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第三帝国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26,星期三 | 阅读:45

撰文: 理查德·J. 埃文斯 译者:哲理庐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当权的第三帝国》第一章“警察国家”:

作者: [英] 理查德·J. 埃文斯;出版方: 理想国 | 九州出版社;译者: 哲理庐;出版年: 2020-2

1

当这些事发生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身体状态正每况愈下。8月1日,希特勒前往诺伊德克拜访了国家领袖和德军一战时的军事统帅。兴登堡居然称希特勒“陛下”!显然他认为自己是在跟德皇说话。兴登堡的迷糊生动展现了过去八个月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兴登堡的医生告诉希特勒,就目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来看,这位老人只有24小时可活了。飞回柏林之后,希特勒在当天晚上下令召开内阁会议。还没等老人死去,内阁便决定将总统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合并,将总统的所有权力移交给总理。命令将在兴登堡死去的那一刻生效。希特勒没有等多久。1934年8月2日早晨9点,兴登堡总统离世。许多德国保守派人士认为,一个时代终结了。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里面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从无怨言的人。他将他的、我们的时代一起带进了坟墓。”随兴登堡进坟墓的还有他的职位。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的头衔将永远和逝者相伴。”这一头衔不适合继续使用。此后,希特勒将被称作“德国总理和元首”。这一头衔由一部法律确保生效,并经由8月19日的全民公投获得合法性。

于是,希特勒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元首。这一职位最重要的特征是军队要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1934年8月2日,德国全境军队集结宣誓,冯·赖歇瑙将军在没有和希特勒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新誓词。老誓词中宣誓效忠的对象是魏玛宪法和一个不具名的总统。然而新誓词却完全不同:“我向上帝起誓,我将无条件效忠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元首、三军最高指挥官,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我随时准备好以生命捍卫誓言。”这一誓词绝非徒具形式。对德国军人而言,宣誓的意义远比对其他国家的军人重大。誓词贯穿于德国的训练和教育之中,强调责任、荣誉,以及不守誓言的种种后果。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新誓词中加入了“无条件”效忠希特勒。这意味着不管希特勒的命令合法与否,都必须效忠于他。之前誓词要求的只是向宪法效忠,军队将忠于能够代表德国的“合法权威”。

希特勒(左)与兴登堡

一些军官完全清楚新誓词意味着什么,有人对此抱有疑虑。就在宣誓第二天傍晚,出身中产阶级、工作勤奋努力、刚刚在1934年晋升为部队处(1935年改名为陆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的保守主义炮兵军官路德维希·贝克少将把8月2日称为“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不过多数人要么表示支持——因为希特勒达成了军队八个月以来的希望——要么并没有意识到新誓词的严重性。但是希特勒肯定意识到了。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法律保证誓词的法律效力。之后他向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写了一封肉麻的感谢信,向军方表达了自己的感激,承诺军队的忠诚一定会得到回报。布隆贝格投桃报李,命令军队现在要称希特勒为“我的元首”,而非之前的非军事称谓“希特勒先生”。军方的誓词给之后文职官员的誓词提供了样板。8月20日通过了一项法律,文官系统和军队一样,要效忠的对象是“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元首”。这是一个在任何宪法章程中都不存在的职位,它的权威不属于德国政府,而是希特勒的私人之物。

这些事件进一步巩固了希特勒的领袖权威。一位名叫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Ernst Rudolf Huber)的年轻宪法律师在1939年给出解释,元首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集体意志”:

元首权威浑然一体,无所不包:国家能利用的所有资源都汇集其中。它包括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向元首效忠的德意志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元首的权威不受任何监督或控制;在它面前,没有任何所谓不可保留的、多由相互猜疑引起的个人私权;元首的权威独立自由、凌驾一切、毫无限制。

胡贝尔的书《大德意志帝国宪法》后来成了纳粹红宝书。他在其中写道,希特勒的意见代表了人民的客观意志。在这个基础之上,元首可以纠正“被误导的公共意见”,并且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曾在1931年博克斯海姆事件(Boxheim affair)扮演中心角色的纳粹知识分子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写道,希特勒的话就是法律,凌驾于现存的其他一切法律之上。他的权力不是来自国家授权,而是来自历史。后来果如贝斯特所言,那个宪法授予、无关紧要的称谓“德国总理”被希特勒悄然抛弃了。

维尔纳·贝斯特

其实不只是希特勒个人,整个纳粹运动都普遍认为法律条文和国家宪法一文不值。纳粹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按法律行事。即使是在放弃直接靠政变夺权的想法之后,他们也依然如此。对纳粹分子来说,子弹和投票箱都是权力的辅助工具,两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投票和选举被他们视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人民意志不是通过公共意见的自由发表,而是通过希特勒个人和象征着德国人民历史命运的纳粹运动来表达。即使德国人民自己都不同意,但纳粹运动依然坚称自己代表了他们。一些普遍的法律原则——比如不能杀人、避免暴力、不要搞破坏和偷窃等——从一开始就被纳粹分子抛在一边,因为他们相信历史和日耳曼(雅利安)种族的利益使得德国在一战战败后采取的各种极端措施都变得合理。

不过与此同时,尤其是在第三帝国初期,不能随意废弃或者无视国家的官僚机器,如司法、警察、刑罚和社会福利体系等。这套统治机器继承于魏玛共和国,大部分源于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按照流亡国外的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说法,当时的德国是所谓“二元国家”。1941年弗伦克尔在美国出版了《二元国家论》(The Dual State)。他认为,一方面德国存在一个“常规国家”(normative state),其中有规则、程序、法律和习俗,也有总理府、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德国还有一个“特权国家”(prerogative state),一个本质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系统,其合法性完全来自超越法律的元首权威。胡贝尔一类的政治理论家十分仔细地从概念上区分了“国家的权威”和“元首的权威”,他明确指出,在德国后者先于前者。这样一来,那些从纸面上看并不合法的行动——比如“长刀之夜”的那些谋杀——就因获得了元首的许可在事实上变得合法。相关的逮捕、监禁以及谋杀行动都由党卫队完成,并不通过警察和常规执法机构,事后再由“常规国家”的有关机构赋予合法性。这些事实形象地表明,在纳粹德国,“常规国家”和“特权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减少。前者越来越服从于后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愈发被后者腐蚀;“常规国家”的规则日益松弛,律法不彰,后来连仅剩的犹豫和怀疑都抛弃了。早在1933年7月初,身为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已经开始在信中签上“希特勒万岁”(Hail,Hitler)。7月末所有的文职人员——其中包括大学老师、律师及其他政府职员——都被要求在处理公务时使用所谓“德式问候”。从这一刻开始,在必需的场合不说“希特勒万岁”或不行纳粹礼将被视作公开表达异议。这些都还只是顺从纳粹统治的外在表现,纳粹统治稳固之后,这种顺从日益严重。

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

弗朗茨·居特纳是希特勒上台之前两届内阁的司法部长,在第三帝国治下他仍然保持了以前的权力。以居特纳为代表的一些政府部长做出了“艰苦”努力,试图在法律上为元首的独断权力背书。于是,为了让希特勒的命令在事后看起来符合现存法律规范,他们开始不断发明新的词汇和概念。而在如“长刀之夜”一类的事件中,背书还意味着以追溯立法的方式为政府最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擦屁股。1933年12月1日,“特权国家”优先于“常规国家”这一点在法律上获得正式确认。新法《保证党国一体化法》(Law for Guarantees of the Unity of Party and State)在形式上保证了党和国家一体,但是里面的一些用语意思含糊,在现实层面没有可操作性。实际上,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小摩擦不断。从地方当局往上,各级纳粹领导人都在干涉政府政策和行政决定。希特勒在1934年还特别要求纳粹地方领导人和党的官员减少对行政事务的干涉,因为胡乱干涉在某些地区已经破坏了地方经济政策。希特勒发出声明称,因为现在国家已经在纳粹党手上,党应该成为一个宣传工具,不要干涉国家事务。但是这个声明收效甚微。

希特勒也曾推出大量措施,提升党的工作效率。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2年末辞职后,党的权力开始分散,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党内派系和权力斗争不断,一些手腕灵活的政府文官借此设法削弱纳粹党对政府的影响力。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加强党内集权,同时不想把权力交给潜在的对手。于是,他首先让一直忠心耿耿的鲁道夫·赫斯当上了党的副元首,但并不给他控制党组织的实际权力。1933年12月1日,希特勒让赫斯入阁。1934年7月27日,希特勒下令政府各部提议的法令都必须由赫斯的部门经手。1935年,赫斯又获得了审批文官任命和升迁的权力。这些举措增强了党对政府的影响力。赫斯本人并没有能力用好这些权力。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想遵守希特勒的命令。不过,赫斯的巨大权力却越来越多地被另一个人利用,他就是马丁·博尔曼(Martin Bormann)。博尔曼野心十足,从1933年7月1日开始担任赫斯的办公室主任。博尔曼精心打造了一支“副元首幕僚团”,将他们安插到不同部门,任职者均为纳粹忠实信徒。这些人和博尔曼一样,对党的重新集权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想借此机会系统制定政策,并在政府文官系统中实施。1935年,博尔曼开始负责打理希特勒在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乡村的总部。他作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权力已经大到能够决定哪些人可以接近希特勒。这是第三帝国运作的典型模式:博尔曼的机构现在和高级文职官员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负责的总理办公室平起平坐。当希特勒在柏林时,拉默斯可以和希特勒有更多接触,从而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希特勒待在上萨尔茨堡的时间越来越长,博尔曼可以直接拒绝拉默斯面见希特勒的要求。

马丁·博尔曼

这种二元性遍布第三帝国的各个层级。1933年上半年,权力斗争引发的混乱逐渐消失,第三帝国内部留下了大量存在竞争关系的机构。帝国总督、各部长以及地方党领导人竞相争夺中央政府的主导权,还和地方政府领导争夺占了德国一半领土的普鲁士。1933年4月,帝国将各联邦州的纳粹地方领导任命为该州总督,使上述纠纷得到了部分解决。1934年1月30日又有新措施出台,在纳粹党人威廉·弗里克主政的内政部的压力之下,一项新法废除了自普鲁士以下所有州的政府和议会,将其辖下各部门并入帝国的相应部门之下。这样,已经主导了德国政治长达一千年的联邦制在第三帝国被废止(1945年后才恢复)。但是,部分联邦元素得到了保留,制度并未完全解体。另外,由于党的地方领导人同时兼任州总督,再加上他们在党的官僚层级中占据高位,所以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巨大。1935年的《帝国地方政府法》(Reich Local Government Law)废除了地方选举,任命市长的权利落到了内政部手中。这激起了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敌意,他们经常凭借法律赋予的地方参政权任命官员,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并不合适的岗位,从而干涉地方事务。

这些内斗自然并非是在反对纳粹统治和它的各种政策。在1933年的清洗行动之后,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要么自己本身就是纳粹党员,要么对纳粹运动持支持立场。柏林几个要害部门的部长就是如此。他们的地位因运动领袖戈林强力阻止了本应发生在普鲁士的大量行政变革而得到巩固。实际上,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抵制使改革从来没有达到内政部预期的效果。在其名义上的自主性——特别是代议机构——被废除之后,德国各个联邦州仍然保留了完整的行政架构。所以,第三帝国的行政从来都不曾真正实现井然有序,纳粹彻底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畅通无阻的说法早已被历史学家抛弃。相反,大量互相竞争的机构和各种冲突使“常规国家”难以有效抵制“特权国家”的恣意干预,其权力和自主性注定会逐渐消亡。

在1934年夏天和早秋的乱象之后,希特勒为防自己发生意外无法继续担任元首或者被迫下台,迅速做了一系列安排。被委以重任的不是在“长刀之夜”扮演关键角色的赫斯,也不是希姆莱,而是冷酷无情、行事果断的赫尔曼·戈林。1934年12月7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当希特勒无法行使职权时,戈林就是“他的副手,可总揽一切政务”。几天后,戈林第三帝国二号人物的地位得到了巩固:12月13日新法通过,希特勒提名戈林为他的接班人,并指示文官系统、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在自己去世之后立即向戈林效忠。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戈林将利用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势建立起一个国中之国。希特勒指定他作为副手和接班人表明,在兴登堡去世之后,第三帝国内部的实际权力和形式权力分配开始取决于个人意志,而非宪政规则。这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独裁政体,元首能够做他想做的一切,包括在没有征求其他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指定接班人。

2

希特勒的个人权威在党卫队崛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党卫队原本是希特勒的私人保镖和亲卫队,只对希特勒效忠,不遵守除自身规定之外的任何法律。海因里希·希姆莱从1929年起担任党卫队领导人,在他治下党卫队迅猛发展,到了1933年春已成为一支超过5万人的武装力量。1933年9月,希特勒在这5万人基础上又挑选了一批精英,形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卫队,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党卫队的其他精英组织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特别行动队,随时供希特勒差遣去执行特殊任务,其中包括维持秩序、制造恐怖以及参加“长刀之夜”一类的行动。早在1934年,希姆莱就对党卫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他不仅希望党卫队是随时可供希特勒差遣的一支可靠队伍,还想将它打造成纳粹新种族秩序下的核心精英力量。希姆莱有意使党卫队和不守秩序的流氓褐衫军划清界限,他认为自己的党卫队成员应该像清教徒一样生活,纪律严明、种族纯粹、绝对驯服。在他眼里这些都是日耳曼种族的最优秀品质。他一点点地将老一代党卫队成员淘汰掉,这些人都有暴行历史,多可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初期横行街头的自由军团时代,他们被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军官所取代。

希姆莱的党卫队内部等级细密森严,每一级都有装腔作势的头衔,如上级集团领袖(Ober gruppen fuhrer)、旗队领袖(Standarten fuhrer)等。成员级别由佩戴在军装上的徽章显示,这些经过重新设计的制服不仅保留了先前的银色骷髅头,还添加了两个模仿古代北欧文字的字母“SS”,像两道闪电一样在制服上锃锃发亮。不久,党卫队的打字机专门增加了一个用来打出这个标志的按键,方便在官方通信和备忘录中使用。后来还有更多的等级划分和各种标记。希姆莱甚至还通过颁发“赞助会员”等类似荣誉头衔为组织募集资金。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则积极向党卫队捐款。党卫队有一个资助组织叫“德国党卫队之友”,成员包括银行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Farben)负责人海因里希·布特费希(Heinrich Butefisch),以及其他各类企业代表。相关的企业包括西门子——舒克特(Siemens-Schuckert)、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莱茵冶金——柏西格(Rheinmetall-Borsig)和汉堡——美国航运。很多人被授予党卫队荣誉头衔作为回报。他们当然知道,党卫队给的可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头衔,他们和党卫队的关系能够保护他们的生意免遭狂热分子破坏。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希姆莱为该组织创办的杂志在1939年9月的发行量高达36.5万,而“朋友”每年给党卫队贡献的资金达到50万到100万马克。

不过这些东西有可能削弱党卫队的凝聚力和精英色彩,所以希姆莱在1933——1935年间从已经有些臃肿的组织中裁掉了6万余人。他特别开除了同性恋、酗酒者以及出于机会主义而非对纳粹主义的信仰加入组织的人。尤其是从1935年开始,希姆莱要求党卫队成员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是纯种雅利安人。普通成员提供的证据必须能追溯到1800年,而军官是1750年。野心勃勃的现役党卫队成员开始积极查阅带有相关信息的教区记录,还有人花钱请专业谱系学家帮忙。党卫队成员加入组织之前还必须接受体检,证明他们有雅利安人的特征。希姆莱认为,经过进化上的适当引导,时间将筛选出金发碧眼的男性。早在1931年,希姆莱就规定所有党卫队成员结婚都必须经他本人或他的办公室特别批准,而只有配偶符合种族要求才能获得许可。不过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预期实在相差太远。比如,1932——1940年间申请结婚的党卫队成员有106,304人,只有958人被拒,但满足全部条件的只有7,518人。几百名因为违反了结婚规定而被开除的人之后都官复原职。显然,所谓新种族精英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来。

党卫队精英没有发展成希姆莱预期的种族精英,但却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特征。党卫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这一点和褐衫军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某些成员比如维尔纳·贝斯特,奥托·奥兰多夫(Otto Ohlendorf),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以及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博士。他们出生在一战爆发前夕,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前往前线战斗。德国战败之后,这些年轻人沾染上流行于20年代德国大学的一种带有复仇倾向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于动荡时期成年,那个时候政治局势不稳,货币(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严重贬值,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这使得年轻人们丧失了道德准则,当然他们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纳粹运动才能提供坚实的认同感、道德的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奥托·奥兰多夫是这一代人中的典型。1907年,奥兰多夫出生在一个家境良好的新教农民家庭,其家族持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立场。奥兰多夫早在1925年上中学时就加入了褐衫军。1927年,他被调整到党卫队,同年加入纳粹党。从1928年到1931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和哥廷根(Gottingen)的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之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些学习让他对“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希望破灭,并转而关注起经济学。尽管奥兰多夫学习认真,不过最终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没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从1936年开始,他集中精力在党卫队内部发展自己的思想,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的负责人。奥兰多夫要求才能获得许可。不过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预期实在相差太远。比如,1932——1940年间申请结婚的党卫队成员有106,304人,只有958人被拒,但满足全部条件的只有7,518人。几百名因为违反了结婚规定而被开除的人之后都官复原职。显然,所谓新种族精英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培育出来。

党卫队精英没有发展成希姆莱预期的种族精英,但却逐渐形成了另一种特征。党卫队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这一点和褐衫军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某些成员比如维尔纳·贝斯特,奥托·奥兰多夫(Otto Ohlendorf),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以及弗朗茨·西克斯(Franz Six)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博士。他们出生在一战爆发前夕,由于年龄太小不能前往前线战斗。德国战败之后,这些年轻人沾染上流行于20年代德国大学的一种带有复仇倾向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于动荡时期成年,那个时候政治局势不稳,货币(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严重贬值,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这使得年轻人们丧失了道德准则,当然他们也可能从来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纳粹运动才能提供坚实的认同感、道德的确定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奥托·奥兰多夫是这一代人中的典型。1907年,奥兰多夫出生在一个家境良好的新教农民家庭,其家族持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立场。奥兰多夫早在1925年上中学时就加入了褐衫军。1927年,他被调整到党卫队,同年加入纳粹党。从1928年到1931年,他在莱比锡(Leipzig)和哥廷根(Gottingen)的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之后又花了一年时间在帕维亚大学(University of Pavia)学习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这些学习让他对“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希望破灭,并转而关注起经济学。尽管奥兰多夫学习认真,不过最终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没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从1936年开始,他集中精力在党卫队内部发展自己的思想,成了党卫队保安处经济组的负责人。奥兰多夫海德里希的僭越行为惹恼了大量纳粹老党员,其中包括哈勒——梅泽堡的地方领导人。该领导人对海德里希进行了恶毒攻击,说他有犹太人血统。当时的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对此展开调查,最后发现海德里希并不是犹太人。不过这一指控纠缠了他一生,在他死后还冒出来过。

奥托·奥兰多夫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海德里希在党卫队内部火箭般的蹿升。他为人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在这幅蓝图之中,党卫队和保安处最终将包揽警务和监视控制任务。早在1933年3月9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便接管了巴伐利亚警察系统,将警察系统内部的政治部门独立出来,并派党卫队保安处人士占据了关键岗位。接下来他们一个州一个州地接管警察系统,这些行动获得了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支持。不过就在此时,他们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治警察体系的计划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同样位高权重的普鲁士州总理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11月30日为普鲁士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警察系统。普鲁士的警察系统出自柏林警察常务委员会的政治警察部门,这个组织曾在魏玛时期负责搜集共产党情报,由职业警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领导的职业警察组成。戈林新建的独立警察力量叫国家秘密警察局(Geheime Staatspolizei),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1934年头几个月党内的明争暗斗最后因戈林打压威胁不断增大的罗姆褐衫军的行动而告一段落。虽然迪尔斯在1933年期间对执行纳粹政策充满热情,但他的职业习惯却使他不适合参加针对褐衫军的斗争,因为他不会不择手段。1934年4月20日,戈林用希姆莱取代迪尔斯成为盖世太保的新任领导人。这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挑拨戈林和弗里克互斗,且因为“长刀之夜”后党卫队与冲锋队正式分家而获得了大量的操作空间。戈林和弗里克不得不承认,虽然保留了名义上的指挥权,但他们已经无法控制盖世太保。戈林在1934年就放弃了,但弗里克和他的内政部并不愿意在权力斗争中迅速认输。局势最终倒向了希姆莱。2月10日新法通过,盖世太保正式脱离了司法体系,从此以后不受任何其他组织节制。6月17日希特勒下令,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长。希姆莱让海德里希负责盖世太保、刑事犯罪以及党卫队的安保工作,让另一位党卫队成员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负责传统警察力量。于是,党卫队和警察系统开始合流,大量传统职业警察加入了党卫队,党卫队成员也在警察系统内部占据了大量职位。这样,帝国的一个重要法律执行机关从“常规”向“特权”转变。1939年,党卫队保安处和安全警察被划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直接领导下的帝国安全总部,标志着这一转变正式完成。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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