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鸡对不对:改革前的一场激烈争论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8-5,星期五 | 阅读: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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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发表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

1980年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发表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文章,报道了兰州市西固区陈坪公社东湾大队妇女高学兰养鸡的事。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了当时舆论的焦点,围绕着农民养鸡对不对的问题,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也亲自撰写文章参加讨论。一个农村妇女养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何在那个年代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场讨论的意义是什么?它给甘肃省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生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变化?

事情的缘起

据当时任西固区委新闻专干刘英麟回忆,1979年夏天,西固区委的干部到孟家山村拔麦子,下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歇晌时分,陪同劳动的陈坪公社书记给区领导汇报工作说:“我们的东湾村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土围子’,女社员高学兰给队里说有病,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却在家里养了百十来只鸡!”“饲料呢?”区领导问。“她男人是市运输公司的司机,开货车跑外地,常弄些包谷糜豆回来!”“这怎么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蹲在家里搞私有化,已经走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去了,居然又让公家的车帮她搞单干,不是‘土围子’是什么?”区领导说着,对区新闻专干刘英麟安排道:这是个典型!你先调查,写出批判稿,要把滑到邪路上的阶级兄弟拉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陈坪公社书记和西固区领导之所以把高学兰养鸡叫做“资本主义土围子”,而不叫“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她不仅偷偷养鸡,而且养了上百只鸡,鸡蛋不仅自己吃还居然到市场上去卖,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性质比“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得多!

接受任务的刘英麟开始了采访调查。在调查中,他遇到了问题。首先,高学兰所在的东湾大队人均可耕地只有2分4厘,人多地少,平时男人们都闲着,妇女根本无事可做。不养鸡干什么?二是当时生活必需品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私人不准经营。兰州市场上根本没有鸡蛋可卖。比如西固区18万城镇居民每年需要鸡蛋150万斤,但能派购到7万农民身上的鸡蛋仅有2万斤,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就是这2万斤征购任务,10多年来只完成了一次:1977年收购部门想了个办法,每户农民完不成鸡蛋交售任务不但要扣口粮(少交一斤鸡蛋扣三斤口粮),还不供应碱面、兰州烟等商品作为惩罚,农民对此早已怨声载道。高学兰把1979年生产的1100斤鲜蛋,按收购价卖给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完成生产队的上交任务,又给家里挣来零花钱,是两全其美的事,到底有什么错?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土围子”了呢?

刘英麟感到很困惑,批评的稿子不好写,可领导交给的任务不写又不行。他把调查情况向区领导汇报时,领导让他听听报社的意见。稿子拿到甘肃日报社,报社的同志也吃不准,在商量过程中他们认为,农民完不成任务是有原因的,除了缺乏养鸡饲料等客观原因外,把养鸡作为“资本主义土围子”批判是导致农民不敢养鸡的根本原因。养鸡和“资本主义土围子”是一回事吗?这个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搞清楚,批评高学兰养鸡,就缺乏批判的武器,还失去了调查这个反面典型的政治意义。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占主导地位,在农村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割私有制的尾巴,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唐口号,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大农民吃尽了苦头。1980年3月,新华社傅上伦、胡国华和冯东书三位资深记者奉命到山西、陕西和甘肃农村调查民生问题,调查结果是,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甘肃庆阳地区为64.86元,平凉地区为47.60元,定西为36.80元。人均年口粮不足300斤的生产大队占总数的比例,庆阳地区为16%,平凉地区为45.6%,定西地区为87%以上。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这表明,无论是丰年、平年、灾年,这里的农民绝大多数不能养活自己。每天能吃到的粮食多时八两,少至四两,不靠救济,怎么能活下去?就是加上救济,也只是能勉强维持生命而已。”

这就是1979年甘肃农民的生存状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还没有得到认真清理。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上层对解放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联系工作和生活实际,基层干部还是心有余悸。能不能从常识出发报道高学兰养鸡的是非对错呢?作者和甘肃日报社农村部的同志决定大胆地试一试。

1980年4月上旬的一天,刘英麟把写好的稿件送到了报社,但不见动静。后来他得知稿件需要送审,因为事关重大,送审稿最后一直到了省委书记宋平同志手里。

宋平支持和倡导下的大讨论

6月5日,《甘肃日报》头版头条登出了“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稿件。同时加了社论、开辟了大讨论栏目,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来稿如云,人们纷纷踊跃参加大讨论,批判者有之,赞成者有之,围绕“高学兰养鸡对不对”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原本是一篇新闻事实的报道,变成了引导思想解放的大规模讨论。省委书记宋平亲自到实地调查,亲自撰写文章参加讨论,更像一石激起千层浪,推动讨论深入展开。

宋平在写文章前,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先到西固做了一次实地调查。

6月中旬的一天,他走进高学兰家,仔细看了她的家和鸡舍,翻看高学兰买的各类养鸡的书,询问她养鸡的过程和遇到的问题。高学兰过去是偷偷摸摸养鸡,害怕上面知道。省委书记来了,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心里更加忐忑不安。宋平对高学兰养鸡给予充分肯定,他对高学兰说:“你不要害怕,养鸡没有错。胆子再大一点,步子迈得要再快一点。”接着,他又问雏鸡怎么喂,蛋鸡怎么养,还问鸡容易得什么病。高学兰一面回答,一面把治各种病的药瓶拿给书记看。在剁青饲料的地方,宋书记问她鸡养到300多只一个人忙不过来怎么办?高学兰不假思索地回答:“买一台切菜机!添几个帮手!”话一出口,她立刻觉得不妥。雇人帮忙养鸡,这在当时是个想都不敢想的禁区呀。谁知宋平当场就称赞她这个想法没错。对她说:“希望你今后继续发展养鸡事业,把全队、全公社带动起来,让社员们都尽快富起来”。回去之后,宋平书记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里,对高学兰的回答是这样分析的:“这说明,她的鸡场已经提出了机械化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是从真正的需要提出来的,这种‘化’法,既能做到经济有效,也符合当前农民的实际条件所能承担的……随着养鸡水平的提高,就可能突破单家独户的界限而自愿联合。”

宋平在西固还深入到社队和部门调查,从饲料、防疫、机械、贷款、孵雏、养鸡经验六方面了解农民养鸡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他认为,西固农村有三大困境:一、当时实行以粮为纲政策,一切为粮食生产让路,严格限制农民养鸡种菜等家庭副业,于是就出现了一边是市场供应短缺,市民没有鸡蛋吃,一边又不准农民养鸡,农民没有收入的矛盾困境。二、根据统购统派制度,规定农户每月交鲜蛋三斤,却无养鸡饲料。一些无条件养鸡户只能到市场高价买来鸡蛋再交给队里完成任务,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平时手里没钱,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只能用鸡蛋换。这就造成了“一见队长来得急,家家户户藏母鸡”的尴尬和无奈。三、当时还实行“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规定,但地少人多,“副业不准搞,种地又无田”。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

宋平分析说,三大困境的要害是城市居民缺蛋、农民没钱、农村剩余劳力无事做。过去由于不敢触及既定政策的“雷区”,束缚了农民手脚,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长期解决不了,成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只有大胆解放思想,敢于突破禁区,主动调整政策,给农民松绑,才能解放生产力,走出自我禁锢的困境。为了说服大家,他给陪同的西固区、社和生产队的干部算了一笔账。他说,西固18万城市居民,年需供应鸡蛋150万斤。派购到本区农民户2万斤,多年完不成。国家每年拿出30万元从外省买蛋供应西固居民,缺口大、断货多;西固有生产队220个,如果每一个队产生5个高学兰鸡场,都像高家一样年产鲜蛋1500斤,还带动一批劳力养鸡,一年生产的鲜蛋就会大大超过150万斤。如果兰州都这样搞起来,保证各大饭店和全市饮食业的鲜蛋供应不是不可能的。推而广之,蔬菜、瓜果、奶品等等,也都采取这个办法解决,将是一个怎样的前景?宋平的一番话和一笔账,把西固干部的思想点亮了,把偷偷养鸡的农家算笑了,把剩余劳力转移的路子指明了!解决三大困境有办法有信心了。

宋平还专门约见了写报道的作者,对他说:“你给我们党做了一件好事!”还指出,几亿农民,一人一张嘴,一天三顿饭,不实事求是地正视不行,不能再打肿脸充胖子了!

1980年7月5日,宋平根据自己调查和思考的问题,撰写了《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探索———从高学兰养鸡谈起》一文,并于7月9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甘肃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如何看待农村专业户这一新生事物,阐明了农村专业户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宋平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高学兰养鸡的情况和成绩后写道:“这样一个专业户,对国家、对集体都做出了贡献,本人收入也有较大的增长。这件事,对于探索我省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给人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是把大家捆绑在土地上去平均分配那点有限的收入好呢,还是把剩余的劳动力包括辅助劳动力都组织起来,放开手脚,大胆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更多的社员尽快地富裕起来好呢?这并不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看来,这种专业户、专业组的形式,不仅适用于养鸡,养羊、果树、采集、编织以及一切技术性比较强的生产门路,都可以推广这种形式。实行这样的专业化生产,能够更好地采用科学技术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商品经济,使社员更快地富裕起来,使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更快地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大讨论的效果

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发表,为大讨论指明了方向,原本众说纷纭的争论统一了认识。大讨论带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开展,各种形式的个体户、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甘肃农村呈现出多年未见的生机勃勃景象。

兰州市西固区有一些国营大厂,历来副食供应困难。这个区领导联系实际,召开了驻区大厂联席会,制定了“服务驻区大厂,依托驻区大厂,联合驻区大厂”的发展战略,实施大范围的城乡结合、工农联合,推动西固区农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驻区大厂10多万职工的副食品供应也有了很大改善。1988年,西固区被列入全国星火技术密集区行列,在科技带动下,这个区的各类专业户及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了全省前列。1990年,甘肃省委在西固召开了“双文明建设”现场会,介绍和推广他们围绕破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取得的经验。接下页

这一积极的变化在1980年10月的《兰州市城郊如何改变农业内部结构搞畜牧业现代化》一文中得到了证实:“在高学兰的带动下,西固区养鸡专业户发展到600多户,养鸡6万多只,比去年增长了20倍。永登县养羊30只以上的农户已经发展到900多户,养羊近3万只。再加上当时在二阴地区推广的肉牛养殖、在红古花庄推行的奶牛养殖、在干旱地区的站羊养殖以及水川地区的生猪养殖,这些规模算起来,兰州市的农业专业户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数量。”

1982年的《兰州市农业情况总结》指出:“全市养鸡专业户已发展到4185户,养鸡54.6万只,创历史最高水平;奶牛年底存栏3700头;永登县玫瑰专业户发展到2230户,共栽植玫瑰40多万丛,带动了玫瑰生产的大发展……”成果是辉煌的,数字是喜人的,专业户们也从中获得了许多收益。据兰州市农林局1982年12月22日的《关于开创农业新局面的意见》中记载:“全市已经形成了以养殖专业户为主,花卉、蔬菜种植等专业户为辅的专业户队伍,充分发挥了我市蔬菜瓜果、肉食生产和百合、玫瑰、烟叶等传统产品的优势,既供应了城市人民需要,又增加了社员收入。”

1981年,中共中央31号文件首次肯定了专业户的形式,并将甘肃的做法向全国作了推广。中央文件中认为农村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主张“珍惜爱护,积极扶持”。

省委书记的支持和鼓励,给高学兰吃了定心丸,也使她成了名人。她后来继续养鸡,成了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上世纪80年代初,高学兰成了全国闻名的“三兰”专业户中的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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