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这是一个“镀金的盛世”,潜藏着敌意与恐惧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2-26,星期三 | 阅读:31

作者: 刘擎

叫魂之类的群体性疯狂只可能发生在愚昧的古代社会。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何特定的观念都是一种“文化建构”,其“真实性”并不完全取决与物理意义上的可验证性。只要当事人信以为真,这种观念就会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巨大的力量。近代历史上就曾有人笃信“刀枪不入”的中国神功。

文化观念本身,无论多么离奇怪诞,也只是群体性疯狂的必要(却非充分)条件。使疯狂成为可能的另一个要素是失常的社会心理,尤其是过度的恐惧、义愤和仇恨。而社会心理又是社会现实状况的产物。

孔飞力指出,叫魂案发生在在近代中国的前夜,“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怨怨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这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在孔飞力的笔下,这是一个“镀金的盛世”,潜藏着敌意与恐惧的社会心理。民众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财产而担惊受怕,时而将攻击用作防卫的手段,于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官僚为保全职位与晋升而忧心忡忡,竭尽全力揣摩与迎合上司的意图。而乾隆帝则恐惧妖术背后的有“汉化”谋反的阴谋。

除了文化观念与社会心理的条件之外,群体性疯狂大规模的急剧爆发还需要另一个要素:非常规的政治机制。正是因为乾隆疑虑大清王朝对于汉人的正当性,他对“妖术”窃取发辫极为敏感,从中闻出了“谋反”的气息,随即将妖术定位“政治罪”。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统的常规治理程序,启动了“清剿”的非常机制。

这种非常时刻创造出无序竞争与操纵利用的空间:“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但这一切并不是古代中国人所有,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愚昧无知“国民性”。群体性疯狂是特定的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与政治机制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协同效应。综观历史,在西方有欧洲中世纪晚期对女巫的残杀,有美国麦卡锡主义对“共党分子”的迫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义和团运动”。

这些历史事件当然有其更复杂的面向,但其中都涉及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现象,它们都以特定的“迷信”或意识形态为前提,都被恐惧与义愤的社会心理所推动,也都在启动了非常规的机制之后突发蔓延。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刻,中国几十个城市正在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爱国保钓”本来是正当的公民行动。然而,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抗议活动中,有一部分竟然演变为针对中国同胞的人身与财产的“打、砸、烧”暴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实际上,这种暴力仍然依据特定的观念建构——将“使用日货”与“卖国行径”相等同,这种“逻辑关联”与叫魂致命的观念相比,或许少了旧日的“迷信”,却同样蒙昧荒诞。而促发这些疯狂举动的社会心理是越来越严重的不满、郁闷、恐惧和义愤,滋生于一个缺乏平等、正义的社会环境。

这些暴戾之气只有借用爱国这个安全而正当的名义才得以宣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缺失环节”令人玩味。中国法律明文规定,举行任何游行示威都需要提前申请并获得批准。在这样一个国度中,竟然有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相当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如果没有一种超越常规治理的特殊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

250多年过去了,遥看《叫魂》所讲述的那段群体性疯狂事件,我们或许会以文明的骄傲鄙薄古人的蒙昧无知。但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若是回望我们时代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知道是否也会生发出相似的感慨?


来源:海派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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