧合。

Sundar Pichai(桑达尔·皮查伊),在印度的金奈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电气工程师,母亲是一位速记员。这个不怎么富裕的家庭住在一间两居室的公寓里,男孩们只能在客厅里睡觉。

和许多名留青史的印度人一样,皮查伊小时候就是出名的数学神童。来到美国之后,一个 60 美元的背包让皮查伊发现物价的高昂有多么超乎想象。他在斯坦福拿下硕士学位后,继而在沃顿商学院攻读了MBA学位。

在2004 年的愚人节,皮查伊在 Googleplex 面试,这一天正好是 Google 推出 Gmail 的日子 。自此,他开始在 Google 的搜索工具栏工作。

2006年,就在谷歌艰难地进军中国时,皮查伊做了一件为他的成功埋下伏笔的事。他说服 拉里·佩奇 和布林构建 Google 自己的浏览器,也就是后来的Google Chrome。 他的升职顺理成章,作为领导者,皮查伊深受员工喜爱,在工作中,他更注重结果而不是个人成就。

一次采访中,皮查伊对记者说:

“与让你对自己感到不安的人合作总是好的,这样你会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

·END·

超1400名谷歌员工签署的联名信翻译稿:

我们的行业进入了一个与道德责任的新时代:我们做的选择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然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8月初的新闻报道才了解到Dragonfly(蜻蜓)项目。据报道,Dragonfly将根据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监督要求向中国提供搜索和个性化移动新闻。八年前,当谷歌将审查后的网络搜索从中国撤出时,谢尔盖•布林解释了这一决定:“在政府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审查方面,在监视持不同政见者方面,我看到了一些极权主义的印记。”“蜻蜓”和谷歌回归中国揭露了紧迫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我们正在其他地方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潜在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我们在执行工作、项目和进行就业考虑时,缺乏道德决策的必要信息。 构建Dragonfly的决策是秘密进行的,即使有了AI指南,但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这份指南是不够的。我们迫切地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在决策中的一席之地,以及对更清晰和开放流程的承诺:谷歌员工需要知道我们正在建设什么。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我们,签名人,呼吁出台道德与透明度的’黄色代码’(指用于解决整个组织中趋于激化问题的流程),我们要求领导层与员工合作,实施具体的透明度和监督程序,包括以下内容:

1. 一套容纳不同层级员工代表的道德检讨结构;

2.任命监察员,对其人选做出慎重的投入;

3.制定明确的透明度计划,使Google员工能够对其工作内容做出个人道德判断;以及

4.出版“道德检测案例”;基于AI指南对Dragonfly,Maven和Airgap GCP做出道德评估;对任何具有潜在重大道德问题的新领域进行定期、官方、内部可见的沟通和评估。

信息来源:

[1]https://www.nasdaq.com/article/baidu-stock-drops-as-google-plans-censored-search-in-china-cm1000495

[2]https://theintercept.com/2018/08/01/google-china-search-engine-censorship/

[3]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6/technology/google-employees-protest-search-censored-china.html

[4]https://int.nyt.com/data/documenthelper/166-dragonfly-letter/ae6267f0128f4facd183/optimized/full.pdf#page=1

[5]https://theintercept.com/staff/ryan-gallagher/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ndar_Pichai

[7]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rgey_Brin

[8]https://mashable.com/2018/08/16/google-dragonfly-censorship-china-sergey-brin-yacht/#PDsLi1IZHqqT

[9]https://theintercept.com/2018/08/03/google-search-engine-china-censorship-backlash/

[10]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carolineodonovan/google-dragonfly-maven-employee-protest-demands

[11]https://finance.yahoo.com/news/tense-internal-meeting-between-google-023630264.html

[12]https://theintercept.com/2018/08/17/internal-meeting-reveals-how-google-bosses-misled-staff-on-their-china-censorship-plan-here-are-the-questions-they-must-answer/

[13]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lQAG7qJXglIlObUmuHeQJ7gcdAPp57gsYgl04wVuVY/edit


来源: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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