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之后的巴金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5-21,星期二 | 阅读:590

撰文:商昌宝

进入1949年,巴金的生活陷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于家庭来说:受战事影响,上海人心浮动,物价暴涨,仅靠稿费维持生活的巴金不得不向开明书店借支二十块银元以保障一家三口的吃饭和住房问题,也不得不到林森路(今淮海路)去学着倒卖银元。4月,好友马宗融病亡,巴金收留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家庭负担更重了;于事业来说,与吴朗西等合作经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现分歧,还要应对那些催要版税的作家。这一切都让他大伤脑筋,甚至无暇顾及上海城外的枪炮声。

5月27日清晨,在迷迷糊糊中听了一夜枪声的巴金接到报馆友人打来的电话:上海迎来“解放”。好奇之余,巴金约上好友黄裳一起到南京路去看军队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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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尚未摆脱生活困顿的巴金接到周恩来署名的电报,邀请他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巴金为此兴奋而激动,因为对他这个于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反而曾经因为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职业者来说,这不仅是一种价值的认可,更是一种政治身份的认同。于是,巴金满怀希望地踏上北去的列车,与那里的新老朋友共享这一历史时刻。

凭借着文坛的影响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巴金同时被“选”为全国文联和文协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补定为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仍是去“吃饭和鼓掌”(韦君宜《思痛录》),但他还是为此兴奋不已。10月1日,他身着灰色干部制服,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的身份荣幸地登上象征权力、地位和荣誉的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亲身分享和感受了这一万众瞩目的盛典,这让平民作家巴金切实找到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感觉。“文革”后,当他重新拿起笔时仍念念不忘当时的情景:

1949年10月1日,我在人丛中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般的热烈欢呼,从下午3点起连接六个小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洪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我离开阳光照不到的书桌,第一次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我感觉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上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

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

在这样良好的开端中,巴金的生活与以往截然不同了,最明显的变化是持续不断的“戴帽加冕”和不断增多的“会”。仅以1949年10月后的一年为例,他先后荣任上海市文协副主席、创作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大小不一的官职;他也先后参加了上海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北京各界庆祝抗美援朝胜利大会等大大小小的会议。

这时的巴金确如沈从文所讥评的“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巴金虽不像茅盾、夏衍、丁玲等“华威先生”那样每会必讲,但坐主席台的次数也不少,“会”已经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他还专门撰文《“会”把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需要友爱,“会”要给我温暖;我感到能力薄弱,“会”要给我帮助。离开了“会”,我只是孤立渺小的个人,生活在自己弟兄姊妹的中间,我对工作才有更大的信心。“会”把我们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会”加强友爱的空气。

面对如此纷繁的“会”,巴金乐此不疲,因为这不仅是他为新社会服务的一种体现,更重要的是,这些“会”让他找到满足感——一种中年男人的潜在的成就感。因为1949年的“会”,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价值和地位,是一种与来自市场和读者完全不同的认同。从巴金与“会”的积极性和热情度来看,他及他的家人,尤其是一直崇拜他的萧珊,都充分体验到这种感觉。所谓夫贵妻荣,在中国传统家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因此,对于以前从没有参与过国家、国际会议的巴金来说,“会”着实满足了他的这种心理欲求,所以即使是“疲乏不堪,但精神很好”。(《巴金致萧珊》)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疲乏”的,正如同萧乾在《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所说:交中苏友好协会会费本是讨人烦的,但对那些没资格交钱的人来说这却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体现,所以交钱也就心甘情愿了。不过这种感觉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新鲜感过去,它的弊病也就会显现出来。巴金后来“怕开会”、“动脑筋躲开一些会”、“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便是这样的结果。当然,“躲开的会”也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会,那些重要的会还是踊跃参加的。

还有一点通常不被人们注意,也是研究者不愿谈及的,就是“会”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为与“会”的频率可以体现出级别的高低和身份的尊卑,在高度计划――指令性――经济体制中,“毛头小子”的文章和书是很难有机会出版的,只有“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发表和出版机会,而且在发行量以及稿费方面还能得到保证,这对于1949年后不拿国家工资而仅以稿费生活的巴金来说,【傅雷当年也不拿政府工资而靠稿费生活;丁玲在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后,宣布不领工资,靠稿费生活,甚至连勤务员、保姆兼厨师(根据丁玲的级别政府出钱给配备)的工资也都靠她的稿费。】未尝不是“漂亮”的事。可以想见,1949年还在霞飞坊租房、靠借债度日的巴金,至1955年已买下武康路的二层公寓【1952年凭借《青枝绿叶》成名的刘绍棠,1956年春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一座小三合院,包括住房五间、厨厕和配房四间,还有十余棵老果树,共花了2000元。】,这其中不能说没有“会”的功劳。巴金的稿费具体多少很难统计,不过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后,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作家待遇的情况是这样设定的:作家今后得到报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新的稿酬办法文化部已经拟定。根据新的稿酬标准估算,作家的收入将比过去有所提高。一般作家,每年平均可写小说七万字,印三万册,以每千字二十元记(新稿酬办法规定每千字十——三十元),全年可得稿酬2380元,平均每月约二百元。著名作家可得到较多的稿酬。如老舍,1950年至1955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五千字,若按每千字三十元估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7905元,平均每月659元。又如刘白羽,一九五一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四千字,按每千字二十五元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6545元,平均每月约545元。

欣喜、兴奋之余,巴金也多少有些惭愧。毕竟这个胜利是人家拿鲜血和性命换来的,自己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也就难免“有一种负债未尝的感觉”。巴金当时便表示:这“好比一个人在无意间受到了别人的恩惠,他当时不知道,施惠的人也不曾觉得,可是有一天受惠的人明白了,他想表示一点谢意,也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心安而已,对别人并无好处,对施惠的人更说不上报答”。心安也好,报答也罢,作为“受惠者”一定要有所表示的。

2

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巴金在感受老友相聚、结识新友的同时,也感受到那些异常活跃的身着黄军装、灰制服的老解放区来的作家的优越感,他的心里便起了异样的变化。凤子在晚年与李辉的谈话中曾表述过这种心情,她说:自己“和许多曾经生活于‘白区’、‘国统区’的代表,为一个企盼已久的新时代终于到来而欢呼,也为能同来自解放区的同行们相聚而兴奋。但是,生活区域的不同,历史身份的不同,导致彼此的感觉和心情,有着明显差异。那些身着军装随着解放军的炮声大步走来的解放区文艺家,有资格拥有自豪与骄傲,相形之下,他们是被解放的,这就难免不带有一种无法回避的惭愧,甚至自卑”。

同时,“最有才华”、“待人最好、最热心”、“敬爱的畏友”沈从文,竟然因言论而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这让他充分感受到全权政治的威严和不近人情。

文代会后不久,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青年团的讲座中批评说:“巴金的小说可以使人有作为,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但是“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中间只有几个又像朋友,又像爱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所以“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其实,聪明而敏感的巴金来京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了。

1949年7月17日,巴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自己参加会议的简短感言:“我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却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

随后巴金以《一封未寄的信》为题,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愧疚:“由于你们,我看见了一个那么广泛的文艺活动,由于你们,我才知道有人用笔做了那么多的而且那么直接生效的工作。”“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却用笔蘸着血在工作。你们消耗的是生命,是血”,而“我的笔蘸的是墨水”。“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被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我好像被四面高墙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你们却仿佛生了翅膀飞遍了广大的中国,去散布光明”。

或许是巧合,巴金文中的“你们”与“我(们)”,与毛泽东在第一届文代会上的讲话中的“你们”、“我们”遥相呼应,或许他清楚自己属于“你们”之列。这难免不让人想起马雅可夫斯基在《澡堂》中的一句经典台词:“阁下,请下命令,我马上就转。”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由茅盾主编的《新文学丛书》,共收入“五四”以来22位知名的“进步”作家的作品。这套丛书在1949年后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其是第一次较系统地出版“五四”以来作家的丛书,而且这套丛书开了作家根据政治的需要而大范围地修改原著的先河,后来通称为“开明版”。

巴金选择了《亡命》《奴隶的心》等22篇较“进步”的作品予以结集,同时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按照要求,他还为选集撰写了一篇不同于以往的“自序”。文中,在简要交代自己如何走上创作道路后,他总结说:

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忧郁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我的作品的缺点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说我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作品。现在抽空把过去二十三年中写的东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愧悚。

他还说:“虽然我的作品没有为这伟大的工作尽过一点力量,我也没有权利分享这工作的欢乐”,“我的一枝无力的笔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为了欢迎这伟大的新时代的来临,我献出我这一颗渺小的心”。从“序言”中不难看出,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巴金主动否定了自己以往的创作,尤其是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作品。这种否定既包含迎合政治的成份,也包含真诚的成份。所谓真诚,主要缘于巴金对文学启蒙的质疑和否定,因为自己的作品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让一些人背叛了家庭,却在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这一方面无所作为,而阶级文学却做到了这点,这也是他“感到愧悚”,想把作品藏起来的原因之一。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1953年,巴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家〉新版后记》中写道:“像这样的作品当然有许多的缺点,不论在当时看,在今天看,缺点都是很多的,不过今天看起来缺点更多而且更明显罢了”。他接着说:“事实上我本可以更明确地给年轻的读者指出一条路,我也有责任这样做。然而我当时还年轻,幼稚,而且我太重视个人的爱憎了。”

看得出,巴金已经把握住了自己作品的“缺点”,并在此后的检讨中频繁地触及这些问题。如在谈到《憩园》时,他检讨说:“我写了《憩园》的旧主人的必然的灭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没落,可是我并没有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那些腐朽的东西,在我的叙述中却常常流露出叹息甚至惋惜的调子。我不应当悲惜那些注定灭亡和没落的人的命运。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凯歌,这才是我的职责。我知道当医生的首先要认清楚病,我却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是开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会的病,不指出正确的出路,就等于医生诊病不开方。我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我开不出药方来。”在谈到《激流三部曲》时,他检讨说:“我为自己的许多缺点感到惭愧。在我的这三部小说中到处都有或大或小的毛病。大的毛病是没法治好的了,小的还可以施行手术治疗。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无非想治好一些小疮小疤。”

巴金正是在这种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中,思想逐步发生转化。

3

巴金虽厕身为体制中人,但也清楚自己不过是装点门面的统战对象之一,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他甘愿位居边缘,并以一贯低调的处世哲学远离政治漩涡。在批《武训传》、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等运动中,他都是站在圈外。

不过,在胡风的问题上巴金走了下坡路。运动之初,巴金还想继续“蒙混过关”。因为在他看来,胡风是一个热情的、思想激进的革命作家,起码比自己进步得多。但在形势越来越严峻之时,身为全国作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的他,也不得不匆忙上阵,因为他的领导已经发出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号令。应《人民日报》之约,巴金撰写了《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后又发表了《谈〈洼地上的战役〉》。“文革”后,巴金在《怀念胡风》一文中披露:“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

巴金所遇到的情况在当时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曾说过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这话是意在批判中国知识分子麻木、冷漠和苟且的劣根,但是在批判胡风运动中,这也变成了“高风亮节”,成为人们难以企及的彼岸。在“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胡适)的境遇中,巴金自然在劫难逃。尤其是身为体制中人,他必须要遵守体制的规则和潜规则,这是巴金的悲哀所在,因为在应该沉默的时候,他无法缄口。

而这期间,巴金所负责的《文艺月报》因为刊发贺绿汀的《彻底揭发“暗藏”分子胡风》而被攻击为“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无奈之下,巴金发表了《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不久,又有人在《解放日报》发文质问《文艺月报》为何不转载“第三批胡风反革命材料”?巴金不得不发表《关于胡风的两件事》。同时,巴金也担心自己被当成“暗藏的反动分子”。他清楚,自己虽不是胡风集团的成员,但因鲁迅的原因他们的接触是较为频繁的。

从胡风事件的结果看,在受牵连的2100人和被定成“胡风分子”的78人中,有些人与胡风的亲密度远不如巴金。所以,当胡风“落井”时,如何划清界限,排除潜在危险便成为巴金的首要问题。根据惯例,最好的办法是“落井下石”、“以攻为守”。巴金这样,还有另外一个更深、更隐晦的背景,那就是他早年因信仰无政府主义曾有过激烈批判苏俄和列宁的“劣迹”,套用后来阶级斗争中的一句话,就是历史反革命。这是巴金的隐痛,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青年巴金

巴金到底怎么反革命呢?

不妨来看,巴金在南京读高中时,就在《“欠来”——布尔雪维克的利刃》中,批评列宁的“布党专政下的俄罗斯已成了屠杀革命党人的刑场,执政的共产党便是行刑的刽子手”。

在《俄罗斯的悲剧》的“后记”中批评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走俄国人的路”是“想把俄国的悲剧拿来中国开演”。巴金在根据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的《列宁论》材料做同名文章,批评列宁“欠来的无上权力,对俄国人民可以任意杀戮”,列宁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是“独夫民贼”的行为,列宁因此应该被宣判死刑。

列宁去世后,国内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方面的报纸,都在为列宁大唱颂歌时,巴金撰写了《列宁,革命的叛徒》,不用看内容,仅从题目就可以辨别出巴金的批评立场。

在《马克思与阶级斗争》中,他批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盛赞马克思“发明”阶级斗争一说,他说: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事实,并非出于思想家的发明,马克思的学说大半取自早起的社会主义者,所谓“发明”不过是抄袭。

之后,他还在与郭沫若的论战中,写下《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这样嬉笑怒骂的文章。例子不用多举,或者翻看一下1925、1926年,巴金在《民钟》《时事新报》《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的文章,哪一篇放在1949年后的政治环境下,都可以被定罪为“历史反革命”,甚至包括他之后创办的《民众》半月刊,也都是“罪证”累累。

仅从巴金的文章中就能看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获得政权后,对当年的同路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残酷镇压。向上追溯,就知道马克思与巴枯宁在第一国际时的矛盾。例如在1869年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与巴枯宁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两派领袖,围绕革命以后是否应该建立国家政权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相互攻击,二人由同路人变成仇敌。马克思在当时就给德国朋友发去密信,声称巴枯宁是泛斯拉夫主义党的间谍,每年收取这个党两千法郎的佣金,最后巴枯宁被迫流亡瑞士。

以上种种,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不敢面对的历史,他当然也担心这段历史被人掀出来。这或许也是巴金在1949年后迅速地加入到“颂歌阵营”、在胡风批判运动、反右运动中的一个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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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要做的另一件事便是为“施惠者”大唱颂歌,这在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即已决定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这个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巴金在实践中兑现了自己的诺言,1949年初的几年中先后写了《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印象》《伟大的收获》《古城克拉科》《华沙城的节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等短小的“急就章”。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便可看出,巴金这个“写惯苦难的笔”开始转向了。

虽然巴金写了一些歌颂篇章,但这些“小摆设”既不符合巴金自己的心意,也不适应形势的需要。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其中指出:“要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造所有文艺家的思想,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周扬、丁玲等人随后也都作了讲话,文艺整风运动全面铺开。

这期间,巴金接连收到冯雪峰、曹禺和丁玲等三人的来信,内容都是一个:邀他去朝鲜体验生活。巴金犯难了:去,尽管未必直接参与战事,但那毕竟是战火纷飞的战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况且,自己已近知命之年,最小的孩子还不满两岁,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不去,人家拿生命打下的江山,自己无功受禄,不能接受这样的考验,又何言报答呢?况且人家也说:“小资产阶级作家要从他们自己阶级走向另一阶级,这是脱胎换骨的事,决非单纯凭借其原来阶级的感性机能所能解决。首先,就接近工农兵来说,也不是那么简易的事情。……但不管如何困难曲折,一个革命作家却只有坚持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去,才有他的前途。”(邵荃麟:《论主观问题》)

更现实的是,领导既然已经做出这样的打算,身为体制中的人,能不去吗?因此,巴金说服萧珊如约前往北京“复命”。尽管,这期间曹禺等借故开了小差,鲁艺话剧演员任均在晚年口述中谈到“文革”中批斗彭真,作为陪斗的曹禺被问及为何不去下乡体验生活时,曹禺答说:上面没安排。彭真扭头冲曹禺说:“怎么没安排?我叫你去你不去!”但诚实而又历史不够青白的巴金却只能硬撑下去。

尽管抵达朝鲜后,巴金等始终被置于一种安全境遇中,但是置身于真正的战争氛围,他还是努力表现出英勇的气概和勤奋的精神,这一点从他的“朝鲜日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时任“志愿军”某师政委的李真记述1952年夏巴金在部队的情况时也说:

更使我惊奇的是,他不要翻阅记录本子,就能一口气讲出这么多人的名字和事迹,看得出来,他不仅做到了“身入”,而且做到了“心入”。

可见,从未体验过部队生活的巴金,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融入其中。当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先后创作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平壤,英雄的城市》《在开城中立区》《朝鲜战地的春夜》《起雷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保卫和平,保卫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向朝鲜战地的战友们告别》等通讯和特写,后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回国后又写了《坚强的战士》《一个侦察员的故事》《黄文员同志》,后结集为《英雄的故事》。

今天看来,这些关于“战斗”、“友谊”的“颂歌”作品,除了具有批判价值外,恐怕不会有人再费尽心机地去挖掘其中的审美内涵。就是被所谓北京文艺界的行家里手们看好并被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的《黄文元同志》一文,事实上也不过是童叟皆知的邱少云故事的翻版,无怪当时的一个“青年工人”写信说:作品“写得很坏,甚至不如一般报纸上刊载的作品”,“前半篇可以删去大半”。不知为何,巴金本人竟然很钟爱这个“小说”,在给萧珊的信中抱怨说:“我不愿在《文艺月报》上发表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读者,要是把《黄文元》发表在我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会有人写信骂得狗血淋头的。”

巴金之所以这般斤斤计较、敝帚自珍,主要是缘于他对于新的写作规范的服膺,自认为在遵循规范方面做得不错,他还活在“著名作家”的意识里,以至于养成一副自负的脾性和“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巴金晚年。当香港大学生批评《随想录》“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不长的篇幅中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时,他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批评,反而负气地且回避问题地回敬说:“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

巴金《随想录》

考察巴金1949年后所写的《愤怒的哭声》、《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向葛量洪先生进一忠告》、《挨自己人的耳光》、《法斯特的悲剧》等文章不难发现,巴金在《随想录》中的确“夹带了不少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缺乏自己的独立话语”,(林贤治:《巴金,一个悲剧性的存在》)远不及邵燕祥、沙叶新、韦君宜、牧惠、丛维熙等作家反思的深刻。由此可见,思想改造后的巴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的确发生了转变。

对于巴金来说,能够制造出如此大量的劣质作品,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考察当时的情形,不难发现,巴金虽尽力体验了战争生活,但那些生活基本都是“二手”的。他的采访不但有专人陪同,采访对象也是事先安排好的,采访的形式主要是听汇报、听报告。可以想见,在话筒和摄像机面前,巴金又能得到多少真实、有意义的东西呢。

不仅于此,巴金所写的文章的题目和内容大都是集体讨论后的结果,他充其量是履行了一个书记员的职责。巴金后来回忆说:“我1952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的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做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小说变成了特写。”巴金被束缚住了手脚,成了名副其实的“螺丝钉”和“齿轮”。

巴金不甘心,于是又有了第二次赴朝鲜的经历,当然从创作的结果看又失败了,而这一次与上一次被人直接“把着手”写作不同,他是一个人去体验的生活,创作也是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完成的,他还能怪谁呢?巴金的确失去了笔力,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以致至死也没能写出在心里萦绕多年的、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群》,没能实现《激流》三部曲续篇的梦想。巴金晚年坦诚:“没有写长篇小说,只是因为我想丢开那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因此我常常写不出作品,只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阴。”

巴金的创作成绩虽“不太好”,仕途却有了发展。鉴于两次赴朝的功绩,第二次文代会上,未出席会议的他仍被内定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5

巴金的问题不仅在于“写不好”,更重要的是他为了配合政治任务而写。据统计,仅就元旦、国庆这类节日他先后写了一二十篇应景文章,有时一个国庆就写六七篇。这样的情况在1958年达到最高峰。这一年巴金一共写了37篇文章,其中25篇是根据需要为配合政治任务而写的应景、表态文章。

如果考察巴金1949年后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他的“遵命”、“应景”文学从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就开始了,标志就是《一封未寄的信》。此后如参加上海首届文代会,他写了《“会”把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国庆一周年,他写了《为一年伟大胜利而欢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写了《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一点印象》《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印象》《华沙城的节日》;中苏签订互助条约,他写了《欢乐的节日》;斯大林去世,他写了《悲痛给广大人民以更大的力量》《斯大林的名字将永远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在这些遵命文学中,巴金不但延续了此前“滥情”的文风,还不断“丰富”题材的内容。

巴金的转变既有真诚的原因,也有被迫的因素,而二者结合的结果更加速了他的转变,以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如1958年全民狂欢,巴金“宣传总路线”,“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欢呼”;他让“小妹编歌”,也跟着说:一天就是二十年;他觉得有趣,也在院子里敲了一下午铜盆驱赶麻雀。即使这样,也还有理由不去责备他,因为那时的中国人都疯了,不疯也不行。1959年,在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增长、几亿农民濒临生死存亡之时,巴金却在《一个作家的无限的快乐》中写道:“我看见长得可爱的庄稼,我看见一片欢笑声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我见到的尽是些欢乐的景象。……玩具多,保姆多,衣服用具干干净净,孩子们脸上毫无呆板的表情。看见这么多天真可爱的孩子,我想到新中国农村的未来。”

这样无视事实、粉饰现实的行为,恐怕不能仅仅用被迫、遵命来辩解,而是基本的艺术良知和底线的问题了。而巴金晚年却针对这些颂歌解释说:

说是换一支笔写新人新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路”。这样才可以解释我的思想、我的文笔的改动,我甚至承认自己投降。从此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发表了新的文章。这些文章被称为“歌德派”,回顾它们的产生,我并不后悔我写了它们,即使我写了自己不想说的话,即使我写了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我也希望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的文章会起一点好作用,我的感情是真诚的。

晚年巴金

这种所谓“真诚说”的解释,是令人遗憾的,他大概没有意识到,不辨是非的真诚带给人类的灾难往往要更残酷、更决绝,德国的法西斯战争、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斯大林的“肃反”,哪一个不真诚呢?真诚就可以任性而不守是非底线吗?伏尔泰曾有名言:“自然宗教经常阻止人犯罪。一个生性良善的人就不想犯罪,一个温和的人惟恐犯罪。他们都想像着有一位公正而赏罚严明的上帝。但是人为的宗教却鼓励人们结伙干出的一切残暴行为:阴谋、暴乱、抢劫、埋伏、袭击城市、掠夺、凶杀。每个人都在他的圣徒旗帜下兴高采烈地去干罪恶勾当。”在这一点上,巴金《随想录》式的忏悔是远远不够的。

巴金毕竟是巴金,他虽然不停地检讨自己的作品和思想,源源不断地创作大量的颂歌文学,也顺应时势地撰写遵命文章,甚至也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然而,作为“五四”思想启蒙的后继者和新文学革命的衣钵者,他毕竟能保有起码的艺术感知。转变后,他发现自己竟然对创作那样陌生,特别是两次去朝鲜体验生活后,除了获得一些政治资本外,创作却没有多大改进,作为不同于其它党政部门的文艺界领导,没有足以服人的新作,而仅依靠过去的旧作来支撑自己的职位和地位,是无法服众的。从自身来说,巴金清楚自己这些年“成绩不好”,所以无奈之下,他选择去朝鲜,再去朝鲜,甚至计划三去朝鲜,他不相信凭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写不出让自己、让别人满意的作品,然而持续不断的失败让他难以找到成就感,也不能满足他的进取心和虚荣心,他为此而痛苦而愤恨。

事实上,巴金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他说出了憋在心底许久的话:“我们的作品常常因为作者想做到四平八稳、照顾周到、人人满意,而变成既不生动又无力量的东西,这些年来有多少文学工作者写过像王芸生代表所说的‘干干巴巴、缺少感情的文章’?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巴金的这番言论事实上都是常识性的,但能够在这样的场合表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也显示了他的勇气。不过,他是出于对文艺的热爱,不忍看到文艺受制于教条主义而失去自身,并未将这样的言行视为对体制的“抗争”。促使巴金说出这番话的动力是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宪法。

6

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巴金很看重宪法的力量,相信宪法会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此前毛泽东也确曾表达过: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法宪法”。巴金对此是笃信不疑的。不过,巴金当时大概没有想过,在人治的社会里,宪法不过是个摆设,是个遮人耳目的幌子,并不能发挥足够的效力,随后的胡风因言获罪的事件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巴金更没有想过,他的“人大代表”的资格是否合法呢?他并非是自下而上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代表谁呢。

1956年1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令懵懂的知识界耳目一新。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与会代表,陈毅、周扬等在报告中也批评了文艺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会学,巴金备受鼓舞。3月2日,他在书面发言中,毫不隐讳地指出:“固然可以把写作看成一种职业,但是作家跟民间手工业者不同,”“因为创作里必须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还说:“学习和改造都是没有止境的,改造得好些的人工作也做得好些。但是我们决不能等到改造好了才动笔”。

“双百方针”提出后,巴金以一篇《“鸣”起来吧!》揭开自己的鸣放序幕。在随后的《“独立思考”》中,他批评说:“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习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此后巴金又先后写出《说忙》《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观众的声音》《笔下留情》《秋夜杂感》《描写人》《给青年读者们的信——略谈影片〈春〉、〈秋〉》、《辞“帽子”》《巴金谈创作》等文章。他还把批评的着眼点扩展到社会的其它方面,先后撰写了《论“有啥吃啥”》《“艰苦”和“浪费”》《“救救孩子”》等。

在1957年参加完全国宣传会议和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后,巴金更加心悦诚服。回到上海后,他多次参加市委组织的座谈会,将这种精神做了很好的贯彻和发挥。在谈到《解放日报》负责同志主张写杂文“要学习鲁迅,抓主流”时,他质问道:“难道批评缺点,批评官僚主义,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就不是主流吗?”在5月15日、16日的座谈会上,他再次作了批判性发言。《解放日报》当时报道说:“巴金认为应该把文艺交给人民送到群众中去受考验,不能由少数领导同志根据自己的好恶干涉上演或出版。”“巴金认为……所谓艺术领导,他认为还可研究。他认为在艺术方面作协做好让作家们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多帮忙。”

今天重读这些文字,仍然为巴金当时的勇气和胆量所感动,这一刻,他的确说出了真话,尽管这真话大多都是主人公式的建设性意见,而且单纯幼稚。

在《人民日报》吹响“反右”斗争号角后,巴金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便感受到了政治的压力和残酷,也对自己的“莽撞”后悔不迭。二十多年后,巴金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心有余悸,不止一次地说:“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

巴金这样说并非没有理由。例如,当浦熙修约他写一篇反击右派的文章时,他当即答应并在当天写好一篇一千字的短文《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紧接着,他又接受《人民日报》之约,撰写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随后他开始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峰“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连”。在作协另外几十个人被打成“右派”的过程中,他照旧扮演着“扔石头”的角色,并先后写了《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国士论”——“过关谈”之二》《戴帽子——“过关谈”之三》等多篇表态文章,直至11月4日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政变四十周年活动,巴金才稍稍喘口气。

这一年总算过去了,巴金清醒自己逃过一劫,而且私下里跟萧珊吹嘘说:自己是个“福将”。然而巴金过于“轻敌”了,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

巴金一家

1958年,巴金还是像以往一样忙着开会,响应号召,在“作家们!跃进,大跃进!”声中满怀豪情地投入到乌托邦的狂潮中。

天有不测风云,让巴金没有想到的是,他应《文艺报》主编张光年之约撰写的《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文艺报》在刊发巴金等人的文章后,接连收到七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人批评巴金的文章“远不及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的文章那样带劲”,说他“敌我矛盾、大是大非都还弄不清楚”。巴金接到《文艺报》转来的读者来信后,心虚地复信说:“读者们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写那篇文章时,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点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给法斯特的信的影响。……我只着眼在一个作家的堕落,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叛党的重大事件,所以读者们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巴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不到200字的复信中虽也作了检讨,但不够深刻,而且还多有辩解成分。事后他觉得这样处理过于草率,于是在第二天急忙赶写了《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文中,他检讨说:“其实像我们这些在旧社会中生活过几十年的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完全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旧社会熏臭了的脑筋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气味?最近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不曾暴露出肮脏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有些自命为清高的大知识分子甚至隐蔽着一个市侩的灵魂。”

这篇检讨尽管与那些标准或“优秀”检讨还存在差距,但却可以看作是巴金1949年后所写的第一篇专业检讨。

不过,这样的检讨虽然深刻,但与那篇“出事”的文章有些离题,意识到这点后,巴金又于慌乱中写了《主要是思想内容》。文中说:“我写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现方法。有时候我的思想对了,文章就有可取之处;思想一不对头,我就会写出坏文章来;有时候我的思想不大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那么我的文章就不生动,无力量。所以在思想不对头、不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的时候,我即使拼命在文字上花功夫,使出全身的力气,也没法把文章写好。”这篇写于5月份的检讨还没来得及付印,那边的“火”已经烧起来了。

在巴金手忙脚乱地撰写检讨之时,《文汇报》又转给他一封署名“余定”的文章《巴金同志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文中用逆推的方法责问巴金:“‘把文艺还给人民’,实际上就是要求把文艺的领导权从党的手里拿过来,拿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实际上也就是拿到资产阶级手里”。文中说:“一直到目前,我却始终没有听到巴金同志自我批评的声音。这叫人该是多么的焦急和失望!”从信的内容和语气上看,批判者的来头不小。巴金无奈只得再次检讨。

在《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中,巴金首先表示了自己加紧改造的决心:“是病就应当医治;是疮就应该割掉;有包袱就应当打开、丢掉。”随后,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有针对性地检讨,承认自己解放以来“说过不少错误的话”,在鸣放期间也“发过错误的言论”。这主要是因为自己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几十年”,“始终钻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随后,他叙述了自己说“把文艺还给人民”时的情况,并进一步检讨说:“因为我把思想领导跟艺术领导分开了看,怎么能够解决艺术领导的问题呢?而且照我过去那种想法单抓思想,放松艺术领导,甚至会产生艺术不为政治服务的后果”。

巴金终于彻底缴械了,只是这个结果来得太迟,因为其他同仁早已履行了“程序”,他不过是补上这一课而已。不过,“补课”自然需要代价。与“反右”的“阳谋”不同,巴金这次遭遇的是实实在在的阴谋,所以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检讨而结束。在《文艺报》6月11日发表巴金“复信”的同时,徐景贤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法斯特十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的文章,将矛头直指巴金。而后上海的《学术月刊》也刊发了《批评巴金对法斯特的错误认识》。革命群众的主张是“痛打落水狗”、“打倒在地,然后再踏上一只脚”。巴金难以招架了。

在“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中,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出版了《无政府主义批判》(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巴金研究小组针对为巴金无政府主义辩护的王瑶和扬风撰写了批判文章《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种种迹象表明,巴金再次陷于四面楚歌声中。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间,公开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将近一百篇,几乎将巴金的全部旧作做了一场大清洗。他后来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反右后,“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他说……我一律点头”。

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上层领导的积极翰旋,周扬也指示说:批判是群众中来的,不是党示意布置的,劝他不要多想。这样,在上级领导的干预下,这场“民间”批判运动得以平息。

但巴金仍心有余悸,在编校《巴金文集》第9卷、第10卷时,还是把邵荃麟建议抽调的那篇《后记》以摘要的形式作为《我的幼年》的注解予以公开。文中写道:“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学的封建大道理。……说实话,我当初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领导人,让他给我带路。可是我后来却渐渐地安于这种所谓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了。……”

巴金或许真是个“福将”,在随后的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他又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多年以后他回忆说:“‘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道路,走向一盏远方红灯,走一步,摔一步,滚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来,精疲力竭,继续向前,又觉得自己还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金箍儿’。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

既然处于这样的境地,巴金何以在“文革”后还要将“歌德派”解释为“真诚”?是怕身后留骂名,还是确实被改造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曾经有才华、有个性、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在1949年后的确发生了质变。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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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之后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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