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良性互动的中俄关系?

发布: | 发布时间:2019-08-23,星期五 | 阅读:405

肖斌

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中俄两国官方和民间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虽不能说每次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活动都充满着赞誉之词,但绝大多数活动都是以正面宣传为主。然而,在讨论中俄70年关系时,需要把两国关系放在历史长河和国际政治现实中来看,这样才能对中俄关系有较为理性的认识,从而发展良性互动的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沙皇伊凡雷帝大举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扩张的时代。在雅克萨之战失利后,俄国不得不与中国在1689年8月21日签署了《尼布楚条约》,这应该是中俄关系中最早的、以条约形式确定“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条约。若以《尼布楚条约》作为中俄官方联系起点的话,那么中俄建交70年只是中俄关系330年历史长河中的二十分之一。在建交的70年中,中苏两国关系深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在两极格局中,中苏两党关系影响了两国关系,意识形态之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由两极格局变为单极。单极格局的压力促使中苏从潜在的敌人一跃成为战略协作伙伴(1996年4月26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这一飞跃仅仅用了5年时间。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5年后,中俄缔结了为期20年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直到2011年中俄决定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然后,于2014年5月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新阶段;2019年6月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国际体系压力推动了中俄关系跃进式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巨擎肯尼思•沃尔兹提出,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系统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结构反映了单元的实力分布。中俄关系是当代国际政治系统中的一组单元关系。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发生改变了吗?没有。在无政府秩序下,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自助依然是单元的行为准则。那么,冷战后的单极格局发生质变了吗?也没有。单极霸权依然存在,均势政治依然在形成中。很显然,是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单元发生了变化。中国和俄罗斯是国际政治系统中变化最大的单元,不同的是俄罗斯从两极中跌落出来,并排列在世界10大经济体之外,而中国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系统中,单元实力的快速增长会引发国际体系的压力,而在特定条件下,单元实力趋弱也不必然会减轻国际体系的压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后,国际体系的压力持续增加,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关系疏离严重。除中美开打贸易战外,中美两军互信水平也在下降。虽然俄罗斯经济实力下降,但俄罗斯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安全构成威胁。9•11事件发生后,美俄关系曾一度重启,但就在美俄关系有改善的可能时,发生了《马格尼茨基法案》、斯诺登事件、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对美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件,美俄关系跌入冰点。

面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中俄两国选择了全面战略协作,目的是制衡外部压力。在2016年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新版《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首次被列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根据两国合作协议,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在波罗的海举行,这次演习让美国欧洲盟友,尤其是中东欧和北欧国家感到了“威胁”,因为演习是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举行的。中国国内对这次演习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中俄战略利益不对称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中俄关系的态度非常负面。在美国情报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2019)》中指出,中俄加强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首要威胁。虽然还没有看到国际社会与美国形成一致的、打压中俄关系的阵营,但总的来看,国际体系对中俄两国的压力是结构性的。为了制衡结构性压力,中国和俄罗斯选择混合战略,一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内部制衡能力;二是在欧亚地区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提高外部制衡能力。不过,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是不对称的。在中国眼中,“现有国际体系并不完美,需要加以改革,但不能推倒重来”;俄罗斯则提出,“建立多极世界,自己成为多极世界中的权力中心之一”。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向西方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号,为了提高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力,俄罗斯更倾向于削弱现有国际体系。为了弥合战略利益的差异,“加强政治互信”始终贯穿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中。于是,“背靠背、手拉手”是不少中国学者表述中俄关系的口头禅,但这是种“带着面具交往”的国家间关系。

“带着面具交往”的国家关系是脆弱的。对于中俄来说,每次大国间的互动都能在不同层次、产生水平各异的战略互疑。若中美关系走近,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升级;若美俄关系走进,中国战略疑虑升级;若中国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战略疑虑升级;若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推诿行为增多,中国战略疑虑升级。战略疑虑的增多和加深势必会削弱中俄关系,继而削弱地区稳定。

发展中俄关系需要理性

历史证明,与周边国家建立和睦的关系是大国成为强国的外部条件。作为重要的邻国,中俄需要建立良性互动的双边关系,为此中国需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避免“情绪化”的合作。国家间相互依赖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国家间很难形成“守望相助”的战略合作。如果“守望相助”是铁律,那么苏联不会解体、华约不会解散。发展中俄关系不能忘记国家间合作的核心目的是,合作收益要超过单边行动的收益。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俄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对俄罗斯贸易逆差742.5亿人民币。同年,中美贸易总额6300亿美元,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14万亿人民币。几十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未来发展一定是建立在对外贸易顺差或贸易平衡上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能够预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空间,但中俄两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上差距明显。与其它G20国家相比,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但数字经济规模排在13位,而中国排第2位。此外,在数字经济内容上,俄语在全球互联网用户的使用率只有2.5%,低于日语,高于德语,英语用户则是俄语的10倍。所以,在未来数字经济的竞争中,俄罗斯依然处于劣势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收益有限的前提下,不顾中俄两国实际情况,对中俄关系拔苗助长,明显就是带有情绪。

避免“头痛医脚”式的合作。随着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变化,单元之间的关系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在国际体系对单元产生压力时,单元更要谨慎行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不断学习如何扮演好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特别是要不断学习与其它大国、强国共存和互动的经验。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作为制衡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因为国家在选择国际合作时都是损失厌恶的,国家更愿意通过合作获得收益,而不是分配或转嫁彼此之间的损失。所以,对手之间的问题只能通过对手来解决。为此,中国要把国际体系的压力转化为动力,要加快既定的、在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宏伟蓝图。实际上,国家法治建设要与国家实力增长相匹配,甚至要快于国家实力增长。这样中国和平发展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中俄关系才可能建立在理性和稳定的轨道上。

避免超越国情的合作。截至2018年底,中国还有1660万农村贫困人口、334个深度贫困县,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发展中俄关系重在务实,平衡好政治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避免随意拔高、任意扩大的合作。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除非国际政治系统发生转化,自助不再是国家的行为准则,否则国家依然会努力缩小自己与他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而非努力扩大共同合作。为此,遵循国际政治规律和理性决策,才有可能形成良性互动的中俄关系。

(注:肖斌,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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