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殇 北京二附中的填鸭式教育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8-19,星期五 | 阅读:3,090
译者: 小无辜 2011年08月19日 | 原作者: APRIL RABKIN

原文:Cramming For College At Beijing’s Second High | Fast Company

课间,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们聚集在操场上做眼保健操。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要如此。做操的目的是有助于他们的视力。 


于高中哲学,有个存在主义式的疑问:“如果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书呆子,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大家都不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还要加问一句推论:集体性痴呆是否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月的一个周六,当暮色在北京城缓缓降临时,一群小书呆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门外开始了一场非正式的会议。今天的课已经上完了,街上的有害空气令人窒息——北京人有时会委婉地称之为“大雾”。这确实是场冷酷无情,势不可挡的毒雾。四个戴着眼镜的少年——鲍勃、丹尼尔、茱莉亚和詹尼斯(他们的眼睛都没有镜片)正匆忙商讨着他们下一步的动向。

一名学生建议去书店走一趟,买几本课外教辅,为四个月后的人生头等大事——高考做准备。“早就晚八春了!”茱莉亚撇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说,“咱们可以在网上买。”

于是,一起迅速地吃过晚饭后,他们去了学校街对面的麦当劳。他们每人点了杯茶,然后拿出自己的阅读理解课本,又静静地学了一个钟头。回到家后,他们还会继续学习。

对鲍勃、丹尼尔、茱莉亚和詹尼斯,还有其他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中生,几乎天天都会如此,除了不一定去麦当劳。二附中是中国最好的高中之一。这些学生们的生活,完全缺乏自主选择,也没有在美国高中文化中,会被归类为“乐子”的那种东西。课程是为他们制定好的。禁止约会。时尚完全无关紧要:二附中蓝白色的校服,是种男女同款的聚酯运动服。缺乏剪裁,没有视觉趣味,几乎掩盖了穿衣者的所有吸引力。许多年来,长发、烫发、染发都是不允许的。也许是种中国蹒跚学步的自由主义的迹象,女孩子们现在才逃离了这些桎梏。“之前,他们是不允许这些的。这亵渎了我们人类的发权!”梳着长辫子的高中生严克阳说道。她的英文名包括葛蓓莉亚、宝琳娜、可可和罗莎琳德。(取英文名成了学生拥有绝对自由的少数领域之一,所以她为自己选了这些——全部这些。)

这些严厉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备战高考的学生抹去所有可能使他们分心的东西。高考是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被人们看做通向成功人生的捷径。二附中高中生们肩负着极大的压力。如一切依计划进展顺利,该校的学生最终会步入精英阶层,驱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复苏。他们会成为思想领袖,共产党官员,权力掮客,亿万富翁——还有,只是有可能啦,会成为革命者。

去年里,我跟随了一组准备高考,也在准备进入青年生活下一个阶段的高中生们。他们年少时的梦想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而焦虑?他们如何表达自己,还是根本不会表达?他们对自己,对祖国,有着怎样的期望?我还想听到他们父母的声音。这些人是真正的虎妈、虎爸。那些可能要称之为虎师的特殊人群,是他们强有力的帮手。他们将怎样培育出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

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是二附中的一名交换生。来做交换生,部分也是为了逃离我在加州的书呆式生活。那段经历令人不可思议地自由舒畅。校服就像颗天赐的宽心丸,让我用不着每天早上顶着难忍的压力,在卧室地板上那堆衣服里挑选今天要穿的那件。相对美国而言,在中国校园生活里如果存在小帮派,我从来不用在上面花心思。还有那些性压力——我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搞定自己的青春期荷尔蒙的。我在家乡那边的图书管理员有次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嘲笑我的书呆子气:“我从不让学校的教育干涉我要受的教育。”快出去吧!她这么告诫我。快去参加社交活动。

“做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意味着什么?”索菲·白杨说,“你不会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你要为祖国奉献一切。”

对中国学生们的要求则完全相反。这点在我那本古汉语教科书上,从头一页起就写得明明白白。看啊,我找到一则著名诗人李白的故事。由于未知的原因——是无聊吗?受了挫折?还是经济原因?反正年轻的李白辍了学。然后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了一位老妇人。他问她为什么要有条不紊地磨着那根看上去很钝的金属棒子。她解释说,她想把它磨成一根针,那才是有用的东西。李白茅塞顿开,准备效仿——对他的脑子进行效仿。传说中,他又回到了学校。然后,过了1200年,他仍旧是中国鼎鼎大名的诗仙。

在二附中,学校教育连同这一整套严格的管理措施,都是为备战高考服务的。今年,考试将会在7月7日和8日举行。高考一词,字面上就有“高级”和“考试”的意思,是对“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仁慈的简称。这雄壮的名字道出了该考试1400年的历史;相较而言,1901年才引入的SAT考试只是小弟一名。

高考的祖先[译者注:即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在公元六世纪统一全国后,帝国政府的第一要务便是维护国家稳定。政府要寻求的,是维护自身政权并维持国家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便需要一些不辞辛劳,受过教育的帮手,去统治那些偶尔犯上,在政治上不甚稳定的人群。(历史是多么惊人地相似!)为此,古代官吏开发出一套发掘官僚人才的考试。

最早的考试,内容包括在一间房里连续端坐上两到三天,撰写一篇关于儒家跟治国的说明文。今天的高考考查范围更为全面;学生们要接受语文、英语、数学、科学(好像这考试真的科学似的),以及历史、地理和政治(确实很政治)。但阅卷者们并不欣赏创造性的答案。他们只认同出卷人认为正确的那个答案。“高考鼓励特定的一类学生:他们博闻强记;逻辑思维分析能力超强;想象力很有限;完全无意质疑权威。”北京一名耶鲁毕业的学校管理人员江雪琴说道,“那种学生高考会考得很好——顺便说一句,对SAT也一样。”

既然高考已成为了唯一的捷径,那类学生便成了最有希望进入中国大学体系的人群。考试在人们眼中是如此重要。每到七月,报纸上就登满了与高考相关的消息和通知。内容从考试当日对房屋建筑施行限制以减少噪音,到好心警察飞车带迟到学生赶往考试地点。也曾出现过试图冲击这一体系的努力:深圳一所名叫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学校曾越轨宣布,该校将按入学标准,而不是高考分数,对申请人进行评估,决定他们能否入学。中国政府的回应,则是宣布如此招收的学生将无法获得教育部承认的学位证书。

午餐过后,二附中鼓励学生们进行最长不超过15分钟的午休。即便如此,这对于许多学生只是另一场自习罢了。 | 照片来自Shiho Fukada 


“这已经是最公平的方式了。”鲍勃·赵天舒坚持说道。这位二附中的高中生很善于言辞,喜欢老鹰乐队。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父亲是文学理论教授。鲍勃承认,“我们不能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不能让我们的特长学以致用。”但他又说,“但竞技场内人人平等。”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鲍勃和他的同学能进入二附中,是因为他们在入学考试中考了好分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知识分子的子女。并且,中国政府不鼓励其他省份的居民移民到国内的大都市。一流大学的生源,如北京的清华、北大,上海的复旦,都不成比例地被周围的城市人口占据了。约十年前,有报道披露,北京的考生尽管成绩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考生,却能够进入这些精英学府。政府便停止了全国范围的统考。如果你居住在北京,进入清华的机会要比居住在山东高出30倍。这就像说,一个波士顿人进入哈佛的机会,比一个佛蒙特州的孩子高出30倍。

当我在二月劝说鲍勃暂停备考,跟我聊一聊那会儿,他已经连续五个月每天重复同样的日程了。天没亮,他就得起床,早上七点半到校,一周上课六天。学校下午三点半到五点放学。周六他也得学习至少五个小时。“上个暑假,我们唱了卡拉ok。去年十一月,我们去看了《哈利波特7》。”他告诉我说,“我们再想聚一聚,就得等到考试结束了。现在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了。”

后来,当他觉察到这并不是其他地方青少年的典型生活时,他开始为自己辩护起来。“成绩是很重要,但它也不意味着一切。”他说,“我们也在发展自己的兴趣,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开心。”他没有具体说下去。

二附中制定的这些制度,是为了帮助学生们在高考中胜出。在三年的高中生活中,学生们跟29名同学共用一间教室。当代表下课的铃声响起时,教师们,而不是学生,会去到另一间教室。午餐时间里,大部分学生都会学习。每天的午休时间是午餐过后的15分钟。高中期间没有选修课,学校会为学生们制定课程。

“高考,”一位校领导说,“鼓励特定的一类学生:他们博闻强记;逻辑思维分析能力超强;想象力很有限;完全无意质疑权威。”

连课外活动都是老师们制定好的。葛蓓莉亚/宝琳娜/可可/罗莎琳德·杨加入了中国文化兴趣组,说起这些活动时,她囔了囔鼻子:“头一年,是教授们来多讲了几堂课。第二年,是教泡茶。我们自己做了本关于中国文化的杂志,我们穿汉服。我们还去了博物馆。”

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效仿虎妈的那本《艾米·菜的战歌》中的精神。既是制度上的效仿,又是拙劣的歪曲。今年早些时候上市时,这本由一位中-美大牛写成的育儿回忆录被北京的精英父母广泛阅读。在学生中,甚至引发了更为广泛的讨论。“这本书公正地描述了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深厚期望。”在美国居住过一年的二附中英语教师琳达·郑宁华说道。“在美国,我的一个朋友鼓励自己的孩子成为动物园管理员,因为孩子说,那是他的理想。”郑难以置信地说,“他的父母为他感到骄傲!”

在一个酷暑难耐的七月天里,我在对方家中采访了丹尼尔·周和他的父母。那是幢典型的北京高层建筑,有位电梯女郎会为你按楼层按钮。丹尼尔的母亲王永炎是位幼儿园教师。她不停地为家中脏乱向我抱歉,可那公寓其实十分整洁。丹尼尔的房间里,除了一个地球仪,他的吉他,一张墙上的世界地图跟许多教科书,便很少有什么别的东西;走进房间时,他跟他的两只箱龟,聪聪跟笨笨问了声好。

当我们对切片冰西瓜大快朵颐时,王永炎告诉我们,她觉得虎妈蔡有点极端——“她竟然不让孩子们去厕所!你应该尊重孩子们的人性嘛,要给他们人权的。她应该顺应孩子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但丹尼尔做教科书出版商的父亲周龙,备受赞誉的共产党员,却承认蔡女士书中的育儿方式在中国的确很盛行。他说,老婆做梦都想让她的孙辈到国外受教育,脱离虎妈式的精神枷锁。这个计划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是丹尼尔。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自己出国,那一定只是个迂回战术:“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会回来,为祖国做贡献。”

的确,虎妈蔡的教育方法,与这些北京家庭的虎妈式育儿手段最大的不同,便是对报效国家态度。在蔡女士的书中,这点似乎无关紧要。而在我聊过的那些家庭中,特别是对于学生们,这点则是头等大事。“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成为一名外交官。”丹尼尔说道。他的跨文化激情包括对《汉娜·蒙塔娜》跟台湾流行偶像王力宏的热爱。他计划在大学里选读挪威语专业。“我爸爸,”他解释说,“超爱北欧的。”

葛蓓莉亚/宝琳娜/可可/罗莎琳德的父亲是一名金融投资家。她说自己的事业目标是增进农村的教育质量。“我想去到乡镇,报道他们那里的教育机会跟我们相比是如何的不均等。”她说。为达到这一目的,通常意义上讲,她就得在高考中胜出,触发这一历史悠久的事业多米诺效应:在一所好大学中站稳脚跟,加入共产党,成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一份子。托中国共产党的福啊。

索菲·白杨是个很有悟性的姑娘。她长相甜美,偏爱少女服饰和填充动物玩具。她多年前就告诉父母,她想加入中国解放军。有两年夏天,她都参加了军事夏令营。她的母亲戴普从前是名护士,父亲白南是名外科医生。他们把她穿着军服的照片挂在了家里的钢琴上方。“我不担心她会吃苦,”戴妈这句中国短语的意思是“忍受痛苦”,但字面直译是“吃掉苦果”。“自由很重要。而军营里没有自由可言。而且,一旦进去,你就再也出不来了。”

在中国,有个历史悠久的事业多米诺效应:高考考个好分数,在一流大学占个位子,加入共产党,在政府官僚机构找份工作。

索菲对我炫耀着她的爱国主义精神,经常在谈话当中更正自己消极的想法。有一回,我提到文化大革命中她这样大的孩子会把老师殴打致死。她转了转眼球。“我们不习惯在公众场合谈论这些;没这个必要。如果你要谈,就会有人质问你安的什么居心。”她看着我的眼睛说道,“当然,负面效应肯定被压低了,正面宣传肯定被夸大了。不过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之后,我们探讨了“好”公民应该具备的品格。像许多同龄人一样,索菲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就着国家广播公司CCTV的新闻联播进行晚餐。(关于CCTV有个很流行的笑话,说新闻联播前十分钟,是讲中国领导人十分繁忙;中间十分钟,是讲中国人民十分幸福;最后十分钟,是讲外国同胞过得十分水深火热。)她搬出了在学校中演练过的爱国主义演讲:“你不应该与敌为友。”她说着笑了起来,因为她想到有些人会把我也看成敌人。另外一个指导方针是:“不应传播错误报道。”以及很显然的:“如果有人歧视你的国家,或对你的国家有某些偏见,你就应该指正他们。”

上图是二附中的学生艾登·刘。在每年五月都会为高中生举办的成人礼上,他帮母亲黄罔抹去了眼泪。 | 照片来自Shiho Fukada 


也许她说的恰如其分。索菲的非军事性撤退能为她在人力资源部门谋个职位。在中国,生意和政治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于关系。人力资源部在任何机构中,都是最具职权的高位之一,吸引了一群最具雄心,最为精明的学生。

随着学年一天一天地过去,有些学生的沉着冷静开始逐渐土崩瓦解,挫败感开始向上翻涌。鲍勃·赵在与茱莉亚·赵柔涵处在萌芽期的爱情中找到了安慰。他们的关系比互发短信跟偶尔牵手要更进一步,但茱莉亚仍旧否认他们的一切关系。索菲是两人的媒人;当我问起他俩接没接过吻时,她惊恐地看着我说:“当然没有!坏孩子才那么干呢。”

即便好孩子也会那样,他们也会对此三缄其口。对被称作“早恋”,或者“不成熟的感情”的高中生恋情也是如此。政府很少允许电视上描绘此类内容。而且,许多学生都听说过他们不幸的同学张庆雪的故事。她的父亲在电信公司工作。小张回忆说,高二时,她父亲丢给她一张16英尺长的手机通话记录。他指着一条某个男孩发来的短信跟她当面对质。那上面写着,“我爱你。”“他真的很生气。”她告诉我说。所以她假装和那个男孩分手了。

当其他多数学生不停地向我表达着他们那些被允许的热爱时——无论是对国家,对自己的生活,还是对他们毋庸置疑公平公正的高考系统,雪莉·琴却一再向我批判着这场考试。这位已经十分焦虑十八岁的少女,正在与失眠跟越发紧张的神经做着搏斗。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感到“十分无聊,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我恨高考。”过后,她又说,“如果你不参加高考,可以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我本想当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学科的教授。可我想教给人们,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学习。”她话锋一转,“我父母总认为我能轻松考进清华。可现在……”她被自己竭斯底里的尖笑打断了。“对不起,我控制不了我的愤怒。”

一个比愤怒更确切的词,是恐惧。“我的朋友都在笑我。他们会进入上流社会,可我只会泯然众人。”她悲伤地说,“高考之后,我会去学开出租车。”

这类抱怨,在那位耶鲁毕业的校管小江眼里实属正常。他一直在试图找出把人们的焦点从高考身上移开的办法。“最好最聪明的教育体系,不会让人把自己全都奉献给社会。”他说。南京的一位教师兼高考阅卷人张晓龙补充道,“很多老师在学生毕业后都告诉他们:‘请把你之前学的东西通通忘掉。’因为这些老师知道,他们教的东西其实一文不值。标准化的考试意味着标准化的思想。我告诉学生们‘这些东西把你们的脑子填满了,所以你们就无暇去想其他的东西。’这是一种愚民政策。”

参加高考的人数正在缩减;2011年有930万人参加考试,比2008年的1050万人有所减少。部分是因为对那些没能进入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工作机会十分有限。并且,有更多学生选择了出国。“特别是城市的学生,他们会转而参加SAT考试。”小张说,“人们找到了更多的出路。”

在争论高考不该成为通向成功的唯一坦途的人群中,有几个杰出的中国人成为了他们的偶像。作家兼商人罗永浩从未参加过高考,他后来在托福和GRE考试培训行业赚了大钱。也许最著名的例子还是韩寒。这名高中辍学生是中国的现代模范,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骨。他是身兼赛车手、小说家、歌手等多种身份,还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博客的博主。

但生活中,雪莉·钱这样的人还是要比韩寒要多得多。前者似乎理所当然应当经常进行自我批评。有天我去二附中时,雪莉拿着她备考资料中的英语文章向我求教。那是篇毫无意义,语法上也令人生疑的小故事。讲的是两兄弟背着行囊爬山。“这不合逻辑嘛。”她说道。她是对的。故事里并没有说清角色们要去往何处,为什么如此,还有他们的感受如何。可后来,我发现了那个点明文章主旨的句子:“他的唇边并没有溜出一句不悦的话语。”令人好奇地是,从那以后,雪莉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抱怨高考的话。

今年,北京考生的高考分数于考试后两周在网上进行了公布。佩吉·朱珠的父亲是名在西藏精英部门工作的警察。她在满分750分的考试中取得了676的绝佳成绩,让所有人吃了一惊。这是二附中也是全北京城的最高分。接下来的几周,她接受了十几家媒体记者的采访,所有记者都带着中国人自幼刻在骨子里的那股虚伪的谦卑。“我运气不错。高考并没有那么重要,我的许多同学都有这个能力。”她说,“没什么好庆祝的。”

鲍勃结结实实拿到了648分,他的女朋友茱莉亚拿了602分。(他们的暑假计划是:一起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是鲍勃那个文学理论教授爸爸最先想出的点子。)丹尼尔比茱莉亚多考了两分,拿了604。詹尼斯拿了616。葛蓓莉亚/宝琳娜/可可/罗莎琳德拿到了635分。雪莉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她只考了573分。能进大学,却进不了第一流的。

在索菲的公寓里,她的母亲在笨拙地摆弄着密码。索菲在电脑前气定神闲地等着。“你快点行不?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她说着,声音都颤抖了。“我想拿到660分。这太折磨人了。”敲了几次键盘后,她知道她稍微少考了一点,但也少得不多:拿了641分。“这分应该够上清华了。”

几秒钟之内,她母亲就拿起电话忙活起来,给其他父母打电话问同学们的分数。这不怎么酷。“你能不能别这样,老妈?”索菲说,“我妈真讨厌。她总在问我朋友们考了几分。这很粗鲁。”

我用中文问她,你对自己的分数感觉如何。她开玩笑地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回答了我,“固哒。”可还没过一分钟,在仔细研究了她的得分后,索菲和她的母亲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她考试中相对较低的英语成绩上。起初,索菲本打算在这个暑假做些她之前三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好好休息。她家和佩吉一家打算去西藏玩上10天,之后就没什么别的计划了。

可最后,她发现自己可能没时间去了。“我的英语太烂了。”索菲叹着气说,“暑假我应该继续学习。”

本文的另一版本登载于《快公司》2011年9月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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