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遗失的历史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6-21,星期五 | 阅读:563

撰文: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

翻译:陶小路

今天,围绕着自由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liberal”最初是辱骂那些反对传统宗教和君主制的人们的用语,右翼批评者现在依然这样使用。只要回顾一下里根在提到自由主义时所讲的:“可怕的L开头的词”,我们便能明白这个词是多么容易引起争论。美国民主党人不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害怕没人投自己票。右翼权威人士称自由主义为疾病和毒药;他们说,自由主义对道德价值观构成了威胁。

这些攻击我们以前都听过。自从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以来,自由主义一直受到类似攻击。今天的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争吵不断这一事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自由主义从未成为固定或统一的信条。从一开始,自由主义内部就充满了激烈的辩论。不一样的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描述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坚持的主张:他们现今对个人权利和选择的强调达到一种绝对的地步;他们很少提及职责,爱国主义,自我牺牲或对他人的慷慨。这些术语在当代自由主义词汇中的缺席引人注目。自由主义者已经将道德高地拱手让给了他们的对手。

对自由主义进行的研究加强并确认了这一自我定义。无数作品重复同样的内容: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保护个人,保护他和她的权利、利益和选择。任何书籍、文章,无论是学术讨论还是论战,无论对自由主义持赞同或不赞同立场,都声称,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利益和选择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一位研究自由主义的知名学者甚至断言,自由主义建立在人类的“动物性需求”之上。从这种自我描述达到下面的结论也就很容易了,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自由主义者“明确拒绝接受任何一种谈及共同利益的观念。他们希望人类生活只有私人性,并且将其内涵减少到最低程度,尽管不是消除。”

本书中讨论的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当然没有去为“动物性需要”辩护,或者拒绝谈论共同利益,虽然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存在分歧。几个世纪里,自由主义者一直将自己信奉、倡导的价值描述为爱国的、无私的,旨在促进公共利益的价值。自由主义者争取个人权利,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权利能够让个人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自由主义者一直在寻找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公民价值观。道德是他们目标的核心。

我们在本书中遇到的所有自由主义者也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起初,这意味着要消除贵族制度造成的障碍,让一直掌握在世袭精英手中的财富、权力和机会流动起来。后来这样的主张意味着要和财阀制以及伴随这种统治发生的剥削做斗争。无论在什么时候,自由主义者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所有人在物质和道德上的进步。

从关心培育自我牺牲精神的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到担忧自私问题的托克维尔,再到对财阀制感到苦恼的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自由主义者一直都很关注道德和品格的塑造,几乎接近痴迷。如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那样,早期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因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这个词有负面含义,而避开使用这个词。贡斯当以及后世的许多人更喜欢用“个性”(individuality)这个词,还有一些人会使用“人格”(personhood)这个词。他们使用“人格”和“性格”(character)这些词语是想表明,个人有培养自己在道德和智力上的潜能,理解与他人的相互联系,了解自己的公民责任的能力和需要。

邦雅曼·贡斯当

自由主义者远非完美。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推动改革的人,但这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通常这是一种“昏聩糊涂”的结果。他们曾经将整个群体排除在自由主义理想之外:妇女,黑人,被殖民者,还有他们称之为“不够格”的群体。然而,当他们这样做时,总会有其他自由主义者指责他们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不仅要爱好自由,要有公民意识,还要慷慨和富有同情心。自由主义是有着远大抱负的理想,人们被激励着,努力去实现这样的理想。

为什么这段历史丢失了?这种将个人权利和利益放在中心位置的做法从何而来?为什么责任、自我牺牲和共同利益被贬低,甚至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中被抹去?

我试图在这里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是20世纪中叶被建构的产物,如果不是更晚的时候。借用其他论者著作中的材料和观点,我认为“转向权利”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果。这涉及到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首先,如我们在书中所看到,自由主义被美国化了。其次,自由主义被重新设定成为将个人权利置于优先位置的学说。如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所指出,自由主义者降低并调整了目标。

1

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威胁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大大加强了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恐惧,这本书也因为这种恐惧情绪而走红。自由主义与主张国家、政府应当对社会实施强力干预之间的联系开始被视为一种负担。哈耶克在自己的这本意外走红的书里写道,人们需要认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有重复德国命运的危险。”他认为,英国和美国当时所迈向的“社会自由主义”必定会导致极权主义。

在当时的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这些词语的含义越来越凶险。1948年,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指责新政自由主义的主张“带有苏俄色彩”,认为接受约翰·杜威或罗斯福式自由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极权主义者”。

在当时那种焦虑和悲观的气氛之下,人们开始接受几位宗教思想家的观点(其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这些宗教思想家认为自由主义导致了西方世界的道德危机。在天主教理论家当中,最重要的两位是俄罗斯出生的德裔美国政治学家瓦尔德马尔·古里安(Waldemar Gurian)和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新教理论家里最突出的当属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古里安、马里坦和尼布尔三人都认为自由社会有着滑向不自由社会的势头。古里安写道,“反自由主义”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理念彻底得到实现之后的结果”。“极权主义国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拒斥,而是“其最终也是最极致的结果。”

天主教和新教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这些基督教理论家说,当你将上帝从世界上驱逐出去以后,道德的基础便随之崩坏了。对上帝失去信仰会致使一种道德相对主义,人们因而容易受到煽动者和独裁者侵害。在这些理论家看来,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将世界祛魅的结果(这些基督教理论家属于最早一批对极权主义提出分析的人)。

尼布尔是他那一代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知识分子之一。在以诸如“自由主义的感伤”或“自由主义的盲目”为题目的文章中,他对潜藏在自由主义内部的危险因素进行了一番评判。在他看来,极权主义是人类傲慢合乎逻辑的结果,在任何一个原罪被否定、基督教原则被拒绝的地方都会有极权主义的威胁。尼布尔警告美国人,自由主义文化无法理解邪恶的深渊,当人们试图“在历史中扮演上帝的角色”时,他们可能会深陷邪恶之中。鉴于德国所发生的一切,他建议美国自由派人士调整自己的社会改革计划,使之变得更缓和,对所有针对社会问题的集体主义解决方案都要抱有惶恐之心。他警告说,几乎所有社会变革的实验都包含着“将经济和政治权力融合一体的危险。”因此,“明智谨慎的群体应当谨慎前行,先对每一个新举措的效果进行考核,然后再进行下一个。”

有意或无意间,这些基督教理论家在重复一个古老的指责:自由世俗主义是罪魁祸首。自由主义者攻击宗教,结果导致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这个论点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我们也听到过历史上基督教徒中的自由派对此类指控所提出的异议;这些人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没有拒绝上帝或者攻击宗教。一种更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才符合上帝旨意,这样的一种基督教更注重道德而不是罪恶,对世界的改善有裨益。

尼布尔对自由主义基督教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自由主义基督教对人类的善良以及教育的可能性抱有一种天真和乌托邦式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危险的。在一篇题为“自由派教会不要自欺欺人!”的文章中,他指责基督教徒中的自由派抱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正是这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才引发了欧洲危机。人们不是天生善良,而是罪恶、非理性、暴力和自私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事实,任何道德社会都是不可能建立的。

到了1945年,教皇庇护十二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已经非常明确了。在那一年的圣诞致辞中,他重复了天主教长期以来对自由主义的“标准化”谴责,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更新。简单地概括他的讲话即是:自由主义者将上帝从世界上驱逐出去,因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产生。另外他宣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只带来了野蛮、暴行和毁灭。

天主教的宣传人员将这种观点广为传播。乔纳森·哈洛威尔(Jonathan Hallowell)在写于1946年的《自由主义衰落》(The Decline of Liberalism)中警告说,那种引发极权主义的精神危机不是德国特有的危机,而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自由主义是罪魁祸首,因为它拒斥超越性真理。在1953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衰落》(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iberalism)中,托马斯·尼尔(Thomas Neill)强调了这一点:因为“自由主义的逻辑”摧毁了所有精神性价值观,所以直接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1964年,另一位反对共产主义的天主教斗士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将自由主义称为“导致西方世界自我摧毁的意识形态”,因为自由主义沾染上了共产主义。

这种对自由主义的严厉评价,几位从纳粹德国流亡至美国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表示赞同。德国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是古里安的朋友汉娜·阿伦特写道,自由主义是导致纳粹主义的“地狱的种子”,她后来写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于1951)成了一本名作。德国天主教徒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认为,共产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激进表达。自由主义以自己的理论取代了“灵魂的真理”,大力推进对世界的祛魅,因而很大程度上要为西方的自毁政治负责。另一位犹太流亡者列奥·施特劳斯认为,他所称之为的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敞开了通往虚无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大门。在他看来,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有很多共同之处。

2

转向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

在冷战的智识氛围中,自由主义遭到这些重要思想家的强大攻击,美国自由主义者因之产生了一种防御心态,许多人认为有必要澄清,强调自己主张的自由主义价值中与极权主义不同的部分。这些人在这样去做的时候,减少了对社会重建计划的讨论,转而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捍卫。自由主义被重新定义为极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他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极权主义。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失去了很多道德核心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公共利益的追求。随着自由主义者放低要求,降低目标,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被个人主义取代。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位关键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小亚瑟·施莱辛格。他《关键中心》(“The Vital Center”, 1949)有着众多读者,备受推崇,这本书很好地说明了智识氛围的变化以及自由主义者在认知上的转变。施莱辛格深受尼布尔影响,他感叹许多自由主义者很晚才认识到极权主义的危险及其对个人构成的威胁。自由主义者必须重申其从根本上捍卫个人权利的立场。他说,自由主义不能向极权主义妥协。

小亚瑟·施莱辛格(右一)和肯尼迪总统

冷战时期自由主义转型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以赛亚·伯林。在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开创性论文(脱胎于1958年他在牛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伯林讨论了他所看到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于世界有着重大影响。他认为,这是两种自由之间的冲突,一种是极权主义的自由,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本质上是消极的,它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也就是保证个人不受政府强迫去做一些事情。极权主义的自由与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工程承诺“集体的自我导向”和“自我实现”。

伯林

在美国,那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纷纷强调他们对个人权利的支持,以此来反对极权主义。以一些大思想家的作品为基础的知识系谱被构建起来,各种选集被出版。自由主义的创始思想家就这样被发现了。本书中讨论的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和作家则要么被略过不谈,要么不被认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这些“伟大思想家”的被阅读方式也是为了对自由主义向权利的转向起到支持作用,而他们思想的其他方面——可能会让这种阅读变得复杂的方面——则被尽量弱化。约翰·洛克成了自由主义的创始思想家,他对财产的辩护被强调。非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偶尔也会在经过“裁剪”之后被纳入正典。约翰·普拉门纳茨(John Plamenatz)的《英美国家自由主义思想家作品选读》(Readings from Liberal Writers, English and French, 1965年)收入了贡斯当的作品节选。约翰·普拉门纳茨称赞道,“贡斯当(在谈及法国时)经常像是在说希特勒的德国。”贡斯当对个人权利的辩护被特别强调,而他关注的其他问题则被忽略。比如他在国家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一直以来对道德、宗教和“人之可完善性”(perfectability)等问题的思虑则被淡化或者被完全忽视。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最坚定的辩护者团结在这样一个观念周围:自由主义主要是关于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思想体系。本书中叙述的自由主义历史遗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欣然接受了历史上各路批评者诋毁自由主义的论点:从核心上看,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即便不是自私的哲学。

1971年,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这本书因为重新激活并且丰富了关于自由主义的辩论而广受赞誉,罗尔斯在书中论述,以个人主义和自身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在逻辑上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福利国家是必要的。罗尔斯提出一个名为“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他假定一群自私而又理性的个体,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下,为了让自己最大程度地占据有利条件,这些人不会选择自由放任的社会,而是会选择福利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论证方式把一种保守的、基于权利的论证倒转了过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要让自由社会正常运行,没有必要刻意为推进共同利益去做什么事情;没有必要担心如何去克服人们自私冲动这样的问题,因为自私不是问题。

罗尔斯

社群主义者批评自由主义过于个人主义,牺牲共同利益,过多地关心私人权利;另外,这种批评指出,自由主义的论述建立在一种存在缺陷的自我概念之上,这种概念忽视了个人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itution)以及公共纽带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破坏了公民身份和社群的概念,因而造成了美国的道德沦丧。自由主义者几个世纪以来提倡社群和道德的事实则被遗忘。

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哀叹,权利受到了过多的重视,那种审慎的自由主义或“怀着恐惧之心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fear”)的内涵过于贫瘠,似乎成了一种风险调控的哲学。但是这些人大多接受了自由主义是捍卫权利的思想体系。

鉴于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女权主义者思考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是否对女性有利。女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因为自由主义是如此个人主义的思想,它忽视了女性作为女性(而非抽象个体)的需求;另外,自由主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人都具有道德“人格”(“personhood”)的核心。在这里,围绕着自由主义的辩论也表明,论者对自由主义的历史缺乏了解。如我们在书中所读到,自由主义者对女性“作为女性”的关注几乎达到了着迷的程度,很少谈到女性作为抽象个人的“权利”。

自由主义转向权利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美国的立国理念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争论,好像两者是相互矛盾的。这个问题换一种问法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保护权利(“自由主义”)还是培养美德(“共和主义”)?一些学者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那些假定存在的差异感兴趣,他们很快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强调私权的现代的、自利的、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3

法国和德国所谓的“非自由主义”

用这种个人主义的、以权利为基础的英美自由主义作为衡量标准,许多人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法国和德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有缺陷,甚至不存在自由主义传统。而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对自由主义做出的许多方面的贡献,则要么显得不再重要,要么完全消失了。

纳粹德国的历史给德国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历史学家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上。1953年,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赛尔(Friedrich Sell)出版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erman Liberalism),为后世的研究确定了方向。他说,德国人的问题在于,德国一直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抱有敌意。德国自由主义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正确理解,政府的作用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

赛尔的书出版之后,众多同类书籍也纷纷问世,其中大部分都谈到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弱点、缺陷或者失败。人们甚至怀疑,德国是否真的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对此的论述很有影响力,他称“德国的传统是专制的,而非自由主义的传统”。

弗里茨·斯特恩

那些认为德国存在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则认为它存在缺陷,因为它是一种“国家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推进自由主义行动计划的必要工具。”德国的市场模式很长时间里处于边缘地位,人们认为“早期德国自由主义的最大弱点”是其总体上亲政府的立场。

这种对德国自由主义所谓的缺陷的关注,有时会变成“德国为什么不是英格兰”的原因搜寻活动。有些人认为,这与德国有缺陷的对自由的认识有关,有些则说是因为德国没有资产阶级。人们还会讨论到德国的自由主义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方面“偏离”了自由主义“符合规范”的发展轨道,这时候,讨论变得“有意思”起来:显然,这都是因为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政治野心。

类似的事情也在法国发生,虽然时间稍晚。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反极权主义时刻”的思潮:二战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被共产主义思想吸引,到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探究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背后的原因。许多学者——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是其中很有影响力的先驱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于法国大革命的所谓“原始极权主义”(proto-totalitarianism);另外,学者们认为,还有一个“事实”与之相关:法国没有健康的自由主义传统。

学者们总结道,法国的自由主义并非真正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没有去着重捍卫个人权利。他们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舶来品,很难在法国扎根。和德国的自由主义一样,法国的自由主义也有国家主义倾向,是一种有缺陷的自由主义。有点自相矛盾的是,一些学者认为法国的自由主义“拒斥政治”,因为据说其对自由市场抱有信心。难怪许多历史学家对此会感到非常困惑。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论述,“法国的自由主义者显然没有能力理解自己学说的核心要素,”问题在于他们”缺乏思考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洛克这样的思想家。

然而,法国人有贡斯当。贡斯当现在被重新发现,并且被重新解读为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英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虽不是独一无二,却也是十分稀有。至于贡斯当特别关心的议题:如何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还有他对个人主义的批评,则都被忽略了;他终生对宗教以及“自我牺牲”抱有兴趣,而这些部分也都被排除在外。在一些知名学者看来,贡斯当的“最重要的概念”是“个人独立”,他支持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一些人指出,法国也有一些政治经济学家能够明白,利己主义、小政府以及不受管制的市场有着怎样的自由价值。

在法国,和在美国一样,这种据说是真正的、奉行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受到了批评。与强调公民身份和美德的共和主义比起来,法国的自由主义被批为过于享乐主义。天主教哲学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指责自由主义的创始思想家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关于共同利益的概念,他将自己对自由主义的认知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创始思想家。马南的观点看上去与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一连串天主教批评者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很相似;马南认为,自由主义起源于对基督教会的攻击,而这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马南其实是把两百年来天主教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换汤不换药地又端了出来。

虽然自由主义在今天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的主流政治学说,但是胜利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情绪同时存在着。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自由主义遭遇信任危机,随着近年来“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兴起,这种信任危机也因此加剧。有人认为,只要自由主义者能够达成一致立场,并且对自己的信念怀有勇气,问题就能解决。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自由主义本身便蕴含着可以去明晰地表达一种关于善的概念以及自由的美德理论的思想资源。自由主义者应该重新接续自由主义的传统,去找回、理解并且接受它的核心价值。本书旨在重新开启这一进程。如果本书能够重启并且激发关于自由主义历史的辩论,那么其使命也就达成了。

本文是《自由主义遗失的历史》(The Lost History of Liberalism)的后记,《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欧洲思想史。她的作品包括:Liberal Values: 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Rousseau and Geneva. From the First Discourse to the Social Contract, 1749-1762, Ideas in Context Se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另编有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nstant; French Liberalism from Montesquieu to the Present Day 等。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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