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读书的自由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3-31,星期二 | 阅读:79

作者 | 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于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庭问题、人才分布等均有研究。

半年多以前(编者按:本文作于1948年)我写过一篇《救救图书》的短稿,为坊间行将“还魂”的大批书籍呼吁。呼吁的效果如何,我不得而知。但转眼一想,即使有些效果,又怎么样?当代的人根本没有读书的自由,留下书来,也无非束诸高阁,最好也不过为典藏而典藏而已。有人说过,天下的图书馆,十之八九是“藏书楼”,十之一二是“尊经阁”。这话很对,因为在读书不自由的情况之下,少数人尽管藏,少数人尽管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藏的与尊的人在内,也包括以读书为业务的青年在内,不感兴趣,不来问津。

不过我们先得把题目的意思弄弄清楚。一两天以前,和一位朋友闲话,朋友说起,某一个都市经某方攻占以后,某国的外侨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是情形还不错,不错就是“对”,那外侨确乎用了一个“对”字,意思是说——这是朋友自己的注脚了——外侨们还可以“自由行动”。我赶快插嘴说,该是行动自由,不是自由行动吧。这位朋友和其它一二参加闲话的人都首肯的笑了。行动自由与自由行动很有几分不同,我想谁都了解,用不着解释。好比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也有很大的分别而不烦解释一样。如今阅读自由与自由阅读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其实所谓自由这个、自由那个的“自由”并不是我们所了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动”可以包括杀人放火,“自由恋爱”意在废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自由阅读”或“自由读书”,准此,可能引起抢书、偷书以至把公家书籍割裂、涂毁等等的行为。那就成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与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样的不自由的。

潘光旦

自由是禁忌的反面。争取自由等于排除禁忌。对于生活的其它面的禁忌,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清楚的;对于读书的禁忌,一则大概因为爱好而能够读书的人究属少数,再则即在能够读书的人也未必真有多读的毅力与机会,我们却不甚理会,在大家忙于衣食奔走的今日,自更无暇理会了。一切禁忌,包括读书的禁忌在内,又有外铄与内发的两个来源,大抵对于外铄的来源,我们在这叫喊民主的时代,是理会得比较清楚的;至于内发的来源,我们却又不大理会,以至于全不理会,即使被指点出来,怕也还有人否认。其实这内外两路的禁忌,我们从禁忌一名词里就可以辨别出来。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禁忌原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指着行动思维的一切限制,初不问这限制的由来。但若我们稍加分析,可知禁是外铄的,而忌是内发的。禁的所以为外铄也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入国问禁”,“悬为厉禁”,禁止吸烟、吐痰、闲人出入之类的禁,很清楚的是由外而来的。“禁”字的下半字是“示”字,无论是上帝的启示、官厅的告示,总是外来的。“忌”字却不然,它的下半截是“心”字,上半截是“己”字,“己”字可能只供给了“忌”字的读音,也可能是“台”字的假借,而又供给了“忌”字的意义,那就等于说,忌者,我心之所忌耳。其实要坐实内发的一层意思,下半截的“心”字已经是足够了,初不必问上半截“己”字的源流。从社会与文化的立场看,一切忌讳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外铄的,一切行为上的限制,最初可能都是“禁”,日久才习惯成自然的变而为“忌”,换言之,起初是人家不容许你做,后来你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做,以至于觉得不应当做了。但从生理与心理的立场看,至少有一部分的限制,原先可能是一些“忌”;有一类行为,你做了之后,或做过火之后,也许妨碍了你自己的健康,或至少会教你感觉到不舒服、不自在,而别人既同是人也,也往往有同似的感觉,日久经过一番社会化与形式化之后,就成为“禁”了。两方面大概都有话可说。但无论如何,一种行为的限制,要成为“忌”,总得先经过你内心的接受,方才有效,才有限制的力量,而这种效力才能维持得比较长久,初不论这接受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

读书的不自由,一部分是由于外来的禁止,另一部分却是由于内发的忌讳。外来的限制或禁止是最明显的,可以无庸多说。图书的缺乏,藏书的过分的限于某一专行、某一方面,书报的写作、印刷与流通受到阻碍,等等,不论是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势,或由于人为的因素,有如社会的风尚或政府的功令,都是外来的。书报、邮电的检查当然是属于这一类,在读者是被剥夺了“阅读自由”,在检查者却取得了“自由阅读”的机会,可以作些威福。上文说到阅读自由与自由阅读的为截然两事,这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了。有少数人可以自由阅读,便有多数人不能阅读自由。

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内发的限制或忌讳。惟其是内发,所以表面看来不像限制,不成其为限制;惟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会;惟其不受人理会,问题就更见得严重了。我近年来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与图书出纳的接触较多,对于青年人读书的习惯,也就多得了几分了解。我发见他们的忌讳是不一而足的。归纳起来,这忌讳大都跳不出三个范畴:一是新旧之间,二是中西之间,三是左右之间。

青年人爱读新书,不爱读旧书,爱读洋装白话文之书,而不爱读线装文言文之书,爱好讨论现实问题与宣传当代思想的书,而不爱读关于人格修养、文化演变、比较通盘而基本的书——是谁都知道的。但为什么有些爱与不爱,有此爱憎,说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说法总是从兴趣出发,说青年对前者有兴趣,而对后者没有兴趣,青年自己的答复也复如此。其实这只是一种冠冕的说法。试究其实,则所谓兴趣的后面,必有一番成见,而成见一深,对所爱悦的便成迷信,对所憎恶的便成忌讳,所迷信的趋之唯恐不速,所忌讳的避之若将浼焉。从社会的立场说,这种爱憎当然也有其来历,就是“现代化”或“进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这种要求,并且拳拳服膺于此种要求,此种要求的见诸意向行事,便成为内发的,成为成见的一种表示,而其对于“不现代化”、“不进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于反表示,也未尝不是一种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讳的表示了。

中西之间我们所看到的成见大致与此相同,但比较的复杂。大体上是对“西”是积极的信赖,对“中”是消极的忌讳。读书人一般的态度如此,读书时的态度尤其如此。不过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便是中西之间比新旧之间更为复杂之所在了:一是读书人对于所谓“西”的对象的接受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谓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单纯的东西,英美是西,苏俄也是西。一个人究竟接受那一个西,就要看他过去的训练与平时的接触了。不过训练与接触,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经心,太无抉择,结果也就成成见,而对未经训练未经接触的事物的态度便成忌讳。二是精通西文的人毕竟不多,读书的人虽爱读舶来之书,却大都不能读原本,只好读译本。原本与译本,可能一个图书馆都具备,但译本往往摺皱烂熟,而原本可以几年无人过问。这不用说,读者表面上阅读的是“中”,实际上欣赏与向往的还是“西”。

左右之间所表现的爱憎也是一样的,不过因为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冷战、热战特别剧烈,此种爱憎,或信赖与忌讳,而表现的范围与程度似乎是远在新旧之间与中西之间之上。近年来此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更若变本加厉,至于有把新旧与中西吞并进去的趋势,成为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旧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态度之中,大体说来,对于左的、新的、西的的信赖和对于右的、旧的、中的的忌讳要大于它们的反面。一般的态度如此,读书时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替青年读书人辩护说,这一类对于读物的取舍并不由于成见与忌讳,而是由于能力与训练的多寡。许多青年对于文言文了解得不够,读去不通畅,因而就不感兴趣,对于西文也是如此。至于左右之间,因为名词、习语、命意、遣辞的不同,彼此也就发生了扞格,起初的“看不惯”终于成为后来的“惯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绝不读。这是对的,我不否认这其间有一个能力与训练的问题存在。不过我们如果作进一步的推敲,便可以发见此种能力之所以差,训练之所以少,还是由于成见与忌讳的心理在后面作祟,青年自己有此种心理,而五四以来出身做教师的人也未尝无此心理。一个人存心厌恶一种事物,第一自然不趋向于此种事物的学习,第二学习了也决不会有长足的进步,原是我们的常识,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场。

总之,由于上文所论对于“三间”的成见与忌讳,我们的读书是不自由的。此种内发的不自由,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与解脱之不易,要远在政令法律所能给我们的不自由之上。一样争取阅读的自由,向环境争取总还容易,而向自我争取则大难,因为,上文已经一度说过,这在阅读的人自己大都并不觉察,而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取舍的必。这种不自由的局面,觉察得比较清楚的怕还是一部分负图书守藏之责的人。国内公私图书馆也还不少,多则百余万册,少亦数万册,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于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洋装、白话、译文与白报纸的书籍借阅得烂熟而外,看来其余只好供太平时的点缀装潢、离乱时的咸阳一炬而已。我们看果子可以知道树,看书库的冷落便可以知道读书的不自由了。


来源:学术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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