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西欧而不是中国研发出了大炮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3-2,星期六 | 阅读:795

本文摘自《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作者:[美]欧阳泰(Tonio Andrade)/著、张孝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已获出版社授权。

大炮(artillery)的故事和一个不存久矣的邦国密不可分——勃艮第公国。在它的时代,勃艮第公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实力建筑于巨炮之上。

勃艮第的第一任大公是勇敢者腓力(Philip the Bold,1363—1404),他创建了一支欧洲最强的炮兵部队。他和他的子嗣极大地扩充了军火库中火炮的种类和尺寸。勃艮第大公还“赞助各类火药武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大公的领土不断扩张,这归功于他们对火炮的不断改进,如果不是因为末代勃艮第大公勇敢者查理(Charles the Bold,1467—1477)倒行逆施(以及不产男嗣),欧洲今天的版图会非常不同。他的绰号应该改叫“愚蠢者查理”(Charles the Foolish)才对。

1363年,勃艮第王朝的开创者—勇敢者腓力开始掌国之时,勃艮第只是个次等强国。到他离世时,勃艮第已经是西欧主要强国之一,成为法国的主要对手。在勇敢者腓力的诸多妙手之中,就有对火炮的重视。他建了许多火炮制造厂,最终成为有史以来雇佣铸炮师最多的欧洲领主。

铸造巨炮他并非第一人。史料记载,1375年,在法国的卡昂,十多位铸炮师花费六周,铸造了一尊重达两千磅(约900公斤)的巨炮。但是,勇敢者腓力是第一个在战争中证明了巨炮价值的人——他运用巨炮,帮助法军在1377 年夺取了英国人的奥德雷克城堡(Fortress of Odruik)。

奥德雷克离加莱(Calais)不远,用著名中世纪编年史家傅华萨的话说,这是座“漂亮的城堡,亦很坚固”。它坚固的城墙或许可以抵挡早先的欧洲火炮—抛射只有三到四磅(约1.3 ~ 1.8 公斤)炮弹的那种,但是,腓力的炮要大得多。傅华萨写道:“他们有七门大炮,每门都可以发射重达200 磅(90公斤)的抛射物。”事实上,在有些版本中,傅华萨称这种加农炮的数量“达到了140 门”。英国方面的一段记录也证实了这个量级,说有“109 门巨型加农炮”。

不管他有多少门炮,它们是好用的。围住城堡之后,他试射了五六发,傅华萨写道,“用以慑敌”。仅这几发中就有射穿了奥德雷克城墙的。“城里人见到大公火炮的威力后开始担心,不过他们仍然不可理喻地相信城堡可以抵挡得住。”随后,勃艮第人开始搜集木料、草料,填埋护城河,为长期围城做准备。事实证明,这些准备都大可不必。加农炮三下五除二完成了任务。奥德雷克城投降了。

过去,欧洲人的围城战和中国是类似的。火炮仅仅针对的是人,或者烧毁个木头工事什么的。但1377 年的奥德雷克之围创造了新纪元。欧洲的火炮已经大到可以摧毁城墙了。

欧洲人开始比赛着造出越来越大的火炮。勇敢者腓力攻取奥德雷克那一年(1377),他的工匠铸造了可以发射450磅(200公斤)炮弹的火炮。1382 年,一尊“超级巨炮”对准了奥德纳尔德。它的炮口周长为60英寸(1.52米),直径20 英寸(0.5米)。“白天五里格(约24公里)外都能听见它的声音,夜里则是十里格(约48 公里),响动之大……好似地狱群鬼毕至。”

这些巨炮体现了金钱和时间上的巨大投入。它们得到了极大的珍视,以至于都被起了名字。杜勒·格力特(Dulle Griet,意为“疯梅格”)是铸铁炮中的一尊巨怪,造于1431 年,重逾1.2 万公斤,发射的炮弹重达300 公斤。在低地国家中,格力特是一个常见的炮名,因为杜勒·格力特是荷兰和佛兰芒民间传说中的名人,这是一个坏脾气、聒噪又尖酸刻薄的家伙。

其他厉害的火炮也得到了类似的名字。“懒梅特”(Faule Mette)造于1411 年,可以发射重逾400 公斤的石弹, 不过从它的名字来看,它并不经常这么干。1404 年的一门炮铭刻着“我被命名为卡特琳。小心我,我惩罚不义”。

有些炮以传奇人物命名,比如有一对铸于1463 年的炮就叫作伊阿宋和美狄亚。还有的是以城市名(巴黎、伦敦)、委托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教皇庇护二世(1405—1464)就用自己和母亲的名字命名了大炮。

这种给大威力火炮命名的传统后来变得轻松戏谑,一张纸上写着:“‘冷酷屠夫’将跳着舞跨越护城河,直入外城、内城、棱堡,穿过教堂、屋舍、房间、厨房。他会穿过大堂、客厅、卧室。”

图:五代时期的敦煌壁画,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火枪的描绘(右上方)

这些巨兽改变了欧洲的战争。就在14世纪初,法国人皮埃尔·杜布瓦还写道,“一座城池很难在一年内被攻破,就算攻破了,也只能说明国王及其属下征服的开销大过带来的价值”。一个世纪后,欧洲人的城墙就和这条摇摇欲坠的规律一起倒塌了。

15世纪初,英王亨利五世对法国的征讨拉开了大炮时代的序幕。1415年,英王的巨炮击垮了哈弗勒尔的城墙。卡昂城坚实的城墙在1417年9月也遭突破,卡昂旋风般地陷落。接着是贝叶、迪利、维莱·博卡热、阿尔让唐、阿朗松、法莱斯、圣洛、卡兰坦、瓦洛涅、瑟堡、库唐斯、阿夫朗什、栋夫龙、圣索弗莱维孔特,以及富庶的鲁昂。然后是阿尔克(阿尔克拉巴塔耶)、里尔伯恩、弗农、芒特、讷沙泰勒、迪耶普、古尔奈、艾乌、费康、唐卡维尔、翁弗勒尔、日索尔、伊夫里、拉罗什吉永、蓬图瓦兹、默朗、普瓦西、圣日耳曼、盖拉德城堡。

并非所有这些城市的外墙都是被火炮摧毁的:很多市民发现,在第一发炮弹打过来之前就投降不失为权宜之计;贫穷和饥饿也一如既往地扮演了它们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亨利的战局清楚地表明,战争的天平已经倾斜到进攻的一方。

英国人不是唯一以大炮开路杀进法国的人。勃艮第人在1409 年也轰开了维勒松(Vellexon)的城墙。1411 年,他们的“格力特”只用三炮就夺下了哈姆镇——一发偏靶,两发造成重创。接着也是一系列的胜利:阿利博迪埃、蒙特罗、桑斯、默伦、圣里基耶、阿布维尔、吉斯、特莱斯、昂格吕尔、库厄斯、米西勒维克、弗特皮斯、阿瓦隆、索姆河畔圣瓦莱里、阿普兰库尔。同样,并非每一次都是大炮直接建功,有时候只需要它们的威慑力就够了。

后来,倒霉的法国人也终于取得了一些胜利,多亏了圣女贞德。这位著名贞女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身穿明晃晃的铠甲,手挥一柄长剑,但实际上,她也是一名出色的炮手。她的初次大捷是在奥尔良之围(1429)。此战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火器战争之一。凯利·德弗里斯(Kelly DeVries)写道:“截至当时,世界史上都没有哪场战役比奥尔良之围用到的火药武器要多。”德弗里斯显然没有把中国战场算进去, 许多发生于中国的战役用到的火药武器比奥尔良多得多,但是这不影响到把后者算作一场重要的炮战。圣女贞德也在改进火炮战术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名参战人员记录道:“她的仗打得又聪明又明确, 就像个打了二三十年仗的指挥官。特别是在安排炮队以及卓越的操作上。”

法军在贞德的帮助下击败英国人之后,贞德和法国统帅们就用加农炮扭转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势头。不过要在她牺牲之后,借助法王查理五世(1422—1461)的改革,法国才建立起欧洲最为高效的炮兵组织。法国赢得百年战争,炮兵组织功不可没,其后的15世纪90年代,炮兵又为法国对意大利的毁灭性入侵助了一臂之力。

图:载有早期火炮武器的宋代楼船

在生产能摧毁城墙的大炮上,西欧人不是独家。可能在世界历史上堪称最著名的巨炮是奥斯曼土耳其造出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1453年奥斯曼人如愿攻下了这座城市。比起英国人、勃艮第人和法国征服的那些小城镇的护卫墙,这座古城实在是不可等量齐观。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写道:“君士坦丁堡城在文明世界里就是以城墙坚固、防卫严密而著称的;1500多年来,它让每一个自以为是的征服者都无功而返。”我们把“文明世界”换作“西欧”,这句话也是成立的。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几乎坚不可摧。

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来说则不是这样。这位苏丹年轻、聪颖、果决,他准备万全,搜集了硝石、硫黄、铜、铁等各种原材料,重金礼聘火炮工匠,给他们极大的研发自由。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个匈牙利人乌尔班,原在拜占庭君主手下当差。因升职请求不成,他跨越边境来到土耳其,得到穆罕默德二世的赏识。苏丹问他能否造出摧毁君士坦丁堡城墙的大炮,乌尔班回答:“我的炮可以打碎它,甚至可以击碎传说中古巴比伦的城墙。”穆罕默德雇用了他,薪酬不菲。据一位编年史家说:“如果(拜占庭的)皇帝许他四分之一的薪俸,他也不会离开君士坦丁堡。”

乌尔班苦干三个月,用掉40吨锡和铜,开模、熔浆、锻造。最终,同时代的记载写道,“造出来了一尊前无古人的恐怖怪兽”。文献显示,这门炮的长度在20 到30 英尺之间(6 米到9 米)。发射一发特制炮弹需要几百磅火药,炮弹为石球,每发重1200 磅到1800 磅之间(550 到800 公斤)。这个“怪物”的炮弹留存了下来,一些学者在21 世纪初测量过一颗,直径为39英寸(99 厘米)。

当时,一个拜占庭人记录道,这门炮“看上去就让人恐惧;如果只是听说而非亲眼所见,你一定不会相信它的存在”。他们要试炮时, 城里的居民都接到警告要找个地方躲一躲,那声音能导致人耳聋,让孕妇流产。试炮地点就在穆罕默德宫殿的大门附近,发射时地动山摇,轰隆声传到了4 英里(约6.4 公里)外,炮弹飞了1 英里(约1.6 公里), 砸出6 英尺(约1.8 米)深的弹坑。为了运输这门炮,需要200 人指挥60 头公牛拉动30 节车厢。50 名木匠和200 名工人在前方开道,修建桥梁,铲平地面。

终于,这个宝贝被架上炮架,瞄准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它并不是瞄准这座城市的唯一一门火炮。穆罕默德有几十门大家伙。一个目击者写道,一些炮的炮弹立起来能到膝盖那么高,有的能到腰。另一个目击者写道,“他们有50 门巨炮,小一些的他们有500 门”。还有人说,那些巨炮也没有比那个怪兽小太多。发射的大多是500 磅(约230 公斤)的石球,少数是800 磅(约360 公斤)的。

炮口对准的是君士坦丁堡最薄弱的一段城墙,轰击持续了35 天。同时代的希腊人克里托鲍罗斯(Kritoboulos)写道:“石弹带着巨大的力道和速度击中城墙,城墙立时剧烈震动、垮塌,石弹整个崩碎,碎片横飞,碰巧在一旁的人都不幸丢了性命。有时炮弹摧毁的是整段城墙,有时只是一半,有时是一部分塔楼、一部分炮台、一部分城垛。没有一处墙坚实、耐久、厚实到了可以抵挡的地步,完全不能抵挡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加农炮石弹的轰击。”

“怪兽”其实不太好用。为了瞄准,需要在它下面垫高枕木,一条又一条。然后还要用绳索将它固定,“它才不会在巨大的爆炸力之下从炮座上滑走,导致错失目标”。发射后要用热油给它降温,每三个小时才能射击一次。有些记载甚至说,它在攻城的前期就炸了膛,一直没有修复。

不过穆罕默德的其他炮则相当称手,包括小一点的炮,它们这时就开始在欧洲和奥斯曼帝国逐渐取代那些庞然大物。(即使是小一些的炮,也比同时期的中国炮大得多)守军及时修补城墙,用同样非常优秀的火炮击退冲锋的奥斯曼人。拜占庭的火炮“可以同时发射五至十颗子弹,每颗有核桃大小,穿透力极强。如果一颗子弹射中一个士兵, 可以穿透他的盾牌、身体,还能射杀下一个人,甚至在这个人之后还能射中第三个,直到火药的力道用尽。所以每一发子弹可以打中两到三个人”。但是进攻方人数实在是太多了。在最后一次进攻中,苏丹的大军猛攻几个缺口。奥斯曼人猛扑上来,抢夺、强奸、屠杀:“城里流淌着血,就像一场突然的暴雨过后水沟里的雨水一样。”

君士坦丁堡这座古城的陷落是军事史上的大事,是火炮这种武器标志性的胜利。著名历史学家迈克·霍华德写道:“君士坦丁堡城墙被土耳其炮兵摧毁,标志了……西方历史中一个长阶段的结束。”更近期的一位学者写道:“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 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可能是火炮促成的第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这个观点可以上溯到启蒙时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他写过:“天雷滚滚的火炮指向的城墙和塔楼,只是为了抵抗不太中用的老古董炮而修建的。”吉本又怎么看待土耳其人如此先进的事实呢?那是欧洲人自食其果:叛徒泄露了技术和理论,是“叛教者的背叛”。

这个观点自然是有偏颇的。土耳其人并不落后。他们的军事能力达到了艺术的程度,可以与任何西欧国家比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重要的是,技术优势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说法也是夸大其词。首先,拜占庭人也拥有堪为艺术品的火炮。其次,经济和财政因素也不可小视。拜占庭人早就入不敷出。火炮工匠乌尔班才不是唯一感叹俸禄微薄、在墙外找到了更好工作的人。我要褒奖穆罕默德这个人,虽然他沉默寡言,但他是一个热爱征伐的英明统帅。时人甚至记载他“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机械”。比如有一次,他的炮手要瞄准敌人的舰船, 却被城墙给阻挡了。据一位编年史家记录,穆罕默德提议建造“一种不同类型的炮,稍稍修改设计,就能把石弹飞行的高度提升不少,落下后正中敌舰船腹。他告诉他们,应该先瞄准,再根据数学计算平移它,然后开火”。这种火炮表现骄人。拜占庭人不仅仅是超支了,他们更是被超越了。

毫无疑问,火炮改写了攻城的战术思想。古代城墙遭遇现代火炮,城墙完败。正如吉本所写:“在那个时代的一般战争中,优势转到了进攻者一边。好一段时间之后平衡才重新建立。”不少历史学家赞同吉本,火炮改变了攻防平衡的看法成为军事史上的定论。最终,当欧洲人学会建筑新式堡垒之后,平衡再次重现。

图:元朝火铳

不过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并未在中国发生。

在中国这个火药的诞生地,火炮还是那么小,古老的城墙屹立不倒,直到20 世纪,乃至21 世纪才开始垮塌。当西方人造出重达数吨的火炮时,14、15 世纪的中国火炮轻得太多太多:中国人眼里的大火炮也不到80 公斤,大多数都只有20 公斤,或者更轻。正如我们所见,中国的文献记录得非常清楚,虽然大炮在攻城时已经无处不在,但它们并不是用来击打城墙的。相反,它们被用来打人,有时也用来攻击木制大门和塔楼。中国人不是造不出巨型炮,他们的冶金技术相当高超,而且在14 世纪70 年代他们也确实造出了大型炮。他们只是没有追求实用。

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中国火炮不用于城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自中国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火药武器就只用于舰只和守城中对付蛮族入侵。从这两个用途来看,火炮小巧、机动就讲得通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军队也常常会遇到城墙,而且这片土地也不是自古以来始终保持统一的。

图:明朝火炮

更可信的解释是文化。中国人在修筑城墙上比欧洲人花样多,他们修的也绝不是那种一击即溃的城墙。

20世纪中叶,一位欧洲的城堡专家回顾了中国的城墙是多么宏伟、令人赞叹:“在中国……直到今天,主要的城镇都还环绕着坚实高耸、无法逾越的城墙,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城堡简直不堪一击。”

有没有可能,高耸的城墙正是中国火炮和欧洲发展迥异的一大原因呢?中国的城墙这么厚实、修得这么有技巧,并且无处不在,这让早期的火炮—即使是欧洲的巨型火炮都难以取胜。实际上,在15 世纪晚期和16 世纪,当欧洲人开始重建可以抵御加农炮炮弹的城墙时,他们采用的建筑原理和古代中国是极其相似的,只不过,中国传统的建筑城堡的技术比火炮,乃至投石机都早太多了。

墙在传统中国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代表了政治权威和王权。伍子胥(死于公元前484 年)被问到如何建立一个国家时,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一座城只在有城墙环绕之后才成其为一座城。汉字“城”常常就是“城墙”的意思,汉字“国”和“邑”也有城墙的象形。城市史学者徐亦农写道:“修建一座城市的城墙可以解读为等同于建立一个国家。”

中国人对宏伟城墙的爱好甚至从史前时期,他们的祖先用巨大的防御工事把村寨环绕起来时就开始了。龙山时期(前3000 年—前2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小邦城子崖(大约前2500年)就是由一段宽8—10米的长围墙环绕。到商朝(前1600年—前1046年),中国城市的城墙就更雄伟了。商朝城市郑州一直是重大考古研究的对象,那里的城墙有10米高,底部超过20 米厚,顶部也有5米厚。下一个千年,中国人继续修建高广的城墙。明朝,几乎所有县、省的省会都由高墙防卫,墙底部厚10米至20米,顶部厚5米至10米。

欧洲的墙就大为逊色了。罗马人是欧洲古代最擅长修建城墙的,罗马城墙通常有10米高—和中国很多城墙的高度差不多—但厚度只有1.5米至2米。罗马最宏伟的墙要数罗马城的墙,它的塞维安墙底部可以达到3.6米厚;在奥勒留皇帝统治下,重建的城墙最终达到约4米厚,6米高。远离帝国的罗马城墙也能达到4米厚,比如戴克里先时期的撒克逊海岸城堡城墙就有4.3米厚。这比同期的中国城墙薄了很多,后者通常在底部就有20米宽。

西方最高大的城墙应该就在君士坦丁堡:外墙厚2米,内墙厚4米,中间间隔15米的无人区。那里的防御一直以来广受应得的赞扬。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写:“君士坦丁堡在文明世界里就是以城墙坚固、防卫严密而著称的。”还有人把君士坦丁堡叫作“最无懈可击的古代城堡体系”。但是君士坦丁堡外墙的厚度也只有中国主要城市城墙的十分之一,更为敦实的内墙也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图:南京的古城墙

实际上,中世纪的绝大多数时期,欧洲大部分城镇是没有墙的。有些学者认为,在1200 年左右的日耳曼地区,只有12 个镇子有真正的城墙,其中还有9 个是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国和英国的镇子通常也没有墙,除非是有罗马时代的墙保留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毫不设防。许多欧洲镇子是用壕沟、栅栏和低矮的泥巴墙围起来的。12 世纪和13 世纪的日耳曼镇子也是如此。泥巴墙有时也会垒得很厚, 但总是很矮,也很简陋。12 世纪赫里福德、英格兰的泥巴工事底部将近15 米宽,但只有3 米高,只铺一层碎石防止溃塌。无怪乎在13 世纪就被石墙给代替了。

赫里福德并非孤例。在13世纪和14世纪,全欧洲都筑起了新墙。有时候会赶上罗马城墙的厚度、高度和长度,但极少超过。中世纪后期,法国的大多数城墙厚度通常不超过2米。英国的更薄:南安普顿的只有0.76米厚,什鲁斯伯里的只有1.37 米厚。英国其他城镇的墙和法国的厚度差不多:布里斯托的在1.5—2.5 米之间,巴思的是1.9 米,纽卡斯尔的有2.1 米。

这样一个事实就很说明问题——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经常用“非常厚实”来形容一些在中国语境里非常薄弱的城墙,比如,凯利·德弗里斯和凯伊·史密斯写到法国南部纳雅克在1253 年修建的要塞时说:“它的城墙亦是非常厚,测量可达2.2 米宽。”或者当他们写到中世纪后期的法国城墙时会说“非常宽阔,大多数测量的厚度将近2 米”。当然,德弗里斯和史密斯是在欧洲语境里来做对比的,但仍然值得指出,他们口中“非常宽阔”的墙不及中国城墙平均厚度的十分之一。实际上,就连中国长安城的市场,城墙都比欧洲国家的都城厚,而市场只是位于长安城里,其城墙比之城市的外墙要薄许多。

轰开2 米厚的墙当然比击穿15 米的容易太多,但这还不是欧洲的城墙在火炮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的唯一原因。原因还在于它们修建的方式。欧洲墙是石制的,常常混合着砂砾和碎石,用石灰石灰浆作黏合剂,这种建造工艺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中国墙则是泥土胚子。泥土工事可以吸收火炮的动能。它们在攻击下常常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每个孔洞都不会很深,也不至于整座墙都被击垮。

你一定想不到中国的城墙是用松散的泥土充实的。中国人可以用古法夯实,筑起坚固的城墙。工匠首先用模板搭一个预定高和宽的框架,再往里铺上一层泥土,压扁夯实,接着再来一层,重复之前的过程,周而复始。直到城墙达到既定高度,工匠撤去木板,再利用它修建下一段城墙。这种土方夯实法造出的城墙异常耐久。有些古城墙经历了4000 年风雨依旧不倒。为了避免腐坏,工匠有时要在土方表面包上一层砖头或石头,这个做法在宋朝(960—1279)开始流行。到了明朝,有些城市也这么做,明朝重建的长城就是如此:石头和砖头包裹的是夯实的泥土芯(有时石头和碎石是掺在泥土里的)。

图:明朝架火战车

但夯实法也不是中国城墙战胜火炮的唯一因素,还要注意到:中国城墙是斜的。垂直的墙体受抛射物击打的时候接受的是完全的冲击力,而倾斜的墙体会分散吸收一部分抛射物的冲量。

有意思的是,当欧洲人想要改善堡垒的城墙以更好地防御火炮时,他们做出的改变让欧洲的墙变得更像是中国的墙了。在整个15世纪,欧洲人也开始修筑倾斜的土方。这似乎是从法国和南尼德兰开始的,因为那里的火炮对战尤其激烈。防守方为了保护脆弱的城墙,开始修建泥土的外垒,法语叫作“boulevards”,弗莱芒语叫作“bolwercqen”,而英语叫作“bulwark”(壁垒、屏障)。修筑外垒表面用木板,内部用泥土,并修出一定坡度,以分散水平的火力。人们认识到外垒的作用后,这种做法便固定下来,并开始在外垒表面覆盖一层石头。

外垒本是保护城墙的临时措施,不过欧洲人很快就要修建新一代的城堡了。新一代的城墙与中国的传统城墙颇为类似:内实泥土、外包石块,比之以前厚实许多,目的是防御火炮,实际上它们确有奇效。曾经破城似无物的火炮不管用了,攻城战变得旷日持久。一两炮过去即城穿墙破、守军告降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一个佛罗伦萨的外交官写道,在15 世纪90 年代早期,“法国人声称他们的火炮可以在一道八英尺厚的墙上打开缺口”。当然了,这位外交官也承认,“法国人本性就爱吹牛皮”。但如果我们把法国人的话当真——在1490 年左右,欧洲的攻城火炮可以洞穿2.5 米厚的墙,在欧洲来说,这是相当厚实的了。这样的攻城炮对阵中国城墙能够取胜吗?如果它们瞄准的是11 米厚的苏州城城墙呢? 11 米在中国不过是城墙的标准厚度,却是四倍于法国人宣称能击破的城墙厚度。这种情况下,法国火炮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恐怕不会特别理想。

更重要的是,如果欧洲人遭遇的是中国那样的城墙,他们还会想方设法研发出以击碎城墙为目的的火炮吗?不管是15 世纪早期的巨型炮,还是15 世纪晚期重量稍轻但威力更大的火炮,不管是制造、运输,甚至是开炮,巨型炮都靡费巨大:最大的炮每开一炮要用掉50 多公斤火药。后来的(比如轻一些的)攻城炮所需火药较少,但开销仍然惊人。学者做过估计,16 世纪的加农炮每射一发,相当于一个步兵一个月的军饷。

欧洲的君主王公不惜巨资,还是因为火炮值这个价钱。他们知道,火炮一定能洞穿敌城,甚至逼得守城部队投降。而在中国,炮兵就无法回报这样巨大的投资。当然了,中国人还是会用投石车,也许还有火炮,去打击城头的城楼工事,但巨型的夯土城墙是阻碍火炮发展的致命武器。就算是穆罕默德的怪兽巨炮也难以撼动苏州城分毫。

不过仅城墙这一点,也不能全盘解释西方与中国的军事分流现象。欧洲火炮不仅仅是大,还更有效。1490 年,欧洲的火炮达到了一个经典的形制,以至接下去的三百年间都无法做出新的改进。为什么经典火炮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是全球军事史的核心问题。

(完)

作者简介:欧阳泰(Tonio Andrade),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耶鲁大学博士,师承汉学宗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欧洲史宗师帕克(Geoffrey Parker),海外中国研究权威。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对中国军事,尤其是热兵器(火铳、火炮、火枪等)有深入研究。著有《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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