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中日合邦”始末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8-23,星期五 | 阅读:435

原创: 陈慕谭

戊戌年,康有为曾试图推行许多充满了想象力的举措。

比如:(1)要求开制度局、懋勤殿作为新的最高决策机构,以架空内阁军机处和六部衙门,使其成为纯粹的政策执行机构。(2)向光绪推销“中日合邦”。

关于后者,康有为《自编年谱》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当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

图: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

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

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交谊,是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

“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有为没有在《自编年谱》里对“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

要明了他所说的“两国合邦”的具体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的“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方案有关。

关于“借才”,洪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

意即:建议光绪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这些“名士”并不只是顾问,而要“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

洪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

意即,洪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图:伊藤博文

关于“联邦”,洪的建议是:“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巩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利,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所说的“联邦”一词,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洪就不必拿“挪威合于瑞典”“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来举例了。

据孔祥吉的考据,洪的奏折极可能是康有为所拟。

李提摩太兜售“救中国妙法”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

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据《万国公报》的报道,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一、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四、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八、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这一连串建议的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部门的权力交由西人掌管。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李曾建议康,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

图:李提摩太

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抵达京城后,李曾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

其实,在与康有为合作之前,李提摩太已经先后找过张之洞、李鸿章,推销其“中日(英美)合邦”之说。

据茅海建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早在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就曾致电张之洞,声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李鸿章曾邀请李提摩太北上,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见张之洞,李鸿章转又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其“妙法”是否可用。

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说出了他的“妙法”,即“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张之洞的回应是“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

被拒后,李提摩太继续寻找买家,先后拜访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龢、恭亲王奕訢等人。至戊戌年,真正愿意“购买”其“妙法”者出现了,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当然没有“一百万两”。但他能推荐李提摩太做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戊戌政变后,英国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和白利南,曾如此评价康氏与李提摩太的结合:“康有为……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后,中国朝野掀起了一股“伊藤热”。

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

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改为开设“懋勤殿”。作为制度局被否决后的替代方案,懋勤殿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

意即,康有为建议光绪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

据康有为自述,该提案是康在八月三日拟定,呈递奏折的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闇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 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

图:杨深秀

奏折中的“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种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真意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

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说:“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 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宗社。”

宋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明确表达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

具体而言就是:

1、“四国”合为“一邦”。

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

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觐见光绪皇帝。因为政变的爆发,觐见未成。

图:宋伯鲁

上述材料,一方面证实了康党当日确曾积极运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康党有欺玩光绪的嫌疑。如披阅戊戌史料甚广的茅海建先生坦承:“康称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约两国合邦大会议’,我却尚未查到相关的史料”。

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称美国涉入其中,目前也无史料可证。惟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确实在“合邦”问题上与康有为存在合作。

简言之,目下尚无任何材料,能够证实康党在劝说光绪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曾与各国官方人物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达成过任何实质性的共识。

康有为为何钟情“中日合邦”?

康党钟情于“合邦”,非是心血来潮。

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并亲自撰写序文为之宣传。

图: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该书主旨,乃是宣扬日本应该与朝鲜合并为“大东国”。森本如此解释自己提倡“日韩合邦”的理由:“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等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认为原本“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梁氏的删改本则“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无论梁的删改是否“可笑”,《大东合邦新义》的出版,可证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并非突发奇想。

此外,康党素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在戊戌年之前皆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及至戊戌年获得光绪的青睐,这些人也仍对爱新觉罗之清廷缺乏感情。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向学生讲授清军入关时的种种暴行,谭嗣同在文章中痛斥爱新觉罗为“贱类”,康门弟子何树龄在给康有为的书信中,更有“注意于大同国,勿注意于大浊国(“大清国”的代称),……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所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这样的话。

康党在戊戌年运作“中日合邦”,乃是其“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政治立场下的产物。这种政治立场,当时并不为光绪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译语境中,系明确指向美国的“state”(州)。如1868年张德彝出使美国,其游记称:“合众国议事厅,……排座各邦绅士二百七十余名”。这种“state”拥有很高的自治权。⑦

慈禧杀害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之后,康党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如1899年11月,康党“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宣称:“日人保支,而有异于英、美各国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

这种联手抵抗西方列强、联手保卫支那(保支)的想法,也是康党运作“中日合邦”的重要理念依据。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这样一段议论:“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 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道出了慈禧在戊戌年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的最可能的一种缘由,即担忧公开审讯将引来“外国干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让慈禧产生“光绪不惜借外力与之争权”的想法。

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权力,同时又为避免引来列强的干涉,慈禧选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六君子不审而判。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来源: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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