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根本:从曾格到斯诺登

发布: | 发布时间:2018-11-16,星期五 | 阅读:739

撰文:理查德·克鲁格 | 翻译: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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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在史无前例(也无来者)地三度连任美国总统两个月后,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国会发表第九个国情咨文报告。这一篇以“四大自由”而著称的演讲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罗斯福总统最令人难忘的演讲,甚至超过二战肆虐欧洲十六个月后他发表的首度当选总统演讲。尽管罗斯福宣称将竭尽所能使美国远离这一全球性的灾难,但1941年1月的演讲却明确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加入反对极权专制斗争的立场,因为极权专制侵害了美国人政治信念中关于权利和自由的核心价值观。

“未来的岁月,我们将确保,”总统说,“人们生活在奠基于四大自由的世界。首先是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在世界各地。”其余三个他列举的分别是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倡导普世平等和民主长存的思想,无须担惊受怕、自由表达思想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最为迫切的价值诉求——这一点不言自明。这一自由一旦丧失,必定殃及其余。历史一再证明,压制公众不满、镇压异见分子,几乎是每一个独裁者热衷的套路——因为这是独裁最大的隐患。

罗斯福总统发表演讲

二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衰落以及共产主义在全球被遏制,民主思想流传四方,与之相应的人权运动进一步扩大了言论·zi由的内涵。当然,许多地方仍然存在严格的书报审查的恶习——赵国和一些亚洲小国,俄罗斯,非洲许多地方,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以及一些民主尚未敢涉足的国度,如拉美和东欧部分地区。在言论·zi由作为政治口号的国家,它极易受到流氓政客的操纵,而在专制的政权下,厚颜无耻的统治者会豢养一批驯服的媒体——宣传大一统思想,培养看齐意识。因此,世界上一方面存在人权和自由明显改进的迹象,另一方面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人们生活在暴政之下——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这一使命——在承担者看来是受命于天、义不容辞,在怀疑派眼中却是专横武断、别有用心——因为它可能耗费巨资、牺牲生命,以至于旁观者极力要求削减;上佳之策当然是扮演人类自由的模范角色,而不是全副武装的救世主。若是能够通过自豪地展示我们的言论·zi由,便可以鼓舞其他社群挣脱专制的枷锁,那该有多好!美国确实是历史上首个将言论和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并为之树立丰碑的国家。

在政治犬儒主义盛行、维护社会正义显得刺耳的当下,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人为何要多管闲事?答案只有一点:即罗斯福四大自由的首要一条不容侵犯。言论和书写的自由难道不是亘古长存,经得起任何挑战?难道世上还有比言论·zi由更紧迫、更重要的事情?美国人目前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贫富分化的鸿沟,社会群体也裂变为激情似火与麻木不仁两大类别。我们珍贵的民主政体本身也可能被撕裂,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公共话语却满怀怨愤,不仅没有试图修复这一鸿沟,相反却将政府与民众对立,使之功能失调,变得无关紧要。但处于当今情势下,外有极端组织,内有暴力冲突,人们的恐惧与焦虑与日俱增,幻想我们的自由不加以精心呵护便能自带免疫功能,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假如我们留意的话,会注意到一些迹象,那就是美国的新闻自由,或平常所说的媒体自由,近来有被污名化的趋势,而记者,或媒体从业者,其群体价值更是被严重低估。不妨先看下总部位于法国、并为联合国提供咨询的非营利性独立组织——“无国界记者“——于2014年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其目的是追踪世界范围内新闻自由遭受侵害的事例,以期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并致力于与有关政府合作,共同抵制限制言论·zi由的新闻shen查和立法。这一指数基于该组织向全球18家媒体分支机构和150名通讯记者发放的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媒体的法律框架及执行力度,对新闻越界的处罚措施,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以及阻止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的卑劣行径。哀叹“近年来美国的新闻自由度大幅滑坡”,该组织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将美国列为第46名,位居芬兰(第1位)、丹麦(第7位)、德国(第14位)、加拿大(第18位)、乌拉圭(第26)、英国(第33位)、法国(第39位)以及南非(第42位)之后。比美国位次更低的是那些近年来才出现民主化导向或者根本无意为之的国家:阿根廷(第55位)、日本(第59位)、肯尼亚(第85位)、印度尼西亚(第132位)、印度(第140位)、俄罗斯(第148位)、墨西哥(第152位)、埃及(第159位)、古巴(第170位)、伊朗(第173位)、赵国(第175位)。在西方民主国家,作为新闻自由的堡垒,美国得分偏低最主要的原因是“司法部对揭秘者的过度迫害”、政府安全信息外泄、以及为公共利益披露调查结果却令政府官员倍感尴尬的独立记者压力日增。“以过度夸大甚至滥用的国家安全需要为借口而牺牲信息交流的自由,标着着令人不安的民主实践的退步。”该组织评述道。

自1970年代延续至今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要求公众就各个职业的诚实度及道德标准进行排名。2012-2014年度,护士职业高居榜首,有80%的受访者给出“好”和“相当好”的评价。排名其次的是工程师,好评率70%;然后是内科医生、牙医和药剂师,好评率在63%到65%之间;各个层次的教师,平均57%;45%左右的则包括教士、法官、殡葬师和会计等职业。比他们更低的是汽车修理工(29%)和建筑承包商(26%)。然后才是记者,好评率仅有24%——与1976年的33%相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唯一能令他们稍感欣慰的是,毕竟这一排名比传统意义上的“垫底者”们,如银行家(23%),律师(21%),商界领袖(17%),保险推销员(15%)、汽车推销员(8%)以及政界说客(5%),要略高一些。

上述数据很可能被捍卫新闻自由的斗士所忽略——因为它不够精准,缺乏稳定性,或由于政治偏见而受曲解——但这样的疏忽相当危险,因为这些数字表明了美国人对现状的不满——新闻自由,在托马斯·杰弗逊于1787年写给弗吉尼亚友人的信中,被赞誉为最根本的自由:“政府的存在是为表达人民的意志,这是确定不移的首要目标;要是由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同时我也会让每个人都有报纸可读,并且有能力阅读。”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杰弗逊深知专制政权会习惯性地掩饰其过恶——除了媒体,人民对此一无所知,又如何知晓是否应该维护这一政权,还是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暴力将其推翻?杰弗逊相信,只有保持选民的信息渠道通畅——哪怕有时信息会被一厢情愿地或别有用心地歪曲——才能造就美国民主的繁荣而不致沦为暴民统治的牺牲品。四年以后,他的信念广受认同,有关“权利宣言”的第一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当然,切不可将这一人类编年史上带有启蒙性质的政治创新,误读成是出于美国人对媒体的普遍好感。事实上,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报刊媒体的评论无论何等刚毅果敢,从未能逃过权贵的抨击——他们怀疑,媒体通过不断揭露与抗议,足以对现行体制和主流价值观构成威胁。其中的部分原因,显然是由于媒体自身参与党争,造谣构陷,以致自贬身价;杰弗逊本人,在他政治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深受其害,因此在前引的言论·zi由颂发表二十年后——即在他总统任期的第六个年头,又对另一位友人大吐苦水:“报上所登载的全不可信。刊登即是受污染,连真相也会变得可疑。”

反过来说,美国媒体似乎也不必为此而自责。美国早期新闻记者揭发各种社会不公和丑陋现象——银行的恶意欺诈,奴隶制惨无人道,政府的结党营私、收受贿赂,教会人士招摇撞骗,帝国主义的垄断,劳工遭受剥削,公司高管瞒天过海等等,不一而足——促使民粹派在印刷术普及、人人可得报纸而读之的前提下倡言社会改革。但作为坏消息的病原携带者,记者职业往往会引发恨乌及屋的情感反弹,这也是记者的职业病(以及工资微薄、酗酒成瘾)。因此,长期以来,公众对媒体人(有时是女性)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表现最好的时候,他们被视为公德和私利忠实的看门人——消息灵通,无私无畏,不仅彰显我们的伟业,也洞烛人性的幽冥。而在表现不佳的时候,他们则饱受攻击,被视为口若悬河、恶意毁谤、谣言惑众的伪艺术家,是自封的权贵的乏走狗。

假如盖洛普调查结果真实可信的话,对待媒体人这一种传统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在最近几十年间,不知何故更升级为一种对媒体穷追猛打的态势。与其说是由于媒体从业人员畏首畏尾、缺乏韧性、文笔枯涩,不如说更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全面发展影响了社会集体意识。我们已身处云技术时代,原始信息的自动编排、数据处理和传输技术使之在数秒钟内便会像“病毒一般”传播出去,此时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其意义何在,既未经证实,也无人关注。日见膨胀的新闻素材是五个多世纪以来生物进化的副产品,同时也让我们深受其害——每一台个人电脑、手提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界面上自由漂浮的信息,使得人脑不堪负载。要将真正的新闻从众声喧哗中、从巧妙穿插的广告中甄别出来,显然并非易事,后者宣称如此方能体现新闻的价值,但事实上却不可避免地将原本作为情报人员的记者降格为与之合谋的摊贩。

尽管我们对“无国界记者”调查的结论感到非常沮丧——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新闻自由在大踏步后退,但我们依然保有一线希望。正如上文所见,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美国新闻自由及新闻业由于科技革命的兴起而遭受重创,尤其是传统的纸媒行业。很少有社区订阅超过一份报纸。勉强幸存的纸媒,则不得不忍看其发行量、广告数量及员工人数急剧萎缩,自然也极大影响了新闻的覆盖面和质量,读者则苦不堪言。当然,也会有人争辩说,这一损失可以由电子媒体的介入与快速繁殖而得以弥补。如果用“新闻媒体”来指代今日对公众进行信息轰炸的工具,那无疑是指代谬误。纯净派攻击电视与网络的新闻报道质量参差不齐、极其无聊、甚至近乎脑残,但在纸媒的全盛时期情形仍是如此。

无可否认,电子媒体也有其缺点。总体而言,地方台电视节目对本地新闻的报道乏善可陈,为迎合观众的喜好,内容往往局限于凶杀案报道和天气预报——对着一堆谁也不懂的云图说上半天;而对于市政府的施政方针及其他事项,一向很少有人加以关注和探究。网络电视新闻则充斥各类广告,尽管它也试图报道一些重大事件,但播出的节目大多是浮光掠影,缺乏深度,仅仅是为追求视觉效果。早间节目更接近于头条新闻、坊谈巷议、脱口秀以及娱乐八卦的大杂烩。而晚间“半小时”节目(有整整十八分钟没有插播任何广告)则类似于先锋新闻主持人约翰·卡梅伦·斯韦兹所说的“头条剪辑”——从当天的重大新闻中选取一、两分钟的素材(最长不超过三分钟)进行加工。每周日的早间“新闻聚焦”会有一些爆料,但许多时候不过是为那些渴望出镜的政客提供秀场,并不能获取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公共广播公司的“夜新闻时段”相比于其他新闻类节目挖掘更深,视野更为开阔,但是由于经费预算有限,访谈类节目尽是面部特写,令人昏昏欲睡。周五晚的老牌新闻节目“华盛顿周”简讯,内容上乘,可惜时间太短;扼要的分析被一带而过,更多的时间却浪费在剪报上。该公司长达数小时的纪录片《前线》,尽管选材有点刁钻古怪,但论及信息量的广度与深度却是无人能比。

有线电视本应是新闻自由内涵的有益的延伸,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又不能不做出抉择:或者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那样不持任何党派立场,不偏不倚,哪怕观点相左的新闻报道也同等对待;或者像福克斯新闻(Fox News)以及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那样,效忠于某个政治派别,为宣传自家的主张不遗余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是全天候出勤,堪称工作认真、恪尽职守,但新闻的锐度不够,因此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滚动播出应为专题报道所取代。有线电视行业有两位另类人物,其中之一是CNN的法里德·扎卡赖亚,他的新闻分析鞭辟入里、咄咄逼人;还有一位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蕾切尔·玛多,她对针对大公司的深度调查不时加以点评,冷嘲热讽。私家电台广播里的谈话节目,照理也应该归于全民言论·zi由的范畴,很可惜它们却算不上是新闻。它们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启人心智,不如说是封闭心灵。公共广播则与此相反:别人忽略的素材它却深挖猛打、穷追不舍,并因此而备受赞誉。

法里德·扎卡赖亚

当今新闻报道和言论·zi由传播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互联网上。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往往是松散的报道、未经剪裁,甚至其源头也未加证实,但其中也有一些——特别是通过所谓网络大V的博客发布的内容——即使与传统媒体精心裁剪的新闻调查相比也毫不逊色,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其不足。富于想象力的人才开始创建诸如Slate、Politico、Salon、BuzzFeed,甚至Drudge Report之类的网络杂志,收获了大量的点击率,尽管其创办人的门户之见与党派主张一望可知。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的言论·zi由(这一历史悠久的称谓)仍然极具生命力,尽管时常受到强权的威压——以人民利益的名义,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其实质不过是为工商业大亨的利益。以“记者无国界”为代表的批评者出于善意,就某些特定的事例归纳出美国言论·zi由衰退的结论,然而却漫不经心的忽略了当下信息(其中包括批评美国的言论)自由流动的滚滚潮流——而事实上,当下媒体制作的新闻,几乎不受任何利益团体的左右(虽然偶尔会被嘲弄)。美国仍是当今世上言论·zi由最具活力的地方。

当然,在关涉自由的问题上,盲目自大显然不合时宜。时至今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追踪报道政府行为并阻止其恶意冲动的职责受到当局的破坏和阻挠,美国也不例外——正如某些官员宣称的,为了子虚乌有的恐怖主义和颠覆政府的暴乱,他们有权对任何公民进行监听和跟踪——这是他们天然的权力。至此,民主政权和军事独裁的国家一样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偷偷编织出监控国民的罗网,公民的隐私和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由此可见,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来,在这个日益纷争、矛盾日益激化的星球上,一个有良知的自由媒体(而不是作为党派的喉舌或娱乐工具)的存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至少,通过无畏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最基本的言论·zi由权,要求美国政府为它的行为负责,其价值和意义绝不下于当初这一基本权利的创制和确立——那是在1730年代中期,距美国立国尚有四十年时间。地点在纽约市。承担这一职责的工匠名叫约翰·彼得·曾格,尽管他和他所印刷的文字在当时对大英帝国毫发无损——但直到今天仍为人们纪念。他们值得被纪念。《难以磨灭的墨迹》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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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美国新闻自由所达到的程度,正如人造卫星探测到太阳系边际的程度,对曾格及其同时代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在标志性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判决半个世纪以后,蓬勃发展的新媒体进一步扩张了新闻自由的领域——深入到充满不确定因素的赛博空间——在那里,新技术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古登堡时代。

当然,如果深入观察的话,人们会发现捍卫新闻自由依然面临新的挑战——就某种程度而言,它今日遭遇的威胁跟英国星室法院时代并无二致:即为国家长治久安,政府完全有权压制一切异议与不满。在当下的美国,人们说起“国家安全”,也视之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新闻审查的理由,似乎只要宣称为人民谋利益,宪法第一修正案便可以束之高阁。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新闻的自由传播此前无论受到何等干预,也很少与颠覆罪相连(通过损害政府形象破坏现行秩序从而引发叛乱)。但在全球化反恐和核军备竞赛的背景下,媒体在信息披露方面一旦稍有出格,极易招致所谓“零容忍”的惩处。

为确保公共健康、安全与便捷,新闻媒体的一项基本职责就是旨在为读者、听众和观众提供信息汇总和梳理的服务。当然,为媒体提供资讯的渠道本身可能是出于一己之利,或谋财图名,因此,长期以来法律和社会习俗一直要求媒体在向公众发布此类消息之前务必要经过审核、加工和筛选。但是新闻调查记者应该不在此列——他们所揭发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反社会的种种行径本来就“怕见光”——新闻记者由此也成为高危人群。有时候,起诉的证据近在眼前,记者毫不费力就能得到。但更多时候,至关重要的新闻线索往往来自于内部——即线人,或告密者——由于害怕报复,他们一般要求不暴露其身份。诚然,今天发布此类信息不致于遭到当初沙利文“恶意诽谤罪”之类的起诉,然而事实上,司法人员在当事人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提下,却不得不要求——有时甚至需要恳求法庭授权——披露记者的信息渠道来源。可是,假如日后公众知晓新闻记者并不能保守线人的秘密,他们的调查必将大大受限,而新闻自由的空间也必定会被大幅压缩。因此,泄露线人身份应被视为非法行为。

在1972年“布兰兹伯格诉海斯”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拒绝给予记者以特别知情权——像医生之于病人,牧师之于信徒,以及律师之于委托人,因此在庭审中他们不得以此为借口掩藏其信息渠道来源。本案认定新闻记者像普通公民一样无权向检察官隐瞒任何信息,由此其新闻调查能力必定大受影响,因为之前新闻媒体为获取内幕消息而做出的保护线人隐私的承诺,被迫让位于所谓的司法公正——而后者据说是比新闻自由更古老也更重要的一种权益。但波特·斯图尔特大法官对此却提出异议,因为下级法院一再吁请,在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之间进行平衡测试:即确保检察官要求记者吐露隐私,其目的并非钓鱼执法;而且公众强烈要求公开信息渠道;以及此信息与受控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并且舍此别无他策。一开始,布兰兹伯格判决貌似是对新闻记者的沉重打击。因为不肯出庭作证,有些记者被威胁——甚至锒铛入狱,但与此同时,检察官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或许因为公众对新闻记者遭受胁迫深表同情——通常记者被关押的时间很短。在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案例中,《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因为在事关“国家安全”的事件中拒绝披露线人姓名被关押85天。

这一判例,也为各州及国会通过对新闻记者的“保护性”法律条款提供了依据——只要他们愿意。事实上,怀俄明州除外,美国其他各州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及各州宪法的框架下,制定相关措施保护新闻记者调查的隐私权;在一些地方,斯图尔特平衡测试则广为采用。不仅于此,在某些州,如加利福利亚和阿拉巴马,新闻媒体甚至享有豁免权——因为他们是“专业的”记者。当然,如何认定某人是“真正的”、合格的专业记者也引发了司法争议: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的一次庭审,甚至将这一权利延伸至博客写手和网络管理员等互联网从业人员,其理由是“新闻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并不局限于报纸和杂志。”随着纸媒的衰退,公众日益转向电子媒介获取信息,网络的信息提供者也致力于运用第一修正案来进行自我保护。这一种新型的信息提供者往往被指为缺乏责任感,有时甚至被称为自大的媒体,因为它们不像传统媒介一样要经过新闻审核的程序。毫无疑问,假如真的存在自由表达,在民主宪政体制下怎么可能设立一种人为的准入制度——规定谁才有权手执麦克风对着互联网做演讲?

但是要将这一举措上升到法律层面却难上加难:因为迄今没有一条联邦法令明确这一特权。国会三番五次的对此加以审议,结果却因为担心有鼓励国安系统内部泄密之嫌转而放弃。可以说,自沙利文案判决以来,没有哪个案例的重要性比得上这一争端——它反映出官民之间日益紧张的态势:政府坚信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必要情况下有权采取任何措施,而公众则坚持他们必须享有知情权,否则如何判定一个背离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极权政府到底是保护公民还是恶意加害于民?这也是彼得·曾格案的要害所在。

在过去一个世纪美国经历的热战和冷战进程中,国家安全政策的底线何在始终是引发公众争议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场影响深远的冷战延长期,人们(哪怕被指为绥靖主义者甚至叛国者)不禁要问:所谓随时可能遭遇的国家安全威胁到底实有其事还是夸大其词?政府的应对措施到底是有理有据,还是出于沙文主义的傲慢任性和全球军事冒险?毕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退休的五星上将)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谆谆告诫国民:由“军火商与工业巨头联手构成的巨无霸”才是自由最大的敌人。遗憾的是,在艾森豪威尔讲话之后,这一同盟又吸纳了野心勃勃、阵容强大、门户森严的情报组织,并进一步扩张为三巨头联盟,权势煊赫,连走马轮替的总统班底也徒唤奈何。

自1971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以来,媒体就美国在韩战后的亚洲战场事关国家安全的行动做过三次深入报道。这些报道是基于政府内部告密者所提供的情报——根据1917年美国反间谍法案——他们将以战时通敌罪被起诉,与此同时,媒体却安然无恙。与之相反的是,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从国防部获取的43卷卷宗,由于事关越战,被贴上“绝密”标签,却揭示出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很是令人狐疑,揭示出美国政府恃强凌弱的本质,也揭示出政府官员如何瞒天过海,欺骗国会和民众,由此可见,这场战争付出的惨重伤亡和经济损失可谓得不偿失。政府要求司法部门下令禁止出版上述文件,宣称这将威胁到仍在前线奋战的将士,破坏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斡旋,并且会影响到美军战俘的康复。但最高法院却以6:3的优势裁决“政府无法证明这一信息披露会给美国或美国人民立刻带来直接的、明确的、不可挽回的损失”。雨果·布莱克大法官并且认为,“国家安全”一词词义“过于宽泛、笼统和含混”,“而唯有一个自由且不受拘束的媒体才能将政府的欺诈行为公之于众……为了军方利益或所谓外交秘密而牺牲公众的知情权,这不是真正的公共安全。”由于搜集证据程序非法,也由于诉讼程序错误,针对“五角大楼文件”案告密者、兰德集团军事分析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指控最后无疾而终。

无论谁主政白宫,对情报机构也无可奈何,这一现象激发了以报道美国自由民权为己任的知名记者的愤慨,如《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刘易斯,他在《禁止立法》(1991)一书中写道:“在当今时代,总统以出于国家安全考量为理由,掩盖了政府越来越多的秘密勾当。情报机构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公众对其去向却一无所知。”

十年以后的9/11事件,是自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在美国本土发生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威胁最为严重的事件,美国由此被拖入所谓全球化反恐的泥潭之中。一个易受摆布的总统,加上神经过敏的国会,使得军情机构借机四处伸手,声称要查找并消灭幽灵一般穷凶极恶的敌人。“爱国者法案”的出台以及“国家安全局”的创设,不可避免地与新闻自由的理念发生冲突:媒体在政府的压力之下对美国反恐方略进行调查报道时往往失之于盲从轻信。尽管如此,在最近披露的两个重大事件中,媒体成功地引发了公众对政府过度干预行为的关注:无论其用心何等良苦,其行为却愚不可及,因为这必然将美国导向极权专制。

其实早在2010年,即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的第八个年头,23岁的美国军事情报官布拉德利·曼宁便从国务院和国防部数据库中窃取了750,000份敏感文件,并将之传送给非盈利性的、自封为“信息门户”的维基解密。维基解密在瑞典注册——该国法律对告密者极为友好——由自称为“互联网激进分子”的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主导,旨在针对战争中的暴行以及政府对媒体和公民的各种打压行为。

曼宁

通过曼宁和维基解密提供的材料,媒体形象地向公众表明,美国在交战区发动的军事行动大量伤及无辜——披露出来的战略决策及实施步骤显示:向处于180个国家的271座使领馆发出的25万份绝密电报都事关越战;年龄从14到89周岁不等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经过若干年审讯,仍被关押在关塔亚摩监狱,尽管毫无证据表明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大量的证词将反恐战争丑陋的一面暴露在公众眼前,并在举国范围内引发了美国人对大规模使用武力——以及美国人最深恶痛绝的肉刑——的恐惧和担心:以此来抚慰西半球自相残杀的穆斯林部族更非明智之举——此举不仅无助于增强美国国家安全,相反却会激发并繁衍出更多对手和敌人。美国政府对此颇感困惑,比如在2011年4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曾这样评述:“很不幸,《纽约时报》和其它媒体决定刊载从维基解密非法获取的有关关塔亚摩监狱的文件……但此类文件未必能代表被关押者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真正“不幸的”或许是政府的观点,好在政府也并未采取行动压制新闻报道。倒是曼宁本人,以间谍罪受控,被降为列兵,并被判处35年监禁。

比曼宁和维基解密更严重的、也是跟美国人的切身利益更接近的并且更能引发高度关注的,是《华盛顿邮报》和英国《卫报》在2013年6月披露的消息。从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文件存储空间提取的170万份材料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16家情报机构负责对全球范围实施监控。这一次的告密者斯诺登,是一位30岁的电脑黑客,曾先后受雇于中情局、国家安全局下属机构以及两家为间谍机构布置安全监控的私人公司。

斯诺登窃取的来路不明的文件披露出若干骇人听闻的信息,比如国家安全局根据“爱国者法案”,曾获得法院的秘密授权,对手机营运商巨头威瑞森的电话通讯记录进行监控:数百万美国人每天打出多少电话,每次通话时长多少,一切尽在掌握。更令人发指的是,国家安全局经过法庭授权,对普通公民登陆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的记录进行监控,并从海底电缆传输的讯号中收集在上述引擎拥有账户的全球数千万民众的个人信息。此外,国家安全局还截获了上百万份电子邮件地址、通讯录及其内容。同时,它还对远在德国、法国和巴西的无数居民进行监视,对包括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内的35国领导人进行电话监听,并对入侵政府网站的电脑黑客进行定位跟踪。斯诺登还进一步披露,自2013年以来,美国政府投入62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支持情报活动,国家安全局在一份任务报告书中曾夸下海口:到2016年“它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任何人的情报”。之所以将如此耸人听闻的信息公诸于众,斯诺登认为此举公然违背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反对非法和程序不当的公民搜查),也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公然践踏;他本人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为防范对人权的暴力侵害和犯罪,每个公民有公民不服从的权利。另外,斯诺登还补充说,他此前曾通过电子邮件向同事和主管投诉:他最终揭示出的监控内幕属于非法行为,但抗议无效,谁也没拿它当回事。所谓内部泄密问题,斯诺登说,是因为“你不得不向对此负责的人举报该违法行为”。对此国家安全局驳斥说,通过个别对质和讯问,没有任何记录或证据支持斯诺登这一说法。结果到目前为止,以间谍罪被起诉的斯诺登仍流亡国外。

斯诺登

国家安全局对数百万公民隐私权的大肆侵犯——照斯诺登的说法,其中90%对国家安全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伤害——令公众十分震惊:在“爱国者法案”即将于2015年春失效之际,国会势必应该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国家安全部门随意采集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如此一来,电话公司便有权保守客户的通话记录,除非情报部门能获得法庭的特别侦查许可。但除此之外,斯诺登文件中所涉及的其他秘密监控手段无一收到限制。在参议院就“爱国者法案”是否需要延期进行表决的最后一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倘若立法者执意废除这一法案,必将招致恐怖主义者对美国的全面攻击。“一旦离开情报部门的监控,我们将身处幽暗之中,眼前一片漆黑,”总统说,“假如我们可以通过逮捕一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家伙来阻止一场恐怖袭击,结果却因为参议院的不作为而无能为力,我们岂不是要问心有愧。”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述评文章中,总统还补充说,“然而国内一些自由派却将行政部门的预警视为制造恐慌气氛的谣言,其目的是阻挠对政府监控权力进行审查。”

斯诺登事件将美国人置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固然可以接受政府的一套说辞:(1)恐怖组织史无前例的频繁活动极大地威胁到世界和平与稳定;(2)为维护国家安全,美国政府被迫肩负起全球反恐的重任;(3)为确保反恐战争的胜利,政府必须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手段;(4)这一大规模的监控计划必须秘密实行——至于这一场全球性情报战的手段、范围以及花销多少,对不起,无可奉告——(5)但请相信我们,我们政府,一向不会侵害你们,你们人民的自由——除非你们干了不该干的勾当。

当然美国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凭什么在所谓国家安全问题上要毫无保留地相信政府——它的官员可以不经审讯将平民关押多年,它在越战问题上一再撒谎,不惜歪曲真相,它(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下)让举国陷入难以控制的、无休无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它还寡廉鲜耻地对公民隐私实施大规模监控。

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美国人不妨停下脚步仔细想一想: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两极分化的世界——一类是民主政体,其统治以民意向背为原则;另一类是极权专制,其统治以暴力恐怖为原则。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在未经胁迫和欺诈的前提下,必须经过全民一体表决,统治者才能取得合法统治权。但现状却是,假如泄密者四处被追杀,忠实的媒体如何能警醒不明真相的公众,告诫他们有一种来自于政府的威胁,跟全球恐怖组织一样,是他们秉持的价值观的天敌——在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里,这一政府居然赋予它的情报官员以特权,可以凌驾于人权之上?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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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自由的根本:从曾格到斯诺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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