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欧之旅:旧世界负担的新世界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0-24,星期三 | 阅读:910

撰文:张翠容

阅读伊娃·霍夫曼的《回访历史》,我真的感到好像与她同行一般,那是一个不得不屏着呼吸见证转变的历史时刻。由于我的第一次国际采访就是这场东欧剧变,有些地方甚至与作者同时抵达现场,我急不可待地要去了解霍夫曼那一趟不寻常的旅程。

记者的报道便是历史的初稿。不过霍夫曼不是记者,她是位文学教授、获奖作家、编辑,这个背景令她比记者的观察更敏锐,在书中处处触及东欧地区灵魂的深处。何况她本身来自东欧,一位波兰裔犹太人,年幼时跟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她对家乡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曾多次回到波兰探访。1990年正值东欧剧变,她的重访也因而变得非常地“重”。她是旁观者?又或是当局者?由两种身份合而为一撰写成的《回访历史》,富有特殊的面貌。她对故乡波兰的描述带有一股不一样的热情,也特意拜访深具历史意义的地点,例如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时所创办的第一家报社选举日报社(Gazeta Wyborcza)。虽景物依旧,人面全非,但作者仍很努力地仔细重组当年的人与事,让读者细细品味她对自己国家的忆记。

伊娃·霍夫曼

随着她南下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她变得愈加冷静,观察更为锐利。她所到访的地方,遇见的人物,见证的事件,谈论的议题,都凝聚在一个历史节点上,这是人类历史的沸点,震惊全球。二战后作为美苏冷战标志的东欧共产阵营瓦解,苏联无以为继,未几整个帝国也跟随倒下,令世界秩序重新洗牌,这可谓当代历史最重要的一页。温故而知新,这是历史吸引人之处,即使回看依然让人心情澎湃,并可能带来一番新的体会。

正如霍夫曼在前言一开始便拷问,整个社会是如何一下子推翻所有制度安排的,又如何重置日常和长期的生活方式?相信大家对此亦甚好奇。但作者表示,最令她感到悸动的还是东欧人在面对改变时的恢复力、冲劲和清醒的自觉。他们苦苦劳役以对的障碍是巨大的,人类精力和创造力中的未知因素几乎让一切都变得可能。

打开《回访历史》,霍夫曼用首两章来描述她的家乡,特别详细。事实上,东欧剧变不是由柏林围墙开始,而是始于波兰。波兰是第一个变革的前华沙公约组织国家,其后再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革命都是和平进行,唯独罗马尼亚有流血冲突,最后瓦解的南斯拉夫亦然。说到波兰变天,大家一定会想到团结工会。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期间,团结工会于北部城市格但斯克通过一次大罢工传奇崛起,成为苏联阵营中首个民间组建的独立工会。当时西方媒体感到不可思议,指这为东欧人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则是备受触目的人物。

不过,我们不应忽略团结工会能够这么强大,背后与天主教教会密不可分。作者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华沙的星期天。新世界大道上的教堂人潮汹涌;有人站在教堂外面,努力聆听布道内容,还有人跪在人行道上祈祷。”从中可看到天主教在波兰的位置。

早于公元966年,罗马天主教已成为波兰国教,天主教信仰随之成为波兰文化的核心元素,教会一直具有影响地位。1978年,首位波兰裔教宗诞生,若望·保禄二世上任不久即访问波兰,波兰人无不感到振奋,即使现在到波兰首都华沙的老城,仍可看到保禄二世的大幅肖像高悬。在保禄二世访问两年之后,结合波兰国内天主教徒和异议人士的团结工会便“横空出世”,有人指前者激发了波兰人的革命之心,令后者产生并有立足的机会。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不断博弈,最终在1989年2月至4月,政府当局愿意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除给予团结工会合法地位外,更通过改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等重要协议,避免了流血革命。不少媒体均认为当时执政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的让步,乃是波兰能够在东欧国家中首先转向民主化的重要原因。而团结工会在某程度上也向其他东欧国家示范了如何在夹缝之中打开制度的缺口。

离开家乡后,霍夫曼来到捷克。这个在苏联时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在革命后一分为二,变为捷克及斯洛伐克。霍夫曼集中探访捷克,而斯洛伐克继续在捷克的巨大影子下蹒跚发展。若了解捷克,那么我们对斯洛伐克也不会感到陌生,而两者的分手也未曾动过一兵一卒。

作者如其他外来人一样,一来到布拉格即被这座富丽辉煌的城市所吸引,有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这是个情欲的天堂。

布拉格的气质在霍夫曼笔下跃然纸上,她观察到东欧的每场革命都被赋予了一个相对等的设计标志,而布拉格则“最具哲学思潮、幽默感和摇滚风,因此被视为最温馨、最温和、最时尚的”,正与暑假完美相配。

当我正沉醉于书中对这座城市的描绘之际,作者笔锋一转,形容布拉格的历史并不完全像它的都市样貌所呈现出的那般和谐。令人深思的是,作者讲述她与一位前公民论坛成员欧塔聊天,他在过去的异议年代里,和哈维尔相当亲近。剧变之后的几个月,也曾和哈维尔在公民论坛并肩合作。怎知欧塔却向霍夫曼透露,他一直对哈维尔的浮夸、表演倾向和专横保持怀疑。哈维尔被公认为捷克精神领袖,但欧塔指他爱用命令的方式做决定;同时他对经济毫无概念,因而对宣布任何经济改革都犹豫不决。

哈维尔

对欧塔而言,就是这位捷克民主化后的第一任总统,令捷克都落后于波兰了。作者继续转述欧塔的抱怨,指“哈维尔只听他那些异议分子哥们儿的话,而他们只会提供差劲的建议和是非不分的赞美”。因为哈维尔从不悦纳任何批评,导致公民论坛和哈维尔政府关系紧张。蜜月期结束得太快了。

作者毫无保留地呈现出变天后的捷克,人与事的变化。其实这种情况不是捷克独有,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上任成为总统后,不也是这样吗?民主是具有挑战性的道路,是漫长的自我学习过程,而当年捷克异见者的理想,是否就在今天得到实现?无论哈维尔在战友眼中如何不济,但由于后继人更加不堪,人民仍然怀念一代精神领袖。在当年我所入住的酒店,有一位兼职的年轻接待员汤马斯,他二十三岁,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修读语文。他向我说,直到现在他也只承认哈维尔才是他们合法的人民总统。这可能不是哈维尔所乐于见到的情况。

变天后第一份民办新闻杂志Respect周刊,在剧变二十周年出版的一期以老哈维尔为封面,质问这位精神领袖﹕我们还等什么?二十年来捷克人一直期待的转变仍未来临。当中道尽一代捷克人的心声。

路漫漫而修远兮,回想1989年8月,因一位东德难民的死亡,内梅特(Zsolt Németh)下令开放匈牙利边界,近十万东德难民涌入,奥匈边境及布达佩斯到处都是帐篷,以援助数量庞大的东德难民。加上东德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Guenter Schabowski) 在紧张中误传讯息,打开了柏林围墙检查站,数以万计的东德人立刻逃往西德。于是在11月9日上演了震撼全球的一幕:东西德人在倒下的围墙前互相拥抱。

一页激荡人心的历史,至今仍是东欧年长一代永不能抹掉的回忆,说起来可以如数家珍,当中夹杂着甜酸苦辣,老年人中更有不少兴起怀旧潮。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化,他们对于苏联时代的一切,竟然是愈久远愈想念,甚为反讽。其实这在《回访历史》中已可看出端倪,作者努力细述人们在旧制度一下子瓦解后,如何在惊喜与忧虑的交杂中,重新适应全然不同的环境变迁,怎样重置日常的生活方式。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表示:“如果说东欧的过去非常活跃,那未来则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今天发生在东欧的实验,我们已没有词汇来称呼它,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知道其历史的重要性;但一旦你靠得更近一些时,历史便会分解,粉碎成亿万的日常琐事。”

回到日常,大家面对的都是生活的柴米油盐。20世纪90年代,可谓是最动荡艰苦的岁月。虽说当年剧变算是和平过渡,但大家似乎还未准备好,便要急速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迈进。大规模的私有化使不少国产落入特权阶级手中,制造出垄断国家财富的经济寡头,他们被老百姓指为国家窃贼,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产业转型造就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却又失去惯有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苦不堪言,遂出现怀旧之风。当然,书中的“怀旧”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旧制度解体后,可以依托的“规范”也消失了,人们面对市场的多样化与不确定性感到迷茫。例如作者在一间咖啡店跟朋友雷娜塔碰面,点了一份三明治和沙拉。另一桌有位年长的女士,对菜单研究了一番,明显是因价钱问题,难以选择。看到作者这么快便点下东西,她嘟囔了一句:“就是有人口袋够深,能够填饱肚子。”

这位女士酸溜溜的话,让雷娜塔不禁慨叹:“以前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在那种可悲的水平下,人们不会彼此嫉妒。嫉妒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谁也不比谁多。这里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她不禁流露出对变革前“单纯”生活的留恋。即使变天后大家都认为可以拥有自由,可是,作家们面对资本主义出版业新的规则,却表现得忐忑不安,他们既想拥抱言论自由,又担心受到市场的挑战,失去过去的特权,这都是精英们的矛盾。

对于剧变的狂喜过后,人们对新秩序的谨慎态度,捷克人可算是“佼佼者”。他们对于新生活总是充满恐惧,如何踏出早已习以为常的框架,真是个大问题。作者在捷克一章有这样的描述:“虽然改革计划已经启动,可是申请经营新公司,以及对旧有工厂进行改革的计划却很少,改变农业集体化政策的过程,也受到农民的抗拒,他们大部分的人似乎已经没有意愿重新回到私有化。”

作者引述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在自传中对同胞的批评:“在所有这些现象当中,我看到的是恐惧:恐惧企业生活,恐惧责任,恐惧自我掌控。不错,我们是缺乏海岸线,我们也不知道对岸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们就像池塘里的青蛙,只会互相呱呱叫嚣。”

有人开始发问,新时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总统里根站在柏林围墙上高呼“拆掉这堵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里根拆墙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一上台即振臂一呼,共同全力推动自由市场主宰论,这意味着必须扫除任何阻碍资本流通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法律规范、环保意识,以至于国与国的疆界。如果无法“拆掉这堵墙”,结束冷战,资本便不能全球流动,由西至东,全面渗透。因此,“拆掉这堵墙”后,跟着有“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式展开,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进入黄金时间,冷战时期受阻隔的地区也相继开始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

换言之,“拆掉这堵墙”可能在民主自由以外还有另一含意,那就是资本的自由流通。因此,变天后的东欧,迅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之中。霍夫曼在剧变后再访故地时,发觉有人欢喜有人愁。其中有段作者对后共产波兰的描述,反映了转型中东欧地区的一些现实:“这些人的财富急速缩水,相对的,另一批人的财富则急速增加。”一位被访的波兰工人尤埃克比较新旧时代时这样说:“这些新人跟旧人一样坏。全都是关系,他们根本不在乎谁比较有能力。这是一批新的贵族。很好,没关系。我去一些以前参加过团结工会罢工的大楼找工作,我想做我的工作。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吗?但不是的,他们看着我,好像我是什么怪物似的。”

尤埃克失去了工作保障,他在旧政权中已没有享受到特权,在新政权中又沦为边缘,他这类工人阶级,满腔愤懑,在巨变后的东欧,比比皆是。当然,尤埃克只代表着一个群体,“改变”对于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意义,总有另一群体欣喜于新时代的到来,朝气蓬勃。作者对此都观察入微,她持平客观的笔触,让读者了解到“转变”的复杂性,它不是一副能迅速解决问题的特效药。

同时,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也并非十全十美。作为文学家的霍夫曼对读书风气的转变也特别敏感。她说,市场开放后,无需耗费心力的通俗作品比深刻的严肃读物更能迅速地攫住读者的胃口。看来,市场经济的好与坏都一起进入东欧,尤其对于从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他们对于财富的危险同样没有抵抗力。

特权与贪腐横行可以说是变天后的东欧各国普遍面对的难题,并成为民主的最大障碍。记得我在变天二十周年再次回到东欧地区采访时,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上天没有为二十周年大放阳光,庆祝的当天天气灰沉,游行人士也百般滋味在心头。一位音乐老师尼奥从我身边经过,他举牌控诉捷克民主受到黑帮政府绑架,劳苦大众依然得不到好日子。

“这是个黑帮资本主义 ( mifa capitalism ) !”尼奥这样慨叹。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著者:[美]伊娃•霍夫曼,译者:胡洲贤,理想国·南京大学出版社

走在布拉格街头,人们会惊叹该城市在二十年来有高速的经济发展,五光十色的商场和名店跻身在这个由古典建筑打造成的名城,传统与现代互相辉映。翻看过去的经济数据,强劲的工业和出口令捷克的国民生产总值维持在百分之六的增长,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为止。世界银行早已把捷克列为“发达国家”。

人们或许会奇怪,捷克的经济成果不就是得益于其开放的民主制度吗?为何人们竟然借二十周年的游行来表达不满?原来,在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有一项国际调查却指捷克是欧洲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意大利齐名。贪污,一直困扰着变天后的捷克。不仅捷克人对贪污深恶痛绝,罗马利亚人同样抗议政府的严重贪腐现象,在街头上表达不满,保加利亚一样如是。这令我想到贪腐已成常态的乌克兰,当地专家这样对我说,由于摆脱苏联后未能建立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政治经济精英们只埋首私利。

霍夫曼在罗马利亚一章中,表达一位当地人帕维尔的不安,乃源于他目睹自己曾经极为敬佩的人物,变成了危险的势利小人,成为道德和政治腐化的结合。霍夫曼引述经济学家达扬·达亚努(DaianDaianu)的观察,他认为经济改革其实非常倚赖某种社会传承,但没有人知道罗马尼亚要如何转型,因为这里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以起步的传统,便旋即被卷入全球化之中。

当我在东欧采访二十周年时,不时遇到游行,在游行队伍中,又遇到多组年轻人,他们虽各自表述对政府和国家的不满,但殊途同归,都要求真正开放透明的政府。我对一群举着写有“世界新秩序反对者”示威牌的人印象特别深刻,不过,他们的诉求与其他人一样,就是对真正民主的渴望。他们向我表示:“我们不要这样的全球化,世界秩序必须有更公正的重整。”

西方领袖每年11月在勃兰登堡门聚首一堂,陶醉于重话当年,仿佛东欧只停留在那个历史时刻,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动人故事。可是现在东欧地区的年轻人,已无心于当年的历史,他们最关注的是当前的问题,全球化的得失与冲击等等。

东欧自由化后,当地人民认为他们终于回到欧洲怀抱。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在地理上,更是文化价值上,他们原本就属于欧洲。因此,东欧各国争相加入欧盟,要成为欧洲大家庭一分子,曾是世界大事。欧盟历经五次扩展,尤其第五次扩展把东欧诸国纳入其中,正式标志东欧“苏维埃化”的终结。其实,东欧国家向西倾斜是如此顺理成章之事。华沙公约组织随苏联倒下而解体,为填补东欧安全真空,加入北约和欧盟乃是唯一自保之道。再者,他们在经济上急速转型,实有赖西欧给与资金和技术,以及在开拓市场上的援助。

东欧自此融入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新欧洲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但是,融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欧盟内部所谓“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如何化解彼此间的歧见或障碍,欧盟共同安全及外交政策是否团结一致,乃是欧盟的重大挑战之一。想不到如今东欧多国人民反欧盟、反北约、反全球化的声音,却愈来愈高涨,脱欧声音也此起彼伏,究竟哪里出了错?

当初欧盟原本以贸易整合欧洲,最后却以金融入手,并与美国金融产业不可分割。由于欧盟逐渐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附庸,大国精英垄断和行事作风愈见独裁,致使欧洲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

拥有美法双重国籍的知名社会科学家兼作家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曾多番撰文批评欧盟,指欧盟跟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走,按金融市场的逻辑运作,并大力巩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构调整,不仅把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于东欧各国,作为加入欧盟的入门条件,同时也强迫深受债务危机的南欧接受IMF的救援方案。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中东欧经济陷入困境,还未完全复苏之际,叙利亚难民问题又成为另一个激化点,东西欧之间再起波澜。在东欧国家中,反难民的情绪在匈牙利是最强烈的。其右翼总理在与欧盟巨头谈到难民配额问题时,寸步不让,他的立场大受选民支持。而被视为新纳粹政党的尤比克党(JOBBIK,为了更好的匈牙利),亦成为国会第三大党,而且是反欧盟的领头羊,气势如虹。

与匈牙利人谈起他们的国家,他们会强调民族的独特文化,并感到骄傲,不容外来人改变,因此他们都认为欧盟是变相殖民者。他们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地位应是对等的,不该由强国来主导弱国。匈牙利人向内看、企图筑起自己世界的这一趋势,一样出现于东欧其他国家。从反抗欧盟的压力,维护本土的文化,逐渐出现排外情绪,到极右民粹政治力量崛起,民主倒退,正是新欧洲的新景象。

有趣的是,上述中欧的新变化,其实在霍夫曼这本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著作中,亦已露端倪。在《回访历史》里,除了上述所提到的经济原因令东西欧融合出现问题外,霍夫曼在书中也提到民族性格和民族历史,这些或许也可以提供解释。

不过,在此我想补充一点,霍夫曼早指出东欧思想方面在剧变后的第一个转向,就是走向与过去制度相对立之另一极,也就是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个人解放和中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这些术语在东欧背景里,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霍夫曼说,在一个完全不存在自由市场的地方讨论自由市场,与在一个自由市场已经蓬勃发展的国家讨论,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这里,市场的概念代表着对一种极端不平衡的补偿,因此很难要求东欧人民能看出遵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终影响。当结果不如他们所憧憬时产生的挫败感,又令他们如钟摆一般走向另一极。

“欧洲”这一概念究竟指什么?在此霍夫曼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讨论。当欧洲人讨论“欧洲”的概念时,自然也包括东欧,但东欧诸国与德法等国家所代表的“欧洲”一直是有隔阂的,被纳入苏联阵营的几十年更加剧了这种分裂。东欧地区在历史上本来是语言和民族上的“大杂烩”,比近代西欧所强调的多元文化不遑多让,其后东欧却逐渐变得一元化,例如犹太人、德国人从捷克境内的消失,即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孤立的状态。

东欧国家与欧盟的融合,不仅是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还有历史记忆的融合。可是关于东欧曾经出现民族和宗教多元文化的记忆,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观念上,都在苏联时代受到了严厉的压制,甚至已经被有效地抹掉了。

因此霍夫曼问东欧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在住在西欧的大批穆斯林要如何处理,他们也该被包含在“欧洲”这个概念里吗?如果不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徒,他们仍然是欧洲人吗?受访者对于这些问题都表示很难做出回答,又或从未想过,或许这解释了近年东欧的排外情绪。

霍夫曼笔下这个有着旧世界负担的新世界,从最北的波兰到最南的保加利亚,在将近三十年后,再次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挑战。东欧在新旧故事的交织中,映照出的是一页冷战与后冷战的全球化变迁史。期待霍夫曼再访面对21世纪挑战的东欧,并以文学家之笔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带来不一样的观察,同时也勾勒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命运。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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