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2-14,星期四 | 阅读:525

撰文:苏精

有着千年历史的雕版木刻印刷如何在晚清被古腾堡在四百年前发明的西式活字印刷术所取代?传统的中文印刷如何建立起现代出版的一套技术和体制?苏精查阅了大量传教士书信手稿、年度报告等第一手材料,拨开了诸多历史疑云,为我们细致描绘了1807年以来那60多年间,马礼逊等传教士是如何一步步在重重困难中,建立了如墨海书馆等印刷机构。扎实的档案文献梳理功力,加之对历史人物的生动呈现,足以让这本书成为出版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以下文字选自该书第八章:美国长老会中文印刷出版的开端。

上海的美华书馆为美国长老教会的外国传教部(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所办,从1860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年的半个多世纪中,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西式印刷出版机构,不仅致力于基督教书刊的印刷出版,也在汉学、西学以至日文的印刷出版与传播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同时美华书馆生产的各种活字供应中国内外的需要,是导致西式中文活字取代传统木刻印刷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华书馆和近代中国印刷出版与思想学术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美华书馆的成就并不是一蹴而及的,从1830年代长老会准备进行中国传教,一开始就决定以印刷出版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波折、迁徙与努力,历经发韧萌芽、暂居澳门、迁移宁波三个过渡时期,最后才在上海建馆后达到巅峰,必须先探讨先前萌芽和成长的历程,才可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华书馆的茁壮与发展。本文先讨论长老会中文印刷出版的开端(1836—1844),以下各篇再接续探讨澳门华英校书房(1844—1845)、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5—1860),以及上海美华书馆(1860—1869)等时期,直到1869年主持美华书馆的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辞职离去为止。自他离职以后到书馆关门结束(1932)的六十余年间,美华书馆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也持续提升,但从印刷技术的观点而言,并没有再出现重大的创新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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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出版一向是基督教用以协助传教的重要手段。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印刷出版推波助澜的传播力量;此后的数百年间,印刷出版也一直是传播基督教的利器。十九世纪初年基督教传到中国后也是如此,刚开始时还因为中国政府禁止传教,传教士不能公开口传福音,所以格外倚重文字书刊,印刷出版甚至成为首要不可或缺的传教活动。

在长老会开始中文印刷出版前,先到中国的伦敦传教会和美部会在这方面的工作都已进行多年,而且这两会都是传教士抵达中国后,体认到有此需要而发动中文印刷出版,再进一步获得所属传教会的支持。他们在技术上最初都使用中国传统的木刻方法,后来才兼用西式印刷术。长老会的情形则有不同,他们在1836年宣布要开创中国传教事业时,中文印刷出版就是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从开头就是要使用铸造的金属活字,而非中国传统的木刻。

要制订这样与众不同的计划和方法,其人必有独到的见识,在长老会中主导策划与负责推动中文印刷出版工作的人物是娄睿(Walter Lowrie, 1784—1868)。

娄睿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八岁(1792)随亲移民美国,定居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郡(Butler County, Pennsylvania),十八岁领洗成为基督徒,一度有志成为牧师而攻读神学与拉丁文、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娄睿自二十七岁(1811)起从政,先后担任宾州议会众议员(1811—1812)、参议员(1813—1819)、联邦参议员(1819—1825),及联邦参议院秘书(1825—1836)。

娄睿和中国的因缘起于自学中文。1824年他在联邦参议员任内时遇到过一些在华盛顿特区的华人,便决定自行从书上学习中文,期望有朝一日能向华人或到中国传播基督教福音,他为此每天早晨提前两小时起床研究,数年后达到可以翻译浅易中文的程度。

1836年是娄睿一生事业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在这年主动放弃了优渥的国会生涯,投入向印第安人与海外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使命,应聘担任长老教会匹茨堡大会(Synod of Pittsburg)成立的西部外国传教会(Western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的通讯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一职。娄睿在1836年12月上任后,即代表该会宣布1837年新增五个传教地区的计划,并特地声明以中国为优先进行的最重要目标,计划派遣传教士、医生、教师各两人,印铸工匠三人(印刷工、铸字工各一人,主任一人),合计九人组成中国布道团,同时订购巴黎铸字匠李格昂正打造中的整套中文活字,预计一年后可以完成。娄睿在计划中还表示:“本会通讯秘书已经掌握了中国的书写文字,中国传教士可以在他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中文。” 1837年12月9日第一批两名对华传教士自纽约启程,距娄睿宣布中国传教计划正好一年。

西部外国传教会在1837年一度改名为长老会外国传教会(Presbyterian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但随即在同一年因为美国长老会的总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直属的外国传教部以统一事权,并合并西部外国传教会在内的数个区域性传教会,而娄睿在外国传教部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中又被任命为通讯秘书,领导该部的日常业务,又由于通讯秘书是该部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的当然委员,娄睿因而实际执掌美国长老会的外国传教事业长达三十年之久,其间中国传教事业及中文印刷出版一直是他最关切与努力的主要事务之一。

从娄睿在三十年间和在华传教士的大量通信内容,可以清楚地理解他对于中文印刷出版始终秉持的两个原则:第一,他坚持以铸造的金属活字印刷中文必然胜于中国传统木刻的信念;第二,他不但主持策划其事而且亲自处理原料、工具与中文活字的订购查验等等事务。

在坚持信念方面,直到1850年代为止,仍有来华传教士在报道中文木刻的简便易行而且代价低廉时,对于西式印刷是否适合中国之用有所疑问,这些报道和疑问都动摇不了娄睿认为西式活字印刷才是长远之道的观念。例如1849年时担任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主任的传教士露密士(Augustus W. Loomis, 1803—1897)写长信给娄睿,讨论西式印刷和木刻的比较,特别是木刻成本低廉的优势,并大量摘引美以美会福州传教士怀德(Moses C. White)等人的同样说法,认为木刻优于西式印刷。娄睿则回信表示,露密士的信是历来所见关于木刻印刷写得最详尽而清楚的文献,娄睿也对木刻印刷的成本和中国人工的低廉大感惊讶,但是他紧接着又表示:“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我们对于建立印刷所的重要性的看法。”

在亲自处理印刷事务方面,娄睿和姜别利的来往书信很明显地展现出娄睿此种态度。姜别利来华后经常写信给娄睿要求购买机器、纸张、油墨、各种零件等等,娄睿几乎是有求必应,而且尽可能地不假手他人办理,简直如同是姜别利在美国的代理人一般。不仅如此,娄睿写给姜别利的信也多于写给其他传教士的信,这在一般传教会的秘书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因为传教的首要工作在口头宣讲,印刷毕竟是辅助性的部门,印工的地位也低于传教士;何况娄睿领导长老会外国传教部,又曾任联邦参议员和参院秘书等高级职务,却愿意持续对社会地位远低于自己的姜别利鼓励、关照和协助有加,这种难得的事只有从娄睿自己对中国传教、中文印刷和中文活字的执著与热爱才能解释。 

正是娄睿长期一贯的信念和作为,促使长老会的中文印刷出版事业萌芽后三十年左右,历经澳门华英校书房与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两个时期,终于在1860年从宁波迁到上海的美华书馆时期发展到巅峰,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西式印刷出版和供应中文活字的机构,而西式活字印刷也终于在十九世纪末期取代木刻成为中文印刷的主流技术。

最后的成功并不表示过程都是顺利而没有困难波折的,先不论十九世纪前期在华传教遭遇的政治与文化冲突等困境,单是在印刷出版的领域就有连串的难题横亘当前,中文活字的取得、印工的人选以及印刷出版的环境,都和人在美国的娄睿原来的了解或想象有意料之外的出入,以下是1844年长老会终于在中国建立印刷所之前,娄睿就必须先解决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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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活字的问题。既然一开始就决定以西法印刷中文,则西式的中文活字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可是,当1836年底娄睿宣布长老会将展开中国传教时,雪兰坡传教士马士曼的中文活字早已停用,广州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得自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中文活字仍在零星使用中,此外世上没有一副可实际用于印刷的西式中文活字。正在打造中的则有两副:其一由伦敦会传教士台约尔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和马六甲进行;其二为法国铸字师傅李格昂在巴黎打造。台约尔从1833年起雇用几名华人工匠开始铸字行动,但他是传教士,主要工作在讲道、办理学校、分书、访问华人等事,铸字并不是他的专长,因此进度很慢,结果李格昂比他晚了三年多才着手打造,却后来居上超前了。

李格昂拼合活字《信经》试样,1837 年,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

李格昂和法国汉学家包铁合作,于1834年发表初步的计划书(Caractères Chinois Gravés sur Poinçons d’Acier),准备依照西式活字印刷术的工序,打造一副最常用的2 000个中文活字,以后再按顾客需求增加字数。到1836年李格昂编印的宣传小册中,说明打造的活字目标从原订的2 000个字,大量增加至8 848个活字,凡是无法拆解拼合的汉字才打造全字,若是可以拆解拼合的汉字则分别打造部首偏旁与其他部分的活字,一个部首活字可以拼合数个以至数百个汉字,如此以8 848个活字可拼合成30 000个汉字,足以节省打造数万个中文活字的大量成本与时间。

娄睿从当时在巴黎的长老会牧师贝尔德(Robert Baird, 1798—1863)处获得李格昂打造中文活字的讯息,也因此如前文所述,他在接任西部外国传教会通讯秘书后宣布中国传教计划的同时,也宣布订购李格昂的巴黎活字,整副活字的字模价格为4218.75元,而娄睿代表的西部外国传教会也成为李格昂巴黎活字的第一位顾客。

事情却没有如想象的顺利,在娄睿发出订单和500元定金后,迟迟未能如期在一年后收到活字。原来是李格昂认为9000个字范的成本极巨,只有一名订户不敷成本,因此直等收到来自法国皇家印刷所的第二份订单后才积极打造;而且是李格昂陌生的中文,字数之多又远非拼音文字可比,铸造相当耗费功夫与时日,无法按期完成。

由于巴黎活字的打造延宕,这副活字的价值与实用性也在美国引起一些批评,因此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机关刊物《外国传教纪事》(The Foreign Missionary Chronicle)1839年10月号刊登一篇文章,为订购巴黎活字之举辩护,文中先援引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麦都思的说法为证,因为麦氏出身专业印工,又亲到巴黎检视这副活字并给予赞许;其次,又将巴黎活字和台约尔的中文活字并置比较,显示巴黎活字小于台约尔活字,同样空间大小的纸面,容纳前者的数目是后者一倍,若用以排印马礼逊的中文圣经,前者只需后者一半纸张即可,大为经济有利,文章最后并附有一页以巴黎活字排印的马礼逊圣经旧约《创世纪》样张。这篇辩护文章没有署名,但只有娄睿既有中文能力又有一些活字在手,因此他应该就是此文的作者。非常有意思的是此文所附的《创世纪》样张,是仿照李格昂1836年宣传巴黎活字而印的小册所附《创世纪》样张重新排印的,娄睿更正了李格昂的三个错误,自己却新增了两个错误,也承袭了李格昂的三个错误。

大约从1839年的年中开始,娄睿终于陆续收到了李格昂寄来的字模,他在1840年5月报道,已经收到2 276个字模,这些字模铸出的活字足以拼合成12 658个字。又整整一年后,娄睿在1841年5月再度报道,连同去年到手的字模合计已经超过3 000个,这个数目和其他传教会对华传教士曾经使用过的3 326个中文字相比,只差270个字而已,补足后将可拼合成超过14 000个中文字,娄睿因此十分自信地宣称,就传教的需要而言,这个数量是绰绰有余了。至于巴黎活字的字形笔画是否匀称合宜,拼成的字形是否呆板怪异,有无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洋相”等品质上的问题,这时候显然根本不在娄睿考虑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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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睿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印工的问题。在长老会最初的中国传教计划中,传教士、医生、教师、印工四类人员合计九人,其中印工占三人最多,可见得对于印刷出版的重视与期待。外国传教部的执行委员会也的确在计划宣布后不久,便于1837年初任命了一名印工Nesbit,双方约定这名印工先在美国学习中文,等巴黎活字全部到齐后,由他携带活字与印刷机到中国设立印刷所;不料活字迟迟未到,拖延了两年后,Nesbit也萌生退意,借故毁约推却了这项工作。

出乎娄睿意料之外的是再也难以觅得愿意为中国传教奉献心力的基督徒印工,1840年4月号的《外国传教纪事》上还特地刊登一则“中国布道团欠缺印工”的消息,说明执行委员会已费了几个月时间寻觅印工却无所获的窘境,而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巴黎活字到手,对于如此重要的中文印刷出版工作因印工问题耽误进度深感困窘与遗憾。

又延宕了两年之后,好不容易终于有人应征了,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 Indiana)的印工柯理愿意承担协助中国传教的任务,他大约在1842年初获得任命,随即在纽约以数月工夫熟练了从中文字模铸出活字的技术,并且结婚成家后,再于1843年10月6日和其他中国传教士联袂从纽约启航来华,成为长老会中文印刷出版的第一位专业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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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中文传教书刊印刷出版想象与实际的落差。在长老会派出传教士以前,娄睿只能从其他的间接管道获得中国传教的二手讯息,例如创刊于1833年的《外国传教纪事》,直到1838年刊登本会最早的两位对华传教士寄回的信件内容前,五年间刊登了22篇关于中国传教的文章、信件与消息,全是转载长老会以外的其他来源,大多数为传教士所撰,少数是摘自各传教会的年度报告。有17篇的内容涉及了印刷出版和分发书刊的工作,其中3篇只是非常简略的叙述,另2篇包含审慎保留或负面的看法,其他12篇都对印刷出版显示积极正面的态度,还不乏大肆张扬印刷出版与分书成果丰硕,广受中国人欢迎的内容。例如有多达7篇是高唱“中国已经开放”(“China Opened”)论调的郭实腊书信。以下是《外国传教纪事》转载《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刊登郭实腊的两篇作品,其一是他在1833年第三次航行中国沿海的日志片段:“我们能够给予这些本地人的最好礼物,就是给他们一本书,他们都视为宝贵的纪念品珍重收藏,准备让他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阅览。”其二是郭实腊写于1833年11月28日的一封信:“圣经和传教小册迄今分发得很成功,我见过的亚洲任何地方没有像中国有如此广大的需求和如此难以数计的读者。”

如前文所述,基督教本来就以印刷出版为重要的传教工具,而正要开始对华传教的长老会娄睿等人及东来前的传教士,受到《外国传教纪事》转载的这些乐观言论的影响,都不会怀疑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等到长老会自己的传教士东来之后,却很快地发觉实际情况和原来所知有不小的落差。最先来的两名传教士欧尔(Robert W. Orr, 1808—1857)和米契尔(John A. Mitchell, 1805—1838)在1838年4月5日抵达目的地新加坡,欧尔随即在同月24日写信向娄睿报告:

关于印刷出版,我要谦卑地提点意见,借着中文图书或小册为媒介影响中国人的期望,我认为在英国和美国是被过分地高估了,同时许多各处巡回的传教士所说动人无比的描述,很可能都是出于他们的期待与臆测而非事实。以去年美国传教小册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的年报上刊登帝礼士(Ira Tracy)先生关于在清明节分发小册的信为例,同一位先生现在说他相信那些〔印书的〕钱还不如丢到海里来得好些,大批一年多前在此地印好的小册,现在搁在伶仃岛的仓库中,没有人分发,也没有地方可分发。

一个多月后,欧尔再度提笔表示,他严肃而郑重地相信,美国并没有正确地了解中国传教的情势,他不认为值得花钱运来印刷机,至少几年内是如此,因为美部会在新加坡的印刷所现成的约有10万部,既没有需求,印出的书无从分发,也几乎停止了印刷。伦敦会在马六甲有个中文印刷所,美国浸信传教会在曼谷也有中文印刷所,欧尔觉得这些印刷所已经生产了比需求多出一倍的数量。他自己相信,最有希望的传教工作是设立学校教育华人而非印刷出版,他并进一步认为美国公众被郭实腊夸大不实的说法给误导了。到新加坡一年多以后,欧尔再度就印刷与分书的情形告诉娄睿:“我一年前写的那些是真的,现在依然是真的。”

欧尔再三在信中强调的“真相”,显示中文传教书刊的分发传播,远不如郭实腊宣传的顺畅和广受中国人欢迎,因此长老会有无必要介入生产已经饱和甚至过剩的市场,成为比前述的活字和印工两项波折更为根本性的严重问题。娄睿对欧尔所说的情形大感意外,于是干脆自己写信到新加坡,向主持美部会印刷所的专业印工诺斯(Alfred North, 1807—1869)探询究竟。诺斯回复了一封长信,直言自己认为长老会没必要派遣美国印工到新加坡的一些理由,例如中文木刻印刷简单容易,不需用到专业的美国印工,传教士即可轻易管理木刻印刷,因为主要的工作不在技术,而是交代印刷的数量与发放工资之类,因此一名会计可能是最好的印刷所主管。诺斯认为长老会与其花1000元年薪雇用一名美国印工,还不如花100元购买其他传教会印刷所印好的现成书刊经济省事得多;关于铸造与使用西式的中文活字,诺斯认为这完全是美国人一厢情愿的幻想,他说自己的一名同工也曾尝试使用活字印刷中文,发觉没有实用性而放弃,徒然留下许多活字架布满蜘蛛网等。诺斯建议长老会至少不必急于一时,必可避免许多烦恼,如果娄睿还是认为长老会需要有个自己的中文印刷所才像样的话,诺斯建议干脆购下美部会的印刷所,美部会则转向长老会购买现成的产品即可,“我们会感激你们让我们省下许多麻烦。”

在欧尔和诺斯之后,还有一位对娄睿更有力的说服者,就是他的第三子,对华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 1819—1847)。1842年5月底娄理华自美抵达澳门,不满半年即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执行委员会6月6日的来信中,提到印刷机无法在那时起的一年内准备妥当。如果它目前已在此地,只会让我们尴尬,因为派不上任何用场,没有中文圣经可印,所有的传教士都嘲笑马礼逊的圣经是中文翻译的说法。在传教小册和其他宗教书方面,我毫不夸张地说,有数百箱还搁在新加坡和此地的趸船中,因为没有人分发,更正确地说是没有机会分发。至于郭实腊以及和他同类型的人说的有关在华分书的利益,以我们目前所见的书而言,最好就别提了,我也许更该说最好就别信了。

娄理华担心父亲和执行委员会误以为他灰心丧志才写得这么悲观,特地紧接着强调绝非如此,自己完全是据实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娄理华又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关于印刷出版,我必须说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中文木刻印刷会远比金属活字便宜得多。”“他〔柯理〕真来的话,至少好几年不可能有多少事可做,这也许不是我们愿意见到的。

尽管娄理华说了这么多,娄睿仍然不为所动,而且很可能是身为儿子最能了解父亲心志的缘故,娄理华终于也改变了对于中文印刷出版的态度,就在他表示即使柯理来华也不会有事可干之后,心念一转又接着说:

不过,让柯理尽早来此也许是好的,此地〔澳门〕的英文印刷主要都给了既有的四家印刷所,但还是有些中文印刷可做,而且会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件意外而更多,一艘装载美部会所有木刻版的船只不久前从新加坡来此途中遇难,丧失了所有刻板;如果他们有意重印小册,他们肯定会发觉用我们的活字会比重刻木板便宜。

从此以后娄理华改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父亲坚持的西式中文活字印刷,例如他非常认真仔细地向中文老师请教巴黎活字的字形优缺点,再逐一在信中转告给父亲,还要求父亲购买安全牢靠的保险箱交给柯理带来,以便存放巴黎活字的字模,以免遭到华人宵小强盗的偷抢变卖。

在巴黎活字外,娄理华又向伦敦会订购一副台约尔的活字,价格500元。原来台约尔向他建议以同等重量交换彼此的活字,但是由于台约尔活字较大较重,可以换得数量较多的巴黎活字,娄理华认为不公平而没有立即同意,而借住在娄理华的澳门住所治病的台约尔,旋即在1843年10月24日过世,娄理华也改向料理台约尔后事的伦敦会传教士施敦力兄弟订购台约尔的活字。

就在娄理华积极处理中文活字的时候,印工柯理也携带印刷机和活字于1843年10月初从纽约搭船东来了,经过四个多月航程后于1844年2月抵达香港,这象征着长老会中文印刷出版筹划准备阶段的结束与实际运作阶段的开始。从1836年底娄睿宣布进行中国传教与中文印刷出版以来,到1844年初为止的七年多期间,长老会的中文印刷出版由娄睿一手筹划,虽然遭遇到活字和印工的一些困难,也面临包括儿子在内的传教士不同的意见,娄睿始终没有改变初衷,一往直前的准备以西方的活字印刷术进行中文印刷出版。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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