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给父亲的信(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8-8,星期六 | 阅读:19

编者按:本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转自“马克思主义文库”,在此鸣谢!

亲爱的父亲:

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象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

在这样的转变时机,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象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个人在这样的时机是富于抒情的,因为每一变化,既是绝笔,又是新的伟大诗篇——它力图使辉煌的、仍然融合在一起的色彩具有持久的形式——的序曲。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一度经历过的东西建立起纪念碑,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感情上重新获得它在行动上已失去的地位。不过对于我们经历过的东西来说,哪里有比父母的心这个最仁慈的法官、这个最体贴的至友、这个爱的太阳——它以自己的火焰来温暖我们愿望的最隐秘的中心——更为神圣的珍藏之所!而那些应受责备的坏东西,如果不是作为本质上必然的状态的表现暴露出来,又如何能够得到很好矫正和宽恕呢?至少那种经常倒霉的意外事件和精神迷惘,又如何能够不被责备为心灵的缺陷呢?

所以,当我在这里度过的一年行将结束,回顾一下其间所经历的各种情况,以便回答你,我亲爱的父亲,从埃姆斯寄来的那封极其亲切的信[注:见本卷第866—868页。——编者注]的时候,请允许我象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那样美。

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使诗作不够紧凑,显得松散。

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方面,我读了——不加任何批判地,只是按学生的方式——海奈克齐乌斯和蒂博的著作[3]以及各种文献(例如,我把罗马法全书[4]头两卷译成德文),另一方面,我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5]

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6]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这样那样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三角形使数学家有可能作图和论证;但它仍然不过是空间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发展成任何更高的形式;需要把它同其他某种事物对比,这时它才有了新的位置,而对同一对象采取的不同位置,就给三角形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和真理。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第二部分是法哲学,按照我当时的观点,就是研究成文罗马法中的思想发展,好象成文法在自己的思想发展中(我说的不是在它的纯粹有限的规定中)竟会成为某种跟第一部分所应当研究的法概念的形成不同的东西!

此外,我又把这第二部分分成关于形式法和实体法的学说;其中关于形式法的学说,应当叙述体系在连贯性和联系方面的纯粹形式,它的分类和范围;关于实体法的学说,相反地,则应当叙述体系的内容,说明形式怎样凝缩在自己内容中。这也就是我后来也在冯·萨维尼先生关于占有权的学术著作[7]中发现的那种错误,区别只是萨维尼认为概念的形式规定在于“找到某学说在(制定的)罗马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而实体规定是“罗马人认定与这样规定的概念相联系的成文内容的学说”[8],我则认为形式是概念表述的必要结构,而实体是这些表述的必要性质。错误就在于,我认为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结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实在的形式,而是象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而抽屉后来又被我装上了沙子。

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从哲学上说明法时,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把材料作了其作者至多为了进行肤浅的和表面的分类所能够作出的划分。但这时法的精神和真理消失了。整个法分成契约法和非契约法。为了醒目起见,我冒昧提出了一份包括公法——其形式部分也经过整理——的分类的纲目。

Ⅰ Jus privatum〔私法〕

Ⅱ Jus publicum〔公法〕

Ⅰ. Jus privatum〔私法〕

(a)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b)关于无条件的非契约的私法。

(A)关于有条件的契约的私法

(a)人对人的权利;(b)物权;(c)在物上人对人的权利。

(a)人对人的权利

Ⅰ.有偿契约;Ⅱ.担保性契约;Ⅲ.无偿契约。

Ⅰ.有偿契约

2.组织社团法人契约(societas);3.租雇契约(locatio con-ductio)。

3.Locatio conductio〔租雇契约〕

Ⅰ.就其与operae〔劳务〕的关系来说:

(a)原来意义上的租雇契约(既非指罗马的租赁,亦非指罗马的租佃);

(b)mandatum〔委任〕。

2.就其对usus rei〔物的使用〕的关系来说:

(a)土地:usus fructus〔用益权〕(也非纯粹罗马含意);

(b)房屋:habitatio[注:起初是对自己房屋,后来是对他人房屋的居住权。——编者注]。

Ⅱ.担保性契约

1.仲裁或和解契约;2.保险契约。

Ⅲ.无偿契约

2.认可契约

1.fide jussio〔保证书〕;2.negotiorum gestio〔无因管理〕。

3.赠与契约

1.donatio〔赠与〕;2.gratiae promissum〔示惠许诺〕。

(b)物权

Ⅰ.有偿契约

2.permutatio stricte sic dicta〔严格意义上的互易〕。

1.permutatio〔互易〕本身;2.mutuum(usurae)〔借贷(利息)〕;3.emptio venditio〔买卖〕。

Ⅱ.担保性契约

pignus〔典质〕。

Ⅲ.无偿契约

2.commodatum〔借用〕;3.depositum〔寄存保管〕。

然而,为什么还要连篇累牍地列满我自己后来加以摒弃的东西呢?整个体系贯穿着三分法,叙述得令人厌倦的冗长,而对于罗马概念,为了能把它们塞进我的体系,也随便乱用。但是,另一方面,我因此喜爱这些材料并获得了综览它们的能力——至少是从一定角度来说如此。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9],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

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例如,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10]——并顺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同时我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即根据文法学习英文和意大利文——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成绩,我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年鉴》[11]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浏览而已。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的最后一册笔记中[注:见本卷第569—736页。——编者注],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最后它完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

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象魔杖一击——哎呀!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突然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个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

在作这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忽视了自然、艺术、整个世界,跟朋友们也疏远了。这似乎连我的身体也有反映。一位医生劝我到乡下去,于是我第一次穿过全城到了城门前走向施特拉劳。我并没有想到,虚弱的我,在那里会变得十分健康和强壮。

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

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

我写了一篇将近二十四印张的对话:《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5]。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而且写得非常[……](因为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也几乎想不起它的思路了;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象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象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注:海涅《北海集》(第一集《和平》诗)。——编者注]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

此后不久,我只从事一些正面的研究。我研究了萨维尼论占有权的著作、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克拉麦尔的《论词义》、韦宁-英根海姆关于罗马法全书体系的著作和米伦布鲁赫的《关于罗马法全书的学说》[12],后者我现在还在研究;最后我还研究了劳特巴赫文集[13]中的某些篇章、民事诉讼法、特别是教会法,后者的第一部分,即格拉齐安的《矛盾宗规的协调》,几乎全部在《[法典]大全》中读完了,并且作了摘要;我也研究了附录——朗切洛蒂的《纲要》[14]。后来,我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部分,读完了著名的维鲁拉姆男爵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15],对赖马鲁斯的著作下了很大功夫,我高兴地细读了他的著作《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16]。我还研究了德国法,但是我研究的主要只是法兰克王的敕令和教皇给他们的信。

由于燕妮的病和我的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生病了,这是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的,亲爱的父亲。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我认为我能把它们丢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丝毫没有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

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17],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但是一切声音都安静下来,我陷入了真正的讽刺狂,而这在如此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以后,是很容易发生的。此外又加上燕妮的沉默,而且只要我还没有通过类似《访问》[5]等等拙劣作品来掌握现代主义和现代科学观点,我也安不下心来。

如果我在这里也许没有把上学期的整个情形说清楚,也说得不详细,把所有的细节抹煞了,那就请原谅我,亲爱的父亲,因为我急于想谈我目前的情况。

冯·夏米索先生寄来一封毫无意义的短信,告诉我,“他们感到抱歉,年鉴[18]不能采用我写的作品,因为年鉴早已付印了。”我遗憾地领受了这封信。书商维干德把我的计划寄给销售好乳酪和坏书刊的温德尔公司的代理人施米特博士。今附上他的来信。施米特博士还没有回信。但是我无论如何不放弃这个计划;特别是因为通过大学讲师鲍威尔[注:指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他在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中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鲁滕堡博士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著名美学家都答应撰稿。[19]

至于财政学专业问题,亲爱的父亲,不久前我认识了一位陪审推事施米特汉纳,他劝我第三次法学考试以后,去当一个这方面的法官,这更合我的兴趣,因为我确实认为法学比所有行政科学好。这位先生告诉我,他本人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闵斯德高等地方法院的其他许多人三年就获得陪审推事的头衔。他说,这并不难——当然要努力工作——因为那里所有级别不象柏林和其他地方那样规定得严格。如果当了陪审推事以后又得了博士学位,那么就更有可能得到兼职教授职位。波恩的格特纳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写过一篇平平常常的关于地方立法的文章[20],此外,人们只知道他属于黑格尔法学派。但是,亲爱的、敬爱的父亲,可不可以亲自和你谈谈这一切?爱德华[注:马克思的弟弟爱德华·马克思。——编者注]的健康状况,亲爱的妈妈[注:马克思的妈妈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的病,你的身体欠安——但愿不很严重——所有这些都使我希望,甚至必须立即回到你们那里。如果不是我担心你会不同意、不赞成的话,我已经回去了。

请相信我,我亲爱的父亲,我绝不是出自自私的动机想回去(虽然再见到燕妮我会感到高兴),而是一个我不能说出的念头在推动我回去。对我来说,这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艰难的一步,但是,正如我唯一亲爱的燕妮信中所说,对于完成神圣的天职,所有这些考虑都应当打消。

我请求你,亲爱的父亲,不管你的决定如何,不要把这封信,至少不要把这一页给最亲爱的母亲看,也许,我的突然回家将使这位宽厚的崇高的女性恢复健康。

我寄给妈妈的信,是在接到燕妮的亲切来信以前好久写的;因此,我也许无意地写了许多不完全适当的或者完全不适当的事情[21]。

希望笼罩着我们家庭的阴云慢慢消散,希望我能够和你们同受苦同哭泣,并且也许能够在你们身边证明我这一片深切而真诚的情意和常常表达得不好的无限的爱;希望你,亲爱的、永远敬爱的父亲,在考虑我的不安心情的各种表现时能原谅我,因为常常在心情似乎紊乱的地方,实际上是战斗精神在压抑着它;希望你早日完全康复,以便我能紧紧地拥抱你,向你倾诉我的衷肠。

永远对你敬爱的儿子

卡尔

亲爱的父亲,请原谅我写得潦草,文体又不好。已经快四点了,蜡烛已经燃尽,我的眼睛也模糊了。一种真正焦虑不安的情绪在支配着我,只有在我敬爱的你们身边,才能使焦虑不安的幽灵安静下来。

请向我亲爱的好燕妮致意!她的来信我已经看了十二遍,每一遍我都发现引人入胜的新东西。这是一封在一切方面包括文体在内我所能想象的出自一位妇女之手的最好的信。

附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附录部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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