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真国学与假国学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1-24,星期四 | 阅读:677

文 | 谌旭彬

前头刚传出,歌手孙楠举家自北京移居徐州,租住在每月700元的房子里,只为了让孩子在当地的“华夏学宫”接受“国学教育”;后脚又有人翻出,孙楠早就做起了国学生意,正致力于打造各种各样的“国学IP”。

正所谓,别人笑我被洗脑,我已悄悄赚到饱。

图:国学商人,是歌手孙楠的另一个身份

“国学生意”这种事情,没什么可说的。

这里说一下什么是真国学——我个人并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但它既已广为流传不可能被消除,则不如严肃地来区分一下真伪。

“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清末民初。当时的学者,对何谓国学,已有过很充分的讨论。

其中,以邓实和黄节说得最明白。在他们看来,传统国学的对立面,不是洋学,也不是近代文明,而是“君学”和“官学”。

比如,先秦的孔孟,“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可以算作国学。秦汉之后,伪儒纷起,致力于为皇权提供合法性,“只知有君”,已非国学,只能算作“官学”。两千多年帝制王朝,庙堂之上,一直是为强权粉饰辩护的“官学”当道;国学的一线命脉,只能在江湖之远存身。

这种区分,并不是民国时期才有。

早在西汉,儒学就已经有了真伪之争。在扬雄看来,孔孟才是真儒,其后多是伪儒。当时虽然没有“国学”这种名称,但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显然,他的学说更接近“民学”、“国学”,而非“君学”、“官学”。

可惜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伪儒当道,国学(主要是儒学)遂被刻意塑造成了近代文明的对立面。

比如,1870年代,郭嵩焘出使欧洲,赞誉“英国行政,务求便民”,不但优于大清,即便是儒家传说中的三代之治,也无法与之相比。结果被国人群指为汉奸。名儒王闿运责备郭撒谎,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西洋人属于“夷狄”, “夷狄”不能算人,只是“通人气”后懂得了诈伪的“物”,不可能创造比大清更优秀的行政体系。

与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刘锡鸿,一面大骂郭是汉奸,要与之划清界限;一面又在笔记中承认英国确实没有残暴不仁之政。为弥合这种矛盾,刘给出了一种诡异的解释:欧洲的近代文明之所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乃是他们曾来过中国,“得闻圣教所致”,而且他们学到的只是“圣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强,完全不必向他们学习,只要恢复“祖宗旧法”即可。

图:郭嵩焘

当然,近代史上也有致力于贯通近代文明与传统国学的真儒。

比如,谭嗣同在《仁学》里说:孔子的儒学,传至孟子时还在“畅宣民主之理”,可惜之后就失传了。后世儒者自荀子开始,冒儒学之名败坏儒学,以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大盗与乡愿以儒学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国两千年的漫长专制。

梁启超也持类似的观点。梁说:议院虽是泊来之物,但儒学的“五经诸子传记”之中,也多有相似主张,可惜君主专制统治太长,无人敢于阐发这些思想。梁还说,孔教以平等为宗旨,孟子全书皆言民权,可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

孔孟的“民本”,自然并不等同于近代的“民权”,二者毕竟相差了数千年。不过,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无疑是共通的。

这种共通,不独谭、梁二人有所体察,更早一些的儒者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严复等,也都深有体会。再往前追溯,明末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等,从未听闻近代“民权”之说,却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贼”、用“众治”取代“独治”的主张。黄宗羲甚至尖锐指出:专制政体的本质,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会,应该是“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状态。这种对公权力的批判、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与清末谭、梁等人的思想,与近代“民权”理念,显然也是相通的。

显然,王闿运、刘锡鸿所宣扬的,乃是一种“官学”、“君学”;黄宗羲、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与梁启超,所接触到的才是真国学。

厘清了国学的对立面其实是官学,也就不难发现:当代“国学生意”最热衷讲授的《弟子规》、《女诫》之类,并非“传统国学”,而是典型的“传统官学”。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作者是清初秀才李毓秀(1647~1729),经贾存仁(1724~1784)修订后,改名《弟子规》。迟至清朝后期,才开始广泛流传,成为私塾中常用的儿童教材。

该书宣扬的理念非常陈腐。比如,书中说,“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所有行为都须向父母请示取得同意,还说“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劝谏父母时即便被暴力捶打,也不可以心有怨言。显然,这是要摧毁孩子的自主意识,不承认子女可以拥有独立的理念与兴趣,不承认子女与父母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这些陈腐理念,实为皇权在家庭关系中的一种折射。雍正时代,有臣属在奏折里写有“君恩深重,涓埃难报”八个字,皇帝以朱批训斥: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可以觉得不必“涓埃难报”?这种训斥所显示的君臣关系,与《弟子规》所致力构建的父子关系,是完全共通的。

图:当代国学生意常拿孔子为《弟子规》背书,但根据《论语》所体现的师生关系,孔子必然反对《弟子规》。

至于当代女德班的核心教材《女诫》,它的诞生,恰恰源自东汉皇权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严厉打压。班昭在书中自述,自己饱受这种打压,出嫁后在婆家“战战兢兢,常惧绌辱”生活了四十余年,熬到姑、舅、丈夫全都死了,“乃知免耳”,生活才算稍稍放松了下来。班昭无法改变皇权对女性的压迫,她只能把自己在婆家躲避夫权侵害的各种经验,写成一本血泪斑斑的《女诫》,留给自己的女儿,作为一种无奈的“生存指南”。

所以,凡传授《弟子规》、《女诫》这类东西的当代“国学班”,都是骗子,都是在反国学。

(完)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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