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6-18,星期四 | 阅读:17

作者:黄永年

编者按:本文收入黄永年:《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辑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转自公号“古典文献学微刊”,在此鸣谢!

这篇文章是我应邀撰写的。在写正文之前需要先说几点:

我国现有两个统筹古籍工作的机构,一是1962年成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是1983年成立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近若干年来研究古文献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可看古委会原任主任委员周林的《周林传统文化论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现任主任委员安平秋的《古籍整理工作论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秘书长杨忠主编的《高校古籍整理十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副秘书长曹亦冰主编的《辉煌十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曹亦冰主编的《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以及小组编印的《第三次全国古籍出版规划会议辑要》(1992年)。整个20世纪的古文献研究,自也以这两个机构来讲述始能确切全面。何况我并非如有些人所说的是古籍整理或古文献的专家。因为我国古文献专业的设置始于北京大学,其时已是1959年。年事稍高现今还从事此道者,最初或则读中文,或则学历史,间或还有弄哲学的。我也不例外,是弄点隋唐并上溯北朝齐周的历史,旁及古典小说、版本、碑刻之学,从未受过古文献的专业训练。因此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凭我几十年来对这个行当的个人心得体会,说句套话就叫“仅供参考”,切莫视为典要。

本来要我写的题目是《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学研究》。但我发觉百年来研究中国古文献的成绩虽甚可观,要说成为一门“古文献学” 却还没有。因为所谓“学”者,必须此门学问巳形成一个大体为人们公认的科学体系,有系统且科学的理论以供讲述之谓。而古文献这门学问至今尚未能拿出这样一套科学理论来。所以我在这里也只能讲本世纪在古文献领域里作出的成绩,而无法讲在“古文献学”上的成绩。这样自然得把题目中的“学”字去掉,以免来名不副实之诮。

还有个“正名”的事情也得在这里讲清楚,即近若干年来大陆上并行着“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专业来招收硕士博 士研究生,于是有人认为前者只研究语言文学方面的古文献,后者专研究历史领域的古文献。其实这是误解。为此我写过《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的概念和文史分合问题》(古委会《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2期,中华书局),引用北京大学设置古典文献专业招收本科生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在195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就讲“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只是由于其时任课的以中文系教师居多,就将此专业放到了中文系,致使人们误解中国古典文献学专讲语言文学的文献。招历史文献学研究生则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华中师范学院,是历史系教授招的,又使人们误解此历史文献只是历史学范围的文献,而不知它本应指历史上的文献亦即古文献之谓,二者本无区别。所以我在这里也就遵用要我写的题目归之为一个“古文献”来讲。事实上从事古文献整理研究者也很难把讲语文和讲历史的文献截然分开。

由于篇幅有限,没有可能把这一百年来在古文献领域里作出的成绩细大不捐地统统讲出来,这样弄得不好还将成为一篇流水账,不仅会使读者目迷五色,我这个写作者也十分感到乏味。因而我采取择要而写的办法,只写百年来也就是本世纪在古文献领域里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或者说是本世纪以前未曾达到的重大新成就。此外当然还有大量的成就,但只是继承本世纪以前的优良传统,纵使有的规模大,有的质量高,如近年来编纂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诗》等,毕竟只是清人所编《全唐诗》、《全唐文》的继续,在这篇文章里也就不再讲述。尽管我对这些大书的不辞辛劳的编纂者仍深致敬意。

黄永年(资料图片)

一、古文献的重视和领域的扩展

中国的古文献,在本世纪以前一般多局限于传统的古籍,最多旁及到青铜器和碑刻的文字,即所谓“金石”;进入本世纪则扩展到甲骨、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这已成为今日学术界的通识。这里只就几位重视文献进而在扩展古文献领域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评介他们留下的至今仍常见称道或提及的言论。

在这里最负盛名的自推王国维。他在研究甲骨文和汉晋简牍上确实作出了划时代的成绩,因而他的言论也特别受人重视。讫今常为人们称道的有:

一、“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晚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所编讲义《古史新证》里讲的。这《古史新证》不知为什么在罗振玉编印的《王忠悫公遗书》和赵万里编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 里都不曾收,在燕京大学学生会的《燕大月刊》(第七卷第一、二合期,1930年)上才首次让它以全文问世。其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因为这是用来证古史即商周及其前的历史,所以他举的地下材料仅有甲骨文字和金文即青铜器铭文两种。

二、也是在他晚年写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已收入《王静安先生遗书》中的《静庵文集续编》里。文章一开头就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纪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然后分条论述这四项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发现及研究概况,并说广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国古金石、古器物之发见,殆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上之关系,亦未必让于上五项,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缕举。惟此五者,分量最多,又为近三十年中特有之发见,故比而述之。”

行辈晚于王国维的是傅斯年。他在北京大学的讲义稿《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里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个论断。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整理史料的方法,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他又说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的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的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他说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 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纪,‘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功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傅斯年这些言论,他给史料也就是文献所作的直接与间接之分,以及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如何取其长而补其短,自较王国维的二重证椐法讲得更为周延,更见深透。1928年创刊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第一本第一分册上发表了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其中提出了“想在洛阳或西安、 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的打算,并喊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发掘和居延汉简的研究上也确实作出了成绩。

对傅斯年在学术上的贡献,近年来已渐多持平之论,王国维更被 称道得有点过分。其实本世纪初在扩展古文献领域作出贡献者还多有其人,如顾颉刚即是一位,不过没有提出“二重证据法”、“史学便是史料学”之类,以致人们只知道他以“疑古”知名,不知道他在重视文献扩展古文献领域上也曾出过力。1927年顾颉刚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为学校到沪杭等地采购了大量图书。他女儿顾潮编撰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引用了他所写《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卷头语》,其中说:当时“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估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但我与他们之间总觉得有一层隔膜:就是我志在为图书馆购书,而他们只懂得正统派的藏书,他们心目中以为可藏的只有这几部,所以送来的书重复太多,一也。我所要的材料,他们以为不应买,所以不肯(实在也不会)替我去搜集,使得我不能完全达到我的计划, 二也。因为这缘故,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账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数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以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年谱》说他这次“购书约十二万册, 计丛书约一百五十种,地方志约六百种,科举书约六百种,家谱约五十种,考古学书约二百五十种,近代史料约八百种,民间文艺约五百种,民众迷信约四百种,碑帖约三万张”。其中广泛流行在民间的不登大雅的东西,较之王国维、傅斯年所讲的文献范围又有所扩展。

几十年来在这些新领域的研究成绩,包括近若干年来对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地发现的木简和帛书的研究成绩,已另有专家撰文讲述。这里只想就本世纪所以出现这样一个重视文献扩展古文献领域并作出成绩的新局面,作点合理的解说。

很主要一点,自是西学东渐的影响。1927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后,顾颉刚写了篇《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一期, 1928年)的文章,指出:“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思想上。” “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 (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对傅斯年,1997年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上,有黄进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难》讲得比较好。文中论证傅斯年之受西方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 说:“只要稍加对照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公认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尤脍炙人口。兰克说道:“历史曾经被赋与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字、艺术的附庸。……〔而〕傅氏坚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倒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就是最好的线索。”当然,这种重视史料即文献的传统在我国本亦有之,尽管未占绝对优势。所以黄氏此文也说在中国史学,他(傅斯年)则看重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其故即在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准。”当然说“迎合”似太重了,不如说二者的“一 致”或“合一”。至于王国维的继承乾嘉以还的考证方法就更为明显,毋庸赘说。这西方新史学和我国传统的考证之学的结合,促使了王国维、傅斯年等人对文献的重视。正好本世纪初甲骨、简牍等陆续发现,使他们为扩展文献领域而呼吁,并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以上是讲总的趋势。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可能夹杂了别的目的。如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多少带有抵制其时已幵始传播的唯 物史观的意图,从上引傅氏所说史学“不是社会学”,“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已可看得清楚。尽管他这么做对文献领域的扩展和史料的研究上起过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也不必讳言这个带政治性的目的。

王国维的强调“二重证据法”,也是有其针对性的,这在《古史新 证》里其实也是讲明了的。《新证》说广:“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驯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讫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这就很明显是针对顾颉刚的疑古认为尧舜禹是神话人物时言。但王氏认《五帝德》、《帝系姓》为孔子所传本这点本已错误,《世本》也只是战国以后人的作品,王氏说太史公取这二者“其术至为谨慎”,实际上暴露了他自己的信古保守。而最后所作“可断言”的结论则更有强词夺理之嫌。要知道古书之“已得证明者”固可如王氏所说“不能不加以肯定”,其“未得证明者”又如何能如王氏所称“不能加以否定”;如此岂非不论有无证明、有无二重证据都一律不许否定,这与无条件信古的老先生在实际上有何区别?对此近时推崇二重证据法者似多未涉及,不得不在这里评说。

至于《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古来新学问起, 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说,近来颇为某些能利用考古发掘材料者引为金科玉律。其实冷静想一下便知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我国学术发展的史实。孔子壁中书本身便成问题,对经学真有研究的吕思勉,在所撰《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孔壁》条已考证此所谓孔壁得书事的不足信,这里姑置勿论。其后的魏晋玄学,唐代佛学中的南宗禅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以至道咸以还的今文经学,不能不说都是影响全局的新学问,但彼时都未有任何新发现,获得任何新资料。正确的应该是:有了新发现新资料可以扩展研究的领域;取得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甚或可以有助于对传统文献如傅斯年所说的间接史料的研究;但不能反过来说没有新资料新发现学问便不能发展,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不能形成新学问。王国维当年这么说,也许是一时的思虑不周,也许是想强调新发现的重要而讲了过头话。如今以能利用考古发掘材料而自喜者借此抬高自己的声价,而对非同调者排挤轻蔑,实在是不可取的。

二、辨伪——古文献的时代性审查

上面说的是本世纪中古文献领域的扩展,这里要讲的辨伪似是简单地剔除伪造的文献,是让原有的文献领域在缩小。其实不然。文献辨伪者,只是对相传下来的古文献重新作时代性的审查,审定它写作的真实时代,把它作为这个真实时代的文献来对待而已。例如魏晋时出现、东晋梅赜上献的《古文尚书》,其中比《今文尚书》多出来的,过去一向认为是真的虞夏商周之书,但宋以来已有人怀疑,到清人阎若璩更彻底论证其为伪造,把它从虞夏商周的文献里剔除出去;可它仍反映了魏晋时人对古代的认识和观念,仍是可供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文献。

这种对古文献的辨伪工作,远在本世纪之前已经有人做了。对此顾颉刚写过《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的文章(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又《古史辨》第七册上编,开明书店,1941年),这本是他为标点的亚东图书馆版《崔东壁遗书》写的序,没有写完先发表了战国秦汉部分,到1980年又由助手王煦华协助撰写,在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新版《崔东壁遗书》作为序言全文发表。这篇序言直写到清代,并着重讲了清代的阎若璩和崔东壁一一崔述。顾颉刚自己一直是以这些先贤的继承者自居的。只是由于他的辨伪成绩实在巨大,大跨度地超过本世纪以前的先贤,所以在这里要专用一个章节来讲述。

写到这里,我估计有人要提出异议。因为长期以来有些人只知道顾颉刚反掉了我国古史上的三皇五帝,还把大禹说成一条虫,这怎么能说成是对古文献的辨伪呢?直到前些日子北京有位颇负时誉的教授先生还在文章里讥笑“禹是一条虫”之说。这些先生不知道顾颉刚正是继承了阎若璩、崔述以及前此众多辨伪者的业绩,要进而辨经书之伪,辨《今文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之伪,从而发现了尧舜禹之具神性,进而辨古史上三皇五帝以讫大禹之非信史的。为此,不妨看看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一一顾颉刚编著的也就是他的成名之作《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

《古史辨》第一册上编、中编所收的信函、文字都是按年月日编排的。由此可看到顾颉刚的工作是从标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明人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开始,而这些本来都是辨书之伪亦即辨古文献之伪的著作。但辨书之伪不可能不涉及史事之伪。所以在1921年1月21日顾颉刚写给钱玄同的《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里说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我们或者拿辨‘伪事’的算做《辨伪丛刊》的‘甲编’,辨‘伪书’的算做‘乙编’。”钱玄同27日的复信 《论近人辨伪见解书》就说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尤为重要。”至于辨伪书之中,他们尤强调辨“经”之伪的重要。同年11 月5日钱玄同给顾颉刚的《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中说我以为 ‘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顾颉刚对书的辨伪也就首先向清人深信不敢怀疑的《今文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 开刀。同时对这些经典所构成的伪史一一尧舜禹的圣迹进行了辨析。这些文字集中发表在1923年的4、5月之间。

这年4月27日,顾颉刚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提出了震动史学界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他指出东周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世本》出现硬替古代名人造了很像样的世系,于是没有一个人不是黄帝的子孙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这个石破天惊之论自然引起了笃信古先者刘谈藜、胡堇人等人的抗议质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致使收有这些论战文字的《古史辩》第一册连续印了十九次,成为文化界空前的畅销书。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与此同时顾颉刚等人仍强调要做好辨经书之伪、尤其是辨《今文尚书·尧典》等三篇之伪的工作。也在1923年的5月30日,胡适致顾颉刚后来收在《古史辨》第一册下编里的《论帝天及九鼎书》,就强调关于古史,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顾颉刚在6月1日的复信《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回答道:“这事我颇想做。前天把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成三组,录下: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的作品。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那些陋劣的(如《孟子》所引‘舜浚井’一节)都失传了。”顾 颉刚在信里又提出:“我想做两篇文字——《禹贡作于战国考》,《尧典皋陶谟辨伪》。”并且拟出了两篇文字的大纲。《禹贡作于战国考》要写:“(1)古代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2)古代只有种 族观念而无一统观念。(3)古代的‘中国’地域不甚大。(4)战国七雄的疆域开辟得大了,故有一统观念;交通便了,种族糅杂得多了,故无种族观念。因此,九州之说得以成立。而秦始皇亦得成统一之功。……”《尧典皋陶谟辨伪》要写广:“(1)尧舜之说未起前的古史。(2)春秋时的尧舜与战国时的尧舜。(3)一时并作的《尧典》、《舜典》(《论语·尧曰篇》及《孟子·万章篇》所引今本《尧典》、《皋陶谟》的出现。……”这又都说明了辨文献之伪与辨史迹之伪的不可分离。这两篇大文字以后虽未写出来,但上述内容多已分别见于顾氏的其他文字。稍后顾氏赴厦门大学也是讲授《尚书》,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又幵设了“尚书研究”课,并编印了多册《尚书研究讲义》。同时在燕京大学开设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课则逐个讲说《诗经》、 《论语》、《孟子》、《尧典》、《荀子》、《史记·封禅书》、《国语》、《楚辞》、《山海经》……中的古史观念,看后来正式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可知。顾颉刚其他重要著作《三皇考》(《燕京学报专刊》第八号,1936年,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中编》)、《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 1930年,又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也是其中某些章节的扩大重写。

《古史辨》第二册(朴社,1930年)继续第一册的研究;第二册(朴社,1931年)是辨经书里另两种《周易》和《诗经》;第五册(朴社,1935年)是讨论经学的今文古文问题和阴阳五行;第四册(朴社,1933年)、第六册(开明书店,1938年)是罗根泽编的“诸子丛考”和 “诸子续考”,也是审辨古籍的时代;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是十馀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大结集,收入了顾颉刚的较第一册更为成熟的文字。如第一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里曾推测禹是九鼎上的动物,根据《说文》所云“禹,虫也,从汽,象形”和《说文》释为“兽足蹂地”,认为禹“以虫而有足蹂地,大 约是蜥蜴之类”,这就是被某些人讥笑的“禹是一条虫”的来历。其实过不了多久顾颉刚就放弃了这个推测,而重新寻得禹的出处,这就是刊登在《禹贡》半月刊第六卷第六、七合期后又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下编的论文《九州之戎与戎禹》。顾氏最后的结论是由戎居之九州,演化而为天下之代称之九州,更演化而为尧之十二州。由戎之先人所居之四岳,演化而为平分四方之四岳,更演化而为汉武帝之五岳。由戎之宗神禹,演化而为全土共戴之神禹,更演化而为三代之首君。州与岳随民族之疆域之扩大而扩大,‘禹迹’又随州与岳之扩大而扩大:此皆向所视为纯粹之华文化者,而一经探讨,乃胥出于戎文化。”至今犹以“禹是一条虫”为笑柄者,何不把此文找来读一读。

顾颉刚和《古史辨》的辨伪工作之所以取得成绩,自是凭借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讲民主、讲科学、反封建偶像的东风。这点顾颉刚 是自觉地认识到的,他在给《四部正讹》校点本(朴社,1929年)所写的序中就说:辨伪事业“有了刘知几、柳宗元们发其源,有了胡应麟、姚际恒们承其流,有了阎若璩、崔述们奠其基,再加上今日思想解放的时势,夫然后我们可以不容情地把一切高文典册审查一下”。这 样,又自然地使顾颉刚和《古史辨》的辨伪工作具有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当时的有识之士,只要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边的,不论其后来政治倾向如何,对这项辨伪工作几乎无不表示支持和赞同。

曾是顾颉刚的老师的胡适,早在1924年2月8日写了《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一八期,1924年;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编;又《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说“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1926年7月27 日胡适在所写的《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现代评论》第四卷第九一、九二期,1926年;收入《古史辨》第二册下编)里又说“颉刚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的老同学傅斯年在给顾氏的后来以《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为题发表的信(《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〇期——第二集第一三期,1928年,收入《古史辨》第二册下编)里说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自然有无董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Theorems,但这根本是牛顿的。我们可以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很有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文。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就连试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史的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2月三版书后也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 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馀,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这同样是对顾颉刚的辨伪作了肯定和赞赏。几十年来历史教科书上不再见到把三皇五帝作为信史来讲授,不再见到把夏禹定九州作为信史来讲授,应该承认是顾颉刚和《古史辨》的功绩。

但任何新事物的出现,总免不了遇到种种阻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尚且不断有人加以诋毁或歪曲,何况顾颉刚的辨伪事业。正如顾颉刚在其后1962年读书笔记《壬寅夏日杂钞》(《顾颉刚读书笔记》 第八卷上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的“向新的智识领域探索之不易”条中所说:“四十年来,为予辨论古史,不知中了几多明枪暗箭;前数年中被批评尤甚,假使予自信力不强,真将被迫作全部否定矣。”为了让人们了解本世纪辨伪事业的全貌,对这种种阻力也得讲一讲。

前面已说过“禹是一条虫”被人传为笑柄,但究竟形成不了多大 的压力,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政治方面。这就是《顾颉刚年谱》1929年春所记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所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所禁。因书中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山东参议员王鸿一据山东曹州重华学院院董丛涟珠、院长陈亚三等人呈文提出专案,弹劾此书,说它‘非圣无法’。”1979年顾颉刚所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哲学》第二辑、第六辑,1980—1981年,又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古史辨》之前,1982年)回忆此事经过是:“戴季陶就利用这个提案做文章,说:‘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又说:‘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当时国务会议所提处罚条件甚为严酷,说:‘这部教科书前后共印了一百六十万部,该罚商务一百六十万元。’商务出不起这笔罚款,请吴稚晖出来说情,免去了罚款,只是禁止发行,了结此案。这是我为讨论古史在商务印书馆所撞出的祸,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

这个政治性案件虽算了结,其他方面的风波仍迭起不绝。1935 年顾颉刚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的《附言》中说五六年来,时时看见诋斥我的文字,固然我很愿意虚怀接受,但有许多简直是不该接受的。……我开始辨古史在民国十年,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只有地质调查所做了一点,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时唯物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我在那时,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我自己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得起,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都这般的承认我,期望我。……其后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虽因职务的束缚,未得多读这方面的著作,但我深知道兹事体大,必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克负荷,所以马上缩短阵线,把精力集中在几部古书上。……我自视只是全部古史工作中的某一部分的一员,并不曾想夺取别人的领导权而指挥全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全部工作的应有的一部分,决没有废弃的道理;如果这一部分废弃了,无论是研究考古学或唯物史观的,也必然感到不便。……所以除非说考证古文籍的工作是不该做的,才可使顾颉刚的工作根本失其存在的理由;倘使不这样说,那么这项工作就决没有推翻的可能,至多只有在某一考证问题上应当驳正,某一考证材料上应当订补而已。我深信,在考证中国古文籍方面不知尚有多少工作可做,尽我们的一生也不过开了一个头而决不能终其事。……我更希望人们,彼此应当知道学问领域之大而自己能力之小,不要像河伯一般,看见泾渭之间不辨牛马,就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已’。能够这样,彼此才有合作的可能,而中国的学术界也才有了发扬光大的日子!”现在看来,这些话是说得何等的平允、何等的诚笃。如今大陆上确实出现了顾颉刚当年盼望的新气象,也可称 之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毋庸讳言,在50、60年代,这种祥和的气氛还没有到来。在“左” 的思潮的影响下,批胡适把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一概否定。从而连累到顾颉刚和《古史辨》,轻则送顶“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视为非我族类;重则说否认三皇五帝是否定祖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贬低中华民族以迎合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动言行。当然,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后都已成为陈迹了。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已为顾颉刚纠正“文革”中所定“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错案,恢复名誉。1982年 《古史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一万套也很快售罄。可近年仍有人看到有战国西汉的简帛写本出土而要人们走出“疑古”的阴影,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辨伪对古书搞了许多冤假错案云云。但所举例只是一个《鹖冠子》,而认《鹖冠子》为伪书的是唐人柳宗元而并非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第六册的《诸子丛考》《续考》里也没有一篇辨《鹖冠子》之伪的文章。至于黄帝和尧舜禹,则考古发掘迄今仍未掘到足以证明其为人王的实物或文书,则要否定《古史辨》辨《尧典》、《皋陶谟》、《禹贡》之伪,恐尚非其时。

三、校勘古文献的理论及主要成果

对古籍及其他古文献的校勘,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早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时即有校雠之说。宋代更出了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 《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等校勘专著。到清代此学更为兴盛,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于经、子,钱大昕之于史书,其水平之高更为人们所称道。不足之处是都没有能在这方面提出多少像样的理论来。要到本世纪经陈垣等人的努力才弥补这个缺憾。

陈垣用全力校勘过两部书。一部是《元典章》,用故宫博物馆藏元刻本、自藏方功惠旧藏钞本、自藏彭元瑞钞本以及涵芬楼藏吴焯影元钞本《前集》、自藏孔宪培旧藏影元钞本《后集》共六本校沈家本新刻本;一是《旧五代史》,用熊罗宿影印彭元瑞旧藏四库馆初写本、刘承幹刻卢氏抱经楼旧藏钞本及《册府元龟》校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1931年写出《元典章校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刻本,1931 年)和《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刻本,1934 年),1937年写出《旧五代史辑本发覆》(辅仁大学刻本,1937年)。《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着重揭发四库馆臣出于避忌如何妄改《旧五代史》原文,列出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忌汉、杂忌等十项事例,不过都只能说是特例,还不好算作校勘文献的通例。《元典章校补释例》则如自序所说,是从所校得的沈刻《元典章》“谬误一万二千馀条”中,“籀其十之一以为例,而疏释之”,“可于此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以较彭叔夏之《文苑英华辨证》,尚欲更进一层”。以此后来又改名《校勘学释例》重印(中华书局,1959年),并在所撰“重印后记”中说:“余昔为同学讲校勘学,要举例说明,欲广引群书,则检对不易,欲单引一书,则例子不多。例子多就是错误多,错误多未必是好书,是重要的书,要找一本好而又重要又错误多的书,莫如沈刻《元典章》,……最合适为校勘学的反面教材,一展卷而错误诸例悉备矣。”《释例》前五卷分别为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五大类计四十二小类,卷一、二自是古文献发生错误的通例,卷三、四、五中某些原则也可推之于其他古文献尤其是史部文献。卷六校例则着重讲说“校法四例”即校勘的四种方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这些方法前人当然都已使用过,但明确地加以归纳为四者,并且详述其得失则始于陈垣的这本《释例》。我国的古文献校勘自此建立了可以遵循的理论体系。这里征引《释例》的原话把这套体系作介绍: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即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较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念孙、引之父子)、段(玉裁),亦庶几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从陈垣所说,这四种校法是互有短长、相辅相成的,不是说只用其中一法可不顾他法的。时过多年,为了推断明徐光启的著作《徐氏庖言》究应是“庖言”抑本作“卮言”,陈垣在1962年又写了关于理较的两篇短文,后均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 年)《关于徐光启著作中一个可疑的书名》认为“‘庖言’二字无出 处,而且欠解”,而“咫进斋乾隆四十三年《违碍书目》第廿二页实作‘卮言’,‘卮言’二字出《庄子》”。继而写《关于徐氏卮言》说:“顷得有关方面来信,解释‘庖言’系代庖之言。徐光启崇祯三年四月初二日镇臣骤求制统谨据职掌疏,曾说过‘臣职司邦礼,不与兵戎,止因奉旨差遣,拮据代庖’云云,这样解释‘庖言’,亦说得去。又根据此书显微胶片,确实作‘庖言’。可疑之点,既得解答,可作定论。”又说理校,用理想来校勘。谓‘庖言’可疑,是理校法,用显微胶片证实,是对校法,看来理校不如对校稳当,又得一证。”

胡适在1934年给《元典章校补释例》写了序,以《校勘学方法论》为题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在肯定陈垣《释例》的贡献,认为“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的同时,还进而强调利用善本对校的重要性。他说:“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误。……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叫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误’,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以上三步功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者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他还指出《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拼得用极笨的死功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此三者都足以前无古人,而下开来者。”以上这些都是把陈垣的“校法四例”更加理论化。使我国校勘之成为科学,胡适和陈垣是同样有其贡献的。

当然他们所说也有不尽圆满之处。如以古本善本对校自极关重要,但找不到古本善本怎么办?仍得依靠本校、他校尤其是理校。对理校的作用和应注意之点似也应作充分的阐述。另外胡适文中所说“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都因为刻本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的缘故,也不免偏颇。怛50年代批判胡适时把这篇文章整个否定掉,则又是以人废言了。

以上是讲理论。在实践上,本世纪重印古籍时作了认真校勘者为数甚多。其中工程巨大,至少不亚于清中叶阮元主持编集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及据此刊刻的南昌本《十三经注疏》者,即有20、3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所撰写而未刊布的校勘记,60、7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出版黄彰健的《明实录校勘记》等好几种。限于篇幅,这里姑举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为例。这个点校工作是1958年就开始进行的,60年代前期已出版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71年由顾颉刚主持继续工作,到1978年全部出齐。其中《史记》即用清同治时金陵书局刊刻的张文虎校三家注本,没有再用别本校勘,《明史》、《清史稿》也别无旧本可校,其馀各史全都用几种旧本校过,还各自附有校勘记。这些新点校本中有的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如唐长孺所校的《周书》,试看书前的《出版说明》便知够水平, 《出版说明》说《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1005年(宋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的情况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等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都没有缺。” “《周书》最早刻印的确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焘《续通鉴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祐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1074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1068年至1074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1174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我们用以互校的是下列七种本子:一、南宋刻元明递修本,与百衲本的底本同,校记中简称‘宋本’。二、明万历间赵用贤刻南京围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南本’。三、明万历间萧云举刻北京国子监本,校记中简称‘北本’。南北监本都曾据《北史》或以意改补一些文字,底本都是有元明补板的南宋本。四、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校记中简称‘汲本’。底本不详,与宋本、南本异者多同北本。五、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校记中简称‘殿本’。底本是北本。六、清同治十三年(1874)金陵书局本,校记中简称‘局 本’。底本是汲古阁本。七、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蜀刻元明递修本’(实是南宋临安刻本,非蜀本),校记中简称‘百衲本’。此本虽说是影印,但多据他本改正错字,也有改错了的,实际上成为另外一种本子。在上列七种本子中,殿本刻误和古体、异体字较少,所以我们采用殿本为底本。除版本校勘外,我们还通校了《册府元龟》和《北史》中有关部分。”用《册府元龟》来校史,清人很少做过。在版本的选择和鉴别上,也显然超过了以校史著称的钱大昕。

再如冯家昇点校、陈述完成的《辽史》。《出版说明》说:“《辽史》 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 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胜于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于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这次点校,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对校一过。另外,还用纪、志、表、传互校,并参考《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金史》、《契丹国志》、《辽文汇》等书校订了史文的脱误。对于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参考了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厉鹗《辽史拾遗》、陈汉章《辽史索隐》、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校史而能利用《永乐大典》,自也非前人之所能及。

冯家昇、陈述是辽史专家,唐长孺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对版本也不外行,不会说外行话。像这样高水平的校勘在中华本《二十四史》中还很有一些。但也有比较差的,如同治时广东陈氏胙古堂本《二十四史》只是翻刻殿本且有讹错,校《旧唐书》者却用它来参校。在《文苑·李白传》的“山东人”之下竟出条校记,引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里的考证来否定山东人之说,完全不懂得校史的规则。由于受“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影响,在出版说明中还常出现“左”的语言, 后来重印时仍删改不尽。标点和分段也往往不见得完善。有人主张今后引用《二十四史》都要依据此中华本,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即使清高宗在刊刻颁行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时,也并未明令必须一律遵用,禁用别的版本啊!

四、注释古文献的新格局

本世纪对古文献主要是古籍作注释的,和前此比较为数仍很多,质量好的也指不胜屈,但一般都承袭旧有的格局无所突破。在格局上真有所突破,而且公认为水平极高非寻常所能企及的,就我所知只想讲两位,即陈寅恪的笺释唐诗和顾颉刚的注译《尚书》。

对陈寅恪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近年来几已成一热门,但写得平实可读的仍推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增订本,1997年)和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汪传且有《为不古不今之学一诗史互证》的专章,论陈寅恪的笺释唐诗甚为详审。汪氏说:“寅恪早年在清华曾授 ‘唐诗校释’ 一课,晚年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以及‘唐诗证史’等课程,生平笺证诗篇之作亦复不少。但其笺诗、证诗所凭藉者,乃是历史的眼光与考据的方法: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 ‘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寅恪以诗为史料,因为史学致知辟一新途径,清人杨钟羲于《雪桥诗话》中,虽已言及以诗正史之事,然运用纯熟,发明之多,实以寅恪始。寅恪以史证诗,旨在通解诗的内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评论诗之美恶与夫声韵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自与正统诗评家有异。”又说寅恪以诗考史、释史部分,发明尤多。寅恪以为唐诗的史料价值最高,因其作者多至 二千馀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反映各层社会之生活与思想。例如旧史所载唐代官吏俸料制度,极不完备;寅恪取元、白诗中涉及俸料钱处,与史乘比观,发现凡关于中央政府官吏的俸料,史籍所载额数,与白居易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唯独地方官吏的俸料,两者记载大有出入,乃推定‘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见《元白诗中俸料钱题》),实为深入研究中、晚唐地方吏治者,提供一重要线索。又如从杜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见《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又如从李义山‘万里风波一叶舟’诗旁证李德裕归葬之时间为大中六年(851见《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正》)。以史解诗之例,如杜甫《哀王孙》诗中有云:‘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寅恪谓朔方实指原属朔方军之同罗部落,为安禄山袭取以为己用;后至长安,复又叛归其旧巢。是以,‘同罗昔日本是朔方军劲旅,今则反覆变叛,自取败亡,诚可谓大愚者也’(见《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以上均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据其历史知识,别立一新解。”

这是对陈寅恪笺释唐诗之总的评价。若举其中的代表作,自允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印线装本,1950 年;后多次重印增补,今通行上海古籍出版社本,1978年书中《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古题乐府》诸章及附论《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等均已先后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收入此书仅稍事增改,惟篇幅最大的《新乐府》章则首次披露而尤形美富。如一开始陈氏即征引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乐府古题序》、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和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中推崇杜诗之语,又据《白氏长庆集》卷六二《策林序》考知《策林》之作在元和之初,据卷六五《策林·议文章》、《策林·釆诗》之论釆诗观风,作案语说:“元白二公作《新乐府》在元和四年,距构《策林》之时甚近。故其作《新乐府》之理论,与前数年揣摩之思想至有关系。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又据《新乐府总序》有“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云云,推断道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这已讲得十分精彩。乃陈氏更注意到乐天《新乐府》“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二字句后接以七字句”,而“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又作论断说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其实未见有言及者不是人家没有注意到,而是陈氏的学识确非本世纪治我国文学史及本世纪前笺诗解诗者之所能望其项背。至于以某史事与某诗句互证,纵极精确,恐尚是小焉者也。

和陈寅恪另走一个路子的是顾颉刚的注译《尚书》。其事在他女儿顾潮、顾洪合著的《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三章第三节里有详尽的记述,这里只需择要作介绍。

早在给《尧典》、《皋陶谟》、《禹贡》辨伪的同时,顾颉刚已开始了 注译《尚书》的工作。1925年先后发《盘庚中篇》、《上篇》和《金滕篇》的今译(收入《古史辨》第二册上编),都给原文标点后作今译,并有校勘和考释。有计划作注译,则是50、60年代的事情。1951年 3月到8月,给《尚书》中最难读的《周诰》八篇《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作校译。《顾颉刚年谱》引顾氏本年8月9日给王伯祥的信中说此书体制,分为四项:一、本文,以唐石经为底本,加以分段、标点、校勘、改字;二、注解,集合各代人经说,每句取其一家(什八九为近代人),作为翻译之根据;三、译文,即根据注解来,其非增字不可处以符号标出之;四、评论,说明此篇之真伪问题,指出其在历史上之地位,并提出篇中难解决之问题。”校译原文没有发表,但从同时顾氏的读书笔记《虬江市隐杂记 (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四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里仍可看到他关注和考知的若干问题。公开发表这方面的成果有两篇,一篇是《〈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究》1962年第4 期),再一篇是《〈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二辑,中华书局,1963年《尚书·大诰》的今译工作,是在1951年今译《周诰》八篇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的,从1959年做到1961年,成稿约三十万字,先摘要发表了不到三万字。内容重新分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五部分,其中极多精到的、读了益人神智的论断。如对《大诰》等之所以难读作了解释说周民族起于渭水流域,说的是一口陕西方言,史官忠实记录了下来,固然在千难万难之中幸而保存到现在,却不容易让人们读懂。不但生在三千年后的我们不易读懂,就是距今二千年前的人们也未必能顺利读下去,这因周室东迁,在春秋、战国时期,东方和西方的关系稀少了,那时的文化中心又偏在齐、鲁这一边,语法和词汇不可能和西方一致,何况还是古代的西方语言。这只须看先秦诸子征引的《尚书》,除了“若保赤子”等平易之文以外,一般便不引《周诰》来论事,就约略可以推见这个事实。司马迁自己是陕西人,可是他作《史记·周本纪》和几篇《世家》时,对于周初史事,宁可引《逸周书》而不引《周诰》,难道他以为《周诰》的史料价值不及《逸周书》吗?那也无非因为当时的陕西方言和一千多年前的已有很大的距离,他为怕麻烦,不敢用力去啃了。”这说得何等入情入理,岂本世纪前讲训诂者所能窥见。又如对诸家的解释,认为:“大抵望文生义,没有什么科学性,……无法信守哪一家,所以只得用‘集腋成裘’的办法,汇集各家言而精选一番,凡是客观性强,合乎当时的情形和语主的口气的,我们就钞下,凑集拢来,打破今、古文和汉、宋学的藩篱;而且偏重近代,因为时代越近,比较材料越多,就越能推翻前人的误说而建立近真的新说。……自宋人释经,注重体会语气,开了桐城文家这一派的经说,清代从王引之以来又注意语法,近来又注重甲文、金文和经典的比较研究,有了这种种方法,才可使得整理古籍的工作出于幽暗而入光明。”这才叫真正摆脱了家法和学派的束缚。又如对史实的考证,提出我们译《尚书》,不仅要通读这一部书而已,还要知道这篇和那篇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占过什么地位。这就需要把每个历史事件说得一清二楚。可是春秋以前的历史,为了资料太少,所有年代、地理、民族、人物、事迹等等问题,一切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而且现存的古籍都给战国秦、汉间人所弄乱,要把许多资料汇合拢来,给它一一审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工作。《大诰》一篇牵涉全部西周初年的历史,而关于西周初年的史料,伪的太多,真的太少,在春秋以下的书里,为了周王朝和儒家的长期宣传,在人们的印象里,好像文王、武王和周公都是十分仁慈的,文王又是一个对商王朝忠心耿耿的臣子,只因商王纣暴虐过度,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才不得不出师伐纣;周公东征则是第二次救民之师,凡是他们所到的地方,殷的人民都捧了箪食壶浆来欢迎,惟恐他们来得迟了。实际上,周的疆土和势力的扩大,以文王时为主,武王只是在文王的基业上发展了的,这读了《大诰》就明白。殷、周的斗争原是东、西方两大奴隶主国家的利益矛盾,其结果则是西方对于东方的血腥镇压,这看了周公东征以后东方各民族搬得七零八落就可以知道。为了弄明白当时情形,只有用 ‘沙里淘金’的苦功夫,以最大的努力获得一些有限的结果,因为周初史料绝大部分都毁灭了,除了青铜器铭文外,惟有从春秋、战国的记载里寻取夹缝的资料;还不足,只得把秦、汉以下第三手的资料来补充。”想当年有些学人既不甘居“信古”,又不愿意“疑古”,而要以“释古”自命。其实顾颉刚这么给古文献作注译才是真正的“释古”,它有别于随便找条不可靠的资料而凭臆想作解释的所谓“释古”。《〈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连附表约四万字。《顾颉刚评传》对此有扼要的介绍,说:“以刘歆引用的《古文尚书·武成》逸文与《逸周书·世俘》比较,并从用语、历法、制度、史实等几方面,论述《世俘》必然是西周时代的一篇记载,进而根据清儒之说认定它即是《古文尚书》所亡逸之《武成》篇,是有关武王伐纣的重要史料。唯因过去错简脱乱太甚,无法辨读;又因儒家过度宣传他们理想中的圣王仁政,与此篇所言武王军事行动之残酷大相刺谬,故而此篇鲜见引用,根本不被人们所注意。先生不仅从《逸周书》中发掘出了一篇真《古文尚书》,把它详加校注,将错简重新整理次序,写为定本,使之文从字顺;而且把有关史事也考辨清楚,在文中开了一个总账: 第一、杀人,除纣及其二妻自杀外,杀纣臣、殷王氏数百人;第二、征伐,所伐有方来、越戏方、陈、卫等近百国,所服有五百馀国;第三、禽御(车),约八百馀辆;第四、俘馘,约几十万名;第五、狩猎,所得栏畜及野生畜约万头;第六、器物,其中玉器约十八万块;第七、祭牲,约三千馀头。因而它真实地反映了武王克殷,以掠夺为其目的,以武力镇压为其手段,在两二个月中派兵遣将,用血腥的铁腕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建立一个新王朝。”顾氏在文中说这是得到当时历史的内在最本质的真实,跟后来周人所宣传的人本主义的说法和战国诸子的‘仁政’理想以及许多唯心主义者的见解恰恰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所以顾氏在1962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说:“此文推翻武王在道统中的地位,为我辨古史之又一成果。”

以后顾氏把《大诰译证》分成上下编,上编为校勘、解释、章句、今译等文字部分,下编为史事考证部分,逐年增改,到1966年“文革”开 始时已成稿七十万字。顾氏身后这史事考证部分分别以专题发表,计有《“三监”人物及其疆地》(《文史》第二二辑,中华书局,1984 年)、《周公执政称王》(《文史》第二三辑,1985年)、《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文史》第二六辑,1986年)、《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文史》第二七辑,1986年)、《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文史》第二九辑,1988年)、《三监的结局》(《文史》 第三〇辑,1988年〉、《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第三一辑,1988 年)、《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三二辑,1990年)、《周公东征胜利后东土的新封国》(《中国史学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

又“闻隔”结束后顾氏与助手刘起釪合写了《〈尚书〉校释译论》,已刊布者计有《牧誓》篇(《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盘庚》篇(《历史学》1979年第1、2期)、《西伯戡黎》篇(《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1980年)、《汤誓》篇(《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 期)、《微子》篇(《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五、新事物——古文献的标点和索引

前面所讲都是古已有之而本世纪有所突破的。这里讲两件百年前基本上没有,到本世纪才时兴起来的古文献领域的事情,一件是给古文献主要是古籍加标点,再一个是给它做索引。

给古籍标点之事勉强点也可说前此已有,不过那叫“句读”。现在通行的新式标点,是从西方传入我国,到本世纪普遍使用,从而在整理重印古籍和其他古文献时也给它标上的。

原先新式标点符号和使用方法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到1951年9月出版总署才公布了一个《标点使用法》。1956年4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了再版本,将原文件按直行文稿所讲的用法,改写成主要适用于横行文稿,但其后又略有变动。至于用新式标点来标点古籍,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过一个《古籍点校通例》(初稿),其中有许多是讲如何标点古籍的,发表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一——二期上,不过仍不是正式颁布要一体遵行的文件。

本世纪出版的古籍,除照旧本影印或线装铅印者外,一般多施加新式标点。但点得好的不敢说很多。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记载胡适在1960年4月25日说的一段话:”标点是件极难的事。都是有学问的人来标点同一本书,每个人的标点都有不同。从前高梦旦先生对我说:‘胡先生,像你,我当然不能请你给我们标点了,如果能够请到一位老先生来标点,一百句里有五句是错的,但那九十五句是占便宜了。现在只好这样把古书标点起来。’我说是对的。”顾颉刚晚年在给他标点的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崔东壁遗书》所作序中有一节专讲标点问题,其中也说:”标点一事,想来容易,实做甚难。即此书,我标点好了,大家看了一定以为很平常,觉得我只费一番读书的功夫而已。但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天下的事情只有亲身做的才能知道其中的甘苦,只有从事工作的人才知道完成一件工作的艰辛。这部书里,牵涉的古书太多了,古书中文字的解诂,文法的结构,言语的起讫,都是极难捉摸的。……有时为了一个疑义,翻了三天的书仍是茫然。结果,只有勉强承受某一说,或径用己意去臆断。……但希望对于东壁先生负责任,而不希望对于古书负责任,因为古书的标点是一件大事,非语言学、历史学、古文籍校订学都有很高的成就时是不会达到圆满的地步的。我只要把东壁先生自著的文字点得不错,又能把他所引的古书照了他自己的意思去点,在现在的情形之下也就可告无罪了。”又说:“标点之法本没有一定的标准。几个人同点一部书,点号的多少,句子的长短,可以各不相同。只要文义不乱,语气不变,就是不同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不惟几个人同点时有出入而已,就是一个人先后所点也往往不能一样。”这都可说是坦诚之谈。

顾颉刚曾叫学生徐文珊等点校《史记》,1936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出版了经点校的《史记(白文之部)》,但不曾附加详细的标点凡例。1954年,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工作委员会,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参加标点者有聂崇歧、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每卷后署名某某某标点、某某某复校,后来虽仍发现有个别错误,总不 失为古籍标点的够水平之作,惜仍未附校例。1955年起顾颉刚又整理《史记》及三家注,据《顾颉刚年谱》,1958年8月作《标点〈史记〉凡例》,12月底校点毕,195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据说已对顾氏所定有所改动。但书尾所附中华书局编辑部1959年7月撰写的《史记点校后记》,当仍原本顾氏所作《凡例》。其中讲述了标点时的六种措施,这里择要摘录,以见其审慎。

一、“三家注句读往往有错误,未可尽从。例如《秦本纪》‘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张守节《正义》读’丹犁臣蜀’为句。方苞说:‘言丹、犁二国臣属于秦也。与下蜀相壮杀蜀侯来降,韩、魏、齐、楚、越皆宾从,立文正相类。据《正义》丹犁臣蜀为句,则下文相壮不知何国之相,且二国臣蜀,亦无为载于秦史。’我们认为方苞说的对,标点作‘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

二、“有些文句可以这样读也可以那样读,我们择善而从。也有一向都这样读而我们却认为应该那样读的,就照我们的意思标点。例如《夏本纪》‘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一向都以‘冀州既载’为句,我们采用陈仁锡的意见,标点作:‘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三、“有些文句有省略。例如《秦始皇本纪》‘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应作‘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省‘郎宦者’三字。……《田单列传》‘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应作‘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田单兵日益多’,省‘田单’二字。……这类省略句的点法不能太机械,前……条我们是这样点的:‘乐遂斩卫令,直将吏人,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但后面……的点法又是一种式样了:‘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因为如果也照上面……的点法,‘田单’二字应属下读,那么‘畔燕而归’的‘归’字就无所属了。

四、“有的文句究竟应该怎么样读,聚讼未决,我们只好根据旧注断句。有的文句本来有脱误,我们也只好勉强标点。例如《五帝本纪》‘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在并列的许多名词上分别冠以‘时播’、‘淳 化’、‘旁罗’、‘劳动’、‘节用’等动词,就前后文语气看,‘水波’也应该是个动词,应点作‘水波土石金玉’,但‘水波’究竟不是个动词,这样断句讲不通。这段文字采自《大戴记·五帝德》篇,今本《大戴记》‘水波’作‘极畋’,‘极畋’是什么意思也难懂,只好勉强点作:‘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

五、“我国人读古书习惯于四个字一读,有些文句我们就按照习惯读法点。例如《周本纪》‘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其中‘如虎如罴如豺如离’可以两个字一读,但我们照习惯读法,点作: ‘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

六、“张文虎校刊金陵局本的时候,依据单刻《索隐》本校正了其他刻本的不少错误。单刻《索隐》本全书三十卷,不录《史记》全文,只把需要加注的那一句史文或者一句中的几个字标出来,而它所标出来的史文往往比通行本的正确,所以为历来校读《史记》者所重视,张文虎把单刻《索隐》本所出史文跟其他刻本不一样的,都给纳入《索隐》注文中。……我们标点的时候没有办法用某种符号来表明, 只给加上个句号就算了。……”

如果给古籍标点者都能这么审慎,质量自可得到保证。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是如此,把这项工作视同儿戏,信手涂抹,已颇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摘,相信可以逐步克服,庶免谬种流传为读者之害。

以上是说标点,这里再讲索引。这也是前人不甚措意而本世纪作出了显著成绩的,较之清人编撰的《史姓韵编》、《说文通检》等寥寥几种,诚不可同日而语了。

本世纪之所以重视这项工作,毋庸讳言也是受了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所以在这方面最先作出成绩的允推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de)的引得编纂处(SinologicalIndex Series)。哈佛燕京学社创立于1928年,是以一位用电解方法提炼铝的发明者美国人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的部分遗产为基金,以研究中国文化为职责的机构。在美国哈佛大学设本部,在当时的燕京大学设北平办事处。1930年,学社听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的建议设立了引得编纂处,即以洪业兼任主任,用他发明的新检字法“中国字庋撷”来给古籍编制“引得”。所谓“引得”,实际上就是索引。“索引”这个词本来也不是我国固有的,我国固有的如前面提到的是“韵编”、“通检”之类。“索引”者,只是英文index一字的日文译文,而为我国所采用。洪业把它改译为“引得”,是考虑到“其涵义既较旧译为佳,且又与原音相近”的缘故。从1931年到1949年,引得编纂处共出版《引得》四十一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专为一种古籍做索引,少数是综合性质的索引。此外,从1931年到1950年还出版二十三种《引得特刊》, 其中除《引得说》是洪业自撰并附有引得外,二十二种都既有原文或原目再加上引得,有很多还是所谓“堪靠灯”(Concordance)式的古籍索引,即把整部书的每个字、每个词都提出来编成索引。

关于引得编纂处的工作全貌,王钟翰写过一篇《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学林漫录》第八集,中华书局,1983年)作了介绍。其中讲到洪业手订的《引得编纂手续纲要》,讲到引得从开始选题到最后出书要经历十个环节,即:(1)选书;(2)选本;(3)钩标;(4)抄片;(5)校片;(6)编号;(7)稿本;(8)格式;(9)校印;(10)撰序。这可说给引得编制工作制定了规范,以文繁不克备引。这里只将所编制的《引得》和《引得特刊》的名目开列出来,以见其成绩。

《引得》四十一种,为:(1)《说苑引得》,(2)《白虎通引得》,(3)《考古质疑引得》,(4)《历代同姓名录引得》,(5)《崔东壁遗书引得》,(6)《仪礼引得附郑注引书及贾疏引书引得》,(7)《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引得》, (9)《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10)《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11)《佛藏子目引得》,(12)《世说新语引得附刘注引书引得》,(13)《容斋随笔五集综合引得》,(14)《苏氏演义引得》,(15)《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16)《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17)《水经注引得》,(18)《唐诗纪事著者引得》,(19)《宋诗纪事著者引得》,(20)《元诗纪事著者引得》,(21)《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22)《刊误引得》,(23)《太平御览引得》,(24)《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25)《道藏子目引得》,(26)《文选注引书引得》,(27)《礼记引得》,(28)《藏书纪事诗引得》,(29)《春秋经传注疏引书引得》,(30) 《礼记注疏引书引得》,(31)《毛诗注疏引书引得》,(32)《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33)《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34)《四十七种宋代传纪综合引得》,(35)《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36)《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37)《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38)《尔雅注疏引书引得》,(39)《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40)《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41)《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

《引得特刊》二十三种,为:(1)《读史年表附引得》,(2)《读史然疑校订附引得》,(3)《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4)《引得说附引得》, (5)《勺园图录考附引得》,(6)《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7)《封氏闻见记校证附引得》,(8)《清画传辑佚三种附引得》,(9)《毛诗引得》,(10)《周易引得》,(11)《春秋经传引得》,(12)《琬琰集删存附引得》,(13)《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14)《杜诗引得》,(15)《六艺之一录目录附引得》,(16)《论语引得》,(17)《孟子引得》,(18)《尔雅引得》,(19)《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20)《庄子引得》,(21)《墨子引 得》,(22)《荀子引得》,(23)《孝经引得》。此外,顾颉刚、童书业等合编附有原文的“堪靠灯”式《尚书通检》,也是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

当年设在北平的中法汉学研究所,1948年起又改名为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的,也曾有计划地编纂过古籍索引,称之为《通检》。从1945年到1950年出了十四种,是:(1)《论衡通检》,(2)《吕氏春秋通检》,(3)《风俗通义通检》,(4)《春秋繁露通检》,(5)《淮南子通 检》,(6)《潜夫论通检》,(7)《新序通检》,(8)《申鉴通检》,(9)《山海经通检》,(10)《战国策通检》,(11)《大金国志通检》,(12)《契丹国志通检》,(14)《辍耕录通检》,(15)《文心雕龙·新书通检》。

50年代以来,编制出版的一般都叫“索引”。比较成套的是配合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编制的《人名索引》,这不是光给有列传和附传的人做索引,而是见于各史里的人名都做索引,此人在其史里有没有见,见过多少次,一查即得,对读史治史者极为方便有用。其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朝五史》、《北朝四史》、《隋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由中华书局组织专人编制出版,《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制出版,最近又汇编缩印成《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8年)以便使用。此外,大陆上新印的古籍,尤其是大部头的,如《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杜,1982年)、《初学记》(中华书局,1980年)、《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 年)等都编制了索引。台湾给大部头书编制的索引,也有《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同上,1990年)、《四库全书艺术类分类索引》(同上,1993年)等。

六、附录——古籍版本的研究

古籍版本学本来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只因研究古文献尤其是研究古籍必须懂得点版本,二者关系密切,所以这里把它作为古文献研究的附录来讲述。

本世纪在古籍版本领域里出版了一些受人欢迎的东西。先是“书影”,是利用摄影技术将旧本古籍摄制样张让无缘见原书者略窥其真面目。篇幅充实、印制精美的,如瞿启甲编《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瞿氏铁琴铜剑楼,1922年),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台湾中央图书馆,1982年),均称上选。还有新编制的公私书目,尤以综合性的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和《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1993年)最便于使用。但这些主要是提供资料,虽较本世纪前有所超越,仍不好说是重大突破。

本世纪在版本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应是理清楚版本的发展演变, 从而找得各个时期、地区以至官刻、家刻、坊刻的特征,使版本鉴别真正成为一种科学。这方面本世纪初孙毓修的《中国雕刻版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18年)和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自刻本,1919年)都 还够不上。开始走上科学道路的是王国维所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和《观堂集林》中若干题跋(均收入《王忠悫公遗书》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可仍欠系统。能系统地讲述版本发展演变的首推赵万里。他在1952年撰写了一篇《中国印本书籍发展史》(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4期),同年北京图书馆举办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即将赵万里此文稍加改动,作为《展览说明》,收入《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1952年),其后以北京图书馆名义撰写的《中国版刻图录》的序,也多本这篇文字。这里将1952年《展览说明》的“宋金元雕版概况”择要摘录,以见其时古籍版本的研究水平。

《展览说明》扼要地指出:“雕版的中心地区,宋时除北宋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形成三个强有力的文化区域。金代雕版中心在平水,即今山西临汾一带。元代雕版中心,仍是杭州、建阳两个地区。”然后先说浙本:“北宋国子监刻书的范围,除重刻五代监本《十二经》的经注本,又遍刻《九经》单疏和《论语》、《孝经》、《尔雅》三经新疏。继又校刻《十七史》,重要子书、医书、算书,以及《文选》、《文苑英华》等书,……多数均下杭州雕版。……宋监本几乎都是浙本,浙本字体方整,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北宋时一部分运往首都汴梁的监本书版,靖康之变,全数为金人掠去。……其就地保存的少数史书雕版,……到宋高宗南渡重建国子监于首都杭州以后,才继续修补出版。同时又重刻经注和单疏。……又征取淮南江东漕司本《史记》、《前后汉》,衢州本《三国志》、台州本《荀子》、温州本《唐六典》等书版入监。……宋亡,这些书版,都转入西湖书院。……明洪武八年,又移送南京国子监。……南宋浙东西各地方政府和官吏,也都提倡刻书。如越州(绍兴)浙东茶盐司 刻的《周易》、《尚书》、《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把经、注、疏合为一本。……又如明州(宁波)重修的北宋本《文选》,也多由杭州工人刻版。……绍兴二年,湖州王永从等倡刻《思溪圆觉大藏》,……淳熙二年,同地又有人倡刻《资福大藏》。……只有婺州(金华)坊刻的《南丰文粹》、《圣宋文选》、《白文九经》等书,字体瘦劲,别具一格。……从南宋中期直到元明之间,……杭州众安桥一带书铺林立,诗人陈起,自号陈道人,开设的经籍铺,遍刻唐宋人说部书、唐人集和宋人小集。……又有尹氏书籍铺刻《续幽怪录》、《名医蒙求》等书,贾官人经书铺刻《文殊图赞》、《妙法莲花经》等书。……元初又有中瓦子张家书铺刻《唐三藏取经诗话》。这类平话小说,当时杭州坊刻定也不少。……元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刻书,如《文献通考》、《元一统志》、《圣济总录》、《宋》《辽》《金》三史、《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以及余杭南山普宁寺和尚道安等倡刻的《普宁藏》,都是由杭州刻版的。”

建本:”北宋时建阳刊书情况不明。十二世纪初叶后,书肆开业渐多,麻沙崇化两坊书肆……面向广大读者。如刘叔刚刻的《礼记》, 合经、注、疏、释文为一体,代替了越州注疏本和《经典释文》。黄善夫刻的《史记》,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代替了集解索隐合刻本和正义单行本。……同时又适应文人们科场应试和诗文獭祭的需要,建阳书肆出版了许多新型类书,如《事文类聚》、《纪纂渊海》、《山堂考索》、《全芳备祖》、《万卷菁华》、《万宝诗山》、《翰墨全书》。……医卜星相杂书,和日用百科全书,如《家居必用》、《事林广记》,话本小说如《武王伐纣》、《三国志》、《五代史》、《宣和遗事》,那时书肆也大量刊行。入明,建阳书肆的出版品,有增无减。……到十七世纪中叶,这一文化区,才逐渐衰落下去,趋于消灭。”

蜀本:”九世纪末叶,四川成都已有雕版书籍流行。……宋太祖开宝四年,中央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这就是《开宝藏》。……从十一世纪初叶起,这个中心区域逐渐向西南方眉山发展。眉山出版事业,一面走监本路线,把中央政府校印的书籍迅速翻版,如大字本经注和小字本史书,都以监本为蓝本。一面又走大众路线,许多唐宋人的文学作品如李太白、王摩诘的诗歌,苏老泉父子的散文和重要类书的出版,就是明显的例子。……但因遭受宋末元兵焚掠,眉山文化区全部毁灭,所以后代传本较少。”

平水本:“金代雕版中心区域在平水,……大概是北宋亡后汴梁刻工们迁徙过去,逐步发展,到十二世纪中叶才形成的。关于金版,首先要提到《金藏》,……原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字体遒劲,纸质坚韧,可算是早期平水系雕版的代表作。金藏以外,要数1237年 (即蒙古太宗九年)宋德方倡刻的道藏一一《玄都宝藏》,……后为元世祖下令销毁,现今已片纸无存了。平水书肆,又盛刻诸宫调和招贴画,俄国柯兹洛夫曾在甘肃甘州古塔内发现王昭君赵飞燕木刻画和《刘知远传》残本,确系金元之间平水坊本。……晦明轩张氏刻的 《本草》和《通鉴详节》,也是一般性参考用书。……史称蒙古太宗八年,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这正是平水一带刻书的全盛时代。以后重心北移,到十三世纪末叶,才逐渐消沉下去。元时,北京(大都)也是一个出版的中心。”

以上这种条理清晰的讲述,是前此藏书家、版本专家都没有能作出过的。这说明了赵万里这位专家在版本学方面的成熟,同时还应看到如此科学地从事研究,也是时代之所驱使。自然还有不足之处。看这个《展览说明》在“宋金元雕版概况”之后不再讲明清雕版,而只列“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明清活字本”、“木刻画和彩色套印术“,说明仍多少受其时藏书家的观念的影响。在藏书家心目中,宋金元本当然是最可珍贵的,明活字本、清铜活字、磁活字本以及明插图本、彩印本也是竞相搜求的对象,一般的明刻本尤其是清刻本便往往被忽视了。这就致使《展览说明》给明清这一大段刻本留下了空缺。稍后

《中国版刻图录》之宋金元部分虽极美富,而明清转形单薄远不能反映全貌者,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差可告慰的,此后对古籍版本的研究继续在推进,赵万里留下的空缺已基本上得到填补。对明刻本,现在已理清应该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归纳了各自的特征以利鉴别:

(一)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此时期基本上继承元刻,只是平水本入明后又消失了,除建本局守一隅外,几乎都继承元浙本的风格。其中以官刻为主,包括司礼监本、国子监本和地方官刊刻的所谓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家刻、坊刻似欠发达。其特征:(1)字体,都是赵孟頫的字体即所谓“赵体”。(2)版式,都是大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不等。(3)明代到崇祯时才要避皇帝名讳,前期刻本自均不避讳。纸张都用白棉纸,差一点也用黄棉纸。所以过去藏书家通称之为“黑口白棉纸明初本”,当然“明初”二字不够确切,因为到弘治已是明中叶。至于建阳书坊此时刻书还保持元建本风格,用颜真卿字体即所谓“颜体”,但已稍生硬,纸张仍用当地所产竹纸。

(二)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由于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影响,在当时文化最发达的以今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地区,纷纷翻刻仿刻宋本古籍以应需求,从而使明刻本出现了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新面貌。其事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尤以嘉靖时所刻数量多且质量高,从而“嘉靖本”成为专门名词且受后来藏书家重视。这些刻本中以家刻居多,因为这类刊刻本是苏州的文人们倡导起来的。以后又影响到官刻、藩府刻以至坊刻,地区也扩大到江浙以至其他省份。只有文化欠发达的地方还停留在前期的风格上没有变化,司礼监本也是过去的老式样。这种新面貌的嘉靖本包括正德、隆庆本的特征是:(1)字体,仿南宋浙本用欧阳询字体即所谓“欧体”,但较方板整齐而趋向规范化,稍前的正德本一般笔划厚重些,稍后的隆庆本则更为方整而向万历本过渡。(2)版式,仿照南宋浙本作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3)虽不避明讳而有些重刻宋本却照避宋讳。(4)有些有刻工姓名。(5)纸张仍用白棉纸,少数用黄棉纸。建阳书坊此时刻书仍多,但字体撇捺很长,已渐失颜体意味。

(三)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嘉靖本的格局。其事盖始自安徽徽州,吴勉学、吴琯两家刻书首创新风格,以后影响到江浙两省并扩大到其他地区,南北两京国子监的官刻以及藩府刻和其他家刻、坊刻无不改从此风格。其特征是:(1)字体,比嘉靖本更方板,划平竖直,世称“方体字”,今天印刷用的所谓“宋体字”,实际上就沿用了这种字体。(2)版式,版心上方一律白口单鱼尾,书名提到鱼尾之上,鱼尾下只记卷次,版心下方一般白口,少数细黑口,有时在白口处有刻书人书斋名称,多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3)常在每卷卷首所题撰人的次行,题“明XXX校”一行。(4)开始把评点刻在古书上。(5)多有“内封面”,也称“封面”,相当于如今的书名页、扉页。(6)纸张一般用竹纸,黄色易脆易破。此外,万历时还出现一种所谓“写刻本”,是用赵体字但更瘦削流利。万历本以后的天启刻本、崇祯刻本通常都叫“明末刻本”,除仍用万历本的方体字和写刻字体外,在杭州的坊刻本中还使用了另一种瘦长的方体字。建阳书坊此时多刻小说、戏曲和民间通俗用书,字体更为拙率,已走上衰败的末路。

清刻本时代比明刻本近,但把它系统化却比明刻本困难。因为它多数都用方体字,而这种方体字的时代变化极为细微,版式又极不规则,无特征可说。所以只能大体上来个分期,每个时期举出方体字之外用过哪些特殊的字体,有过哪些特殊的风尚。简单地说:从顺治到雍正是前期,流行过点划方劲或软美的写刻本。从乾隆到咸丰是中期,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讲究校勘,出现许多仿宋精刻本。从同治到宣统是后期,受黎庶昌在日本刊刻《古逸丛书》的影响,覆刻宋元本又成为藏书家们的时尚,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才渐见衰歇。这样讲多少理出个头绪,不致使人们面对品类繁多的清刻本有无从措手之苦。

此外,对宋金元本和活字本等也已分析归纳出特征,使从事鉴定者有章法可遵循。凡此在我撰写的《古籍版本学》里均已讲述。

从以上所讲的事实,可以看到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成绩卓著,较之本世纪以前是大有突破的。而其所以能有此突破,自多受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赐。可见学术和其所处的时代是确有关联而不能截然分离,即使看似与时代无关的古文献研究仍是如此。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会怎么样?我想至少有这么几点可以说一说:(1)相信下一个世纪能把本世纪和前此的成果统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而不致开倒车。(2)本世纪还没有把古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这个缺憾相信能在下一个世纪尽早弥补。(3)时代在继续前进,下一个世纪古文献研究的新成就必然会不断涌现;至于涌现点什么,自有待跨世纪人材以及他们的儿孙辈努力,非我之所能预测了。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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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黄永年:百年来的中国古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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