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中国需要宽松的教育环境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7-6,星期一 | 阅读:24

作者:周有光

周有光(1906.1.13——2017.1.14),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

一、孩子没有太重的负担,才能培养兴趣

我自身不断思考的习惯和我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有关系的。我那时的老师非常提倡兴趣,强调没有兴趣,什么东西都学不好。

我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学习,那是一所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图书馆书报杂志很多。老师非常鼓励我们去图书馆广泛阅览,培养兴趣。

另外,老师还教我们怎样阅读。大一时,我们每天去图书馆看报,有一个英国老师跟我们讲每天应该怎么看报。

他说读报是有方法的,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不知道就去查书。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去看报,真的很有收获。以后我把这种方法用在读书、做研究上。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青年周有光

那时老师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兴趣。但兴趣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勉强的。现在的孩子们没有一点自已的空间,兴趣也就没有生长的土壤。

我上的中学、大学都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但我们的学习非常轻松,中学时9点钟才上课,上午只上正课,下午是游艺课。

游艺课包括图画、音乐、写字等内容,不考试不计分数,很轻松。我们那时没有任何家庭辅导。因而我们学得很轻松,也很快乐。

兴趣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太多压力,有很多空闲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

上学时,我就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语言学方面的书籍。

我们那时有些管理制度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从中学开始一定要住校学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出去,这可以使学生集中精力读书、学习,接受教师的教育。

现在大部分学校没有这个条件,学生受外界影响就比较大。

那时的大学是很有贵族味道的。当时我很穷,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姐姐在上海教书,有崇洋思想,希望我到圣约翰读书,但圣约翰的学费很贵。姐姐的同事知道后就把她家里当作财产储存的皮衣当掉,接济我读书。

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一边上学,一边给工部局(当时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构)做翻译。放假就在上海打工。第三年,我在学校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样就应付了学校的费用。

和母亲及家人在一起(右二为周有光)

我觉得那时的教育方法有好的一面,学生有时间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有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现在的教育给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孩子没有自己的时间。

现在清华、北大都在慢慢地改,走出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二、中国需要宽松的教育环境

小学、中学不能学得太多,要给孩子们时间玩。

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才会去思考。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山秀先生,他为开阔我们的视野,不断给我们灌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经常请名人来校讲演。

他是一个语文老师,那时的教材是文言,但他提倡白话文,介绍好的白话文章给我们看。

那时中学小学有许多很优秀的老师,我的老师让我们平时觉得很轻松。

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

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

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

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

语文改革也是如此。语文改革是语文自身发展的必然,不是人为的、简单的事件。

20世纪50年代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天搞拼音方案就不一定能成功,因为目前存在一种复古思潮;在文革期间也不行,因为那样就会被批为洋奴。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周有光在英国剑桥

我的曾外孙6岁从美国回来,在看英文的福尔摩斯。他们不评什么“三好学生”,认为评等级排队会使其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老师并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回家后没有作业。读书都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

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与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

我在中学时,每学期也要考试排队,平时则没有,老师也不会处分成绩差的学生,不会看不起他们。

处分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会压抑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完善人格的发展。

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说:

我们培养学生,要使文科学生了解理科,理科学生欣赏文科;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教育。

这同我们提倡的全面发展相近。

比较前苏联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前苏联是培养专家,出来就是很好的工程师;美国不去培养高级工程师,但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很大。

现在,对于两种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是清楚的。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三、通识教育要培养基础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我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

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

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

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很好的应用英文了,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达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了。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

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还是没有知识。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

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太大困难。

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

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周耀为周有光原名。光华大学前身为圣约翰大学,二十年代爆发五卅惨案,学校反对学生游行,于是大批师生自立门户,成立光华大学

四、人才的产生,还得靠兴趣

是实行专才教育还是通才教育,教育界曾有长期争论,现在倾向培养通才基础上的专才。现在中小学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学校倡导英才教育,提倡培养精英人才、领袖人物。

你有什么资格培养领袖人才?领袖人才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不是学校教育能够培养的。

中学阶段应该给学生兴趣培养提供机会,你给他灌输东西,脑子装得满满的,他就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兴趣去学东西了。

沈从文早年很穷,没有老师指导,小学都没有毕业,他的学问是自学来的。他自己说是“乡巴佬进京”,谁理他?他写的小说像法国小说,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译小说学会的,这完全凭兴趣。有人看小说,看到半夜还不休息,是因为有兴趣。

三连襟,右起周有光、沈从文、顾传玠

中小学是打基础的阶段,其中国文是基础,最重要;英文也是基础,要拿起来就能写。中文学好不在于教师教了多少,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通过大量阅读就学好了。

五、现在的教育要学会容纳两种文化

有许多人笼统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是不对的。

你要谈文化,首先要知道世界文化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

我认为,现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实际包含两部分:

一是国际现代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部分是现代整个世界文化的共同部分,是文化的主要方面;

二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包括本国的文史哲,包括本国的宗教、艺术,具有本国特色的。

笼统讲东方、西方文化为什么不对?西欧文化和美国文化放在一起才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含西亚、南亚和东亚文化。中国是三个“东方”之一,有自己的传统文化。

我比较了三所大学课程,中国今天有名大学的课程主要来自欧美,3/4是外国的,物理、数学、化学是外国的,是国际现代文化,1/4是国内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缩小,国际现代文化在扩大。

我们现在处于双文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既有国际现代文化,又有本国传统文化。

一个人也一样,可以容纳两种文化,并不矛盾。我既能听昆曲,又能听现代音乐,因为人本身就是矛盾的。西方宗教是信上帝的,科学是反宗教的,两者矛盾,但我知道很多生物学家都去作礼拜,信上帝。

最后,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总是在进步,后人超过前人的;要多动脑,多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来源: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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