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7-4,星期四 | 阅读:558

撰文:李细珠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被学界大体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基本含义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之下,被迫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此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在这个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经常被论者论及的有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梁廷枬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他们又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可为此提供一个典型的个案。学界既往关于管庭芬的研究比较欠缺,只是对其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成就有所涉猎, 并在相关学人研究中稍有提及。随着管庭芬日记的刊布,管庭芬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主要利用新刊《管庭芬日记》等资料,具体探讨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以期为鸦片战争前后近代转型期传统乡村士绅的生活状况勾勒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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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庭芬,原名怀许,字培兰、子佩,号芷湘,晚号笠翁、芷翁、渟溪老渔、渟溪病叟、芷湘居士等,嘉庆二年(1797)生于浙江海宁路仲里,诸生出身,能诗善画,精鉴赏,尤熟谙乡邦文献,勤于校勘,“生平露钞星纂,日以书卷为生活”, 为清代浙江著名的民间藏书家和校勘学家,光绪六年(1880)卒于乡里,享年84岁。

管庭芬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长达50余年的日记至今存世并被刊布。中华书局在选刊《渟溪日记》专题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部刊布系统整理过的《管庭芬日记》, 为研究管庭芬及其时代的乡村士绅与地方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管庭芬自称其日记始于乙亥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此前18年的事迹也于道光十二年(1832)做了概要的追记;而嘉庆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记因故被毁,也同样做了简要补记;惟嘉庆二十一年(1816)九月十二日至年底日记缺失,无从补佚;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后一直到同治四年(1865),全部日记几乎无日缺漏地被保存并刊布于世。 如此长时间且完整的日记,在清代与近代人物中都非常罕见,因而弥足珍贵。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刊《管庭芬日记》最后一天是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一年终了,戛然而止,也没有特别说明。此后15年——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1866-1880),管庭芬是否还有日记,其实非常值得期待有进一步的新发现。当然,此为可遇而不可求,现在只能根据已刊日记考察管庭芬此前近70年(1797-1865)的生命历程了。

管庭芬一生最主要的生活地是以路仲里为中心的海宁。根据新刊《管庭芬日记》,未见嘉庆十九年(1814)以前管庭芬离开海宁的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管庭芬第一次参加府试、院试,两次到杭州;进学后,又因多次参加岁试、科试、乡试等各种科举考试临时进省城,并与方外友人六舟上人等密切交往而在杭州南屏、天竺山等处短期住留。嘉庆二十二年(1817),管庭芬开始设馆授徒,“馆于晏城沈氏,离家仅四里,已入桐乡县境矣。” 这次越境开馆属例外,其实管庭芬此后主要在家授徒,或设馆于郭溪酆墅镇王家与郭家等处,并长期在硖石蒋氏别下斋校勘古籍,主要活动在海宁境内。

道光三年(1823)、五年(1825),管庭芬曾两次到嘉兴走亲访友。道光九年(1829)九月初二至十一日,管庭芬与友人柳湖“作越中之游”, 到过萧山县。这是有据可查的几次短暂的出境活动。

管庭芬外游最远、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所谓“都门之游”。 道光十年(1830)九月二十一日,管庭芬辞别老母弱妻幼子,走出家门,沿京杭大运河北上,途经嘉兴、苏州、常州府武进县、丹阳县、京口(镇江)、扬州、高邮州、宝应县、淮安府山阳县、清江浦、宿迁、峄县、滕县、兖州府嵫阳县、东平州、茌平县、高唐州、德州、东光县、沧州、静海县、天津关,于十月二十四日抵达通州漷县,投奔时任通州州判的堂兄管蓼吟(嗣许),寄宿其官署之中。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初一至初六日、八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管庭芬两次短暂到京师活动。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管庭芬告别兄嫂,离开漷县第三次进京,十二月初四日离京南归,基本上按照原路,于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五日返回海宁家中。此次北上进京远游,途经江苏、山东、直隶三省,历时一年零四个月。

还有一次在海宁县与杭州府境外远游,是管庭芬与好友六舟上人的“越东之游”。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十五日,管庭芬与六舟上人从杭州南屏出发,途经萧山、上虞、姚江等县,十八日到达宁波府城,十二月初四日从宁波按原路返回,途中受友人之邀,特游兰亭,过绍兴府城,十二日回到杭州南屏。

除了多次到省城杭州及京师、宁波两次远游之外,管庭芬主要生活在海宁。海宁位于浙江省北部,东邻海盐,西接余杭,北连桐乡,南濒钱塘江。乾隆三十八年(1773),海宁由县升州,隶属于杭州府。海宁又名海昌,是浙江省城杭州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海宁州志》称:“海昌西联省会,东接大洋,其地政繁而赋重,矧海塘系七郡之安危。……升县为州,奉旨准行,盖实为全省之望焉。” 

管庭芬的家乡路仲里,是海宁县城东北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落。“路仲里,一名渟溪,在县城东北三十里,稍北三里为桐邑界,西北四五里为崇德界。地居偏僻,小有市廛。东西广里许,南北相去甚促。士民环市而居。” 路仲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渟溪贯穿南北,水道纵横交错。从路仲里外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在《管庭芬日记》中,随处可见“舟之……(某处)”的记载,如《海宁州志》所谓“行者工舟楫” ,正是对海宁交通状况的如实写照。从海宁到杭州的交通,也主要是水路。《海宁州志》载:“自省至县,水路三:曰上河,由临平镇;曰下河,由塘棲镇,俱会于长安镇;曰备水塘河,由打铁关。陆路一,曰南塘,出省城太平门,由海塘,抵县南门。水路上河一百二十里,下河一百四十里,备水塘河一百里,陆路一百里。” 管庭芬从海宁到杭州经常走的是长安至临平一线的上河水路。应该说,海宁的对外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

但是,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一样,海宁走向“近代”的步履也是非常缓慢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天朝上国”的封闭体系被打开几个缺口,但整个清王朝仍然基本上沉浸在昏睡状态之中,甚至期望从南京“城下之盟”得到一种永久的和平。“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鸦片战争之后20余年,中国丧失了第一次近代化发展的机遇。虽然五口通商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略之下被迫走向近代世界的窗口,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从这些窗口呼吸到域外新鲜的空气,通商五口的近代化也没有迅速向内地辐射。与内地其他地方一样,在相当长时期内,海宁也没有随之走向近代化,而最多只是处于“近代”的边缘。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空间的边缘。海宁介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与宁波之间,按照当时海宁至上海、宁波的交通条件,其实不难受到上海、宁波近代化辐射的波及,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43.11.17)开埠,宁波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44.1.1)开埠。当上海与宁波被迫接受近代西方事物开始近代化历程时,海宁仍在传统中国体系内自我蜕变。其二是实质意义的边缘。如果可以把中国早期近代化理解为与近代西方的接触、认识与适应,那么在《管庭芬日记》中就根本看不到“近代”的因素,通过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夷”入侵以及一些西方传教士的传闻,管庭芬对近代西方充其量只有若干非常模糊的感知(详下文)。管庭芬在海宁与杭州的生活很难说有“近代”的因素,即使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过开埠后的宁波,似乎也没有“近代”的感觉,最多只能说生活在“近代”的边缘。

2

尽管人们对科举制度时有非议,但科举考试对于传统士人却有着无穷的魅力。曾国藩常以入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为耻,左宗棠则终身以仅得“举人”为憾,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儒林趣谈。显然,对于传统士人来说,科举功名具有与身家性命等同的价值。“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 可以说,科举功名是传统士人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生当嘉道咸同的管庭芬,自然不能免俗。

管庭芬4岁开始识字,从父亲读《千字文》等书,随后在父亲与塾师金介亭夫子指导下学习四书五经。16岁课时艺并“观场州试”, 此后从金介亭夫子专课举业。

与一般传统士子一样,管庭芬非常憧憬学而优则仕,“他年若许登台阁,愿作朱云折栏旌”, 但其科举道路一开始便不平坦。嘉庆二十年(1815),19岁的管庭芬第一次正式应试,虽顺利通过州试、府试,但院试不幸落榜。其嘉庆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记因故被毁,但在日后简要补记中并没有应试记录,似有不堪回首之隐衷。在补记中,他自叹“学业无成”,有谓:

余马齿渐长,学业无成,惆怅之余,作诗聊以自励。云:“土木形骸了不知,赖趋庭训与严师。敢抛笔砚将身误,要卜文章报国时。白日易荒须努力,青年不再莫荒嬉。蹉跎究竟思无益,须念高堂发尽丝。”聊写真意,非因吟咏也。 

甚至有对科名的鄙薄,日记有谓:

读书所以长识见,若徒博科名,死于章句下,不知古今理乱为何物,亦属可怜。余有绝句云:“静摊黄卷对孤檠,一榻丛残手自评。别有深心人不解,读书岂仅博科名。” 

又有对族人澹凝茂才“颇有击碎唾壶之慨”的下第诗的共鸣,“依韵以和,并为寄慰”,有云:

其一:“寒毯枯坐对空园,老屋三间寄隐身。鲤跃禹门先点额,珠投暗室便韬真。不随世上橦竿戏,懒逐天涯马足尘。今日何须歌伏枥,英雄岂仅作遗薪。”其二:“虽非潘岳旧丰神,笔阵能攻百二秦。大器由来成晚节,好花从不放三春。胸添闷垒宜浇酒,室有奇书可贺贫。从此鹏骞原指日,岂嫌华发渐成银。” 

管家老屋

可见这三年似也有应试落第的经历。既郁闷又倖存期望,管庭芬的心情无比复杂。

嘉庆二十五年(1820),24岁的管庭芬终于如愿考入海宁州学为生员(秀才),取得最低级的科举功名,成为下层士绅。友人金秀峰赠诗曰:“雅慕君才抵甲兵,果然一举便登瀛。文因博览增奇气,诗以清言获盛名。此日鹏程初发轫,他年凤阁即蜚声。从知云路原非远,有志何难事竟成。” 管庭芬记下此诗,心中充满憧憬。

第二年,正值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乡试,管庭芬乘胜出击,但遗憾的是这第一次又应试不中。其落卷评语为:“少精警刻露之笔。” 管庭芬无话可说,然初战不利,总不免失意之感。其咏秋海棠诗有曰:“也随黄菊艳墙东,绰约娇躯倚碧桐。滴泪竟成千古恨,断肠偏放一秋红。醉痕上脸难禁雨,病迟梳头懒避风。十二阑干重点缀,美人原在梦魂中。”虽自云“聊以咏物而已,若曰有托,则吾岂敢”, 但实在难掩内心失落之伤。

不知何故,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乡试,管庭芬并没有应试。其当年《岁末感怀诗》之四有云:“韶光一掷疾如梭,总忆春回腊又过。淅沥寒声销病骨,寂寥灯影动帘波。无才敢望青纱脱,有志当须铁砚磨。收拾残书作归计,何年方听鹿鸣歌。” 仍对科举充满殷切期望,而且有立志苦读势必拿下之意。

为全力以赴参加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乡试,管庭芬甚至毅然辞却学馆,专力温书备考。友人也寄予厚望,许为“夺标巨手”,并作诗“预贺元禧”,其诗有句云:“梯云定是抡元手,转瞬芙蓉镜里仙。”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就在乡试即将开考之际,管庭芬的父亲突然去世,“忽罹大故,方寸俱裂”, 其“抡元”之梦一时被击得粉碎。

此后一段时期内,管庭芬与任职“都中”的堂兄管蓼吟函札往返密切。他动了进京的念头,希望管蓼吟代为推荐,有谓:“弟年来坐食艰虞,一片青毡,又未肯捐弃,虽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而争名利者不得不趋人海,如同寅中有可荐袁之处,恳力为推毂,则是所祷切。”并赋诗展望进京情景:“何时聚首问京华,看遍长安陌上花。风雨灯残联短榻,关山秋老听边笳。思求骏骨金台路,望接蟾宫碧汉槎。吟罢新诗帘幕卷,寥天雁字一行斜。” 管蓼吟一边留意代觅教馆,一边仍勉励其努力科考,回函有谓:“承委觅馆地,兄岂不留意。然明月岁场期,正宜努力,高摘榜花,后年即可由兄处入礼闱,伫望伫望。” 当然,管庭芬也希望能通过科考摆脱困境,有云:“明岁又届乡闱,如弟能徼幸一第,不独略振衰宗,亦不负大兄锦注耳。” 但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乡试,管庭芬仍是名落孙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庭芬道光十年(1830)九月至十二年(1832)正月的“都门之游”主要目的不是寻觅教馆,而是希望“移民”科考,即设法“援例”“占籍”参加顺天乡试,用管蓼吟与管庭芬在《漷阴志略》序、跋中的话说就是“拟应京兆之试”。管庭芬这段时间的日记没有明说,但其所记师友信函则透露了此种信息。周竹泉夫子来书有云:“足下以风雅之才,入莲花之幕,定能到处逢迎。且长安为争名之地,今年入闱之说,恐不能。明岁能援例,更妙。否则占籍小试,姑耐守之以俟机会,幸勿以是为戚戚也。”许春苹来函云:“以阁下绣虎雕龙之俊,怜才者自当出一头地,援例之举,务宜善为筹划,藉此振翮云霄,庶不虚此一行也。”许函附诗:“半载离怀郁不开,春风吹梦到金台。守株我已穷愁剧,伏枥君休壮志灰。早羡凤楼夸妙手,岂无狗监识真才。伫看蟾窟分香后,定卜簪花得意回。” 遗憾的是,师友的期许并没有成为现实。管庭芬也曾两次到京师活动,但都没有实质性收获。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恩科,管庭芬不但没有参加顺天乡试,而且也错过了浙江乡试。在是科乡试之后,管庭芬作《秋怀》诗有云:“书卷飘零未遇时,佯狂燕市少人知。无踪鸿雁仍追月,有用文章不在诗。远岫接连寒翠湿,平沙辽阔暖烟迟。此身悔踏金台路,闲却囊中笔一枝。”“未能捧檄慰高堂,辜负三秋桂子香。牛斗终难藏宝气,轮蹄何必逐名场。难求骏骨愁文士,不碎瑶琴学酒狂。听到催归归也得,万重云树枉思乡。” 一个“悔”字,一个“闲”字,点破了“都门之游”的失意和无奈。日后在追忆这段往事时,管庭芬仍颇感不堪回首:“我昔郁悒不得志,惘惘出门非快意。轮蹄历碌壮怀消,满眼黄尘着人腻。名缰利锁两无就,始信长安居不易。黄金渐尽金台高,买得穷途一掬泪。” 

从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到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21年间管庭芬连续参加12科浙江乡试,均名落孙山。管庭芬已经56岁,此后其日记未见有乡试应试记录(详见下表)。

道光元年至同治五年(1821-1865)管庭芬参与浙江乡试一览表

序号乡试科名参与情况备注
1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应试不中
2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未应试
3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未应试因父亲去世丁忧
4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应试不中
5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恩科未应试北游在通州漷县
6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应试不中
7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应试不中
8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应试不中
9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科应试不中
10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科应试不中
11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恩科应试不中
12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应试不中
13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恩科应试不中
14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科应试不中
15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应试不中
16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应试不中
17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应试不中
18咸丰五年(1855)乙卯科未应试
19咸丰八年(1858)戊午科未应试
20咸丰九年(1859)己未恩科未应试
21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因战乱停考
22同治元年(1862)壬戌恩科——因战乱停考
23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因战乱停考
24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未应试战乱后补行科考

资料来源:张廷银整理《管庭芬日记》第1-4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法式善等撰《清秘述闻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

管庭芬对于科举的心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初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企望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管庭芬确实是海宁一个难得的读书种子,潘德音(琴史)为其诗集作序有谓:“芷湘子天才卓荦,好读书,承其家学,惟以汲古为务,每见秘笈,靡不借抄,藏之箧衍,集中所云‘供我岂无万卷书’,其素志也。” 如前所述,师友的奖掖与期许正是管庭芬不断参加科考的动力。事实上,管庭芬也不时做着“何日名成,桂花仙榜” 的梦。他在“都门之游”第一次进京时,即到前门外关圣庙拈香“兼祈功名”;从京师南返时,又到前门外关圣庙“敬问回南功名”。 可见其对科举功名的渴望。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屡试屡败后,管庭芬体察到科考的种种弊病,转而痛斥科举。在管庭芬日记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乡试以前,作为生员的管庭芬尚在为举人拼搏,但他却非常关注每科会试考题、浙江会试中式题名录及会试鼎甲单, 此后其日记则极少涉及此类信息。或许可以说,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乡试,正是管庭芬对科举心态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时年38岁的管庭芬在此前7科乡试中4次应试不中,已开始失去信心,其心态也因此发生微妙的变化。是科落榜后,其日记载:

门斗以落卷来归,评云“于题义未能切实发挥”,而誊录首场字迹恶劣,且脱误十余字,二三场皆任意草书,不能句读。阅之痛心。吁!钱神当道,寒士不可言功名矣。 

管庭芬把自己落榜的原因,归咎于因为没有钱买通誊录者,使他们任意胡乱誊录,以至于影响考官阅卷。此后还多次如此抱怨,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二十七日记载:

门斗来还落卷,誊录脱误漏略,不忍阅视,房官评云:“首艺明晰,次三有不可解句。诗妥。”吁!不可解之处,咎在此乎,咎在彼乎。誊录持权,寒士吃亏。甚矣,在房官尚梦梦也。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二十七日记载:

门斗寄落卷来,潦草纵横,脱误不能句读,家贫不克以贿博誊录之欢,其阱人一至于此,欲邀功名者,宜富家大吉矣。因题长歌于后云:“秀才不利市,到处受磨折。眼落数寸光,心空一斗血。文章无灵俗子笑,举世何从判优劣。频年秋风吹棘闱,虚度中秋好明月。昨朝落卷至,挑灯试批阅。字迹乱蚓蛇,句法误秦越。涝草蓝笔点几行,疵累何尝细摘抉。钱神不来誊录怒,此辈直可阨豪杰。我闻科场本大典,监司于此励风节。何意横行任魑魅,竟使居奇作金埒。寒士虚费半载粮,三年攻苦望提契。甫闻木樨香,旋报菊花发。一朝铩羽亦丧气,怪事书空频咄咄。不知主司未抹红,陷阱早从帘外设。昨日美少年,顿挫发成雪。呼天欲诉天亦醉,火则太寒冰太热。平心而论聊自解,富居五福早分别。吾侪沦落亦其分,孔圣孔方难并列。呼儿持去覆酒瓮,何必逢人说蹉跌。”余卷在第一房,其评语云“欠圆警”。 

管庭芬的抱怨也许有一定道理,但这并非他屡试不中的关键,其实他更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平心而论,管庭芬的考试技巧确实有问题。早在管庭芬“都门之游”时,已是举人并在京师课馆的潘仲方看了他的制义文后,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有谓:“佳制六篇,细读之下,才气迥不犹人,惟好用词采,于近时风气不合,尚须讲求细切为主。《八铭初集》及《张太史塾课》虽系初学读本,然近来北闱考试者俱以此为摩本,无庸过求其高也。至墨卷须择其清晰者读之,极重华旺者断不宜看。《八铭》中如‘君子易事’一句,‘欲修其身’二句,此为近时花样,类而推之,可隅反也。” 管庭芬后来致书也是举人的好友许春苹,也承认了这一点,有云:“弟之制义实与近时花样不同,兼之狂生落魄,事事不合时宜,以奇字为怪诞,以佳话为笑柄,此中苦海汩没英雄,惟阁下每为首肯者,岂公道在人,抑或有过情之誉,真令人疑愧并集矣。” 但实际上,管庭芬并没有下功夫在考试技巧上有实质性的改进。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后,从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到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管庭芬又一连参加10次乡试,有考必试,每试必败,直到56岁仍然落榜后,最终不得不自动放弃。管庭芬如此屡败屡试,似乎有点碰运气的意味,实际上他并没有充分准备,平日主要忙于课馆和校书,每次都是匆忙应试,故不免屡试屡败。或许因为心态的变化,所以他看到的科考阴暗面较多,每每记入日记,发点牢骚。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乡试,“候点头场名。雨骤风狂,水涌厂漏,兼之人数至一万二千有零之多,势甚拥挤,至有伤而不能就试者。余至迫暮方入,衣履皆湿透,不得更易,生平困苦,惟此为最。然后来者有中宵未克归号者,其窘更有甚于余矣。至四更三点方得封门,五更三点方能对号,亦二百年来所未有也。” 道光二十八年(1848)科试,“出一等案,余不招覆,盖宗师所取者仅势利两途,惟以外貌相士,余年已苍老,自不合台阁,其见摈宜也。后知贱名抑置三等十名之外,毋乃过甚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乡试,“时近号闻有桐庐诸生孙君名宇潼者,扶病入闱,即殁于号舍,始真功名有重于性命,亦大可悲矣。” 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乡试,管庭芬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在日记中对此科结果的评论颇有意味:“是日揭晓,海昌中式者曰周士清,其才品无所取,至朱雪篁学博元佑文行俱优,以拔萃科而入副榜,士论皆惜之。” 明显有对科考录取公平性的怀疑。同治四年(1865)在太平军战乱之后补行庚申科试、壬戌岁试、癸亥科试,管庭芬认为“此回试事之变局,则开国以来所未有”,在日记中记其乱象颇多,谨录其二则如下:

是时学使者性本慈爱,待士子以概从宽,奈过信掌案积蠹之吏所言,不遵《学政全书》旧规,庚申例为辛酉科举,壬戌例为恩科科举,盖数百年来不易之典也,今皆不遵,而以癸亥一场所取方准两科入闱,若未赴癸亥科考者,虽前已名列一二等,一概皆使录遗,此蠹之弊,非例也。于是寒畯考费甚为拮据,颇不洽于士心。

仁和、钱塘、富阳人才几罄,此时宁、绍两郡有力者过江冒籍,几十之二三,皆藉案吏之力,庶无烦言。海宁童生赴试者几及二百,而拨府每案仅二人,仁、钱、富考者不满百,每案皆拨至十人。吁,钱神之力如此其广,而学使者岂不知之。 

历来对科举颇有非议者,多为科考不顺之人。管庭芬在科举的理想幻灭之后,对科举的不满,每每形诸笔端,正是其屡试屡败不平心声的反映。

纵观管庭芬的科举生涯,其实充满了酸甜苦辣,有进学成功的喜悦,更有屡试失败的忧伤。他24岁中生员,取得了下层士绅的身份,但56岁还没有中举人,最终没有进入上层士绅行列。据有人对科举考试中榜时平均年龄的研究,生员约24岁,举人约30岁,进士约35岁。 应该说,管庭芬的开局还可以,但此后竟然参加14科乡试而不中,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制度的问题,而更需要其反躬自省,至少应对其应试能力做恰当的评估。其实,中生员取得下层士绅的身份也并不容易。据统计,清代太平天国以前由生员取得下层士绅身份的人数约73.9万, 而当时中国总人口约4.3亿。 就是说,当时中国人中生员的比例是0.17%,可见也是凤毛麟角。这个生员与下层士绅身份对管庭芬非常重要。民国《海宁州志稿》中仅188字的管庭芬小传,不忘点出其“诸生”的身份和“重游泮官[宫]”的荣耀, 无疑这是其84岁生命历程中重要的闪光点。事实上,也正是这个生员学衔与下层士绅身份的获得,使管庭芬具有与一般布衣百姓不一样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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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员出身的下层士绅,管庭芬本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读书应试,争取通过乡试、会试,挤进上层士绅社会。但是,由于家庭并不富裕,管庭芬不得不以教馆维持生计,如其所自述“受室后碌碌为衣食计,闲则习举子业”, 而个人又特别偏爱古书金石,这些耗费了他的主要精力,以至于科考并不顺利,未能更进一步,终生仅得“诸生”身份,只能在下层士绅社会活动,最终成为一个学者型的乡村士绅。

(一)四世同堂的教读之家

管氏始祖于明朝成化年间由姚江迁居海宁路仲,历代祖辈多为诸生出身,以课馆为业,有读书传统。管庭芬自述:“余家食贫守拙,安分读书,积百有余年矣。” 管庭芬生父管题雁,字应期,号柳衣,郡庠生,著有《心亨书屋剩稿》二卷,是路仲著名的塾师,“此间论俊秀,强半托门墙。” 管庭芬5岁时过继给伯父管省吾(字武曾,太学生)为嗣,其时伯父已过世,伯母朱太孺人也在管庭芬21岁时去世,此后管庭芬实际上是与本生父母生活在一起。

管庭芬夫人为海宁潘氏,其岳父潘晴江(一山)、叔岳潘仲方与潘琴史对他多有帮助。嘉庆十九年(1814),管庭芬的长子升恒出生。接着连生三女,管庭芬戏作二绝句:“呱呱忽听作啼声,何苦添丁女又生。欲改裼衣裁紫凤,阿娘巧为细经营。”“睹此真堪赋恼公,懒开汤饼宴堂中。他年姊妹于归日,裙布荆钗累阿翁。” 后又生三儿女,均早夭。道光六年(1826),长子升恒与海宁应时良(笠湖)之女订亲,道光十六年(1836)完婚,连生数女,“为之怅怅”。 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月十五日,“接升恒书,喜于十四日丑刻得一孙,因名之曰‘保孙’”。 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二十日,“次孙庆生生”。 其时管庭芬上有年近八旬的老母,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作为下层士绅的管庭芬,家里薄有田产,属于小地主之家。在管庭芬日记中,常有“收租之……(某处)”或“之……(某)佃处收租”的记载。实际上,管庭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课馆,但又因喜欢买古书,仍是颇感拮据,所谓“借馆谷以糊口,略有赢余,虽衣敝履穿,不为修饰,即付西吴书估”, 加上其家庭人口较多,所以生活并不富裕,甚至常有贫困之感。其《听雨》二绝有云:“亲老家贫可奈何,谋生乏策枉蹉跎。剧怜苦雨愁难遣,想到中霄滴泪多。”“丰年犹恨欲啼饥,屡值奇荒更莫支。如此米珠薪桂候,一家难免绝粮时。” 其挽二弟联云:“镂肾雕肝,半世苦为家室累;析薪负米,一贫难慰兄弟愁。”禁不住感叹:“虽挽弟,实以自挽也。不亦悲哉。” 这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管庭芬悲天悯人的心声,当然其实际生活并非如此悲苦,也许这正是一个心高命薄的下层士绅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面均未能得到满足的真实写照。

(二)设馆授徒

在清代,仅有生员学衔的下层士绅并不具备直接入仕的条件,其入仕的途径有二:一是正途,即进一步通过乡试、会试,取得举人、进士学衔;二是异途,就是通过捐纳的方式。管庭芬的“正途”没有走通,而“异途”又没有资本,且不屑为之。 于是,管庭芬的最合适的出路就是设馆授徒。

嘉庆二十二年(1817),管庭芬首次开馆于桐乡晏城沈氏“红叶村庄”。“僻居乡曲,居停又非解人意,甚落寞。” 初次体验到乡村课馆生活的寂寥。两年后,又移馆于家乡附近的晖芸书屋。其时管庭芬尚未进学,但在当地乡村士子圈内已稍有诗文之名。管庭芬最重要的两次课馆经历,是设馆于郭溪酆墅镇王家与郭家。道光二年(1822),管庭芬在酆墅镇王柽峰家设馆,其书斋曰“太古轩”,有《太古轩记》一篇详叙其课馆生活如下:

太古之轩,芷湘子书以悬寓斋额也。忆自壬午之春,始客居郭溪太原氏,地当氵辛江之奥区,平畴绿野,中有屋数楹,掩映于疏槐高柳间,主人为予洁其北窗,作书室,尘嚣不闻,惟鸡犬声时流露于篱落下,余顾而乐之,因颜其居曰“太古”。每当课蒙之暇,把卷卧北窗下,清风徐来,原不让靖节之羲皇上人,而栩栩然或吟或咏,诸生时窃笑以为狂,而吾亦不能自抑,须卷尽乃止。邻居四五家俱以耕凿为业,终岁不入城市,每询以时事,则口棘无所答,吾甚爱其直朴,孰谓康衢击壤之风去古甚远哉。客有诮予曰:“山静如太古,唐人山居诗也。子非山中人,而以此颜其居,毋乃弗类乎。”余笑曰:“子非知古者,夫已往曰古,今之今即后之古也,况予日处荒村寂寞中,当春风来而繁英长,夏日烈而老木荣,霜气降而败叶脱,雪花飞而水泽坚,此四时中之太古,古与今无别也。时或相羊原隰,老农邀予坐茅檐下,竹痕侵衣,稻花拂袂,夕阳下来,秧歌互答,此出作入息之太古,古与今亦无别也。其或旧雨不来,孤灯夜坐,愁霖作声,蕉碎欲死,童子低头,怅惆莫已,此寥寂中之太古,古与今又无异焉。间则翻经史,弄笔墨,讲章句,论忠孝,日与圣贤相对,此六时中之太古,古与今又何歧乎。至于一喜一怒,一哀一乐,一动一静,一饮一食,又何限于古今。吾虽非山栖者而以太古名其居,聊以志地志真率而已,庸何伤?”客亦不答,微哂而退。因为之铭曰:茫茫天地,有今有古。古往今来,疾驰如弩。茅屋三间,野水当户。携书千卷,高陈两庑。旅况无聊,颂声彻午。三代圣贤,日可为伍。赖此荒区,养生有主。太古名轩,以志我鲁。 

管庭芬把这“荒村寂寞”的课馆生活描绘成一幅令人神往的田园诗画面,并不无自得其乐之感,关键在于他原本以为设馆只是权宜之计。道光四年(1824)底,为了全力以赴准备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乡试,管庭芬特意辞馆回家备考。但不幸的是,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竟使其金榜题名的美梦顿时化为泡影。道光七年(1827),管庭芬又到酆墅镇郭杏园家设馆,其《重馆氵辛江》四律之一有云:“半肩行李又随身,重向氵辛江问主人。聊借蠹书消岁月,为谋鹤俸且风尘。河堤柳绽初迎客,花径蜂喧欲报春。富贵神仙俱未遂,青毡仍守鲁儒巾。”尤其之二有句“未能焦尾成龙去,翻效于思弃甲来”,与之四有句“连日惊潮喧壮志,两年负笈未天涯”, 颇有狼狈回归之憾。实际上,当时管庭芬已颇不满于乡村课馆生活,其致书堂兄管蓼吟有云:“弟年来食指浩繁,破砚生涯,终非活计。钻故纸之中,日与二三童子相对。鸡肋之味,实弃就两难耳。” 如前所述,他本来希望通过管蓼吟谋划“都门之游”,以寻求新的发展,但结果未能如愿以偿。

道光十二年(1832),管庭芬从“都门之游”回来后,又不得不重操旧业,开馆授徒。当年二月十四日,“朱云乾表兄招予课其长君静簃读,是日到馆。”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二十四日,“王春海、粟海二君舟来邀到馆,午后抵硖。”二十五日,“是日开馆,徒三人。” 咸丰六年(1856)八月二十一日,“因寅昉处西席钱君伯生返禾,属权馆事,课其子载黄、厚培于思不群斋。” 有时或在家设馆授徒,日记有“陈丈升初携其郎湘圃步瀛受业于余” 和“迁学徒于家塾” 的记载。咸丰九年(1859)正月二十三日夜晚,已放弃科举应试的管庭芬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是宵梦至一处,茅舍竹篱,颇饶幽致,入内似书室,中悬一联云:‘寻一片苔矶垂钓,留几间茅屋读书。’闻寺钟动而醒,岂示我终老牖下之兆乎。” 梦是心理暗示,也是现实的投影,管庭芬梦境所呈现的正是其长年乡村课馆生活的鲜活图景。

(三)吟诗作画

吟诗作画是文人士子的风雅。管庭芬亦酷爱并擅长于此,其日记随处可见为友人画画题诗或自画自题的场景,毋宁说这已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管庭芬在海宁士子中饶有诗名,颇得师友推许。马省三观其近稿题一绝:“绝妙高人绝妙诗,万言倚马亦吾师。果然写出非凡句,疑是江郎梦笔时。” 张愚全和其《重馆氵辛江》诗有云:“知君李杜是前身,信笔拈来迥异人。腹有诗书供咳唾,胸无城府绝凡尘。友朋合契联吟社,童冠偕游乐暮春。哲匠当年曾赏鉴,英才那个老儒巾。” 马古芸寄归其诗稿跋其后:“芷湘先生诗笔清妙,海昌诸名宿皆服其才而称道之。余未解诗,而芷湘屡过碧萝吟馆,殷然就质于余,因得读其近稿,但觉天风清冷,如瑶琴发响,非筝琶筑笛之可比,近体似韦柳,古诗则追踪元白,充其才力,将欲抗驾前贤,若近时所谓能诗者,真屈宋衙官矣。” 吴醒园为其《自娱集》作序:“予知芷湘之能诗久矣,而所见者不多,恒以未得读其全稿为憾。……息心展诵(《自娱集》),见其取材也富,运思也深,调则从容而不迫,辞则妍丽而清新,拟诸前辈,唐似元白,宋比欧梅,明同何李,以视拜表揖赵趋时好者,迥乎不侔矣。” 管庭芬吟诗主张率性写真,反对刻意雕琢,认为不求留名而自可流传。其日记有谓:

友人与余论作诗之旨,谓当熟读唐宋大家之有声调者千余首方可着笔,然非苦心构思,终不能传。余心知其非,因作二绝示之,其一:“触著灵机笔亦随,心肝呕出欲何为。吟坛纵是凌烟阁,诗望留名志已卑。”其二:“描摹景物写阳春,行乐何堪易苦辛。界宋分唐忙底事,古今无用是诗人。” 

管庭芬在海宁士子中也有画名。其自写《薇麓寻碑图》,友人钟署香题云:“芷翁画为我乡望,笔力苍坚势奔放。偶然兴到一挥洒,陡觉云烟生纸上。苕溪妙手推长房,邱壑蟠胸与相抗。为写薇麓寻碑图,不作吴兴山水状(时费君晓楼亦写《寻碑图》赠君)。贻君小本只尺幅,中具层峦兼叠嶂。非颠来亦非迂倪,能事岂肯王宰让。两人宗派果否同,各自成家绝依傍。多才非藉一艺传,即论丹青亦瑜亮。” 管庭芬好画兰,曾画兰四幅寄赠好友胡蕉窗。蕉窗回函有谓:“展玩之下,秀气扑人眉宇。其设色二幅,更觉丰神绝世。” 管庭芬父亲去世三七之期,竟然有人要其画兰,使其颇感无奈,其日记载:

是日有无知者,坚予画兰,即题二绝示之曰:“秋风入户竹敲门,尺幅溪藤滴泪痕。三两箭花一丛叶,麻衣人写楚骚魂。”其二:“凄凉霜露草堂寒,把笔先愁墨汁干。谁谓芳兰开欲笑,阿侬恸作蓼莪看。” 

管庭芬水榭联吟山水图轴

很少见管庭芬品画,其日记有如下一则:

王香潭先生龙蟠,以画竹一幅寄赠先大人,笔力雄健,惜乏秀韵,是为期颐之征。又吾乡贺墨颠布衣之秀写意仙佛及芦雁、稻蟹,为世所推许久矣。予谓画诚佳矣,惜少数百卷书助其运腕耳。 

在管庭芬看来,王老先生的画缺乏活力,而布衣画家没有书卷气。他喜欢意气风发的文人学者有文化底蕴的画,“供我岂无万卷书” 正是其自我期许。

据说管庭芬在太平军战乱之后“旧业荡然,藉卖画以自给”。 事实上,在此之前,管庭芬也可能以卖画补贴家用。其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初八的日记,抄录了友人所示《茶花草堂写生规约》,所画扇面、册页、单条、屏幅、小横披、手卷、矮条幅、斗方、大堂幅、大横披、小轴心等,均明码标价。管庭芬还特别说明抄录之用意:“庶几求笔墨者得所指南也。” 但在管庭芬日记中,没有见到其收取润笔的记载,是有碍于士绅的面子而不便收还是没有记呢,实在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

(四)学术取向与贡献

在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学术分野中,管庭芬的学术取向是宗尚汉学。从其日记所载购书与借书情况看,多明末清初著名汉学家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与《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南雷文定》,万斯同《群经辨疑》,阎若璩《四书释地》,朱彝尊《经义考》、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梅文鼎《历算全书》等。也有乾嘉诸老著作,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与《潜研堂文集》,赵翼《陔余丛考》、《二十二史札记》与《赵瓯北集》,全祖望《鲒埼亭全集》,毕沅《灵岩山人集》,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与《诂经精舍文集》等。至于宋明理学与心学著作,则较少提及,邻县桐乡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是例外,但他对这位杨园先生并不恭敬。咸丰十年(1860)六月初二日,管庭芬抄录杨园《近鉴》一卷,并记曰:

杨园先生著《近鉴》各条,说者谓其殊伤忠厚,非隐恶扬善之道,阅之良然。盖道学家自谓接贤圣薪传,责人而不能责己也。全集中蜀山草堂本删去,惟近刻者有之。余始知杨园无后,未始不由口舌争名,视天下之人皆不肖耳。 

另外,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提到明朝心学家湛若水时,其日记有这样一则:

偶阅严嵩《钤山堂集》首序,甘泉湛若水笔也。若水谈性命之学,著述盈二百卷,而序中卑鄙处,阅之使人失笑,直朱万拜一流人物耳。即书三绝于后,其一:“盥首焚香礼数全,门生百拜展瑶编。纵然心学能千古,难掩钤山序一篇。”其二:“往昔南园一记成,放翁从此损高名。君无讽劝徒工媚,只学篱边犬吠声。”其三:“前贤语录任评删,可食豚蹄两庑间。想是身先恩相死,不曾天水序冰山。” 

理学蹈空,便有“假道学”之嫌。上述张履祥、湛若水的例子,表明管庭芬对理学/心学家虚伪卑劣一面的极端鄙视。

管庭芬虽然身处海宁乡村,但其眼光并不局限于荒野僻壤,而是自觉地投向全国学术前沿,能及时追踪学术主流乾嘉汉学。可以说,管庭芬崇尚汉学的学术取向及其编校古籍的学术事业,正是深受乾嘉汉学流风的直接影响。

在管庭芬的学术交游中,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者何绍基与邵懿辰。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为诗人、书画家,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著有《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诗•文钞》、《东洲草堂金石跋》等。道光三十年(1850),管庭芬在杭州与何绍基有直接交往。其六月二十九日记载:“时何子贞太史绍基寓居万峰山房,抵晚过访。太史人颇敦厚,无仕宦习气,工书,求笔墨者绢素山积。”七月初三、初六、十二日,均有“子贞太史过谈”的记载,十二日“并以去秋于粤东试时闱墨见惠”。管庭芬回到海宁后,八月十一日“子贞太史自省垣寄联为赠。” 邵懿辰(1810-1861),字位西、蕙西,浙江仁和人,举人出身,久官于京师,为今文经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著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尚书传授同异考》、《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咸丰七年(1857),邵懿辰到海宁硖石,管庭芬有机会与之聚谈。其十月初八日记载:“至硖晤邵位西主政懿辰,位翁向任刑部,入军机,以议琦善罪,忤堂官,借他事镌级,以六品致仕。博学工文,为吾杭所推重。把晤如旧相识,谈叙甚欢。夜同饮东湖草堂,月上而散。” 咸丰十年(1860),邵懿辰再到海宁硖石避难,管庭芬与之多次晤谈。其三月初五日记载:“适邵蕙西部郎懿辰避乱至硖,住寅昉家,谈次,幸其眷属俱无恙。”初十日,“蕙西过谈。”二十八日,“寅昉邀深庐夫子及蕙西丈、沈君二溪、陈君湘葵及予登沈山,并携樽饮酒于碧云寺之喝石山房,抵暮下山。”三十日,“蕙西、湘葵、寅昉过谈。”闰三月初二日,“蕙西过谈,夜同饮五饮斋。”初三日,“蕙西返杭,来别。” 与何绍基、邵懿辰这样一流学者的相见或出于偶然,相谈也比较匆促,但对于久处乡间的管庭芬开阔视野则不无裨益。

在海宁当地乡村士绅社会中,对管庭芬学术事业帮助最大的有两位,一是表侄胡蕉窗(尔荥),一是表弟蒋光煦(生沐)。胡蕉窗家里藏书丰富,是管庭芬早年交往密切的朋友。管庭芬不仅为胡蕉窗购书做参谋,而且经常到胡处借书。管庭芬好读书,但家里并不富裕,少有余钱买书。其嘉庆二十二年(1817)日记载:

送春后,有书估朱姓来,富有册籍,余欲购经解及考据书二三种,正值囊空,苦无以应。因检得夹衣数件付长生库质钱,书方为我有。戏作《典衣买书歌》曰:“天涯有客芷湘子,青山懒隐隐村市。贫居陋巷无所求,愿与史籍同生死。既耕还读甑层虚,仰天狂啸心不舒。天生我才必有用,供我奈岂乏今古。叩门喜接西吴客,一笑相逢皆秘册。绕床真奈阿堵无,欲舍仍留费筹画。缊袍挂体春衣闲,呼童且质钱刀还。奇文换得自欣赏,绝胜梦游嫏嬛间。芸香谨贮留耕室(余家书室名),雠校亦可销永日。丹黄涂乙复咿唔,两手晨昏少停笔。吁嗟乎!富儿插架为斗奇,开卷茫然何所知。深房空锁少人迹,蠹鱼作粮蛛牵丝。寒士寥寥稀卷轴,个中欲想寻清福。苦心积得几残编,也要后人能善读。” 

管庭芬自述“家贫无书,平日俱借读于人”, 其早年主要就是从胡蕉窗处借,正如蕉窗在其诗稿上题辞:“我书借君读,君诗吟我听。奇文异册撑住腹,觅句欲夺江峰青。” 在《破铁网序》中,管庭芬记下了与胡蕉窗书缘的一面,有谓:

人生乐事,惟读书藏书,评金石器具,舍此外无所求焉。但吾辈寒素所缚,不能作平地神仙,每阅古人书谱画记及考古博古诸书,不觉神跃跃欲动,故目有所遇,中心藏之。乡居惟胡子蕉窗为密迩。蕉窗缥囊锦轴及钟鼎文字,济美一楼,犹以未能埒云林清秘为恨。然性情疏放,家遂中落,年来书估骨董到门,有所悦而力不从心者辄攒眉相告,大有琅嬛福地张茂先不能再窥之思。余每聆其语,尝一一志之册,并以余向所心赏者共为一编,颜曰“破铁网”。盖因古人有《铁网珊瑚》及《珊瑚网》诸目,反而称之也。后之阅是册者,作烟云过眼录观也可。 

道光六年(1826),胡蕉窗英年早逝,管庭芬颇为悲痛,作挽蕉窗十律,其四有云:“与我贫交十五年,每劳鸿影递吟笺。一灯论史同听雨,三月看花屡泛船。妙画追摹求鉴品,奇书互校亦因缘。从今再踏黄垆土,惨淡墙坳发杜鹃。” 

蒋光煦是海宁硖石有名的藏书家,也是管庭芬中年时交往较多的朋友。管庭芬颇欣赏蒋光煦,认为:“生沐性耽翰墨,砺志诗书,为富室中绝无仅有之人。” 道光十八年(1838),管庭芬与费晓楼、许心如等人受聘为蒋光煦校刻《别下斋丛书》。管庭芬乐此不疲,但校书其实是个苦差事,以下一例可见一斑:

是日命梓匠修《陆冰修先生诗集》版。案是书刻于辛卯、壬辰间,错误极多且行款俱不如式,不堪翻撷。生沐属予及心如从原稿及别本互为刊正,凡搜误字五百余,改错字千余,补字二千余,又削去重出绝句一首,每卷仍改刻先生同学参订,与手稿同,版心“遗稿”改作“诗稿”,庶几可以印行,然终非善本也。匠人云需工三十余,于此日为剞劂之始。 

咸丰十年(1860),蒋光煦因太平军战乱避难他乡,其藏书楼被战火化为灰烬,因此忧愤而逝。管庭芬为《别下斋书画录》作序有如下记载:

咸丰己未,粤寇阑入东南,浙江全省戒严,生沐掣眷避居予家,嗣后迁茶院山中。庚申八月寇焚硖石,生沐之居烬焉,毕生所弆,一旦尽归劫火,遂侘傺无聊,酒后每抚膺恸哭,是冬即抱恨以终。 

还有一位与管庭芬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为钱泰吉,即管庭芬日记中的“深庐夫子”与“警石学师”。钱泰吉(1791-1863),字铺宜,号警石、深庐、冷斋,浙江嘉兴人,廪贡生,著名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学,道光七年(1827)至咸丰三年(1853)官海宁州训导,后主讲海宁安澜书院。管庭芬拜钱泰吉为师,故时相过从。钱泰吉著《曝书杂记》,管庭芬作跋述其学术如下:

学师钱警石先生秉承旧德,少喜聚书,插架数万卷,丹黄粲然,而于两《汉书》、《元文类》校勘尤详审。道光戊戌偶著《曝书杂记》二卷,以《史》、《汉》之类例,为晁、陈之品评,分之则百余条,合之则自首至尾脉络灌输,为自来说部之创格,而著录之变体也。盖先生于古文义法极严,虽随笔记纂,亦体裁不苟如此。其中叙述家训,感念故人,皆至情至性之所系,岂独妙义微言启迪来学者。庭芬从游有年,窃谓粗知先生者,爰赘数语于后。 

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钱泰吉拟修《海宁备志》,招管庭芬为分纂。二十三日记载:“接深庐夫子书,云志事已开局,诸君已集,招予襄分纂之役。” 与管庭芬在志局共事者尚有应笠湖、陈淡如、钟署香、潘蹈孙、曹杏庭等,均为海宁地方名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月,历时两年零九个月,《海宁备志》纂成。

管庭芬治学颇勤,著述丰富,除《艸兮笔记》、《破铁网》等笔记 及大量诗文外,较重要者尚有如下数种:

1、《海昌经籍志略》,汇集自东晋至清朝海宁人士著述目录。管庭芬自序云:“芬于读书之余,潜心海邦著述,露钞雪纂,欲辑成书,复得周氏《余闻》诸书,汇而归之。上自硕儒名臣,旁及遗民闰秀,方外隐逸之流,使仰屋苦心,不至与爝火寒萤同归虚幻,则亦佚中之存也。”先成二卷,后扩为六卷。“经籍志”体例始于《隋书》,一般是国史的重要构成,而较少出现于州县志。管庭芬为此颇自得:“搜一邑之诗文合成一集,宇宙间不下十百家,至专辑经籍,则未之闻也,有之,自余始。” 钱泰吉也很看重管庭芬的《海昌经籍志略》,并把它辑入《海昌备志》,有谓:“管兄芷湘博览古籍,尤熟于乡邦文献,所撰《海昌经籍志》,余既纂入《备志》矣。” 

2、《海昌遗珠录》,汇录海宁人士诗文集,并附自撰《渟溪杂诗》四十绝(后又增补十五绝)。同里周勋懋(竹泉)夫子盛赞之,有谓:“是录也,录其人并系以传,录其诗并附以文,如吴若谷之《孝友传序》、管竹溪之《朱节孝诗》、钱绿窗之《书佩刀歌后》,悉有关于世道人心。人可传,藉诗文以传,非如诗抄诗选,徒以翡翠苕兰纷若悦目已也。呜呼,有论世知人之识,有征文考献之功,管子之心苦矣!管子之功伟矣!” 

3、《漷阴志略》,通州漷县史志,道光十一年(1831)编纂,为管庭芬“都门之游”的意外收获。管蓼吟时任通州州判,署漷县,其序云:“邑故有志,历久弗传,未得考沿革之大略。是从弟芷湘拟应京兆之试南来,税驾署斋,暇日为余从《畿辅通志》及《通州志》中引及漷阴旧乘者,悉纂而录之。并于京邸友人处检阅群书,有涉漷事,复为裒益,即排比为一卷。” 

4、《花近楼丛书》,管庭芬在太平军占领海宁时避难期间抄录文献汇编。其时,管庭芬于战乱中“日藉笔砚以消郁垒,笈携小品,尽手录之,不足,复于村塾及邻近告借以续之。” 因有感于“故家典籍又大半毁于劫火,深为天丧斯文之叹”,汇集所存,得七十余种,名《花近楼丛书》,“盖取杜少陵‘花近高楼伤心客’之意也。”后又继续抄录,“偶见故家散帙,辄假之以归,设有可存,则录藏箧衍”,辑为《花近楼丛书补遗》。 

另外,尚有《净慈寺志》与《天竺山志》两种,详见下文。

(五)居士与佛道界

儒、佛、道在中国,向来大体相安无事。虽然儒为社会主流,但佛道二教也与人们日常生活多有关联。管庭芬作为儒门士子,起初并不信佛道二教,甚至非常厌恶。其嘉庆二十一年(1816)八月二十九日记载:“是日女尼化香灯米者洊至,余甚厌恶之,因思天下至贱者唯妓,自知行秽,不敢造良家闺闼。近日尼与妓无所攸分,而富室名门每反关联深闺之密友,则淫盗之谋每起于隐微而不自觉,可为叹息痛恨者若辈耳。” 嘉庆二十三年(1818)日记有云:“余服先太孺人之丧已期年矣,念及不觉凄然泪下,即于九月初三日礼佛事,以忏悔。余性雅不许二氏教,实未能免俗,每聊复尔尔。” 道光二年(1822)四月初五日,“静中无事,偶阅佛典,戏拈八首,其一曰:‘静中阅佛帙,糟粕何足征。西方极乐土,所言全无凭。讵意舍卫国,半多乞食僧。衲衣尽坏色,托钵行崚嶒。祇园聚群丐,岂为超上乘。吾儒仰洙泗,无谄无夸矜。所以陋巷乐,千古终服膺。’” 可见管庭芬的门户之见甚深,对佛教不无鄙薄之心。

尽管如此,但通过逐渐与佛道界接触,如经常出入各处佛寺与道观,其实管庭芬的生活已离不开佛道二教了。道光五年(1825),管庭芬的父亲去世,连日请尼僧、羽士(道士)做法事,并在事后特意致函好友胡蕉窗借阅佛书,有谓:“日间心绪稍定,愁坐苫次,莫遣闷怀。邺架莲池大师《云栖法汇》一书,乞假一观,于万虑皆空之际,翻阅数册,庶资冥福时,不为俗僧所愚耳。” 显然,管庭芬在寻找心灵的慰藉。

后来管庭芬竟然号称“芷湘居士”,尽管尚不清楚他是否信奉佛教,但他的生活已与佛寺及僧人密不可分了。在这方面影响管庭芬的关键人物是六舟上人。六舟(1791-1858),俗姓姚,名际仁,法号达受,字六舟、秋楫,号万峰退叟、南屏住山僧等,浙江海宁人,好游历、金石、书画、收藏,因多才多艺,被阮元誉为“九能僧”。 管庭芬与六舟为海宁同乡,又爱好多有相近,故颇为投缘。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舟住持杭州南屏净慈寺,特邀管庭芬常住南屏,相偕游览杭州各山寺庙,搜集金石碑铭,并辑补《净慈寺志》。管庭芬《游报先寺》诗颇有意味,有云:“向隶孔家山,弦诵栖吾党。转瞬复琳宫,仍为空王掌。学佛世所喜,崇儒教难广。我游徒叹息,落日下林莽。” 由儒转佛,直击管庭芬心中难言之隐。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管庭芬又与六舟作“越东之游”,探访各处名山古寺。在《越游小录》序中,管庭芬自嘲“作此冷淡生活,未免得为热中人所齿笑乎”,并在序末开始署名“芷湘居士”。 六舟自订年谱为《金石书画编年录》,管庭芬协助删补,并为作序,考其行谊,称为“以翰墨为清修者”,盛赞其“借挥洒为说偈,藉考订为净土,亦千载不仅见之才也”。 咸丰八年(1858),六舟去世,管庭芬非常悲痛,其自叙交谊有云:“芬与公相订缟纻几三十年矣,相交最深,相知最稔。自戊申后公主净慈禅寺,招芬来游湖上,时坐万峰之巅,旷览江山之胜,不乏联吟之作。及公退院,芬寓灵竺山中,公亦不时相访,手携纸墨,遍拓摩崖旧迹几百余种,装褫成册,共相欣赏。” 六舟不愧为管庭芬难得的方外知己。

因六舟的关系,管庭芬与杭州各寺僧多有交往。咸丰元年(1851),在六舟辞却净慈寺住持后,管庭芬受天竺山上竺寺楞严、萃云二上人之邀,开始编纂《天竺山志》。 历时近三年,于咸丰三年(1853)告蒇。管庭芬作《天竺山志》弁语云:“法喜楞严方丈暨副寺戒恒大师慨志乘之未备,因于辛亥之春,贻书海昌,属予入山互相参订。奈山中无书,阅市借人又距城非迩,幸南屏六舟上人及仁和汪铁樵骑尉诸君各谈闻见,及出所藏秘册用备采辑,凡历三易寒暑,始得创稿,共成二十有七卷。……今幸不负楞公等所属,使三竺之文献有征,一归简要,不以虚诞之谈、不以鄙陋之习盈其卷中,稍足以自信云。” 《天竺山志》为佛门胜地保存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六)乡村士绅与地方社会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是地方精英,既有一般百姓没有的特权,可以自由见官,与地方官平起平坐,也有为地方表率,领导和参与地方事务,并维护地方利益的职责。 乡村士绅在地方社会的这些特权与职责,是由士绅特有的身份所决定的。

在日常生活中,经理婚嫁丧葬礼仪是乡村士绅重要的社会功能。管庭芬的日记记载了许多他所参与的婚嫁丧葬事务。如婚事,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二十八日,“为庆麟侄孙作冰上人,联姻氵辛南之次媛。是日缠红,晚饮而归。” 咸丰七年(1857)正月十九日,“舟之硖,饮朱馥堂处,即宿焉。”二十日,“是日为归朱从曾孙女五七领贴之期,襄理尽日。” 又如丧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二十四日,“午后谦谷命舟来邀办竹泉夫子丧务。”二十五日,“作挽竹泉夫子四律。”二十六日,“是日代朱半塘明府恭寿作祭文一首。”二十七日,“是日书屏幅挽联竟日。”二十八日,“是日为竹泉夫子迎神之期。……更许舟归。” 乡村士绅之所以成为在当地办理婚嫁丧葬事务的重要角色,不仅因为他们懂得相关礼仪,而且他们的体面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事主的面子。

乡村士绅还可以是处理家族事务的主角。道光二十五年(1845)九月,管氏从孙辈绿庵青年夭折而无子嗣,有族人想乘机侵占其家产,管庭芬出面维护。二十四日记载:“是日为绿庵盖棺之期,族有利其资产,欲并而有之,余恐孀居者将来并无饘粥之养,力为维持,颇遭怨尤。” 咸丰八年(1858)三月,管氏三支侄辈润之因不娶无嗣,欲将个人田产全部捐献管氏公堂,族长召集管氏四支代表公立议据合同,管庭芬为大支代表及合同执笔人。 

乡村士绅更重要的社会功能是调适官民关系。在传统的官、绅、民三维社会结构中,士绅通常充当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中介人”或“调停人”的角色。士绅与地方官共同管理当地事务。“中国士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是惟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 在乡村社会中,只有士绅可以直接与地方官打交道,并借此沟通官民之间的关系。

从管庭芬日记来看,他与海宁地方官多有交往。在日记中,时有诸如“州署观剧”、“为翟端卿州尊作画”与“陶棣生鹾尹尊人淳甫先生六秩寿,作画赠之,并题四绝”的记载。 以下略述管庭芬与知州易梧冈(凤庭),海防(东防)同知吕幼心(荣),署知州朱述之(绪曾)的交往。

易梧冈于嘉庆十九年(1814)任海宁知州,当时管庭芬尚未进学,但因为他的父亲管题雁(应期)是郡庠生,有下层士绅的身份,因而他作为士绅之子也有机会接触地方官员。易梧冈进士出身,颇有贤名。管庭芬日记载:“公由壬戌甲科出守,爱民重士,为近时贤令。”“是岁大旱,无禾,公又劝赈以诗,合邑皆乐从而民无流亡,善政也。”管庭芬认为易梧冈的《劝赈诗》“虽无甚警拔,而一片真诚,亦流露行间字里也”。当时和者甚众,管庭芬也试作四律,但颇不惬意。嘉庆二十年(1815),管庭芬多次参加易知州月课,并顺利通过州试、府试,可惜最后院试落选,没有进学。嘉庆二十一年(1816),易梧冈刊刻《劝赈唱和诗》四卷,并派人送了一套给管家。不久易梧冈母亲去世,管庭芬“入城吊易太夫人之丧”。易梧冈丁忧将回籍,“邑之人将庀材建粤贤祠,书碑立主祀之,较之胥吏户[尸]祝前任孙某不啻天渊矣。”  

吕幼心于道光元年(1821)与四年(1824)两任海宁东防同知,其时管庭芬刚入学海宁州学。吕对管颇为欣赏,许为“人材”,使管非常感念。管庭芬日记有关于听吕幼心宣讲《圣谕广训》及多次遵嘱和吕诗的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初四日,管庭芬日记载:“是日怅悉阳湖吕幼心司马之讣。二十年前,公任海昌时,蒙以人材见奖,迄今老大无成,殊为自愧,而知己之感,则不能忘也。” 

朱述之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署海宁知州,时管庭芬正协助海宁训导钱泰吉编纂《海昌备志》。朱述之爱好收藏金石书画,莅任之初曾特意到志局看望管庭芬,从此交往密切。管庭芬离开志局回乡后,朱述之还“专役招饮”,管不时赴州署共酌,并为朱作画,为朱母祝寿。朱述之还经常寄金石拓本请管庭芬鉴赏,并致函请教海宁地方史志。道光二十八年(1848),朱述之调任嘉兴,贻书告别,管庭芬“往送述之刺史,五鼓已起程矣,为之怅怅”。咸丰元年(1851),朱述之仍寄所刻影宋本《棠阴比事》一册见赠。咸丰十年(1860)十月,管庭芬获悉朱述之去世,日记载:“朱述之司马已没于越中旅次,所藏书不可复问矣,为之泫然。” 

因为与地方官多有交往,管庭芬作为乡村士绅,充当了沟通官民关系的纽带。道光十二年(1832),管氏伯曾祖墓地荫木古松被人盗砍,管庭芬出面领衔,与同是生员的族人管澹凝等人具呈,请知州示禁,得到知州批准饬缉示禁。 咸丰二年(1852),管氏侄孙寿征生母沈孺人去世,因其早年丧夫,独自抚养寿征成人,而寿征极拮据,亦竭力办完丧事,“族党甚敬之”。管庭芬特意“上其事于当道,备志立传题旌”。 咸丰八年(1858),管庭芬因八弟及侄三元遭地痞钱阿庄、阿银兄弟殴打,为此呈控钱氏兄弟,“牟册知[如]州尊讯治钱阿庄枷杖,并提讯阿银。” 

乡村士绅虽然与地方官共同管理地方社会,但在地方官有不利于地方社会时,士绅一般会站在地方民众的立场上,以维护地方利益。以下两则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管庭芬在这方面鲜明的态度。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初九日,“是日闻新任州尊李已莅海宁,疲政一清,为之色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十五日,“是时邑有署令胡某以贪狡著,民颇苦之,至是忽病死,阖邑称快。” 太平军兴起时,海宁官府欲劝捐,某些劣绅企图借机分肥,管庭芬颇为鄙视。咸丰三年(1853)四月十六日,“时州尊有劝捐守御之议,凡城中下劣绅士藉董事分肥者,无不欣然有喜色。” 当官府以劝捐下压士绅时,管庭芬甚至采取不合作态度。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六日,“时牟春[册]如州尊以书来,命捐赈作董以劝里之殷富,余以疾辞之。” 乡村士绅作为有乡望之人,更多地关心民众的生活与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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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村士绅,管庭芬本可以在课馆授徒、吟诗作画、校勘古书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中安度晚年,但世事难料,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震撼了中国,也改变了管庭芬个人的命运。道光三十年底(1851年初),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战乱打破了常规,年届55岁的管庭芬不得不在惊慌惊恐中度过多年动乱的岁月。

据管庭芬日记,他是在咸丰二年(1852)底才听到太平军的消息。十一月二十八日,“时闻粤氛侵及武昌、汉阳,而九江、安庆等处已戒严。” 这是第一次出现有关太平军动向的记载。直到咸丰十年(1860),管庭芬才知道“太平天国”这个名号,当年九月二十六日记载:“相传江苏等处所奉伪号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起初,管庭芬只是简单记下了汉阳、九江、金陵、上海等城陷落及杭州戒严的消息,其日常生活照旧,似并无太大的干扰。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金陵城破时,原温州镇总兵汤贻汾(雨生)全家殉节,曾题绝命词于壁,慷慨激昂,“一时悲公志节,和者甚众。”因六舟上人与汤有旧,六舟特装裱其《秋日集磨砖作镜轩诗》手稿属题,管庭芬即次原韵云:“回忆清谈茗一杯,香参明镜本非台。豹韬气壮思名将,鹫岭云深访辩才。落叶打窗今雨至,残灯辉壁故人来。顿教往事成千古,云锁金陵郁不开。” 二是沈月海亲家在太平军北伐时于沧州全家殉难。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初四日,“风闻沈月海亲家于九月间全家殉难沧州之信,为之骇然,不寐竟夕。”次年正月二十五日,“接沈芑塘亲家书,知月海亲家及侄女葆贞沧州被粤寇之难,全家死节,不胜悲恸,然为国捐躯,虽撄惨祸,不失忠贞,破涕之余,稍为心慰。”二十八日,撰挽月海亲家联云:“碧血丹心,守土一门全毅烈;云车风马,招魂千里肃英灵。”四月初六日,作长歌纪实,其中谓侄女葆贞:“吾家有女死最烈,骂贼糜躯节先殉。” 当时因太平军尚未进攻浙江,故起初几年内海宁尚为安静。“元帅庙温天君出巡逐疫至仲(路仲——引者注),士女喧填[腾]竟日,尚存太平景象。” 管庭芬的日常生活也尚为安定。

咸丰十年(1860)初,太平军李秀成部为解金陵之围,行围魏救赵之计,大举进攻皖南浙北,破杭州外城,随后迅速回师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又连下常州、无锡、苏州,再次挥师南进,浙江陷入兵燹之中。

早在李秀成大军围攻杭州时,管庭芬便预感到浙江难免兵灾,不免心境恶劣,但他一介书生,无能为力,惟有自作镇定,不失书生本色。其日记载:“时寇警渐近,心殊恶劣,惟草录近人小品以遣闷怀。” 当天他录下《春雪亭诗话》一卷,并题写跋语,随后便经常抄书题跋,借以遣怀,后来就把所录之书汇编为《花近楼丛书》,实在是意外收获。管庭芬乱中抄书实属无奈之举,实际上他的内心并没有如此淡定。无情的战火不仅扰乱了平静的生活,而且使亲朋好友家破人亡,繁华的城镇与宁静的乡村均残破不堪,地方社会秩序陷入极度混乱无序状态。年逾花甲的管庭芬用血和泪记下了自己生命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其经历与见闻均不堪回首。

其一,亲人的劫难。因家乡路仲被兵,管庭芬不得不奉年逾八旬的老母拖家带口避难近村,“破楼一间,聊以栖止。自初一至初五,逆氛渐逼,知梅里、石泾、硖川焚荡殆尽,延及吾乡,复携眷狂奔,炮火掀天,昏烟匝地,几频于险者数次,幸脱于虎口。”三女儿所在村庄被毁,“尚有所居楼房及厨屋幸存,然不可以蔽风雨矣。”孙女婿金渌岑“为贼所掠,为不释于怀,甚为悲戚”,亲家金九滋“因渌岑被掠,忧愤而卒”。随后金渌岑也暴得沉疴而殇,年仅25岁。“洒泪送渌岑并劝慰二孙女,老年视此,五内几裂。”“稻孙舅弟诒谷骂贼,正命于家,并失其首。一诸生能如此结局,可谓烈矣。” 最令管庭芬伤心欲绝的是其长子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儿子升恒在逃难时受伤染病去世。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九日,“大儿升恒因避寇逃窜受伤,忽患血痢,日夜数十次,因延李梦兰兄诊视,服药无效,心甚忧之。”九月初八日,“大儿之病日沉,恐其不起,心甚怵然。”十一日,“儿病渐不可支,心殊郁郁。”十三日,“愁看儿病,老怀难遣。”十四日,“未刻大儿升恒卒,年四十有七。儿虽不才,略可以支撑门户,暮年丧子,情何以堪,不觉老泪之纵横也。” 白发人送黑发人,天下之悲惨莫过于此。

其二,朋友的劫难。在管庭芬日记中,记载了不少好友被难的情况。仅举几例:咸丰十年(1860)三月初四日,“痛悉余友胡次瑶孝廉琨全家殉节之信,为之一哭。”五月二十二日,“时禾城(嘉兴——引者注)破,后闻余友沈烛门照已陷于贼,又沈丈莲溆生死未卜,为之凄然。”次年三月初七日,“知白马庙已为寇毁,六舟禅友所藏书画长物及金石拓本荡然无遗矣。吁!可慨焉。”十二月初七日,“曹柳桥丈自武林(杭州——引者注)来,云自城破后孑然逃出,全家死亡殆尽。近日城中饿毙者十之六七,贼虽不屠城而城无异于屠矣。而老友汪铁樵家景象可知,为之郁悒累日。” 硖石蒋光煦(生沐)的遭难,最使管庭芬痛苦。海宁四镇,硖石最富庶。乾隆《海宁州志》有谓:“硖石最饶庶,袁花次之,长安又次之,郭店为下。” 硖石镇“蒋、徐为最富”。 海宁州隶属于杭州府,是太平军从苏州南下经嘉兴、海盐进攻杭州的通道,而离管庭芬家乡路仲不远的硖石镇又首当其冲,如时人所谓“硖石为海宁门户,而海宁又为杭城之门户也。” 被兵之后,硖石受损最严重,“繁华之市半为瓦砾之场。” 蒋光煦全家流离失所,到处避难。管庭芬因曾长期到蒋氏别下斋校刻古籍,颇有感情,一直非常关注蒋家命运。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九日,“时硖川人心颇惶恐,不可以居。生沐奉母掣眷避居予家。”六月十一日,“生沐已卜迁于桐木港,余送其眷属往。”八月初十日,“余使人至硖探问,知生沐(家——引者补)焚荡无余,仅存别下斋三间,而所藏秘籍、名书、法帖、金石等皆归劫灰。”十一日,“生沐处使来,云桐木港亦有警,复移避于章桥徐丈传山家。”十八日,“生沐处使来,知已迁避诵玄寺之胡衣谷家,所致书皆痛哭流涕之言,不堪卒读。”二十日,晤生沐,“相见恸哭,殊难为慰。”九月初七日,“晤生沐,时因忧愁忿郁,受病已深,相见哽咽,多作不详[祥]语。余不能久坐,洒泪而别。”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接生沐讣音,为之一哭。……今年甫四十有八,仅得中寿,著述俱未编定,仅《东湖丛记》六卷已刊行世,而版又毁于寇火,悲哉。” 蒋光熙因别下斋藏书及书版尽毁于战火,忧愤而终,管庭芬备感神伤。

其三,地方的劫难。长时间的战乱给海宁各地造成了严重创伤,到处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管庭芬日记多有记载,随举二例如下:咸丰十年(1860)八月,管庭芬家乡路仲附近被祸惨状:

初三,晴。贼焚石泾附近村庄,即潜至硖石杀掠,烟焰萦结,半天皆黑。又有贼一股由石泾南掠,余乡早罢市,逃避一空。夜有眉月。

初四,晴。贼兵午后至路仲市,焚毁十余处,烽火烛天,炮声殷地,难民悲号道路,弃女抛妻,不可胜记。但贼之往来,与余避地不及半里,而幸免于祸,岂非天之默佑,而使全家幸得完聚哉。

初五,晴。贼焚硖川东南湖大街,生沐、寅昉之居俱成灰烬,又至路仲掠富室数家去。未几官兵又至,掠贼之所遗,兼土寇纵横,莫能抵御,以至十室九空,立锥无地,痛何如之。夜有月,东北风甚大。

初六,晨阴雨。烽烟稍息。余先至家探望,幸老屋尚存,而家具已不可复问。时吾乡掠去丁壮十余人,内管姓亦失四人,妇女殉节者已查得二人:沈三英妻谢氏及钱八姑。吁!亦可悲已。夜有淡月。贼毁惠力寺及西山庙宇,竟夕火光烛天。

初七,阴雨竟日。余乡市之前后及附近村落无主之尸盈河横道,惨不可言。 

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十日,海宁州城残破景象:

时城甫收复,兵勇未撤,城中大半焚毁,编户未复,民间尸棺俱为贼发,到处白骨委地,壕沟中骷髅堆积,半皆被戮之良民,伤心满目,惨不忍言,即将所见者详记之。

学宫:大成殿启圣祠及名宦、乡贤、节孝等祠木主皆无,徒存壁立,教授、训导住宅并尊经阁皆为白地,惟明伦堂尚无恙,宋元碑碣仅有存者。

州署:毁尽,仅存头门,吏目署亦无,州大堂宋元诸碑皆不存。

书院:残毁,仅有未拆之梁柱尚存。 

海神庙:拆毁,存白地,大殿尚存废踪,惟东西两石坊及白石狮虽残缺,尚在,而尸骸尚多,瘗埋将有待。

都司署:虽残破,收[修]葺之尚可居。

北道宫、南道宫:北宫尽毁,南宫惟像设不存。

安国寺:残毁已极,大殿、后殿虽存像设,墙垣俱无,幸唐石经幢三座无恙,尸骨满地。

延恩寺:所毁同安国,惟大殿尚存梁柱。

城隍庙:为贼兵屯粮之所,尚无恙,惟像设一空。 

可见,战乱对海宁人民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可谓触目惊心。同时,战乱对海宁社会经济的冲击更是创巨痛深。一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同治元年(1862)六月二十一日,“是日米价昂至万三千钱一石,民不聊生,余家仅以杂粮和以糠粃作糜,苟延旦夕,然尚恐不继。老年当此兵荒,殊乏有生之趣矣。”十一月十八日,“时米价日增,避乱者至不能乞糠秕,故途多弃孩,呱呱之啼与哀哀之泣,中夜闻之,使人鼻酸。”二十日,“时米价昂至七千钱一石,心甚忧之,盖闻贼于各处办粮,故不能贱耳。” 二是货币混乱,商民交困。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二十七日,“时市中尽行私铸小钱,每百大钱不满四十,商民交困,而当道者置若罔闻也,吁!”甚至杂用日本钱,“偶检行钱,多嘉隆、明命年号,盖东国日本年纪也。” 三是官府的勒捐和搜刮,使绅民不堪重负。同治三年(1864)十二月二十日,“时州尊承藩谕,亩捐之外,殷富更勒大捐,如不遵者,虽生监皆交捕厅管押。吁!缧绁而比乐输,复又见于今日矣。” 同治四年(1865)四月三十日,“时遍贴无钤记关防之司道告示,谕丝行纳帖,每行白银八十两至四十两止,又称茧者每斤二十文,盖出自厘捐局主裁,脂膏刮尽,民何以堪,可为浩叹。”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乱中,对社会造成破坏的,甚至参与劫掠的,既有太平军、土匪,也有清朝官兵,管庭芬都作了如实的记载。当时,兵勇与寇匪本就难分。咸丰十年(1860)二月二十八日,“有游兵过硖,是勇是寇,几不能辨。诸乡村土匪皆揭竿而起,大室皆危如累卵。”有些兵勇的抢劫扰民其实更甚于寇匪。六月十五日,“时有广勇由海盐上省,沿途掳掠财物及妇女,而领队者不问也。”次年八月二十六日,“时有广勇及炮船兵二百营于诸桥,斫伐荫木,占住民房,邀劫行旅,民之噢咻,甚于盗贼,皆罢市。” 地方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正是各种势力胶着缠斗时的必然结果。

尽管如此,管庭芬并不认为改朝换代的时代就要来临。一方面,他认为太平军并非“王者之师”,太平天国将不成气候。以下两则日记可为证: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初十日,“贼复焚掠濮院、乌镇。时有自贼中来者,云彼以劫掠赀财为打先锋,淫掠妇女为打水炮,焚烧屋宇为挂红,其余不可悉记。然其以书籍为炊饭拭秽之用,饭食堆粪壤之中,并其嬉笑杀人视为儿戏,能成鸿业者,断不若是也。”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七日,“时有饯岁者,敌以为不奉其禁令,皆夺其酒肉一空,王者之师不若是也,可笑极矣。” 因此,管庭芬认为某附生“甘心从贼”,参加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可谓丧心病狂矣。”他极端鄙视某些“从贼之搢绅”和“导贼之士夫”。 

另一方面,他仍对清王朝的前途充满希望。出于乡村士绅固有的立场,管庭芬时刻盼望着“大清中兴一大转机”。 他非常希望清军能尽快平定太平天国,因而对杭州与金陵的克复备感欣喜。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五日,“喜悉廿三日晚已收复省城,从此吾邑稍可安枕矣。”三月初五日,“左中丞(宗棠——引者注)亦攻复省垣,使万民重整大清衣冠,令行薙发,不觉额手称庆。”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八日,“欣闻十六日克金陵贼巢,贼首焚伪宫殿,不知所终,或云自焚死,戮其逆党,几无孑遗,擒伪忠王李秀成、伪亲王洪仁达,将槛送入京。”七月二十三日,“时闻李逆秀成已磔于金陵军营,传首被害各府县,快事也。” 

太平天国严重地冲击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作为这个社会基础之一员的乡村士绅管庭芬,经此战乱,确实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垂老遭时乱,全家屡远奔。扁舟奉慈母,破屋息惊魂。觅食珍糠粃,冲寒累子孙。” 这是管庭芬痛切肺腑的历史记忆,也是其本该平静的生命史上不堪回首的悲剧的一幕。历史选择了他,他别无选择,只能用一枝秃笔记下这些惨痛的经历与见闻,以供后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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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庭芬没有到过西方国家,没有直接接触西方人,他是如何感知近代西方的呢?通过《管庭芬日记》零星的记载,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涉及西方知识的文献资料。一方面是关于西方史地知识的文献。管庭芬于道光六年(1826)十二月初六日记载:“小筠归予《海国见闻录》。” 应该是《海国闻见录》,福建同安人陈伦炯著,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该书上卷《大西洋记》篇,涉及欧洲各国历史地理,虽记载简略,甚至不无错讹,但却是中国人较早介绍西方知识的重要文献,为之后谢清高《海录》、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所参照与援引。 道光二十年(1840)十月二十一日,“顷得《英吉利国记》一首,从寄尘室主人抄自梅里,云从所获谍者招语译出,或系柳东先生撰述,亦未可定。”随后全文抄录。该文提及欧洲荷兰、法国等国,但主要介绍英国,涉及英国地理、物产、贸易、军事、官制、首都、人种、宗教、风俗、人民、国王等多方面,尤其揭露了英国的海外殖民侵略活动,有谓:“(英吉利)以濒海,专事贸易,故船驳至精,与贺兰、佛郎机相等。凡商船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属国,或夺踞为分国,若西海之亚墨利加,西南海之亚非利加之甲城之孟迈之孟哈拉,皆其属藩,若南海之新加坡之新贺兰之谛面地之吕宋,皆其分国也。” 道光二十年(1840)日记最末还附录了《备英夷说》全文,“此篇系戊戌冬幕粤逸叟所撰,甬东友人抄示。”该文主要是向当道建言如何应对英国侵略的方策。 惜乎管庭芬对上述文献没有评点,不知其内心真实看法。

另一方面是关于近代科技知识的著述。道光十四年(1834)十一月初五日记载:“是日偶见《自鸣钟图释》一纸,即图于此。(整理者按:此图整理时省略。)右《释》虽已见上华亭徐朝俊《高厚蒙求》,此更简易,存之以便识认。” 自鸣钟在明末清初已由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属西洋“奇技淫巧”。管庭芬与海宁同乡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秋纫)早期多有交往,其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二十五日记载:“秋纫以所著《四元解》四卷见示。前著《方圆举例》(即《方圆阐幽》——引者注)一卷问序于余,余茫无以应之。今读此书,益见其造诣日深,庶几绝学一灯赖此不坠矣。”随后全文抄录其《四元解》自序,该序比较中西之法,而立意在与西人争胜,所谓“今而后习中法者可以傲西人以所无矣。” 咸丰五年(1855)十月初六日,“是日仁和曹柳桥茂才金籀过访,以所刻《释天》一卷见赠,谓日轮统摄天地而不动,而能以盛气鼓星月与地而旋转。又谓日月星辰中黑影皆有国土人民。又谓天河中白气皆众星所聚,因极远而不能分离。略主西人所说,亦新奇可喜。” 同治四年(1865)二月二十五日,抄录《经天该》一卷,书其后云:“是书又名《经天诀》,相传为明季利玛窦著,又称薄子钰所作,未得而详焉。其中所载之星有多寡之殊,有隐显之异,当与《步天歌》参观,可以知今昔之谈象纬矣。然南极下出地之星,中法所未载,北极下出地之星,西法所未收,天形如球,高下终未可一理论也。吾辈管蠡之见,本无藉于此,姑录斯卷以俟蒙求。” 可见管庭芬对西洋科技似并不排斥,从其点评曹柳桥(金籀)所刻《释天》“略主西人所说,亦新奇可喜”之语,甚至不无赞赏之意。

其二,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夷”入侵的见闻与观感。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1840-1842),英军两次侵扰浙江沿海,曾攻陷定海、镇海、宁波、乍浦等地,身在海宁的管庭芬日处忧危之中,密切关注战事。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十三日,管庭芬在日记中首次记到英军犯浙江、定海失陷事,“海上承平二百年,一旦遭此蹂躏,深为浩叹。” 此后,管庭芬的见闻观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英军攻城掠地所致各种惨状。如,乍浦失陷,“死者不可胜算,城中民人逃窜一空,其有畏辱而不能避者皆自裁以殉,奇都统出奔嘉兴郡城后亦殉难。萧山街及灯光山庙俱焚舍无余。”“乍浦劫掠仅遗空城,天后宫及炮台皆焚毁殆尽。”“至于火药弃满城河,浮尸叠见汊港,尤不胜述。” 又如,京口(镇江)失陷,“城中盐枭、汉奸、逆夷互相劫掠,人民逃避不能出,死于火,死于兵,尸皆重叠于道,血流成渠,逆夷自陷各城以来,莫有惨于此者。夷船俱停泊金焦两山间,南北文报不通,商船断绝,民乃大困。” 二是清政府官员腐败无能。虽然不乏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英勇抵抗、就义殉节的文官武将,但更多的是像奕山、奕经、琦善、伊里布、牛鉴等妥协投降、屈膝求和的钦差大臣与督抚大员。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扬威将军奕公经与英逆战于甬东失利,退回军营,思驻扎海宁为安乐窝,为羽书催去。”五月,英军攻吴淞口,“牛制军一军先奔,其麾下员弁一哄而散。” 七月三十日,“是日闻和议成,兼传牛制军等与逆夷璞鼎查等称觞累日,迭作宾主,凡所约文武相见则讲平行之礼,择定马头建造会馆通商,并许缴还烟价银二千万两,先付六百万两,刻下尚有不敷者,令殷富捐足付之。吁!以百姓有限之脂膏,填逆夷无穷之欲壑,忍乎哉。” 三是因战争而使地方社会动荡。海宁虽未被兵火,但时在惊恐之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十九日,“是日闻逆夷兵船由凤凰山进口,近尖山内龙王堂汛,因暗沙胶舟,不敢犯邑城而返,然城中逃避下乡已纷纷扰扰,十室九虚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十五日,“是晚城中讹传夷逆已进尖山口,民皆争避出城,兵弁束装,俱有遁志,彻宵城不能闭,扰扰纷纷,天明始定。”二十五日,“是日讹传有游兵劫掠村镇,梅里、石泾、硖川皆罢市,村民扶携老幼以避者充斥道路,一时之中至数百里皆为惊骇,是何异焉。至次日而人心始定,问其讹言之所始,皆不能答也。” 由于战乱,各处难民以“坐饭”为名,聚众涌入海宁等地,肆意扰乱社会秩序。“是时海上多患,凡失业之辈与无藉之众勾结乡村好事之徒及老弱妇女,以坐饭为名,乘机劫抢,凡近海各县村镇无不受其虐焰,殷富者人人自危矣。”“坐饭者数千人之居停家,毁墙打户,不堪其扰。”“时闻远近被掠者比比而然,余所居路仲乡特一村镇耳,而日哄数万众,要索百端,以至罢市数日,兼闻有恒产者亦杂其中,不知是何肺肠也。”“州尊之硖弹压,坐饭者始稍稍退去。”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英法联军从广州北上,直扑天津、北京,整个过程似未引起管庭芬太多注意。管庭芬日记相关记载只有如下四条:咸丰八年(1858)十月十三日,“是日闻英夷犯粤败绩。”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四日,“有从上海来者,云九月中英夷入寇京师,大掠离宫所藏历代重宝而去,大驾北狩,皆贼臣有以导之也。”三十日,“录嘉善黄退庵凯钧所辑《圆明园记》一卷毕,十一叶。即书其后云:八月中英夷驶入天津,直薄都门,焚毁圆明园,劫掠历代所藏宝器而去。呜呼!庸臣持柄,使大将不能立功,以至丧师辱国,作城下之盟,草莽之臣为之同声一哭。况今巨寇遍于东南,民皆涂炭,惨祸极矣,而英夷反资寇以火药洋枪盐米,使不能绝其饷道,故议乱之首者,英夷罪不胜诛矣,何天亦相之,是岂醉而梦耶?然园囿之兴废实关世运之盛衰,吾邑故相陈氏之安澜园,圆明园中曾仿其景而构造之者,近为其后人斥卖几尽,故附其小记,以存梗概。”十月十六日,“时有北来者谈英夷事者,洗耳不听。”  可见管庭芬只是零星地耳闻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信息,甚至没有提及法国,重点是英国侵略者抢劫并烧毁圆明园,而且英国人还帮助太平军,“罪不胜诛”,根本不想听到他们的事。

两次鸦片战争留给管庭芬的印象是:那个代表近代西方文明的大英帝国,其实只是一个野蛮的强盗式的殖民侵略者形象。

其三,关于西方基督教及洋人的传闻与感知。管庭芬对于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及洋人进入内地,均深表忧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十三日记载:“是日闻省中发下告示一纸,贴于海神庙前,系许修复各处前所拆毁之天主堂,民间有传习耶稣邪教者无禁,盖由广督知照而通示者也。又闻海盐接壤已大兴土木,建耶稣之祠,从此随地皆逆夷间谍,其患不仅沿海矣。吁!为此议者,其居心尚可问乎?” 政府无法禁止基督教,其祸将由沿海波及内地。道光二十九年(1849),管庭芬在通商口岸宁波亲眼看到西方殖民者的强势及华洋杂处的景象,以及基督教在民间势力之盛,非常担忧。其日记载:“偶涉江滨,见夹岸皆新建夷房,崇楼峻宇,皎如霜雪,其奉耶稣教主之处倍极巨丽,且往来黑白夷鬼,近颇与市井交际,居民视之恬然,而其狡狯之心颇难测度。吾浙东南之隐忧,自此日以深矣。”“偶步南门,内有英夷设立讲书之所,但其妄谈耶稣之旨,非儒非释非道,词义极其俚鄙,且刊刷成卷,递相分送。近闻愚民为其煽诱,皈依极多,始知逐臭之夫盛于海滨,诚不虚也。”其《明州杂诗》之四有谓:“碧眼波斯野似狙,夹江巢结任分居。愚民争羡耶稣教,估客欣传货殖书。风俗于今殊可想,鲸鲵未必尽堪除。鲰生枉具轮囷志,东望沧溟郁不舒。” 有洋人旅游到海宁硖石,管庭芬担心其有为将来入侵探路之嫌疑,其随意来往,终究是隐患。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二十四日,“闻上日有白鬼子二、黑鬼子一拥巨舟,游至硖,声言欲赴横山车辐浜之天主堂,停一日而北去,虑其将来为入寇认识路径之计,守土者能无戒心乎。” 咸丰八年(1858)九月二十六日,“有花旗夷人并夷妇至硖,登东山,观者甚众。此类禽心兽性到处横行,其患甚深也。” 其“白鬼子”、“黑鬼子”与“禽心兽性”等用语,表明管庭芬内心非常厌恶洋人。

另外,从管庭芬行迹与交游来看,应该有机会从宁波与上海这两扇被迫打开的窗口了解近代西方世界的信息,但这并不能使他清晰地认识近代西方。如上所述,他到过宁波,亲眼看到西方殖民势力在宁波的状况。实际上,管庭芬与上海也有不少交流渠道。从日记看,他的八弟与好友陆子研就在上海,并时有书信往来,还有“为沪上友人作画幅” 的记载。早在上海开埠前不久,陆子研来信告知鸦片输入使大量白银外流影响上海市面银根吃紧的消息,并预感到遗祸深远。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月十八日记载:“接子研书,书中兼及吴淞口夷船不时游奕,通商虽无明谕,然上海自春及今鸦片银被夷人运去三百余万两,以至市上洋银紧急。民贫而国病,其祸患终未已也云云。阅至此,不觉废书三叹。” 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五日,孙瀜(次公)以所著《洋泾杂事诗》一卷赠与管庭芬。同治三年(1864)八月二十九日,管庭芬阅读《洋泾杂事诗》,并书其后云:“自古外夷阑入内地,中原未有不受边患者。我朝自英夷入寇之后,各省海疆无不占据以长丑类,孙丈此诗虽长言慨叹,惜未能尽其禽行兽处之鄙俗也。……阅至此,不觉废书三叹。” 尽管面对现实的无情,管庭芬只有无奈地一再“废书三叹”,但管庭芬把洋人视作“丑类”、“禽兽”,其内心深处实际上并不能接受近代西方,而是极端的鄙视。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对西方科技知识稍有些许感性认识之外,管庭芬几乎没有感受到近代西方的“文明”,相反,他从两次鸦片战争中充分感知到近代西方的野蛮,而这也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真实的一面。他可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西方基督教及来华洋人,但这些早期来华传教士与洋人是与西方炮舰捆绑而来的,其充分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主要是侵略者的面孔,因此可以说,管庭芬所极端鄙视的也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真实的一面。管庭芬对近代西方从根本上采取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不可能使他清晰地认知近代西方。其实,管庭芬对近代西方充其量只有若干非常模糊的感知。

6

管庭芬一生84岁(1797-1880),本文根据《管庭芬日记》,粗线条地描述了他前近70年(1797-1865)的生活世界。这70年,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管庭芬没有顺利完成这种转型,而一直主要生活在传统世界之中,最多在“近代”边缘徘徊,并没有与时俱进跨入“近代”门槛。

如何看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的问题,实际上与如何理解“近代”有直接的关系。对此,值得追问的有三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什么是“近代”?如果把“近代”基本上等同于西方,那么,管庭芬的生活世界就基本上与“近代”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是关系不大。

第二,“近代”是文明进步吗?如果认为“近代”就是文明进步,那么,管庭芬的生活体验表明,“近代”还有野蛮鄙陋的另一面,这正是他所极端鄙视的,因而他对“近代”采取了排拒的态度。

第三,为什么要“近代”化?如果把“近代”化理解为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方向,那么,管庭芬基本上拒绝了这种转型。他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主要来自传统社会内部,而不是所谓“近代”。

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可以说,管庭芬是当时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的典型个案。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这个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原文刊发于2016年3月《社会科学研究》,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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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一个乡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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