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程:清王朝是口碑最差的王朝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09-23,星期五 | 阅读:2,150
作者:张程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张程:清王朝是口碑最差的王朝

清朝皇帝一览 (依次为: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大清国寿终正寝即将满100周年了。在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清朝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历届皇帝都很勤勉。清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达到了历史巅峰,皇帝们在工作量大增的情况下,没有罢工、旷工,也没有把工作量推给身边的太监,甚至连荒淫无道、低能弱智的皇帝都不曾出一个,相当不容易;清朝尊崇儒学,弘扬儒家思想,并以此自我约束,公开承诺“永不加赋”,还真的在法律上、明面上做到了低税负;清朝经济繁荣,保持了两百年的社会稳定。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开始急剧增长,清朝不仅比之前的朝代多养活了几亿人口,还贡献了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尽管清王朝表现优秀,但它却是口碑最差的王朝之一,差到可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后人一想到专制王朝的反动、黑暗和腐朽,脑海中就浮现出清朝的例子。人们熟悉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清政府面对颓势,束手无策,让国家任人宰割。后人普遍认为,清王朝要为近代中国跌入悲惨的深渊、错失发展的良机负责。更恶劣的是,清王朝在晚期屠杀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与多场变革运动为敌,仿佛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都让后人对它没有好感。总之,清王朝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王朝,却不是现代标准下的好朝代。

改革,是晚清的关键词。即便是满族统治阶层,在内忧外患之中,也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挽救统治了。就连被很多人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也“何尝不许更新”。她扼杀了维新变法,却主导了清王朝最后十年的新政运动;她废除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她自己走得比维新派还要远,就连维新派不敢提出的“设议院”、“立宪法”,慈禧也下令实施了。在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中,慈禧把话说得很明白:“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她也是希望变法图强的,毕竟国家强盛也符合慈禧及其满族权贵的利益。她在上谕中坦率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清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而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把王朝引向了毁灭。改革官制、裁撤机构、清退冗员、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实业、颁布新律,晚清似乎在向现代社会靠拢。难能可贵的是,清政府高举“君主立宪”大旗,敕令建立了各级代议机构,制订了宪法大纲,主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在革命党人的炮火中,摄政王载沣还代表爱新觉罗皇室,宣誓遵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大范围、深层次的全面改革为什么会把改革者拖入死亡漩涡呢?

改革,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为了更高、更大的利益,一些群体或者机构要放弃部分既得利益。高度集权和君主专制已经被证明不能挽救国家危亡,民主和共和成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掌权专政的满族权贵就要适当放弃部分权利。而权利,恰恰是他们紧紧攥在手里,不愿意放弃的。

慈禧太后富有政治阅历和权力手腕,长期的政坛搏杀让她异常珍惜手中的权力。慈禧等满族权贵还非常看重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希望能永保特权。他们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占人口少数的满族人的利益,这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富国、强民等。比如,晚清用人不重真才实学,多用“苗正根红”之辈。“官二代”、“爵二代”当道。慈禧临终时,将政权和改革大业推给了不到30岁的载沣。为什么选择载沣?载沣胞弟载涛的判断是:“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他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但他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决不可能叫他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既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在慈禧等人看来,人的能力可以培养,经验可以积累,而“根正苗红”的出身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私见”。这种任人唯亲的用人方针,注定了清王朝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载沣上台后,一大群年轻气盛、轻率妄为的满族王公窃据了要职,成了改革的领导者。载沣组成“兄弟连”集体亮相,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国戚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则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成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入学。此举名义上是提高满族权贵的法律和政治素质,服务新政改革。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在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亲亲之仁,列爵十四,锡封五等,屏藩带砺,历久常昭。宪政实行,此项亲贵皆须入上议院议事。若复懵于学识,于外交、内治一切未谙,将来非故与下议院反对,即不免与下议院附和雷同,驯至才望轩轾,政策失平,不独与宪政阻碍甚多……所以培植上议院才人意极深远。”一语道破天机,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就是为了“皇权永固”,为了满族权贵能够永远掌握政权。

除了权力贪婪外,满族权贵还以改革之名,行揽权牟利之实。他们迫使汉族地方实力督抚的代表袁世凯开缺回籍,由摄政王载沣亲自出面掌握全权,出任了新的“全国海陆军元帅”。改革后的新政府规定各省拨款均须户部核定,并成立盐务处,架空各地盐运使,控制财权;将开矿、修路等全力都收归中央,控制经济命脉。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改革后的内阁的决策。不用说,这些新实权机构、官办事业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从清朝中期后,地方势力就上涨了,中央政府实权下降。新事物涌现,新的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晚清政府却想以贫弱之躯,不顾分权之实,重温集权专制之梦。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矛盾。

重新集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晋王公大臣们。他们把改革当做自我表现、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却要由百姓们承担。改革的成本应该由全社会承担。满族权贵们不去多方筹措资金推动改革,只会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负担。正如梁启超在革命爆发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费取诸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间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首,展转衔接,捆戴而致诸辇下矣。”这样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会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只会加剧社会裂痕,激化矛盾。

少数满族权贵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够保住祖先的千秋功业,留给子孙一个稳固的江山。但是,变革的序幕一旦启动,哪怕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它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愿了。改革很快脱离了满族权贵们预想的轨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加速了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五光十色、汹涌澎湃的变革大剧,轰轰烈烈地上演,你要么顺应潮流,参与变革中去,要么被变革的浪潮吞没,成为历史。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族权贵们仍不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波旁王朝覆灭原因的时候,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段话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样很有解释力。

晚清的十年改革,最终走到了改革者–满族权贵们的反面,成了埋葬他们的洪水猛兽。“计划之外”的大革命在1911年爆发了。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慈禧等人倒是破了,“私”,他们始终没有放下,因此最终误了国家,也断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清王朝难逃覆灭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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