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瓷杯到郑和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10-21,星期五 | 阅读:1,350
译者: zuo 2011年10月20日 | 原作者: 弗兰克·威维亚诺

原文:The Eunuch Admiral

从无意中买来的明代瓷杯,到邂逅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魏婓德,追寻中国最牛航海家的传奇故事。

这个男孩,在1382年一个残酷的清晨成为了一名孤儿和阉人,日后他将在1405年变成世界最大、最强国度的二号人物。

我第一次听说这位海军上将的名字是在1982年,是一名腐败的警察局局长告诉我的。他是苏门答腊岛上的土霸王,这座印尼岛屿像一把弯刀穿过东印度洋,与马六甲海峡隔海相望。苏门答腊是一个古怪,动荡的地方,岛上有超过466,200平方公里的地方都是充满毒气的沼泽和热带雨林,还有35座活火山分列其中。海岸边潮湿得让人无法忍受,衣服和被单永远都干不了,即使是晚上,温度也在30摄氏度左右徘徊。

警察局局长的地盘是巴东市,那里面向印度洋,紧挨着一个污浊不堪的河口。我顺路到警察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张当地地图,因为巴东市的街道排列实在没有任何规律可循,而且我也不想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暴走、找酒店。局长热情地招呼任何可能会给他带来好处的人,指着前面路口一栋三层的水泥建筑说:“所有的外国人都住在那儿,带空调的。”

他朝他的一名部下挥了挥手,后者端上来一个摆着两杯咖啡的托盘。我们聊了一些客套话,比如我的老家(底特律;他曾经听说过那里);罗纳德·里根(他的偶像);我的工作(“呀,你是一名记者啊”)。他的脸耷拉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并蓄谋已久地说:“现在我要给你看点东西。”

那名部下拿上来一个布包裹放在桌上。局长解开裹着的绳子,小心翼翼地掀开那层布,最后一只小瓷杯出现在眼前。青花釉色的杯壁薄得透亮,杯身雕刻着一条站立的龙,显得娇贵又美丽,令人称奇。

局长说:“明代的,是从马六甲海峡的沉船上捞上来的。也许是当年‘成胡’的船只,他曾经在苏门答腊附近打过一场大仗。”我对他所说的一切完全没有概念。

局长微微一笑,在一张废纸上写了“100美元”的价格。我没有讨价还价,直接付了他的要价。

几个星期之后,我在新加坡了解到“成胡”原来是郑和的方言叫法,郑和是中国15世纪的一名海军上将。一名古董商告诉我说:“你听说过很多他的事情,但你永远不知道哪些是真的,有人说他是个太监。”

于是龙纹瓷杯成为了我的护身符。我把它放在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家里,每次我去拜访她的时候都要看看。在它那娇贵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尘封的故事,(真相的)诱惑让人难以抵御。

如果后来我没有认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那个学者的话,也许这件瓷杯永远就只不过是一件附身符和闲暇时的玩物而已,他是汉学界的一名传奇人物—魏婓德(1937-2006),同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中国通。魏斐德帮助我揭开了龙纹瓷杯的秘密,以及一段被尘封了500年的非凡传奇故事。

很少有忍辱负重并取得最后成功的故事能与马和的经历媲美,600年前,10岁的小马和在喜马拉雅山脚下被入侵的明代骑兵撞倒在地上,还遭到了阉割,这是14世纪晚期中国对待少年俘虏的惯例。

这个男孩,在1382年一个残酷的清晨成为了一名孤儿和阉人,日后他将在1405年变成世界最大、最强国度的二号人物,成为此时我写作时桌上明代卷轴刻本里的指挥下西洋的海军上将。他将成为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最伟大的航海家。

但根据上天的安排,他就不是为大海而生的,甚至他连中国人都不是。马和出生在云南中部的一个海拔1800米的山谷里,离最近的港口要走两个多月的路程。他的父亲是蒙古帝国的一名低级官员,也是中亚的一名穆斯林,后来在入侵中被明代骑兵杀害。以中国当时的格局观念来说,他是一个夷人,一个备受轻视的蛮族。

既是蛮族又是阉人的马和被训练成为朱棣的随行家奴,当时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四儿子,号称燕王。我们只能猜测马和在未来15年中支撑其一岁九迁的重大事件。明朝文献中提及了一名朱棣在多次战斗中都带在身边的太监副官。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是马和在25岁时便成为了燕王的内官监太监,成为了明朝都城南京的实际管辖人,也是明朝为巩固中央政权而干戈征战的重要军师。

除了可以相信它已经有将近600年的历史,其余都不敢相信。一铁锹就在一夜之间将几无可能的神话变成了难以置信的事实。

1402年,野心勃勃的朱棣从他的侄儿,也就是明朝第二位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后改年号为永乐,意为“永远快乐的皇帝。”

实际上,今天所有与中国光荣岁月相关的历史古迹都是永乐帝的杰作:不管是浩大的长城扩建工程,还是新都城北京无数的寺庙和紫禁城。

然而,朱棣最大的野心是希望统领一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上霸权。

4400年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内陆帝国,依靠其纵横交错的江河来滋养生息。各条流域由1760公里长的大运河连接起来,这项工程始建于公元前500年,但却是由朱棣大力扩建的。到15世纪末,中国将会有超过120000公里的通航水道。

相比之下,1402年中国的航海实力,只有一些鱼龙混杂的浅底货船,都不敢到一两英里开外的睦邻海岸出海。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永乐帝登基后的第一项官方举措就是建造3500余艘舰船。马和这个没有任何海上经验的人被委以监督舰船建造和指挥的重任。在1404年,朱棣以最喜欢的战马之姓“郑”赐封马和,遂称“郑和”。

明代的舰船要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你所见过的船只都要大得多。欧洲环球航行的篇章开启于15世纪90年代,以开往印度的达伽马船队以及开往美洲大陆的哥伦布船队为代表。他们所有的七艘船能够轻松的安放在郑和指挥舰24000平方米的主甲板上;所有欧洲的船员加起来还不及郑和船队30000人的百分之一。

这些令人瞠目的数据长期以来被当成秘密,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是通过民间传说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然后在1962年春的一个阴天,正在南京长江边疏通沟渠的工人们发现他们的铁锹铲到了一块埋在下面的木头,长达11米。后经证实是根嵌在泥水中的转向柱,旁边是一个腐朽的船舵,表面积有40平方米,足以操纵一艘相当于20世纪建造的航空母舰。

除了可以相信它已经有将近600年的历史,其余都不敢相信。一铁锹就在一夜之间将几无可能的神话变成了难以置信的事实。

1405年10月,郑和的船队乘着长江驶向大海。按中国阴历的计时,那是大明朝的统治者永乐三年九月(菊花月)的第一天。每一名水手都检查了自己的罗盘(这项中国的发明历史上第一次作为航海工具航行),把指南针设定在新加坡海峡的方向,然后再往西去印度洋。

在后来的三十年里,明朝海军将会七下西洋,跨越半个地球的地区,建立了从今天的越南延伸至东非的贸易和外交网络。

出于对郑和的崇高敬意,我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效仿郑和出海远航。在后来的25年中我跟随他的足迹走了很多地方,但通常是坐飞机,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乘坐中国的小船和舢舨船,以及阿拉伯或非洲的单桅帆船。以工作的理由去了解当今时代的战争和经济兴衰。对龙纹瓷杯的调查把我带回了明朝下西洋的情景。

尽管郑和的故事在中国已经被封杀了几个世纪,但他在东南亚及其东南亚之外的地方被尊为神明。在爪哇岛和马来群岛,我被领着参观过供奉着郑和的陌生寺庙,而他 同时还被奉为神圣的伊玛目和佛陀。在索马里与肯尼亚交界的一些偏远丛林村庄中,长着杏眼的非洲部落成员坚称他们是郑和船队遭遇海难的水手的后代。据传说他 高七英尺,腰围宽五英尺。正如我把瓷杯给那位新加坡古董商时他所说的,很难说该相信哪一个说法。

直到2003年那个超大船舵的发现才让我有继续调查的动力,当时我正为魏斐德十年以前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而困惑不已。

我于1989年6月与魏斐德“邂逅”,那时他从香港的昆仑饭店给我打了个电话。

那几个月里,我一直在为《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中国的民主运动。很多外国记者在那个动荡的春天都坚守在北京。但到5月份时,我就动身去外地报道民主运动在当地的影响。在军队占领天安门广场前后的几周之内,我走了六个省市。6月10日,公安在珠江三角洲的一座小城市把我逮捕,并驱逐出境。

一天早上,就在我入住酒店不久,大概一点多钟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你是弗兰克吗?我是魏斐德。”他在电话里说想要了解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想知道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见和想法。他告诉我说:“你当时就在那里,你就是我们在现场的当事人。”

据我所知,充满魅力的魏斐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美国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重要人物,所发起的研究和技术交流活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断言魏斐德可以被称为“过去30年中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

这就像爱因斯坦打电话问我对相对论的见解一样。

这是个经典的魏式电话,他总是想要去了解事实真相、个人感受等任何资料,并且会客观平等的看待所有数据。他不介意这些感受是来自于常春藤联盟的博士,还是观光客,或者是记者。重要的是他会与很多有独特经历的游客进行漫无目的地谈话,不仅仅用英语,也用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还会用高中所学的一 些德语,以及在哈佛和伯克利掌握的日语和汉语。

我被魏斐德极具感染力的交谈所征服,后来的几年里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由于1989年的报道,我被禁止在十多年内踏入中国,于是我开始关注前苏联解体,以及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等题材,不时抽出几周时间去亚洲继续我执着的寻宝迷航。

我并没有想到咨询魏斐德关于这位中国15世纪海军上将的事情,魏斐德的研究领域应该是19到20世纪的中国。然而有一天,我在一家新加坡网站上发现了一篇论文摘要,这篇文章是魏斐德于1992年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历史协会大会上,作为当时的大会主席所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论文的主题是:郑和。

魏斐德的研究结果为其他历史学家提供了明朝远航的详细记录。在参考所有可得到的原始文献后,他估计在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时,共有62艘巨大的九桅“宝船”抵达了印度。每艘船大概有135米长,54米宽。

魏斐德津津有味地对比说:“如此巨大的一艘船排水量至少有3000吨,而达伽马任何一艘船只的排水量都没有超过300吨,甚至在1588年,英国最大商船的排水量也没有超过400吨。”

宝船由数百艘驮载着骑兵战马的八桅“马船”护航,另外随行的还有七桅的“粮船”,六桅的“坐船”,五桅的“战船”。魏斐德继续说道,生活在这座巨大“移动城市”里的有“17名正副使太监;63名内监和侍从;95名武官;207名千户和百户;3名监丞;2名鸿舻寺序班;5名阴阳官;128名医官和医士;另外还有26803名官员、士兵、厨师、买办、舍人和通事。”

对我更重要的是,魏斐德的论文中记述在1406年,郑和的战船在马六甲海峡与广东海盗发生了一次大面积的冲突。最后海盗们被成功击退,他们大多数装满赃物的船只都沉入了苏门答腊岛附近的海域。

那只瓷杯!1982年那场战斗和装满赃物的沉船,二者之间的联系虽然只是一种可靠的猜测。但经过11年的寻找之后,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立刻给魏斐德打电话表示感谢和解释。他笑着说:“找到那篇论文肯定花了你不少时间吧。”几天之后,魏斐德通过电子邮件把美国历史协会会长演讲的注释传给了我,整整有10页,还是单行距的。

第42条注释让我知道了一个叫马欢的人,他自称只是一名“普通的樵夫”,与郑和一样都是穆斯林,他会说阿拉伯语,因此在船上担任郑和的翻译。马欢以日记的形式把几年的海上生活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本日记便成为了我的海上地图,后来在2004年我因为参加《国家地理》杂志的项目重新回到中国,带着这份地图开始重走郑和的航行。

马欢的日记名为《瀛涯胜览》,出版于1451年作者去世的前夜。正如书中所描述的故事一样,这本回忆录的原本已散佚,只留存了三版刻本。在1962年南京发现转向柱之后,兴起了一个(郑和研究)小热潮,小部分学者(包括魏斐德在伯克利的导师—中国历史学家列文森在内)开始重塑永乐船队失落的传奇故事。

研究者们没有太多可靠的原始材料。南京和北京的明代档案馆曾经收藏着几百万份文献,但其中九成以上的材料随着朝代更替被后来反对朱棣对外海事政策的皇帝破坏了,转而推崇闭关锁国,后者也成为了接下来几个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重要特点。大部分舰船都被焚毁,而且中国的商人被禁止出国旅行。

在这不见天日的黑暗中,马欢的日记带来了一丝光亮。《瀛涯胜览》是马欢对船队每日生活和发现的亲身记录,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发现数千英里之外崭新世界的奇观,这些地方与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完全不同,充满着异域情调。

马欢非常痴迷于暹罗,即今天的泰国。日记中对暹罗男人的记载是:“丈夫们都自豪地把他们的妻子献给我们,认为外国人觊觎暹罗妇女的美丽并与其发生亲昵行为是一种荣耀。当男子到了20多岁,会用锋利的小刀把包皮割掉,就像切洋葱一样,在皮内嵌入一些锡珠。等皮肤愈合后,这些锡珠看上去就像一串葡萄一样,还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在当地被视为美妙的音乐。”

他调查了印度科钦市的香料贸易,介绍了世界上最早的商品市场,记述了科钦犹太人所讲的一个关于圣人摩西因子民信奉金牛犊而惩罚子民的故事。锡兰珠宝商告诉马欢,他们的红宝石是佛陀眼泪的结晶。在郑和的命令下,他还去了麦加朝圣。

马欢还记录了一种奇怪的非洲动物,有17英尺高,光脖子就有9英尺长,于是猜测这可能是传说中的神兽麒麟的亲戚(尽管它更可能是一只长颈鹿)。他说明了椰子有十种不同的使用方法,还列出了他所到之国见到的鸟类、动物和植物。

郑和的船队,当时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将在海上驰骋三十年,却没有侵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吞并任何一片土地。

《瀛涯胜览》不仅仅是一本日记,更是关于15世纪半个地球上社会和自然的专著,以及一部新奇探索经历的详细记录:郑和的船队,当时世界上最致命的武器,将在海上驰骋三十年,却没有侵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吞并任何一片土地。

用伯克利分校另一名传奇性的汉学家弗朗茨·舒曼晚年的话来说,这个“巨型企业”的愿望是“与世界交流,而不是斗争。” 如果用西方帝国主义的标准来看,一个不可想象的世界将在一个世纪之后登上历史舞台。

在我们后来的交谈中,魏斐德总喜欢背诵马欢的话,沉浸在这名翻译形象生动的描述中。他在2005年春天告诉我:“要是我也能成为明朝船队的一员该有多好啊!”

1997年, 他在一起事故中严重受伤,从此不得不在轮椅度过余生。对于他这种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的人来说,这个障碍无疑是灭顶之灾。他骨子里喜欢四处流浪。在这方 面,魏斐德的兴趣和父亲如出一撤,父亲弗雷德里克·魏斐德是一名小说家和编剧,总是突发奇想地把家搬来搬去,在二战后期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里,他们先后辗转墨西哥、古巴、百慕大、法国以及西班牙。

1948年,魏斐德父子开始他们的奥德赛之旅,驾驶着17米长的双桅纵帆船重走了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路线。小魏斐德终于得偿所愿,他在11岁的时候就读过三遍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所写的哥伦布传记。在1992年,魏斐德讲完郑和船队的故事后,还把这个故事讲给当时一脸茫然的历史学家们听。

他讲道,1494年, 哥伦布在古巴萨帕塔半岛不小心陷入了一片乱麻般的珊瑚礁群。船员们感到惊讶的是,大海突然变成了深绿色,然后又一下变成了乳白色,最后又成了黑色。魏斐德说:“我自己在缅因州港的时候就见过墨绿色的海水,尽管那个地方的海水深度不到三英寻,而且后来有一次大白天的时候从边上看,海水就跟墨水一样黑。”

在那个春天的午后,魏斐德和我在伯克利聊了有两个小时,我们谈论了他们家庭的冒险故事,谈论了双桅纵帆船在那个危险的珊瑚礁群搁浅时的情景。在他的脑海中,哥伦布的船员、郑和,以及1948年曾经身为儿童水手的自己之间,有着难以捉摸的联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18个月之后,魏斐德因癌症去世于2006年的9月14日,享年68岁。

你或许听说过,1424年,郑和船队的一艘船在一片危险的浅滩触礁沉没了,并因为永乐帝去世之后的政治斗争而被逼上岸。因为害怕外国人的官员对朱棣两位继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在那之后的七年内明朝再也没有出过海。在1431年,明朝第五代皇帝临时起了一个念头,派遣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

我们有理由相信,郑和知道反对闭关锁国是必然要失败的。他在指挥舰上清理完长江口后,中途在福建的长乐港口停留了一下,他前几次航行曾经在这里补给船员和物资。一座巨大的石碑竖立在港口上,碑文使用了郑和的笔迹,上面仔细地列出了所有他抵达过的陆地,“大小凡三十余国。”

碑文上记述了郑和与船员的冒险故事: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队在斯里兰卡(锡兰)帮助一名正统皇帝收回失去的王位;从非洲城邦苏丹带回来的斑马、狮子、美洲豹被当成礼物供奉给永乐帝,这些情景还用绘画进行了记录,海盗船只被歼灭,那可能就是导致我的龙纹瓷杯沉入马六甲海峡的原因。这座纪念碑的目的,铭文上解 释得很清楚,就是为了还原被扭曲的历史,记载几度往返海外各番国的年月,以留下永久的纪念。

郑和被认为去世于1432年或1433年初,船队最后没能回到中国,遗体被安葬在印度。

我在2004年参观过长乐郑和碑。碑文在经历了600多年的洗刷后仍然清晰可见,自豪地陈列在一座小博物馆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郑和的故事在中国尘封500多年之后经历了重大复兴。公元1382年在云南小山谷蹦跶的孤儿和阉人小男孩,现在被认为是今日中国快速发展的英勇先驱,预示着中国将在2011年成为一名全球巨人。

在当今世界,曾努力去还原郑和原貌的学者魏斐德则持有不同意见。他甚至在十年之前就强烈质疑北京的出口政策以及一党专政制度。这并不是魏斐德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帮助中国进入现代化时所希望的。就像下西洋的太监海军上将郑和,魏斐德坚信真正互相交流的世界才是更美好的世界。

弗兰克·威维亚诺,资深驻外记者,著作有《以血洗血》。他每年部分时间会在旧金山湾区居住,其余时间则在意大利中部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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