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8-18,星期日 | 阅读:396

撰文:沈洁

《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沈洁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5月版。

本书以“印刷”“族群”“规训”为关键词,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讲述其另面的源起、脉络与纵深。从甲午到辛亥,清末知识人的持续激进化,废科举导致的身份位移,新式媒体混杂着国族、种族话题的鼓荡,在印刷工业的扶持下,思想汇流为思潮,推动制度改革、政治迁易。革命因思想、舆论汇聚而来,亦因之众声喧哗,矛盾丛集。而现代政治的确立,经历了一系列自我形构及对他者的规训,国家政治的仪式化运作、民众的日常生活、社区历史记忆构成复杂的权力网络,其中的博弈、妥协与交融构成中国现代国家确立的曲折过程。

以下受权刊发自本书第八章,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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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惧:革命中的排满与复仇

与汉人高涨的复仇主义相对应的,是满人在革命风潮中的种种张皇和恐惧。在吉林,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等匾额者,急为卸下;妇女改装、男子改姓者,更是不一而足。在成都,四川军政府成立和西安、荆州、杭州满营“被屠”的消息传来,居住在满城(少城)的旗人震惊不已,以为灭亡之祸,已迫眉睫,每个人都怕没有生存的希望。而且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少城,见人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是杀来祭天。李劼人的纪实小说《大波》中,亦称成都“谣言满天飞”、“革命党打到京城,摄政王逃回老家”、“人心惶惶,什么谣言都有!”实业街的三英小学,成了旗人们聚议的地方,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这里讨论怎样应付这一巨变。赵尔丰被杀后,旗营方面更是惶恐不安,旗丁不断在东城根街、八宝街和南校场一带巡视,三营士兵分别守备城门,两方居民,惊惶万分。同时军政府的军队也防守在西御街的川东公所、南校场城墙上及君平街、小北街等处,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有英国人记录:满汉双方的举动,都是“惩戒性的”,赵尔丰的斩首,让人们抱着严重的忧虑,担心满族将军玉崑及其追随者将是下一批被处死刑的人。南京旗城里的一般满族人也都很恐慌,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族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许多旗人的家门口都标着欢迎大汉同胞的字条,就是因为担心歧视和屠戮而放的烟幕弹。广州也是人心彷徨。早在4月初发生革命党暴动之后,广州城的满人大员就已如惊弓之鸟,吓得好几个星期不敢离开衙门半步。凤山被炸,大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州的旗人更是胆战心惊,大量迁逃出城,情状狼狈,颜色惨淡。许地山的小说《女儿心》中,同样记述了广州城里“屠杀满洲人的谣言到处都可以听得见”,驻防旗人个个心惊胆战,秩序大乱,“逃的逃,躲的躲,抢的抢,该死的死”。而在杭州城,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因为荒诞的谣言和警报而遗弃家园,去其他地方寻求安全。恽毓鼎日记中,亦有“满人惧为革命汉人所杀,汉人复惧为报雠满人所杀,讹言满城,朝不保夕”等语。恽氏之子恽宝惠时在陆军部任职,也讲到武昌起义后,“种族革命之说”对于北京的旗人以至皇室产生了多大惊惧。从武昌传来的消息说,旗人在省城多遭杀戮。一时交相传播,北京的旗人,亦不免惴憟自危。署民政大臣桂春甚至萌生报复之心,想要调健锐营旗兵进城屠杀在京之汉人。幸亏汪荣宝和奕劻劝阻,才免了一场玉石俱焚的大难。这件事也可见得,彼时,满汉之间剑拔弩张的敌视与对峙。曹汝霖也曾记录过滦州兵变后,北京城的谣言四起和人心惶恐。京中报纸竟有政府请日本兵入京平乱的登载。资政院还为此专门开了临时会议,请外务大臣、总理大臣就日本平乱事出席答复。最后还是奕劻出来平息的谣言,没有叫外国人打中国人之理,外边谣言切勿轻听,政府绝没有这种意思。在京城为官的太仓人汪曾武记述,武昌起义后京师大乱,江浙籍的京官许多都收到过所谓的“公民函件”,要他们早日归乡,不可甘为满奴,否则掘了祖宗坟墓以惩之;当时的北京城,充斥着民军北伐,要将为满奴者“歼灭殆尽”的传言。如此“革命”威胁,可让我们感受到,“排满”局势之汹涌。莫理循则记录了北京“惊慌失措的局面”:皇室因惊慌而瘫痪,政府束手无策;城中“充满了荒诞的谣传”,汉人和满人都惶恐不安,“每个人都害怕别的人”。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梁启超也在给女儿的信中描绘: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阋,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天之所废,谁能兴之,真不知所届也”。由战争飏起的谣言与惊怯,已成为辛壬之际中国人最直接的感受。用郭沫若略微夸张的笔调来讲,“中国人惯会造谣的伟大的本事在革命的运动上真是发挥尽了它的伟大的潜能。”革命初起后,由于滥杀满人的现象严重,亦有党人急呼“革命宗旨,在光复不在报复”。而后的杀戮虽受控制,但有关“危局”、“剿洗”的恐惧却在无边漫延。

宫门外,是满世界的杀戮传言和惊魂未定;宫墙内,隆裕太后居于深宫,信息有限,所闻所虑很大程度也来自传言。退位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境底下。

隆裕太后

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密奏,要求太后“顺应民心,宣布共和”。他提醒隆裕:“读法兰西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这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恐吓。袁世凯用路易皇室被断头的故事提醒太后,想要保住性命,退,是唯一的出路。隆裕太后连连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她抱着溥仪大哭说:“我后悔不随先帝早死,免遭这般惨局。”1月26日,段祺瑞等人致内阁电,说的也是“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1月29日,宗社党首领良弼被炸死以后,隆裕早朝时对着梁士诒、赵秉钧、胡惟德三位国务大臣掩面而泣:“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2月1日,隆裕在御前会议上向反对共和的皇亲们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

对隆裕来说,无所谓袁世凯、张謇、孙文们诉求的“共和”大义,至若民心所向、瓜分惨祸、禅让美德云云,亦远比不上保全性命更切要。“共和”对于末路之下的孤儿寡母,不在其他,而只意味着安全,当然也包括袁世凯、段祺瑞口中的“尊荣”。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摄政王退位,《申报》上载了一则题为《改良京调“摄政逊位”》的游戏文章:

听说一声要送行,好一似洋枪穿胸。舍不得摄政大大权柄,舍不得进款多少金银。辞别了世凯就要起程,但愿你清廷保得稳,但愿你在此乐太平,但愿你个个把钱送进,但愿你积些银钱与你儿孙。有碍你的都逐去,莫留那分权分利人。吾舍此职已怨恨,望世凯开恩,勿弑吾的好宣统。

虽为报人戏谑之言,但道理明白不过。载沣退位,一则迫于袁世凯威势,二则也是希望用自己的委屈换取袁氏协助,保全宣统、保全皇族、保全朝廷。

协议“五族共和”由这样一种很不“共和”且性命攸关的局势所造就。“共和”陈义之所以能在辛亥年底促成和谈与退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排满”仍然作为前提存在,只有“共和了”才能停止被杀戮的恐惧。袁世凯“逼宫”,已为定见。但也应当看到,恐吓清室退位的,不仅仅是袁世凯,更是革命所制造的使满人无处容身的时与势。在面临“被革命”的那一群类中,宗社隳覆,朝臣、封疆和读书人尚可选择在“新朝”做遗民;立宪派从君主立宪转向共和立宪并不困难;只有皇室,不妥协,就是灭顶之灾。杨度在1915年说过,“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逼”字,很贴切。辛亥之役,清帝退位是一种忧、惧之下的被迫和无奈。“共和”以“驱除”作为前提,以威逼和妥协揭幕,以五族之一的满人从中国退场为代价,个中复杂也在妥协达成之日便铺垫了日后中国政治的种种混乱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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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退:亲贵与朝臣

退位诏书签署时,清廷一方的惨淡,也是由于中枢无人。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的强势权谋之下,一无用处。有这样一个细节。袁世凯在武昌事起后入主中枢,命为内阁总理,削除了摄政王号,朝旨下来,载沣退朝一路大哭出东华门,一小京官途遇,在车上犹闻其哭声。更有传言,载沣回邸,复又放声大哭约历四十分钟之久,经人力劝,方才止住。也难怪有人慨叹“监国如此,清祚其能久乎!”

监国如此,远近不一的天潢贵胄又如何?立宪以来,亲贵借机集权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忧虑。比如张之洞就对满汉大臣不和、倾轧之事颇为焦虑:“先是,载沣为摄政,专用亲贵。满洲人初疑汉人排满,至是,不排于汉而见排于亲贵,率多解体。洵贝勒既长陆军,涛贝勒又长海军。又将以某市侩为京卿。”张之洞“力争,以为不可,为载沣所斥。归寓,搥胸呕血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遂寝疾不起。”对于载沣设立军谘处四下安插满人亲贵的做法,张之洞曾多次“固争”,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获得尊重。而眼见亲贵纷纷攘夺政柄、国事越发不可闻问的时局,他常对鄂中门生在幕下者叹,清室之将亡,“亲贵掌权,违背祖训,迁流所及,人民涂炭”,并且绝望于“国运尽矣”。“唯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说,光绪中叶以后,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于乾清、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一旦加诸百僚上,与谋天下事,祖制尽亡,中外侧目,于是革命排满之说兴矣。一众亲贵,奕劻“耄而贪”,载泽“愚而愎”,载洵、载涛“童騃喜事”,溥伦、毓朗“庸鄙无能”,个个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奕劻之“贪”名,最著。他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不少御史曾屡屡参劾,但慈禧很信任他,不但不予惩处,反而升官封赏,权势越来越大。据恽氏回忆,徐致祥曾对他说,“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不幸言中,清祚果然已到终世。即便在武昌事起,革命风暴席卷天下之时,如奕劻辈,首要考虑的从来不是如何保全朝廷,却还在兢兢于人事、权争。武昌失陷后内阁集议,当时颇有人主张从河南、京畿附近调派国防军应变,总比滦州调派开拔要近一些、快一些。但奕劻对载涛久存戒心,惟恐载涛趁武昌起义调拨军队之机利用禁卫军对付自己。为了确保安全,奕劻首先把姜桂题的武卫军调到城里,分驻在九门要冲和庆王府周围,作了切实防范。武昌爆发起义,锡良请缨率兵督陕,而庆亲王竟然向他索贿八万金,“值此日此势,当轴犹忍索金,真全无心肝者矣。”派荫昌赴湖北督师,却不给他一马一卒,这位前敌元帅大叹“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亲贵视战争如儿戏的轻率、以家国命途为索贿工具,一目了然。而掌管陆军的载涛在被问及手下陆军的兵力情况时,竟然回答:“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庆亲王奕劻

京城的逃官中,满人亲贵首当其冲。报载,京奉快车之头等车厢内,亲贵夫人占其大半。徐兆玮《棣秋馆日记》中载,京师之慌,以亲贵为罪魁:庆王托妻寄子焉,刻已挈之至哈尔滨矣,金叶数十万亦庆所收。革命一起,人心本已动摇,京城的金融恐慌,全因谣传庆王府以现银二十万易金,导致金价骤贵;京官又纷纷以银易洋元,导致洋元亦贵至七钱八分,商民惶恐愈甚。奕劻贪渎致京城大乱,各方都有记载,比如,莫理循说过庆亲王从大清银行提款二十五万两白银,直接导致了一场金融危机。《武汉革命始末记》中也说,银行钱铺挤取现银,兵警保护不暇,皆因某亲贵收买金块二十万元,又调取现洋存之于外国银行,“自鄂事起后,京朝官无忧国之色,各王公贵人,但纷纷买金取银,以为自卫之计,一班京官纷纷议南徙之策,故市面益形扰乱。”朱尔典致坎贝尔信中说:“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摄政王两兄弟已将妻子送到山中的隐蔽处。北平开往天津的每班火车都载满了人,有的带着全家老小以及祭祀祖宗的牌位,纷纷逃离北平。”所以,说皇室亲贵内部的这种相互疑忌、庸碌和自私最终葬送了清王朝,也并不为过。成都将军玉崑闻逊位已成定局,亦痛谓:“乃最病恨者,诸贵胄家,何面目对列祖列宗乎!贪生怕死、惜财爱命之辈,芳流千古,闻者无不痛息。”而所谓“亲贵专横,暴政虐民”、“清之亡,实亡于满人亲贵,汉人不过因利乘便,造成时势之英雄而已”的说法也成为清末民初讲述革命故事的习见之语。赵秉钧转述逊位前隆裕太后的话:

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痛哭。少停又言,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即朝臣亦纷纷告退。

这感叹,正是清亡之际的政坛实录,也是刘体仁所说的,王公与部员上下其手,潜施毒计以覆其宗,“革命之事,仍诸王公之自革而已。”

亲贵以外,大大小小的朝臣又如何?莫理循记:

皇室因惊慌而瘫痪。朱尔典爵士昨天见了那桐。他只有用瘫痪这个字眼才能描述那桐的状况。那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几乎要落泪了。

美国人汤姆森则更为细致地记述了京津王公、朝官的仓皇之象:

朝廷非常恐慌,北京的火车站堆满了满清贵族的家财,一趟又一趟的火车载着他们逃往天津。北京的街道上挤满了马车,绅商都赶着把金条和银子存到公使馆区的外国银行。没有知道这些拿着俸禄并享受特权的满人暗地里藏了多少财宝,骄傲的满清亲王贵族们甚至不得不甘愿站在运煤敞车上逃到天津去。在北方,外国人、公使馆、铁路和银行从未受到过这样的欢迎,它们都成了灾难发生时的临时避难所。……北京的客栈和旅馆都人满为患,难民冲进了地窖、马厩和深壕里。商人获得特权在天津准备了蒸汽车,拟为那些吓破了胆的清廷亲王贵族和颜面扫地的盛宣怀等汉官提供避难所。

被革命驱赶出来的满人和被恐慌推搡出来的汉人一起逃离北京,又因为逃离而放弃了朝廷。短短数日,达官和显贵、满人和汉人,以这种逃离与放弃汇集为共和革命的成功。此时此刻的满、汉合流与彼时彼刻的反满思想,竟然合为同一种力量。比之革命党、立宪派的共谋,亲贵、朝臣的溃退对飘摇、恐慌中的清王朝而言,是更加致命的一击。

京津之外,疆臣亦是一溃到底。王锡彤《抑斋自述》中说,武汉一呼,“各督抚贤者抱头鼠窜,不肖者甘心作新朝之都督矣。国不自亡,谁能亡之!”内阁法制参议吴廷燮在给朝廷的上奏中说,“今武昌之陷,奔逃迭报,殉节罕闻。此我国之大耻也”。湖广总督瑞澂“罪”在首途。1911年10月9日上午,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二十二号秘密机关里检查炸弹,失事爆炸,之后蒋翊武、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革命已在一触即发的时刻。张梅生等人主张立即调兵遣将,根据搜查到的名单,把各营新军中的革命党头头一网打尽。而陈树屏则建议杀了三人,把搜查到的名册一把火烧掉,以安军心,使局势缓和下来,徐图后策。面对这两种意见,瑞澂犹豫不决,名册既不肯烧,调兵遣将又太慢,结果使革命党人赢得了一天宝贵时间。10月10日晚上七时,工程八营熊秉坤等首先发难,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局,各营革命党人闻风而起。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大权在握的瑞澂如果组织力量,坚决镇压,局势还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瑞澂却听从夫人廖克玉——革命党人安插在他身边的暗探的建议,掘墙逃走,以致清朝军队群龙元首,迅速崩溃。督抚溃逃,奉命前往武昌前线平定暴乱的新任陆军大臣同样不堪用。荫昌既奉令守护京汉线。队伍开到湖北刘家庙,荫昌留在火车上办公。某日凌晨进来一个卫兵报告:“司令不好了,您看那边革命党三四百人,直奔火车而来。”荫昌听了,命令立刻开车北逃。当时有一位第六镇卸任协统名周符麟,原系绿林出身,有些胆量,请荫昌且慢传令,待先看清实在情形,再作定夺。随后回来报告:“有百十人,都是农民父老下地来摘棉花,并不是什么革命党”,荫昌这才安定下来。这则小故事更是传神地呈现了帝国溃退之际的种种荒诞无稽。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统帅,无才干无谋略,竟然还胆小、可哀至此。也难怪恽毓鼎辈痛引韩昌黎所谓“其绝必有处”语,即无革命军,亦必有绝之者矣!

荫昌

而继孙宝琦、程德全辈相继揭起共和大旗之后,1月10日,已经逃往上海的岑春煊,在各大报纸发表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公开信,明确地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19日,他又发出《致清贵族公电》,要清廷“径降明谕,宣示中外”,令“国民组织共和政治”,否则,“现在人心已去,北方虽有军队,恐亦无把握。”岑春煊的公开出场,又是一剂猛药,加之南北和议已经达成,清室的退位确然成了定局。更多的人则选择了静待观望,直至议和达成,或默认或响应;而不抵抗,实则也推助了退位的发生。在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各省中,稍作抵抗或未作抵抗就弃职而逃的总督和巡抚有湖南巡抚余诚格、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江西巡抚冯汝骥、云贵总督李经羲、浙江巡抚增韫。投向革命或有此打算的总督和巡抚有江苏巡抚程德全、贵州巡抚沈瑜庆、广西巡抚沈秉坤、安徽巡抚朱家宝、两广总督张鸣岐、四川总督赵尔丰。督抚一级,仅闽浙总督松寿、山西巡抚陆钟琦、江西巡抚冯汝骙三人殉难,几乎算是全线崩坍。罗正钧入民国后撰《辛亥殉节录》,费力搜集忠臣节烈,却也不得不承认“死节”之罕见:

兴废者国运之盛衰,廉耻者人臣之大节,虽偏安割据之国尚不无一二效忠之臣为之守死而不去。乃以数百年戴天履地养育之人材,一旦国亡主辱,举朝晏然,而各行省大吏无有一人亢扞国难者,相率逃亡而不以为耻,当世之人亦不闻议其非,斯古今未有之变也。

请辞、开缺则是失望情绪的另一种表达。在北京城,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小京官,每天都有连篇累牍的开缺折子,称病、请假、逃亡者,比比皆是。莫理循这样描述:“这里的形势处于危机。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满人不信任袁世凯,革命党人不信任满人,袁世凯不信任日本人,而《纽约先驱坛报》正尽其所能煽动对英国人的不信任。你从来没见过象目前北京这样的状况。”

京城以外,更是一片逃散。湖北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官员的逃散也最先发生、最多被记录。张彪逃了,瑞澂挈其家众从督署后墙洞钻出,被讥为“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又以其为琦善之孙,谑为“失地辱国之世家也。”后来,上海的《申报》还登出“游戏文章”《前清小皇帝赐祭瑞澂文》,大肆嘲弄这位“辜负皇恩”的总督:

前清小皇帝特遣老莲太保世续以豚蹄一只、麦饭一盂致祭已故逃走两湖总督瑞澂之灵。曰:呜呼!瑞澂武昌起事,舍命狂奔,但保妻子,不顾危城。财帛为重,印绶为轻,擅离职守,辜负皇恩,岂无幕友虚心谏阻?岂无勇士振臂扶助?瑞澂闻之,不以为智,反以为愚;不以为忠,反以为迂。窃行独断,弃此疆隅。朕在冲龄,不知饥饱,锦绣江山,老成是重,方期恢复武昌,夺回险要,解散乱民,上告宗庙。距意倒戈相向,全局推翻,大臣束手,贵戚靦颜,逼朕逊位,政事不谈,以致明伦有堂,士不终死,剪发有令,民以为是,皆尔瑞澂实居祸始。清于瑞澂,不为不厚,犬马不如,仓皇出走,今日五下,客死沪江,黄金万两,一旦无常。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时人记载,武汉官兵纷纷逃散,自瑞澂而下,不叛者,只数人而己,“其状如剧场之散客然”。朱春驹《武昌起义杂忆》中,提到他的亲戚都是清朝五六品小官,武昌起事后,这些官员都非常恐慌,收拾细软,领着家眷逃难。在枪声时断时续的子夜,他们杂在一堆逃难妇女中挨出城门,投入客栈,准备搭轮船逃往上海。不料却被城外的地痞“同胞”们实行了“光复”,财物丧失殆尽。郭孝成《鄂省各属之光复》文中记:武汉自辖于民军,凡武汉二府之属县,大都闻风归顺,故由长江上游沔阳三新堤螺山,由长江下游武昌县以达黄州,均白旗招展。

《辛亥革命徵信录》中有关于逃难官员的描述:

官员逃难之状,亦极可怜,虽其平昔威福自恣,今日固宜受此报,然以人道之眼光视之,亦殊可为酸楚。大都官员于逃难时,恒不敢自承为官。其衣服必故为闇敝之状,杂入民众,冀人不能辨识。有某候补道,逃至汉镇,即惫不能起,有过而问者,某即指天自誓曰:吾宁饿死不复做官,今之官真狗彘不值也,其言亦良悲矣。尤可笑者,传闻岑西林从武昌逃走时,竟薙去须髯,混杂入众中而出,今其颔下已濯濯矣。此虽未尝目睹,然以彼时仓皇之情状测之,是说诚或非无因也。

居正辛亥札记中《马臬司殉节不果》一则,讥讽了湖北按察使马吉彰的“殉难”故事,亦可一哂。武昌城失守,马臬司念城亡与亡之义,初欲殉节,戒家人勿走,自服朝衣朝冠坐于臬署大堂上,云待革命军至,当引颈就戮。可惜堂中员役一个都不肯随他殉节,逃散一空,一众姬妾见臬司大人独坐堂上,牵着他的衣服就入了后堂。这位大人也就乘势下了台,笑曰:“革命军不来,我去也。”乃从容更衣,遁出衙门。《清实录·宣统政纪》载:“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江宁省城,自九月十七日等日匪徒扰乱,新军叛变,事起仓促,司、道、府、县各官及署局所供差人员,均仓皇出走。事后差访,仅有署江宁县知县陈光槐尚未离城。”奔逃也罢,故作殉节也罢,写照的,全是大厦将倾之时的可怜、可笑之状。面对大量的溃逃,清廷专此下诏:“现在时事多艰,朝廷宵旰忧勤孜孜求治,凡在臣工应如何夙夜在公、勤供职守,乃近来京外大臣动辄托词请假,几于无日无之,甚有一再续请者,殊属不成事体。嗣后,内外诸臣务当共体时艰、力图振作。除实在患病准其请假外,倘再有托故请假、借图安逸者,一经查出,定即严行惩处。”上谕的发布不仅没能禁止各色奔逃,却反向证明了朝政与人心的溃散。无论是告假还是观望,实则都是一种冷漠,大概也表达了一种绝望。直到袁世凯出山,并在前方争战正酣之际,上了“为奉职无状请准辞职”一摺,无力、请辞是假,推卸是真。袁氏此摺一上,溃决成定势。

袁世凯

在革命、排满与袁世凯的夹击下,逊位实则已是呼之欲出。只不过,在辛亥年,各方还在存疑、揣度:国内的各报刊迟至2月上旬还在纷纷猜测是否逊位,揣度满族亲贵、蒙古王公是否一意力阻,等等。有意思的是,《申报》在前一年的12月24、25日连续登载的两篇游戏文章,倒是透露了端倪。两篇文章,分别题为《冥王逊位诏》和《目莲僧在阴界革命要求冥王逊位之条款》,照录如下:

《冥王逊位诏》

朕自酆都即位以来,无日不以超拔幽冥为念。祗以用鬼不慎,牛头马面悉握大权,实属有背阴律;判官诸臣,蒙蔽君听,不恤鬼情;无常诸臣,各怀私见,徒耗冥镪,毫无实际,以致鬼怨沸腾,朕犹未知。目莲僧举革命之旗,全冥鼎沸,朕不忍以一人之身而贻全冥无穷之惨祸。今自愿逊位,先行贬去酆都大帝之名号,而列于共和平鬼之列,并将无常、判官、牛头、马面诸皇族悉令解职,听命于共和总统阎罗包老国旗之下。凡此自贬自损,朕无非息事宁鬼,俾免枉死城中流血成渠之至意。将此通谕全冥知之。钦此。

《目莲僧在阴界革命要求冥王逊位之条款》

一  推倒黑暗恶劣之冥政府。

二  革去酆都大帝之名号。

三  圈出鬼门关外恶狗村一地为废冥帝养老之所。

四  每年优给废冥帝锡箔四百万。

五  无常、判官、牛头马面、鬼卒、夜叉等旧皇族皆给赡养金,惟不令办事。

附整顿条款

一  血污、油锅、刀山、剑树、炮烙柱等极刑永远捐除不用。

二  释放十八重黑暗地狱之冤魂。

三  枉死城中之鬼民皆令自由投生人世并给川资护照。

四  公举阎罗包老为临时大总统。

五  仿阳世共和国制度以治鬼民。

对比1912年2月12日清廷正式颁布的退位诏书和优待条件,与上引两则游戏文字几乎如出一辙。但,后者的发表竟在隆裕太后正式宣布逊位一半月之前。翻阅此间报章,关于“逊位”问题,是一片云苫雾障、莫衷一是的景象,议题中心多数集中在满蒙亲贵的阻力上。但这两则“游戏文章”的发表,则说明,尽管仍然传言纷纷,逊位一事其实早已酝酿、议成,只不过还有满蒙等亲贵反对的阻力,未正式签署而已。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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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民国的“失传”——清末民初中国革命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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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纵横, 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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