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陈寅恪:文史之间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5-29,星期五 | 阅读:48

文 | 孙玉祥,作者来稿

左起:钱锺书,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长钱锺书20岁,属于其父辈人物。不过,二人却有很多可堪比附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家学渊源,钱锺书且不论,陈寅恪也很厉害:他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曾任湖南巡抚的祖父陈宝箴去世后,其父诗人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 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跟少年时得其父国学大师钱基博启蒙的钱锺书可谓不相上下。而且,他们都有留洋经历,钱锺书留学英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陈寅恪则更是足迹遍布日本、北美。西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二人一生行历的真实写照。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于长沙巡抚署后花园。陈寅恪(右一)想到长大后照片无从辨认,故手指树枝作为标记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问见解之深厚高明,也是伯仲之间:二人都精通多种文字,陈寅恪十六七种左右,而且能够阅读梵文、希腊文与拉丁文。钱锺书则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国文字,广阔的文化视野,使得他们眼光普照,一隅三反;当然,还不能不提他们共同惊人的记忆。二人都有百科全书式的记忆,读书广博而过目不忘。先说陈寅恪,据其表弟俞大维在《谈陈寅恪先生》一文中介绍:“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见《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版)。”

至于钱锺书,郑朝宗先生在《忆钱锺书》一文曾这么写到:“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无论怎样艰深的书,他读起来都不怎么费力,这就可见他的悟性。他的记性尤不可及,当他在高谈阔论时,忽然想起一句黄山谷或王荆公的诗,或者在改英语作文时,忽然想起一位古罗马作家的名言,他只伸手向书架上抽出一本有关的书,认真翻了几下,立刻便能找到原文。世间一切给记忆力差的人准备的‘引得’之类的东西,对他似乎全无用处。他在大学时发表的英文论文,奇字之多颇使一般教师感到难读,而他所作的旧体诗,用的典故有些连老前辈都不知出处(见《写在钱锺书边上》,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版)。”

因为这些共同之处,郑朝宗才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开首即就为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天,清华研究院的主事者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先生忽发感慨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见《读书》1983年1期)”

说到钱锺书与陈寅恪,不得不先说说他们二位“人中龙”对于学位文凭的态度。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以自费生的身份奔赴日本留学。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三年后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 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并结识了后成为一代外交与文化大家的厉麟似。这段求学过程,正值时局动荡,资助时有时无,难以保障。陈家的家境也日益衰弱,难以为继。陈寅恪在生活上节衣缩食,始终没有放弃过学习。陈寅恪的三女儿陈美延回忆说:“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见蒋天枢《陈寅恪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

青年陈寅恪

在这段留德的清苦求学生涯里,陈寅恪留下的读书笔记多达64本,其中涉及20多种文字。可见,他平日里有多么刻苦和用功。正因这种苦读精神,他才跟俞大维并称为“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见杨歩伟《杂忆赵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虽然苦读如此,心得亦多,但他却没有获得这些个著名大学的任何学位。后来,他侄子陈封雄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没有在国外取得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学者萧公权曾说:“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就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1月出版)。”

而钱锺书对学位的态度跟陈寅恪大同小异。1935年,钱锺书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1936年12月4日,英文系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钱锺书的正式学生资格。而据南京师范大学杨昊成在2015年7月3日《文汇报》《钱锺书在牛津大学》一文介绍:牛津大学章程规定,学生在不早于第二学期,不迟于第二学期之后的第八个学期的任何时间内,如果论文得以通过,即可申请结业证书,表明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已达到要求的标准,有资格申请学位。钱锺书大约在1937年5月前后开始了这一行动。他的导师证明,他已完成了要求他所做的研究。钱锺书准备了两份论文,将它们分别装进两个袋子送到英文系,由系里发往待指定的两名审稿人审阅。这两名审阅人分别是基布尔学院(Keble College)的英文导师伦纳德·赖斯-奥克斯利(Leonard Rice-Oxley),和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与哲学高级讲师休斯(修中诚)。钱锺书的论文于1937年6月22日送到了他俩手上。其中的一份于7月15日返还给了他,这证明他的答辩大约是在这个时间完成的。

论文审阅者的报告于秋季学期开始时交给了系学术委员会,他们证明,体现在论文和答辩中的申请者所做的研究工作,已经达到足够的水准,答辩人有资格申请学位。英文系学术委员会在收到审阅人的报告之后,向钱锺书颁发了以下证书:

“兹证明,埃克塞特学院学生钱锺书,遵守大学章程,在系学术委员会监督之下,业已完成专门科目之学习与研究,其所完成学业,有其论文及考试可资证明,成绩合格,可申请文学学士学位。”

钱锺书的毕业证书颁发于1937年10月29日。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接着走下面一步,即申请学位。而是在这之后即与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并于次年回国。因此,事实上,钱锺书也跟陈寅恪一样,并没有在国外获得任何学位。

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大学

至于钱锺书对学位的看法,在《谈艺录》中,他有这样的的表示:“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见该书第3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而在小说《围城》中,他更是借方鸿渐之口畅所欲言: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见该书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要之,在学问与文凭这两者的选择上,钱锺书跟陈寅恪都取前而舍后,他们远渡重洋,到异国求学,所求不是一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见《围城》第9页)的文凭,而是自己以为值得或有用的知识。“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

除了他们对学位与文凭的态度外,二人与清华的缘分也值得一提——他们都与这所大学有关,而且都属于这所大学的异类。

我们先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进入这所大学的。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因水木清华而得名,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聘请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为国学院导师。国学院主持者为陈寅恪的好友、哈佛同学吴宓。经吴宓介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也被聘请为国学院导师。因为陈寅恪没有如何学位,在梁启超推荐他为国学院导师之时,据说还曾有过这么一个故事: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推荐人梁启超:“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和赞赏,曹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无独有偶,钱锺书入清华的情形也颇堪比类。1929年钱锺书报考清华,那一年全国报考的有2000多人,而录取新生计男生174名,女生18名。备取生37名。钱锺书考第57名,国文和英文都是特优,英文还得了满分。总成绩名次不算低,应被录取,但外面传说钱锺书数学考零分,按例不得录取,因他中英文特优,当时的罗家伦校长爱才而破格录取。后来钱锺书本人否认了这种说法。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4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座谈会,有人问他当年考清华时数学考零分,但英文特佳而破格录取,确否?钱锺书回答说,确有其事,然后他说:“I failed in math(我数学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在座谈会上,钱锺书没有说考多少分,只说不及格,那么多少分才算及格呢?人家没有问,他也没有讲。

翌年钱锺书应邀访问日本,在京都座谈会上,也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即他考清华时数学零分的问题。他答说是考得比零分稍高的15分。“不过仍然不及格就是”。杨绛1982年应胡乔木之请,写了一篇《记钱锺书与〈围城〉》,她说:“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这情形是不是跟陈寅恪入清华相似:都是要么文凭上不过硬,要么单科成绩挂彩,却又都因为其他方面的出类拔萃而为大学录用或录取。清华大学毕竟是清华大学,也因此钱锺书跟陈寅恪有了同处一校的缘分——当然,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

不过,他们此次在校,却似乎缘悭一面。陈寅恪在1929年6月研究院停办之后,改任清华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教授,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离京。钱锺书呢,也于1929年入清华外文系后一直读到1933年毕业,二人同校四年,却无交往之事。有人也许会说,钱锺书读的是外文系,而陈寅恪却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教授,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见面也自然。不过,这种看法却是囿于当今大学科系分割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当年不是这样,当年所有科系的课都可以自由选择。比如,晚钱锺书一年进入清华外文系的季羡林在其《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写到,那时他旁听了陈寅恪的课,并深受影响。但课余与陈寅恪接触并不多,没到陈家去过一次。有时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腋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见《真话能走多远》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钱锺书与杨绛

而同样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借读的杨绛也与陈寅恪有过直接来往。杨绛曾告诉来访的陈流求和陈美延姐妹,她当面请教过他们的父亲陈寅恪先生。1932年2月,杨绛因就读的苏州东吴大学闹学潮停课,北上燕京借读,不久又转至清华借读。当年7月,她从清华卒业(仍然拿东吴大学毕业证书)。就在这短短的半学期里,杨绛不仅遇识钱锺书,还代父亲杨荫杭当面请教过陈寅恪。杨荫杭业余研究音韵学,兴致很高,有一个梵文方面的语音问题难解,写信要女儿就近向陈寅恪求教。杨绛很为难,因为她没选陈寅恪的课。于是,她只好去上了一堂陈寅恪的课,悄悄进入教室,坐到最后一排听讲。下课铃响,学生散了,陈寅恪正包裹带来的那些线装书时,杨绛走近讲台,恭敬地把父亲的书面问题双手呈递给陈寅恪,说是代父求教。陈寅恪遂耐心地讲解。1935年上半年,杨绛在清华读研究生时,又一次得见陈寅恪。这次,她是陪江西来的一位表叔到清华园西院陈家作客的(杨的表婶之父,曾宦游江西,是陈家亲戚)。杨绛与来访者们笑谈:“教授的教授”一点儿没有架子。(吴学昭《杨绛与寅恪先生女儿话旧》,2010年11月15日《文汇报》)

钱锺书在《谈交友》一文中曾说:“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像蒲伯所说,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这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不过,我跟他们的友谊,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杨绛认为,“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中,吴宓是其中一位,而“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人”。(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1998年6月《读书》)也许,人间真有这么一种叫做“缘分”的东西。

吴宓

事实上,除了这段时间外,钱锺书跟陈寅恪还有一段相处一校直接见面的机会。这就是1938年11月,刚从牛津回国的钱锺书被此时已经撤退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文学院聘为教授——关于钱锺书被聘为文学院教授的经过,可详见《钱锺书与冯友兰:从“恩师”到“污蔑”》一文。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钱锺书这次被聘为西南联大(其实就是清华)外文系教授,跟当年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如出一辙——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这应该是有依据的——据1927年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名称分一、二、三、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关于大学教员资格,该条例同时规定:助教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学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并“于国学上有研究者”;讲师必须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助教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并“于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必须是“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并“于国学上有特殊贡献者”;教授必须是“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年5月版第63页、第3页)。”而钱锺书,不仅刚刚回国,更——如前所述——没有在外国获得任何学位,却一来就被聘为教授,这跟陈寅恪当年没任何学位却一下给聘为国学院导师可谓一脉相承,他们之间如果惺惺相惜过往甚密,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遗憾的是,从1938年11月钱锺书应聘到清华文学院到到1939年7月,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离开昆明(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这期间有半年之久,他们虽然同处一校,又都在文学院任教,却没有见过他们有交往的记录——大概在1986年,海外学人汪荣祖拜访钱锺书,问及其在清华读书时是否与陈寅恪有过从,钱锺书明确告之:在校时未上其课,同事时也未请益;在清华接触较多的师长是吴宓先生(见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第7-8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6月版)。唯一见他们之间的议论是1939年7月,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回沪探亲,假期结束时奉父钱基博之命,往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因为信息不畅,与清华方面产生误会。清华在了解实情后,大度宽容,于1940年3月欲再聘钱锺书,却遭到了叶公超、陈福田等人的反对。吴宓于此感慨他们“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1940年3月8日日记,《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后来,他又与陈寅恪谈及此事:“寅恪教宓‘不可强和,合反不如离’。谓钱锺书也。”(1940年3月12日日记)。陈寅恪的这个表示,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出他对人情世故的体察,另一方也可以看出在对待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去留问题态度上的微妙——起码,他不像吴宓那样对钱锺书那样佩服信任,希望他留在西南联大。

钱锺书跟陈寅恪在个人阅历上如此接近,在空间上又有四年半同处一校的经历,为什么他们二人却没有直接交往彼此过从?这里面除了杨绛所谓“缘”外,恐怕也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他们作为当年(应该说也包含现在)文史方面的顶尖人物,在对“文”与“史”的地位作用方面的看法却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

先看陈寅恪。大概是因为专业治史的缘故,于是“史”在他心目中就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一切——比如“诗”(广义的诗,包括文)都成了证史或者说提供史实的“材料”,此所谓“以诗证史”(有时他也将其称为“诗史互证”,但落脚点则仍在“史”上)。他的这段话对什么是“以诗证史”有清楚的说明:

“我之所以要搞唐诗证唐史,是因为唐代自武宗之后的历史记录存在很多错误。唐代历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接触面也很广,并且很多史料遗留在国外。但唐代的诗歌则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实录,唐史的复杂性和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186高守真之课堂笔记所记)。”

这种方法,用汪荣祖先生的总结,就是其笺诗、证诗所凭籍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13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版)。

陈寅恪手迹

本来,清朝学者章学诚已经认为“六经皆史”,陈寅恪却更进一步认为,经、史、子、集以外,包括集部的流派,诸如诗歌、戏剧、小说、弹词都可能是有用的历史材料。例如,他作《秦妇吟校笺》一文,通过对韦庄《秦妇吟》一诗的笺释,证明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记载的可靠性,并进而说明唐末黄巢起义时东南地区军阀混战,阻断水陆交通,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艰难。而他花十年功夫写成的长达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更是被学术界定位为:既是以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一代奇女子立传的传记文学,也是借立传来修史的历史著作。此书正是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诗文,系统论述明末清初史实,其中论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复社事迹、钱谦益降清经过、郑成功复明活动等,均要补正史之阙,是陈寅恪诗文证史方法的一大总结。要之,在陈寅恪看来,文学作品可为历史的材料和补充——文学作品或者可以是假的(虚构),但其中却可以钩沉出历史细节的真实来。

对陈寅恪这种将文学作为史学的材料或附庸的看法,作为文学大家的钱锺书显然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文学的作用不在于用作材料来钩沉史实,而在于它本身就可以展示作品产生时代的人情人心——用他在《管锥编》中的话来说,就是“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徵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管锥编》271页。中华书局1986版)。在一九五八年撰成《宋诗选注》的这本书的《序言》之中,钱锺书对此是是这么说的:

“我们可以参考许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类诗歌的真实性,不过那些记载尽管跟这种诗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学,只是诗歌的局部说明,不能作为诗歌的惟一衡量。也许史料里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较详细,但是诗歌里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把它表现得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了又强烈又深永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诗歌缺乏这种艺术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铺直叙,那么,虽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实的根据,或者竟可以补历史记录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韵的文件”。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己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见《宋诗选注》第3、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

要之,在钱锺书看来,文学作品所展示出来的“艺术真实”,更能展示某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心态情感,这种有血有肉的“真实”,较之那种只有粗糙的历史过程事件的“历史真实”来得“高明”!实际上,钱锺书这种看法在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提及,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见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版)。”在1933年钱锺书撰写《旁观者》一文中,说他很同意西班牙哲学家加塞德的一个观点,意谓社会政治不能在根本意义上决定社会心理状态,相反,社会心理倒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社会政治,所以加德赛提出了一个理论叫“非时代造因论”。钱说以此视角去看文学与社会现象的关系,也可说不是社会现实决定了文学,或文学被写成这个模样的根子不在社会现实。作为反例,假如要到文学里寻觅已被社会记忆所遗忘了的元素,倒很可能找到。也从一个侧面论述了文学的自足性。总之,在钱锺书看来,文学不仅有自己的主体地位不是史学的材料和附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比历史更生动更深刻地展示了人类进程的真实。

有趣的是,似乎为了跟陈寅恪“以诗证史”对着干,钱锺书还提出了所谓“史有诗心”或“史蕴诗心”。比如,在其成名作《谈艺录》中第四节《诗乐离合》附说七“评近人言古诗即史”便有云:

“比见吾国一学人撰文,曰《诗之本质》,以训诂学,参以演化论,断言:古无所谓诗,诗即纪事之史。根据甲骨钟鼎之文,疏证六书,穿穴六籍,用力颇殷。然……为学士拘见而已。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古代史与诗混,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

为此,钱锺书还通过古今大量历史著作中包含有大量的艺术成分,诸如想象、虚构、夸张、旁白等等艺术因素来加以证实。比如《左传·宣公二年》就有记载鉏麑自杀以前的独白这样从从史学纯客观角度根本不可能的细节,“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管锥编》165页)。”从而得出“史有诗心、文心”的结论(见《管锥编》164页)。而在《谈艺录》中,也提到:“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见该书363页)。

总之,陈寅恪想从诗中见史,从而拔高史学地位;钱锺书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史中见诗,从而使诗遗世(史)独立,风光自足。虽然似乎有点小孩斗气的意味,但从中却可以看出二人在“史”“诗”的作和地位上看法的巨大分歧——虽然,他们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史学家高扬史学,文学家标榜文学——也许,这才是他们当年同处一校,却鲜无交往的根本原因?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也。

解放后,钱锺书与陈寅恪一居京华一居岭南,南北隔睽,相见更是无缘。而彼此的异见,仍牢不可破。

1950年11月,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了陈寅恪的学术代表作之一《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此书用的是“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一是以史证诗,即用史家眼光分析元白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两位作者生活的特定环境,以求贴近作者;二是以诗证史,即通过发掘诗中的时间、地域、人物、内容、器物等史料,与某些史籍的记载相对照,目的是探求历史真相。因为此书集中体现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他甚是满意,书一出印刷厂,他就提取了一部分赠给自己的师友与学生,其中也包括远在北京的钱锺书。

钱锺书后来如此回忆:“我和陈先生从未谈过话,二十七八年前,他忽然寄信给我夸奖《谈艺录》,并赠《元白诗笺》一本,我回信谢了。我和他的交往仅止于此。虽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有些交情的,但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错过了向他请教的机会(见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先生》《文学评论》1999年3期》)。”而他对这本《元白诗笺》的态度如何呢?在他1984年4月22日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富寿荪回信中,谈到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陈先生书曾蒙见惠,弟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因为“不喜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实际上就是陈寅恪的“以诗证史”),而竟“未卒读也”。在1979年访问美国回来,致中华书局傅璇琮信中,钱锺书又云:“在纽约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窃取我三十五年前诗句,言称是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这里显然更是将陈寅恪引以为自豪的“以诗证史”之法讥嘲为“书呆子”之捕风捉影。

甚至在公共场所钱锺书也忍不住对陈寅恪的这种以诗证史或史诗互证的研究方法予与批评(虽然是不点名的):1978年8月至9月,钱锺书随中国学术代表团赴意大利访问。9月5日,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在奥尔蒂赛依举行,钱锺书登台作了《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演讲,并提交论文《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在提交的论文中,钱锺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对大陆古典文学研究带来的深刻变革”,第一点就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所谓“实证主义”就是繁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钱锺书认为,“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接着他道:“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次年4月至8月,钱锺书随团访美。在美期间,他又口头批评《元白诗笺证稿》中作者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太“Trivia(琐碎)”。

余英时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就讲过“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中,更是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研究唐诗或唐史的“核心问题”。钱锺书谓之“Trivia(琐碎或微不足道)”,这不仅展现出二人在文史研究方面的巨大分歧,也很自然地引起了陈门弟子或私淑弟子的强烈反弹。譬如,其私淑弟子余英时就在钱锺书去世后所写的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钱锺书》中,委婉表示“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见余英时《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版)。”而陈寅恪的及门弟子季羡则在其《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直接对钱锺书进行杯葛:“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见《风风雨雨一百年》华谊出版社2009年1月版)。”

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陈寅恪侄子陈封雄一篇叫《关于书法之道的妙喻》的文章披露了这么一件事:陈寅恪于一九六九年“文革”狂潮中逝世,其骨灰瓮一直暂厝广州。陈家后人决定将他的骨灰归葬杭州郊外祖茔,并立碑纪念。碑文为“陈寅恪先生之墓”七字。为此,陈封雄曾请友人托周振甫转恳钱锺书撰写碑文,“因锺书先生为当代史家且亦系昔年水木清华园中学人,自度当可蒙慨允。”因为怕钱先生撰大字不便,陈封雄还特地说明撰小字亦可,嗣后再由他自己设法利用复印机放大。数月后,周振甫转告钱先生已复信婉辞,信中有云“弟不工书,寻常献丑,不过尺牍、笔扎,所谓帖体,而非碑体。重诸金石,字必端正。……况小字放大,终如小婢学大夫人,纤足放成大脚,贻笑识者,玷辱贞珉。至弟忝窃虚名,抚躬自惭之不暇,而何敢厚颜奋笔为标榜之资乎?乞兄善为我向封雄先生代达下情,感刻感刻。”拒绝原因仅就字谈字,而其中又焉知无“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宿志?

要之,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和陈寅恪都是极有个性的人,因而在他们身上很难见到世俗的苟同敷衍。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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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钱锺书与陈寅恪:文史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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