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6-13,星期六 | 阅读:74

作者:陈序经

编者按:本文为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说明折衷派的缺点,在第四章里又指出复古派的缺点;折衷派和复古派既不能导我们以可通的途径,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全盘西化的理由很多,我们这里只能举其大概罢。

我们先从全盘西化的态度的趋向方面说起。大约在鸦片战争以前,恐怕没有人想到西化的必要,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一般名士,对于利马窦的天算,固愿意效法,然与其想说导中国于西化,不如说是专为学问上的好奇心,所以差不多整个中国还是醉生梦死于复古排外。自鸦片战败以后,中国屡受外人之压迫,中国人逐渐知道排外是势所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东渐,决非顽固不准外人来中国所能组织。这种的觉悟我们于薛福成记胡来临翼一段故事中可以见之。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为戈什哈,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亲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瞰形式,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趋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是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胡林翼死后,当时大臣名士最负盛誉的要算曾国藩。国藩不但觉悟到西洋文化势力大,而且觉到中国非效法西洋不可。然他所谓西化,不外是西洋的机器。容纯甫先生在其《西学东渐记》(原本英文本,乃容先生自传中译此名)有一段话,足以证明曾氏所欲采用之西洋文化,录之于后:

【数日后,总督果遣人召予。此次谈论中,总督询余曰: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总督此问,范围至广,颇耐人寻味,设余非于数夕前与友谈论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者,予此时必以教育计画为答,而命之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于是余乃将教育计画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

曾文正除了设立机器厂,还设立兵工学校。而对于留学生的遣派,均所赞成。他的儿子纪泽,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然留学生之遣派,及兵工学校的设立,均不外采用机器文化的设备。国藩死后,继国藩而在当时负重望的要算李鸿章。李氏对于各种洋务提倡较多,自他所谓洋务也不外是求所以强兵之术。他在答郭嵩焘书里说:“……鄙人职在主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然欲强兵,则兵器不能不讲求,所以留学生之派送,亦不外求此。

比较李鸿章的见解稍进一步者是郭嵩焘。郭氏出使伦敦,见闻较广。他在寄李鸿章书里说:“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宫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与电学,以求实用。”嵩焘的见解虽高于鸿章,然也注重于机器的西化。

到了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包含的西学范围,比李、郭等似为较广。然张氏仍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张氏的《劝学篇》出版以后,当时人士多以为至言。然对于张氏做严刻批评的,要算三水胡礼垣先生。胡氏著《新政真诠》内有《劝学篇书后》,专为批评张氏的书而做。他说:

【自《同心》至《去毒》,所谓内篇者,细思其自治之法,竟无一是处。由此以观其外,则外篇虽有趋时之言,与泰西之法貌极相似者,苟仿而行,亦如无源之水,可立而待其涸;无根之木,可坐而见其枯。(《新政真诠》五编卷十七第十九页)】

他又说:

【综观《劝学》外篇各论,其合于西法者不无一二,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内篇诸说,蔽塞其中故也。是故由其内篇诸说而观,则中国振兴之机无由而冀。虽然论必有其源说,必由其本,其所以颠倒错乱,或不自知其非者,则以民权之理,绝未明也。】

观上面两段话,我们知道翼南已不像南皮之以中学为本,西学为末,而做再进一步的接受西化。他尝说道:“中国之学西法,错在不学其心,而但学其法。”这种一刀段根的见解,则半世以后言之,还是寥寥无几!但是胡氏之重心,却在于政治上的民权的介绍,而他所说的民权不外是君主立宪。(按胡氏以总统制为民主制,而以民权为君主立宪)

胡氏的《劝学篇书后》著于光绪晚年。从光绪晚年到满清颠覆,国人的言论的焦点,全注于君主立宪及民主立宪。主张革命者属于后,反对革命者属于前。后者固以满清若能翻倒,则一切问题可立解决;前者也以为君主立宪,若能实行,中国也能兴盛。但是事实上,清廷晚年,既宣布立宪,以遂前者之欲望,而革命成功,也实现后者之理想;然中国终不能反弱为强者,由于国人不明白政治不外文化各方面之一方面,而且所谓民权论者(指广义而言),因为欲迁就中国人之守旧顽固心理求速效,于是穿凿附会,以为民权之说,本我数千年的固有制度。胡翼南之以君主立宪比之夏禹,民主立宪比之尧舜,因此把赞赏尧舜之孔孟也当做提倡民权之哲人。结果是复古派有所藉口,而洪宪复辟层出不穷,而一般所谓苦心冥索,以求中国的政治的西化,也不可得;而所谓从政治上改革,推及于他方面的计画,也成画饼。

对于这点错误,加以根本上纠正的要算民国四年后的《新青年》的著作者。他们对于孔家思想,极力反对。试看《孔子平议》、《宪法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吾人之最后觉悟》等篇,便能知道。他们以为民主主义,是和孔家思想不能并立的。陈仲甫先生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六卷一号第十页《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德先生就是民主主义,赛先生就是科学。我们看了这段话便能了然他们不但只要积极地提倡民主主义,还要提倡科学。同时又要消极地去打倒孔家店。这样的态度连了提倡孔子化的梁漱溟先生,也禁不住赞道:

【从前人虽然想采用,而对自己根本的文化,没有彻底的攻击。陈先生他们几位的见解,实在见得很到,我们可以说是对的。】

陈先生所反对的中国文化,是包括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质言之:差不多是包括中国文化的全部分。陈先生所欲推倒的旧文化的范围固很广,然在西洋文化的采用上,却特别注重德先生和赛先生。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固然不能不反对差不多包含全部的中国旧文化;然所谓西洋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不是也包括了西洋全部的文化呢?

在我们上面所引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陈先生说:

【大家平心细思,本志除拥护德赛二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要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

若是照这段话的语气意想来看,陈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以外,别没所要,则陈所要的西化,恐怕是非全部的西化。自然的,陈先生也许以为这两位先生是西洋文化最重要最根本的,但是积极地主张接受全盘西化的工夫,陈先生还做不到。陈先生的在中国思想能别开一个纪元,却在他根本地否认中国一切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1】

陈先生后来的思想的变化,我们可以不必把来讨论。但在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发表那年,我们找得像下面一段宣言: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该抛弃了!】

这种思想本来欧战方完了一种流行思想。偶欧洲人因为感觉到战争的惨状,而生出一种的反响。然这种反响,我已说过,是一种的心理的变态,欧洲人现在早已忘记了!无奈我们中国人也会上了欧洲人的当。我并非是主张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而生出此言,我不外是就事言事,原来所谓近代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都是赛先生有了密切的关系。他们不外是西洋文化的各方面之二方面罢。要是赛先生为欧西近代一切文化的主脑,那么军先生和金先生是它所制造出来的,至少是它所赞助的。陈先生在他的《吾人最后的觉悟》一文里,岂表示要抛弃我们数来萎靡不振的旧国家,而建设一个新国家吗?这种新国家是不是要和世界处于同等的地位呢?要是的,那么我们照旧的萎靡不振,可以不可以生存呢?就使我们而觉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是不好的东西,然因为了世界各国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的猖獗,我们愈要有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去防备它,去抵抗它。设使我们以为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产生出不少罪恶来,所以要反对,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也造出不少罪恶来,那么吾们也不要德赛两先生了。结果我们只好再提倡提倡孔子之道罢。其实要是我们觉得中国的文化是不适时需,西洋文化是合用了,孔子之道是不好了,赛先生是好了,那么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应当要受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比方:要是我们觉得单轮手车是太不合用,无人道,而要坐火车,那么吾们应当预备火车也许跑得太速而出轨,以致生命的危险,要是吾们绝对要火车公司去担保的确没有半点危险,而像坐单轮车一样的两脚时时可以到地,火车公司一定劝我们道你只好坐单轮车罢,不要来乘火车。

欧战后所给中国人的一种反响,实在是厉害得很。所谓精神救国,所谓西洋文化的崩坏,所谓东方文化的复兴,形形色色,举不胜举,而比较头脑清楚的文士名流,也只会说什么东方精神文化的西方的物质文化相调和。这种调和显然是开倒车,显然是比不上民七、八年间的《新青年》。

对于这种开倒车而施以攻击的,也有其人;而尤以胡适之先生及林语堂先生们为透彻。我们篇幅起见,专把胡先生的意见来讨论。胡先生的重要著作要算他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这篇文章的影响如何,我们未得而知,但是广告方面的力量很大。后来他在《胡适文选》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更作简短而很有力量的表示。他说:

【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这一点最好看林语堂先生在《中学生》(一九三O年)第二号所发表的《机器与精神》]】

胡先生又说: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样的议论,在我们的出版界是不能多得的。他比陈仲甫先生的见解还进了一步。胡先生在只虽不明说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然所谓“百事不如人”,正如我们的全盘西化相差没有几多,假使胡先生这话是代表整个胡先生,那么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是我们一位最好的医师。不过假使整个胡先生是在胡先生一切的言论里找出,那么我们免不得要怀疑胡先生对于整个西洋近代文化是否热烈的去颂扬,而对于整个东方文化是否不客气的指摘。

胡先生以为西洋文化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看《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在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他以德赛二先生为西洋文化的特色],然而胡先生却处处表示数百年来中国学问,是合乎科学的方法。胡先生曾说过:

【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逐渐过去之后,才有了两宋的中兴。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这个风气一开,中间虽有陆王的反科学的有力运动,终不能组织这个科学的路重现,而大盛于最近的三百年。这三百年的学术,自顾炎武、阎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以至孙诒让、章炳麟,我们决不能不说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

我读东西学术接触史,曾发生过一个疑问,这就是这三百年来的学问的工夫稍合于科学方法,而又让合于西洋科学输入中国的时期,究竟这两件东西,有没有关系呢?正确的证据固然是不易多找,然有理的假设,每每使我相信他们有了不小的关系。原来中国人的排外及门户意见最深,受了人家的影响却是闭口不说。我上面所举的陆象山,就是一例。又像戴震的思想与西洋思想相合之处甚多,然偏偏要说出自孔子。因此之故,我遂以这疑问暂做为肯定,——就是这三百年来的科学方法是受过西洋的影响——以为研究的假设。不过胡先生在这处说,这种科学的方法,是始自程颐、朱熹,显然是中国的固有东西。这一点至少是胡先生的意见。假使大家都是科学方法,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为什么这么久长的科学方法,除了用以鉴别古董外,没有发生他种效力?西洋物质文化的发达,完全靠于科学,要是中国自己已有了科学,为什么在物质文化上没半点影响!

其次在胡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我们找出一段话: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支。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起初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二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我是从民国十四年的第十一版抄出来。胡先生有了一篇再版序,他生命有点见解,本想改正。他是指哪一点,我们未得而知。但是再序是民国八年写的。我阅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于胡先生的这段话,曾提出严重的抗议(第十八页),胡先生在十一年(?)的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却没有一言提及。也许胡适先生对于上面一段话,还是负责。但是胡先生而果负责,那么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其实中国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若是中国的哲学和西洋哲学相接触,而产生世界文化,相去几何呢?【2】

总括上面的话来看,我们觉得中国人这六七十年来对于西洋文化的态度,的确有不少的变更。把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西洋文化的见解来比较,相差固然有限,然把胡林翼和胡适之先生相比一比,却有天渊之别。这是无论是谁,都要承认的。

自然的,假使我们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批评是不错,则全盘西化的人,还是不易找得。然从曾国潘、张之洞一般的西洋文化的观念的逐渐从很小的范围,而趋到较大的范围,从枝末的采用的主张,则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我们已指出他们的错误。其实,他们之中能够知其错误,并非没有人,我们且看看罢。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最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则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想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这是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里的一段话。十年前的梁先生已见到这层。今后的我们,假使不痛定思痛去变换态度,则过三二十年后,恐怕也只会自悔道:“深根固蒂”,没有法子了!

六七十年来的西化的错误,本来是在于迟疑不决的态度。俾士麦老早说过: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求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1】陈先生在《再论孔教问题》一文里(新青年二卷五号)以为既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旨在废弃之列。照这样看起来,陈先生也许反对西洋的宗教,但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新青年》七卷三号)却表赞同的意见。

【2】此外关于胡先生对于西洋文化他方面,如宗教态度,尚有多少商量之处。

态度上的西化,既如上面所说;事实上的西化,又怎么样呢?历史告诉我们,中西文化的接触,是始于景教的传入,然当时不但因交通的不便而阻止其滋长,且欧洲当时的文化,并不大高于中国,所以它的命运,不久断绝。元时,天主教也传入,但当时的欧仍是醉梦于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之下,加以元初天主教徒之来华,与其说是为传教,不如说是探元朝的虚实,以及劝元帝停止西侵;读过friar john de plano carpini(一二四五——一二四七)东来的游记者,当能了解。况且十三世纪的欧洲文化,并无进步于景教东来的欧洲文化,所以这次东来,结果也无异于景教。

十五世纪的欧洲则不然。它已朝向新文化的路,它已逐渐脱离中世纪的乌烟瘴气,它正像旭日初升,如花初发。地球是四方的学说,已经打破。航海家已不再畏惧驶船到地之尽处,不复再还。科学的种子,已出了萌芽。这是的欧洲是一个新欧洲,而非中世纪的欧洲。

在这种环境之下,西洋人开始和我们做海道的交通,而开东西文化接触的先河。西洋人从海道而来中国的,是一五一六年的葡人伯斯特罗(perestrello)。继伯斯特罗而起者为安德来德(andrade)于一五一七年至上川岛,及同年葡人马加来哈(mascarenhas)至福建。这船东来的先锋的目的,本来是在于商业上的赢利,但是商业上的往来日繁,宗教的输入遂因之而发生。Francois xsvier 虽不得志而卒于上川岛(一五五二),然继他而起者像利玛窦(一五七九),却在中国的文化上影响不少。利玛窦在广东的信徒虽不多,然在北京却有很好的成绩。此后教士之逐渐增加,信徒的日多,圣经的传布,教堂的建设,在其最盛之时,教堂之建设在广东有了七所,江南百余所。一六六三年十八省的信徒约在十四五万,而一六九六年单在北京受洗礼者,也有六百三十人。

十八世纪后,因为政府禁止传教事业,表面上固若失败,然根蒂已深。至十九世纪初叶,新教又逐渐趋入。此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漫延全国,我人纵不赞成这种宗教,然而事实上基督教化,是没有可疑的。

但是一般教士最初于西洋的输入而贡献于中国的,与其说是宗教方面,不如说是科学方面。而这时的科学最重要的,却是天文算术。据说利玛窦在韶州时已与弟子译述《几何原本》。后来在北京,得了中国人士之赞助,于算术上的翻译,更因之而增。至于天文上的历法的推算的精确,且为政府所采用。我们试看杨光先之恢复古历的错误,不但自己因而入狱,则满廷群臣,也觉得西法之当采,以及光先的错误。

除了算术以外,西洋的兵器像铳炮也已为明末政府所采用,不过兵器及机器的需要及机器厂的设备,特别盛于洪杨乱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五年奏设轮船制造于福建,九年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十一年派学生留美,请开煤铁矿设轮船招商局。到了光绪元年的筹办铁甲兵船,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科。从此以后,一切的建设,像电报局,开矿务,均是西化的表征。

在教育方面,所谓的废除科举,设立学校;在政治方面的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请洋人顾问,均是实行西化的表示。到了现在,所以教育即政治上的西洋化,差不多处处都可以指出。其实不但是政治教育已受了不少的西化,就是在思想哲学方面我们也要西洋化。外国学者杜威、罗素我们也请过来演讲,连了所谓以文载道的中国人,逐渐且觉到在文学上不如西洋人,所以西洋文学上的介绍和翻译,也逐渐的增加起来。

上面的叙述,当然是太过简单。然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印象:这就是中国在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过三百年来的西化,终不见得中国的文化能够和各国立于对抗的地位,是因为中国人不愿去诚心诚意来接受西洋文化的全部,而只求目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比方张之洞未尝不知西洋文化胜于日本文化,然又要劝人留学西洋不如留学东洋,这种的不彻底和非全盘的西洋化,结果是养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梁任公一班学者。学问上固是如此,全部文化亦何莫不然?其实,文化没有东西之分,要是我们觉得人家的文化优高过我们,是适用过我们,我们去学人家,已恐做不到,何况还要把有限的光阴脑力,去穿钻这已成古迹的古董!

要是理论上和事实上中国已趋于全盘西化的解释,尚不能给我们以充分的明了,则全盘西化的必要,至少还有下面二个理由:

(1)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我们进步得多。

(2)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

想对于第一的理由有充分的明了,最好把西洋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的文化的发展比较来看。周秦时代的中国文化,比之古代希腊的文化,没有什么愧色,这是一般人所承认的。汉朝统一以后,中国文化遂走入黑暗时代,然欧洲在中世纪的趋向,正像汉以后的中国,中世纪的欧洲和汉以后中国的文化的异点,从大体来说,前者深染宗教彩色,后者偏于伦理,然而文化的性质,不但只包含宗教或伦理,而且包含了政治和其他方面。我们所谓深染宗教彩色,或伦理彩色,不外是指其文化的趋向的重心所在罢。

但是欧洲的宗教彩色虽浓,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自始至终,成为对峙的势力。中国的政治道德却互相利用,儒家给专制君主以统治的理由,而专制君主又给儒者以实力的保护和宣传。这二者调和起来,所以延长的时间较久,而其势力也大。反之,在欧洲政教分开,差不多是中世纪最流行的观念。他们的意见是:教会所应管理的事是精神的(spiritual),而皇帝所应管理的事是世俗的(temporal),他们各人有各人的范围而不能逾越。我们以为事实上的政教关系是密切的,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文化的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而不能分开,理论上若硬要把他们来分开,结果是使二者互相冲突,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冲突的原因,未尝不因此。

所以从一方面看去,欧洲的中世纪,固然与汉以后的中国相像,然他们究有异处。专从文化的各方面来比较,中国固然不下于欧洲,然从文化发展的目的上看,欧洲的确已占了优势。其实,我们可以说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也是我们所谓文化过渡时代,因为所谓中世纪的欧洲文化,并非欧洲哪一部分的国有文化,而是希腊、罗马、希伯来三种联合的文化。希腊的文化的特性是偏于伦理方面,希伯来是宗教方面,罗马是统治世界的帝国。设使最初一般教父,而始终绝对主张政教合一,中世纪的欧洲,也许成为教会式的帝国。无奈他们总趋于政教分离的主张,结果是政教的合一,是到了十四五世纪后才能实现。加以政教未趋一以前,欧洲文化又得了十字军的东征和元朝的西侵,而和东方文化相接触。反之,在我们中国,自三代以下,都自成一种系统。佛教的侵入,固有不少的影响,然中国人的脾胃已存着老庄的气味,所以佛教之来,既非大异,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冲突。

欧洲因为了常常和外界文化接触,及内部的特殊环境,而时换新局面,所以它的文化里所含的各种特性较多,而改变也易。我们试读欧史,而见其像我们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那样的排除藐视的,能有几人?我们的文化,所以到这样单调和停滞,不外是不愿去学他人,所以从东西文化发展看去,不但这两三百年来,我们样样的进步,没有人家这么快,何况二三百年前的西洋所占据的位置,已不比我们好得多?文化是变化的,而且应时时变化,停而不变,还能叫什么文化呢?

假使文化发展上的比较,尚不能彻底使我们明白欧洲文化的确比我们的文化为优,我们再把文化的成分来分析而比较,则我们所得结论也是一样。

衣、食、住差不多是人生物质生活的要件。没有到外国的人,也许不觉得我们的生活的简陋,然一到外国的人,总免不得要觉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若不客气来说一句,还是未完全开化的生活。“欧洲没有穷人”,一位住在欧洲好多年的朋友有一次这样的对我说。其实,我们若看欧洲的报纸,见得欧洲人天天都在那边说得他们的穷况,何等厉害,然而平心来说,欧人所谓穷,是没有舒服,中国人的穷,是穷到非人的生活。我们不要远跑,只在上海、北京、广州附近地方看看,便能了然,这些的人,一天二餐还没法子去弄好,说什么来和欧洲人比较?

这不过是从经济方面来说,我们若从农、工、商来看,那么我们比诸西洋人,更有天渊之别。说起农业,中国现在有什么出产是值得和世界相媲美的呢?说起工业,一个这么大的广州,数不出五枝烟筒,比起从比利时而入德境以至柏林的那条路的数不尽的工厂,有什么分别呢?说起商业,中国人不但没有法子在世界市场上竞逐,连了国内也比不上外人!

若把政治教育以及他方面的情况来和西洋比较,我们实在说不出来。我们要和西洋比科学吗?交通吗?出版物吗?哲学吗?其实连了所谓的礼教之邦的中国道德,一和西洋道德比较起来,也只有愧色。所以西洋文化之优于中国,不但只有历史上的证明,就是从文化的成分的各方面来看,也是一样。

应该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第一理由,略如上说,现在可以解释第二个理由。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我们试想,设使我们而始终像王壬秋、义和团那样顽固,现在的中国又要怎么样呢?

试看美国的印第安人,为什么到这田地呢?照我的意见,不外是不愿去接受新时代的文化,而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结果不但他们的文化保存不住,连了他们自己也保存不住。反之,美国的黑人,能够蒸蒸日上,不外是能够适应新时代文化。平心来说,美国白种人之仇视及压迫黑人,比诸印第安人厉害得多,然一则以存、以盛;一则以衰、以灭。这种例子,可为吾国一般踌躇不愿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良剂。我们试想假使一个黑人愿为美国人照旧的做奴隶,而不愿努力去同白种人作同样的生活,我们必定看不起他。然一个中国不愿去接受现代趋势的西洋文化,而要保留过去的文化,从一个旁观人来看起来,他必定说道:其异于奴隶者几希?

其实要是我们看看我国的黎人、苗人的历史,已足为我们殷鉴。比方:在海南数百年来,耗过无数金钱,费过无数头颅,去征伐黎人,然到今,我们一谈到海南,总会谈到扶黎救黎。其原因也不外是因为黎人不愿接受我们的文化,结果他们的情况日弄日蹙。我们若不痛改前非,则后之视今,恐犹今之视昔。

我们已解释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必要,我们现在可以将一般反对这种主张的人的意见,略为说明,以为本章的结论。

反对全盘采纳西洋文化的人,以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文化成为的生命。他们的结论是:文化亡,则民族亡。这种意见的错误,是在于不明了文化乃人类的创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见之,然他的真谛,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创造文化。过去的文化是过去人的创造品,时境变了,我们应当随着时境而创造新文化,否则我们的民族,只有衰弱,只有沦亡。

又有些人以为全盘采用西洋文化,就使民族不至于沦亡,然我们何忍把祖宗的之创业,置于沦亡而不取。我们的回答是:全盘西采用西洋文化,决不会生出这种结果,因为固有的文化乃文化发展史上一部分。固有的文化不适用于现在,然在历史上的位置,却不因之而消灭。就使我们中国人而不顾及,西洋也会注意。因为它是世界文化历史的一部分。十七世纪的历史家,若对中国历史没有相当的了解,他决不敢去写世界史。况且我们已说过,文化是变化的,我们祖宗曾经结绳以记事,我们用文字,已是变化,我们若一定要保存祖宗的创业,五们何不再结绳以记事?

又有人说,西洋人曾竭力去提倡东方文化,难道中国人不要提倡自己的文化吗?我们以为西方人提倡东方文化,是西方人的事,东方人要西化,是东方人的责任。其实西方人之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正像他们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的一样。难道西方人去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是要提倡非洲文化吗?

反对全盘西化的人的理由,当不止此,然其浅陋,可以见其大概了。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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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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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历史纵横, 多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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