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力量:在对话中创造新的世界——专访耶鲁大学朱塞佩·马佐塔教授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4-29,星期一 | 阅读:498

文 | 朱塞佩·马佐塔,耶鲁大学教授

访谈&翻译| 高文斌,就读于耶鲁大学,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

文学呈现出现实世界的危机:世界不是我们以为的样子,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斥着我们无法实现的欲望。我相信文学的力量,我作为老师的责任就是向学生传递这种力量。有人说人文主义者已经输了,当今的年轻人对历史毫无兴趣。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需要苦撑待变,变化会来的。


引言

朱塞佩·马佐塔(Giuseppe Mazzotta),现任耶鲁大学意大利研究系斯特令特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但丁研究权威。除但丁外,他还在薄伽丘(Boccaccio)、彼特拉克(Petrarca)、维科(Vico)等人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就。他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也为学界高度称赞。可以说,朱塞佩·马佐塔教授是当今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意大利学者之一。

▲朱塞佩·马佐塔(Giuseppe Mazzotta)

关于马佐塔教授的学术生涯与学术观点,3:AM杂志有详细的专访,读者可在学人公众号后台回复“马佐塔”获取。本文的重点则是马佐塔的人生感悟,虽然这些人生感悟与他的学术活动是分不开的。笔者相信,优秀的学者应该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应该有健全丰沛的情感和深刻细腻的人生体验。透过受访人的讲述,我们也可以窥见过去几十年欧美学界沧海桑田的变迁,以及人文精神在当代不绝如缕的传承

马佐塔教授一生研究的重点,可以用一个意大利语词“mondo”概括,英文即“world”。这不是某种地理学的描述,也不是肤浅的多元主义或世界主义。他感兴趣的是作为哲学概念的“世界”如何与文学语言发生关系。每个伟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而文学研究者的荣幸就是可以在不同的世界间穿梭、遨游。马佐塔教授对“世界”的深切关怀,来自他独特的多国成长背景。可是他的关怀并非支离破碎或触景生情,而是指向基于天主教信仰的普世价值。

本文由笔者从意大利文译为中文。为了行文流畅,略去了笔者的提问,改用“自述”形式。由于马佐塔教授不通中文,不能审读本文,所以文中一切错误都由笔者承担。

在汉语学界,意大利文学与文艺复兴研究仍属冷门学科。这种类似“文化欠债”(cultural deficit)的研究不足必须尽快弥补,否则会造成中国与西方之间更多的误解。虽然中文媒体中充斥着西方文化(也包括相对弱势的意大利文化)的各种元素,但是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不够。与欧美已经蔚为大观的汉学研究相比,中国对西方的研究尚在懵懂阶段。希望这篇访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马佐塔教授主要著作书影

01. 错位的移民,以文学理解世界

我十五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而我母亲和我兄弟都留在了意大利,从此我就丧失了我的家乡。父亲让我写信描述加拿大的美好,鼓励母亲与兄弟也来加拿大来。但我没写,因为我觉得再过几年我一定会回意大利。然而我一直没回去。

我的家乡是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狭小而古老的家乡相比,加拿大既辽阔又年轻。我从没觉得我在流亡,反而在移民中获得了新生几年之后,我回到意大利。故乡的一切都变了。在自己的祖国,我成了陌生人。我不觉得我有某种“特权”,好像同乡都在坐井观天,只有我周游了世界、打开了眼界。但是我确实觉得自己进入了现代世界,成长且成熟了。正是在加拿大,我找到了把自己置于世界之中的方式。这个世界是全新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试着进入这个世界。

作为移民,我的生活有奇特的双重性。意大利文是私密的语言,在家中讲,在酒吧和咖啡馆里跟其他意大利人讲,这是关于家人、足球和食物的语言。在加拿大的学校里,我讲英文和法文。我一开始不太会讲英文,也清楚自己语言能力的不足。我察觉到我的加拿大朋友对我这个英文不好的外国人很感兴趣。我对他们相当神秘。不仅是他们对我有种种疑问、评价与判断,我对自己也有细致的评价与判断。这是一种暧昧的、强烈的心理体验。我记得有一个姑娘对我说:“你穿的是意大利的皮鞋,好漂亮啊。可是你知道,我们加拿大会下雪,非常寒冷。为什么不买一双厚实一点的靴子呢?”我说:“可是现在还没下雪啊。等到下雪的时候,我也会买一双厚皮靴。那时候我就跟你们一样了。”

▲年轻时的朱塞佩教授在宣读论文

移民是一种错位与失落。幸运的是,我有文学。总有人告诉我:“文学描述世界。”我说不对。我坚信,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问题是语言的问题,是关于语音、语调、语义的问题,是关于熟悉与陌生的问题;语言是世界的镜子,语言创造世界,语言就是世界,世界透过语言呈现意义。文学是我的私人世界,是我寻找意义的方式,是我探索世界的秘密与不确定性的工具我喜欢读小说的感觉。你知道一个人物从哪里开始,却不知道他的漂流在哪里结束。你对人物有某种信任,但是在根本意义上你不认识他。

如果说加拿大是父亲强加给我的,美国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之后,到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当时系里有各个国家的教授: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他们都讲英语,但是口音南腔北调,有时候理解起来很吃力。有一位人类学教授对我影响很大,他喜欢探讨边缘(marginalità)、边界(liminalità)的问题。在他看来,世界已经没有中心了,我们都是边缘人。我发表的第一组论文就探讨了文学的边缘问题(la marginalità della letteratura)。这也是移民经验带给我的吧。

我到美国时,美国在打越战。我虽然还不是公民,但已经准备好上战场了。当时有一个摇号系统,摇了好几次,都没有摇到我。我算是逃过一劫吧。 我的妻子是美国人,但是她会讲意大利语,她跟我母亲通电话时就讲意大利语。我有三个孩子,只有大女儿会讲一点意大利文。我总是督促他们多读一点严肃文学,可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如今他们从事的工作都和文学没有关系。

我每天早晨都到图书馆读意大利文报纸。因为是跨大洋寄送,所以一般会晚几天。对我无所谓啦,只要是意大利文报纸就好。

02“人文危机”时代的乐观主义者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让他失望了。”我父亲一开始是位砌墙工人,后来成为房地产商。他很有商业头脑,也痛恨律师,因为每次买卖成交时,律师都要收取一笔不菲的手续费。所以他希望我当律师,这样我就能和他合作,他也不用额外支付律师费了。但是我无法想象自己成为律师的样子,因为我一直想当文学老师,我想这让他失望了。在我长大的那个世界里,父母的意愿很多时候就是命令,所以可能这里也有某种叛逆:我不再是孩子了,我的自由意志、我的人生计划更重要。

在人生事业的选择上,我受母亲的影响更大。她的家里有不少知识分子,比如药剂师、律师、大学老师,所以我从小就受到文化人的熏陶。她也是一个很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我们会经常讨论一些神学观点,这对我选择文学作为事业也有影响。她不主张我从商,因为她对1933年的经济危机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很多亲戚都破产了。所以她支持我当大学老师,因为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们家里的人都热衷政治,不是那种挨家挨户拉选票的政治,而是集会政治、广场政治、站在阳台上对同胞慷慨陈词的政治。我很羡慕那些会演讲的亲戚。小时候我躺在床上,就会假想自己在演讲,大声地自言自语。语言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在政治演说中体现得最明显。我从小就琢磨如何对着一群人讲话,如何把话讲得漂亮,所以后来很自然地研究文学

我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跟着导师到了耶鲁大学。我觉得耶鲁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对做学问很有益。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过于专业的环境显得不太真实。有时候我想,退休后还是回意大利。意大利的乡间有果园,我每天可以出去散步,采新鲜的果子。我有时候也想回加拿大,但是前一段时间得知我在多伦多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现在不知道还想不想回去了。

▲接受多伦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学术对我来说是宿命。现实中我已经丢掉我的传统了。我是意大利人,但是生活在美国,日常生活中我无法确认我的传统。但是我在书里还能找到若干痕迹。我认为古典的世界、人文主义的世界很重要,现代人依旧需要古人的智慧如果这种智慧失落了,我不知道我们会去向哪里。我有一个几十年不变的习惯,每天睡觉前读一点拉丁文诗歌,读着读着就会睡着。我去世的弟弟是古典学教授,他小时候可以将古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甚至可以模仿各个拉丁文作家(比如西塞罗、奥维德)的风格。当年我们俩经常比赛谁的拉丁文更好,有人说我是一个只对过去感兴趣的守旧派,其实我对未来更感兴趣。可是未来无非是过去的延续。不了解过去,就不可能了解未来。贬低过去就是贬低我们自己,因为事情发生的一刹那就已然成为历史。我们就是历史,虽然我们的命运指向未来。

有人说人文精神正在遭遇危机,我认同这种说法。比如说,我所成长的世界虽然贫穷,但是人们有更强的荣誉感,人际关系中有更多的关爱。今天的世界更繁荣了,可是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但是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乐观主义者,因为我相信自由意志(ottimismo di voluntà)。惟其因为有困难,我们才更需要努力。有读者说我的书总是与“危机”有关。文学呈现出现实世界的危机:世界不是我们以为的样子,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斥着我们无法实现的欲望。我相信文学的力量,我作为老师的责任就是向学生传递这种力量。有人说人文主义者已经输了,当今的年轻人对历史毫无兴趣。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需要苦撑待变,变化会来的

03.对话:世界的,也是中国的

去年三月我来到中国,我把我的一些著作赠给新落成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图书馆。然后我去了西安,在秦始皇陵,有中国人问我:“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如何开始的?”我指着眼前的陵墓对他们说:“我们的文艺复兴就是从废墟开始的。罗马的废墟给我们以灵感。你们也有你们的废墟,所以你们也可以有你们的文艺复兴。”我在意大利语系的通报上写了一篇短文,记述我的中国之行。我在文中写道:“兵马俑有两千年的历史”。发表出来的时候就成了“兵马俑有两百年的历史”。我猜是编辑去掉了一个零。“两千年”是充满了未来主义激情的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时间跨度,他们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有两千年历史

我时常觉得区别是人为的。中国就是西方,西方就是中国。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多乡村,有时候我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在威尼斯或者罗马,因为建筑风格太相似了。我也观察到中国人与脚下的土地深刻的联系,这让我更坚信对祖国(patria)的热爱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一部分。

中国人热爱学习。我在新加坡演讲的时候,看到很多华人家长和孩子一起出席。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完事了,而是我本人也要到场,我也要学习中国的学生很优秀。中国的大学一天比一天好。中国的同事有很棒的幽默感,但是也懂得礼貌,不越界,不侵犯他人。西安的朋友曾经跟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想来中国教书吗?我们给你offer!”我希望到中国教书,但是我不通汉语。我快八十了,让我现在像六岁学童一样学习一门外语,我觉得不现实了。

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对但丁很感兴趣。我遇到一个中国的女建筑师,她希望在中国建一座但丁纪念馆。当年意大利也想建一座但丁纪念馆,但是因为设计方案得到了墨索里尼首肯,战后就变得政治不正确。我觉得很奇怪:看来墨索里尼死了比活着影响力还大!这个建筑师表示会参考意大利人的设计,但是要加入中国元素。我已经跟她约好了,博物馆落成当天,我去做揭幕演讲。今年夏天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将组织一群中国学生去弗洛伦萨游学。我会去教他们。我很激动。在弗洛伦萨讲但丁,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吗?

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把我的一部分藏书捐给大连外国语学院。我跟他们开玩笑:“拉丁文里‘书’和‘孩子’是同一个词。我写了很多书,他们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我把我的孩子送给你们了!”我拜托了东亚系的一位同事,让她联系纽约的中国领事馆。他们很快就打电话给我,表示愿意组织运输。中国人真是一个有效率的民族。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不会喝酒。我希望有一天把意大利的酒批发到中国去。

2021年是但丁去世七百周年。我希望组织一场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题目可以为“但丁的世界,世界的但丁”。但愿到时候中国的但丁纪念馆已经建成了。其实我并不在乎是否符合意大利建筑的风格,既然在中国,就要有中国风味。我写的几乎每一部书的标题里都含有“世界”这个词,我写过彼特拉克的世界、但丁的世界、薄伽丘的世界、维科的世界,文艺复兴的核心在我看来也是“创造世界”(Cosmopoiesis)。我相信不同的世界之间可以对话,在对话中新的世界可以诞生。我研究了一辈子但丁。我相信他是为世界写作的,他的精神属性具有世界性意义。但丁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我信仰世界是和谐的(mondo come armonia)。你看看《天堂篇》(Paradiso),那就是对和谐的礼赞啊!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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