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心姐姐”:以儿童特色灌输少年政治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8-25,星期四 | 阅读:2,087
记者:冯玥、黄卫,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知心姐姐

《中国少年报》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记者:冯玥、黄卫,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知心姐姐”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专栏吗?这样一个传承了几代人的专栏团队,一直坚持“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让孩子说话”。83岁的姜达雅,教育专家孙云晓,以及最著名的“知心姐姐”卢勤,都曾经是这个团队的主力军。

80年代初,《中国少年报》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而该报的“知心姐姐”栏目在全国小读者评选出的“我最喜欢的专栏”里,名列第一。

姜达雅记得那是1956或1957年,她二十七八岁。在《中国少年报》当编辑的她去南京出差,在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照片上的她,辫子盘起来,微笑着。

1960年,12岁的北京小学生卢勤也到照相馆照了平生第一张标准像。怀揣着一个梦想的她,特意把短发留长,梳起了两根辫子,对着镜头微笑着。

那时的她们都没想到,日后她们的命运会跟大辫子的“知心姐姐”如此不可分割:她们分别成了“知心姐姐”的两代领军人物。

1957年时的姜达雅

“知心姐姐”诞生

51年后,83岁的姜达雅回想起“知心姐姐”诞生的那次小组会,依然历历在目。

其时,姜达雅还是《中国少年报》“队的生活组”的一名普通编辑。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她,随着调到团中央工作的爱人来到北京,进入《中国少年报》。从那时起,“干了一辈子小儿科”。

《中国少年报》创刊于1951年,是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少先队队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除“队的生活组”外,还有时政组、知识组、文艺组等。“队的生活组”即新闻组,一二版内容大都由这个组提供。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的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1960年的一天,“队的生活组”组长朱洪开会回来后传达说,胡耀邦提出要搞“少年政治”。该如何在版面和报道中贯彻领导意图呢?会上,大家献计献策,讨论得非常热烈。

姜达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是朱洪说,解放前,上海《新少年报》有个‘咪咪姐姐’,指导孩子生活,很受孩子的欢迎。有人说,那我们不也可以有个什么姐姐吗?有人说,叫‘大姐姐’吧。大家说,不好不好。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叫‘知心姐姐’吧。大家一致同意,太好了,就是她!”

“知心姐姐”的定位也讨论确定了:第一,她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孩子们的小秘密、小烦恼都愿意和她说;第二,她要比孩子站得高一点,是孩子的辅导员。

1960年10月25日,“知心姐姐”在《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她梳着两根小辫子,清秀的面貌,温和的眼神,脸上永远挂着微笑。

从此,“知心姐姐的话”代替了过去的编者按——“编辑大同志说”。

作为组里跑思想品德这个口的编辑,姜达雅写了很多“知心姐姐的话”。不过,她已经记不清哪些是她写的了。因为,当时的报社社长左林提倡大家当“无名英雄”,都不署名。

她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时,“唯成分论”已开始大行其道,大量读者来信都提及“出身不好,抬不起头,没有前途”。姜达雅本人也“出身不好”,她的父亲姜伯彰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心有戚戚的姜达雅以此为题, 写了这篇。

文章出来后,影响很大,以致“文革”中有人给她贴大字报,说她“为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喊冤鸣屈”。“要不我怎么会对这篇记得这么清楚呢?”姜达雅笑着说。

在姜达雅的记忆里,“知心姐姐”栏目写得最多的是朱洪。朱洪曾就读于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是《中国少年报》的创办人之一,“中英文都呱呱叫,笔头又快”,可惜后来命运多舛,经历坎坷,如今又患有帕金森症,已无法接受采访。

“卢勤小友”的梦想

“知心姐姐”亮相时,卢勤正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五年级,是班里的少先队宣传委员。班里同学几乎人人订阅2分钱一份的《中国少年报》,收钱订报和收发报纸,正是她的工作。卢勤是《中国少年报》的铁杆读者,“知心姐姐”一出,更成了她的粉丝。每期报纸来,先看“知心姐姐”。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经常有少先队中队活动的报道。卢勤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询问如何才能让自己中队的活动见报。

她没想到,她居然很快就收到了署名为“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称她为“卢勤小友”,告诉她,只要活动新鲜,报上没有登过,就可以投稿,一时没有发表,也不要泄气,“总有一天会成功”。

巨大的成就感让少年卢勤开始萌生了当知心姐姐的梦想。本来是短发的她,就是从那时开始,留起长发,梳起辫子。虽然活脱脱已是“知心妹妹”的模样,但她自己却不满意,反复对照报纸找差距,终于发现,原来知心姐姐的头发多,因而显得蓬松;她的头发少,就显得脑门光秃秃的。她用圆珠笔把照片上的辫子加粗,又发明了新的辫子梳法:先把额前的碎发编成小辫子,再编进大辫子中去,这样一来,头发就显得多了。她又跑去照了一张新的标准照,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不够像。

仔细研究后,她终于发现了“知心姐姐”的秘密:她的亲切的微笑。她开始对着镜子练微笑,练多了,还真的越笑越自然了。

她为自己勾勒出了蓝图: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他们中队的活动也终于成功见报了。那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们响应号召,搞了“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中队活动:搜集资料,演活报剧,给哈瓦那的孩子写信,等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终于如愿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但是,她的梦想在1966年这年破碎了。那一年,她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大学的校门彻底关闭了。

《中国少年报》也在这一年停刊了。

卢勤下了乡,在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后来被抽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一直干到了副主任的位子。

她在知青中当起了“知心大姐”,经常帮找对象的人把关,到后来,只要谈15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一对是否合适,十拿九稳。

她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知心姐姐”梦似乎渐行渐远。直到1978年。

卢勤记得那是11月的一天,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她正在做晚饭,一边收听着广播节目《星星火炬》。就在那时,她听到了《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

当选“我最喜欢的专栏”

停刊12年的《中国少年报》,于1978年11月1日复刊了。

文革开始后,姜达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3年后,因查无实据被解除专政,下放河南潢川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随着拨乱反正,“知心姐姐”的原工作人员先后分配工作,调到了别处,只有她,因为爱人的“反革命”问题还没有结论,仍然在干校等待分配。

因此,《中国少年报》复刊时,老一代的“知心姐姐”里头只剩下她了。

姜达雅成为了“队的生活组”的组长。她笑称,自己被推上这个位置,完全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第一批进入这个组里的,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专家的孙云晓。

1978年,20岁出头、只有初中学历的孙云晓,经过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央青年政治学院)的短期进修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到团中央机关当干部,二是到《中国少年报》当编辑。

出生于山东青岛、少时家贫的孙云晓此前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但他喜欢孩子,也喜欢写作,因此,选择了去报社。

这个年轻编辑的到来,给“知心姐姐”带来了新的活力。多年后,姜达雅提起孙云晓,仍然赞不绝口,称他是“第二代知心姐姐里最得力的干将、主力军”。

少年报有个传统,每个编辑记者都有自己的对口联系学校,每周要有一天时间去学校里,和孩子们交朋友。“孙云晓每次带回来的故事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都很佩服他,怎么孩子就愿意和他说那么多事呢。”姜达雅回忆,“孙云晓告诉我说,因为我也是淘气包啊。”

1981年,《中国少年报》创刊30年之际,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那时候,最权威的《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里,经常能听到‘据《中国少年报》报道’。”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常有外国记者来采访,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一份针对少年儿童的报纸,发行量比《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还大?

姜达雅经常出面接待记者。她告诉记者,这份报纸贯彻的是“少年政治”,但注重儿童特色。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大报改写,而是先调研,找出普遍性的问题,有一点理论色彩,但不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又要形象生动,又要入木三分,又要由浅入深,而且不能超过800字,你说难不难?”

“知心姐姐”逐渐达到了全盛。从知心姐姐的话,衍生到知心姐姐信箱、小言论、小小讨论台,几乎每个版面都有她的形象。《中国少年报》1985年曾搞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专栏”读者评选活动,收到7万张选票,“知心姐姐”超越“小灵通”“小虎子”“动脑筋爷爷”等26个专栏,名列第一。

该如何救助落水者的言论成为“知心姐姐”的代表作品之一。

1982年,孙云晓发现,在一个多月内,有来自14个省的34篇来稿,报道了17个少年儿童因救人身亡的事迹。其中,浙江永康县委报道组的一篇来稿写到,3个少先队员去救一位落水者,因不会游泳和方法不当,救人者和被救者全部身亡。

对这些牺牲的少年儿童,当地纷纷授予“优秀少先队员”和“少年英雄”等称号,并发出向他们学习的号召。一个地区在《小学生细则》中规定,哪怕不会游泳,在遇到有人落水时,“也要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抢救落水的人”。

孙云晓提出,知心姐姐要关心这个问题。“我是本能地觉得,儿童的生命是珍贵的,不应该让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1982年8月18日,《中国少年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知心姐姐”的言论。这篇名为《遇到有人落水怎么办》的文章明确指出:“救人既要靠勇敢, 还要靠机智和本领,在自己能力达不到的时候,还必须依靠大人的力量。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会游泳的少先队员,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应该立刻向大人呼救,或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设法抢救。”

“当时报社内部也有争论,也犹豫过,不过还是发了。”孙云晓说。

言论见报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楼道里的评报栏都贴满了。之后,类似的稿件大大减少了。

姜达雅(2011年6月)

“小孩说话也管用”

1979年6月,卢勤也进入了《中国少年报》。

听到这份报纸复刊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未眠的她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进报社工作的夙愿。她记得,她前后写过两三封信。因为她之前做的也是青年工作,或许还因为这份弥足珍贵的“童年的梦想”,她得以调进了报社。“老同志很在意这份感情。”卢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卢勤首先做了长达6年的读者通联工作。

有一段时间,报社规定,每信必复。每封来信都登记在案,贴有写有处理意见的信签。孙云晓记得,自己结婚时请婚假,有一封复信缺了个标签,就走不了。

写给“知心姐姐”的信每天以麻袋计。这些信件先汇集到群工组,经过拆阅、分类,或分发到各编辑组,或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编发,或者个别回复。

卢勤发现,80后孩子们的心理跟她当年做小读者时,很不一样。拿她自己来说,她有6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从来不缺朋友。但80年代之后,独生子女渐渐长大入学,“求友”成了他们最大的需求之一。他们把知心姐姐当成了最信任的朋友,这种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老师和父母的信任。

1983年,“六一”之后,报社收到了北京市马家堡六(二)中队几个小学生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学校组织他们去陶然亭电影院看《扶我上战马的人》。报上说六一儿童节小朋友看电影一律免费,但是,电影院还是收了他们每人一角的电影票钱。“知心姐姐,是电影院收错了钱,还是报上瞎说?”信末,有9 个孩子的签名。

已是群工组组长的卢勤立刻带着两个刚来的大学生去了解情况。孩子们拿出票根和登有《北京市政府关于“六一”少年儿童看电影免费的通知》的那期《北京日报》给他们看,并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电影院赔礼道歉;第二,把钱退还给同学们;第三,如果不退钱,就免费再放一场电影。

卢勤带着同学们的意见,又去了陶然亭电影院。电影院非常重视,答应解决。

不久,报社收到孩子们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上说,开学第一天,电影院就来了两位叔叔,承认收错了钱,道了歉,还给他们免费放了一场电影:“真没想到,在我们国家,小孩说话也管用!”

这两封来信都在报上刊登出来,同时配发了“知心姐姐”的话:“凡是关系到国家、人民和少年儿童利益的事,就要敢想敢说,不要默不作声。”后来,在“全国好新闻奖”评选中,这两封信获得了“好来信”一等奖。

这件事,让卢勤深受触动,深感尊重孩子的重要性。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少年报》的宗旨,在“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两句外,后来又加上了一句“让孩子说话”。

1983年,孙云晓脱产就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专班,离开了“知心姐姐”。

1988年,姜达雅退休,离开了“知心姐姐”第一线。

卢勤成为“队的生活组”负责人,带领新一代的“知心姐姐”们,逐渐把它从一个报纸专栏,发展成包括热线、夏令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知心姐姐”全系列。

不过,卢勤并不认同“知心姐姐”有三代的说法。她说,知心姐姐并不是像鞠萍姐姐那样的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这也是姜达雅和孙云晓反复向记者强调的。

退休后,每当被介绍是“知心姐姐”,姜达雅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知心姐姐是一个群体,是集体的智慧和爱心,不属于哪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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