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略论中国史学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8-28,星期五 | 阅读:24

编者按:本文收入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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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伟大处,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观。如言死生、存亡、成败、得失、利害、祸福、是非、曲直,莫不兼举正反两端,合为一体。其大者则如言天地、动静、阴阳、终始皆是。

今言前后。空间有前后,时间亦有前后。依空间言,眼前面前谓之前,一切行动必向前。倘须向后,则须转身,仍向前。但时间则过去谓之前,未来谓之后。人之一生,自幼到老,乃从未来向过去,始谓之向前。今谓人自幼童向青年,向中年老年,则成为从过去向未来,乃退后,非前进。成为由生到死,过一日则少一日,渐近死,渐离生,岂不成为人生之倒转。

人生贵有积有成。生日积,则幼童成为青年,又由青年积成为中年老年,此之谓寿谓福。人生须多寿多福,待其死则此生已毕,非为由生进到死,乃为其生已尽,变而为死。但生死正反可合,实为一体。在我之前,早已有生。父母即我之前生。由父母生我,我乃父母之新生,父母乃我之旧生。亦可谓父母乃我之前生,我乃父母之后生。使无父母之前之旧,又何来有我之后之新。新旧有如前后,亦正反相合。中国人好言水源木本,木属有生,末不得离其本。水若无生,逝者如斯,一若其流日离其源以去,实则流即其源,无源则无流。故自然日新,而实永恒是一旧。人文亦岂得违于自然,则何可舍其旧,而新是谋。

中国乃一宗法社会,一身小生命之上,尚有一家之大生命。我生以前,有父母祖宗。我生以后,有子孙传世。而旧尤重于新。家则必称旧家,人则必尊老人。人老家旧,中国人则谓之福。

由人生之积而旧,乃有成,乃有史。一人有一人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一国乃有一国之史。以孔子为例,孔子一人有其史,其家亦有史。自孔子迄今,已传七十余世。自孔子以前,尚可推溯以至于商祖契,当亦有数十世。则孔子一家已历四千年以上。其实中国每一人每一家皆然,惟孔子可供作标准之一例。而中国亦已历五千年而长存。

然则人生向前,乃向古老往旧之前,而日积日成。此后未来,胥当向此过去而前进。近人言历史不可变,人生则胥向此不可变而前进,即向此已成之局而前进。在其过程中,则不断有新的发现。祖宗乃一家之旧,子孙则此一家之新。一切新则胥向此旧而前进。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倘无新,则其旧将失去,不得仍为旧。惟中国乃为举世其他民族中之最旧者,历世已五千年以上。即读一部中国史,例证显然矣。

今人乃谓历史乃由旧向新,实则新在后,旧在前,历史与人生皆当向前,不当向后。若向后,则成倒退,乌得谓之前进。今惟当由未来前向过去,不当由过去倒向未来。因过去在前,已显已知,已有定有成,乃有意义与价值。未来则尚隐不知,无定无成,乃无意义价值可言。今一世人则群求鄙弃此已见已知有定有成之有意义与价值者,转身倒向于尚隐不知无定无成无意义与价值之一途而迈进,遂使此世界落实到今日不知明日之悲局,是诚大可浩叹矣。

人之求知,亦惟知其过去之旧,不能知其未来之新。中国史学言鉴古知今,凡其所知于今后者,亦本于其知于前古者,而推以为知。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苟于其前古一切不信不好,则自我创造亦惟无把握冒昧危险之一途,他又何言。

故求深切体会中国民族精神与其文化传统,非治中国史学无以悟入。若如宗教、哲学、文学、科学其他诸端,皆无堪相伯仲,相比拟。

今再以当前浅近处具体言之。今日人生已成为一机械之人生,如电灯自来水种种日常生活,皆赖机械。电脑尤然。非赖机械,人生将无以度日。现在世如此,未来世益然。百年前马克思已倡为唯物史观,此下唯物当转为唯机械。如太空飞行,近人乃谓当以征服太空。其实所能征服者,仅地球附近四围之太空,实亦未能真征服。外此尚有太阳系之太空,尚有不知几千万倍以上之整个自然体之太空,岂当前机械所能征服。当前机械之真所征服者,实乃当前之人生,亦即当前之人心。而人心终有所不甘。人心倘肯甘受机械征服,则核武器之发展当使人类不再有战争。今则一反其道,战争危机更逼前来。今人乃谓未来世向现在世挑战,实则仍是现在世在领导未来世。而举世人心于此终不悟,此因人心已受机械之奴役,人心亦已机械化,而不能再自主。则世界末日,乃机械征服人类。人类消灭,机械亦即告终。庄周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但薪之为火,亦一自然。而人心之创为机械,迄至于今,实已违背了自然。故中国道家乃并求废桔槔,谓其启机心。机心起,则机械自亦随而起。

马克思分当前人类为有产无产两阶级。实则人生不能无产。惟当前人类则凭机械为产,故人类当同分得此机械。马克思之意,亦仅至此而止。但如当前之苏维埃,拥有更多核子武器,则转成为人类之灾祸。此则马克思所不知。就当前论,主杀伐者,如核武器之类当废。主生产者,如电脑、电灯、自来水之类,则可不废,但当有所限制,不当求其无限之发展。当追随于人类之自然生活求发展,不当违反于人类之自然生活求发展。人类生产当求以农工为本,不当以商为本。农工乃系生产,而商业则非生产。故商业乃朝向于农工而前进,非农工朝向于商业而前进。此亦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一分歧处。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类从自然来,仍当重其自然,乃可望旧人类进为新人类。求能立,即立在此自然,即立在此过去与现在中,而始能领导主宰其未来,勿使未来之新来干扰损害毁灭此过去现在之旧。故必先能立,始能不惑。立此旧,始能不惑于一切未来之新。则人类之新,亦以完成此大自然之旧。此之谓一天人,合内外。则有因有革,虽百世而可知矣。

孔子又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须求之于外与未来,所好则在己之一心之当前与过去。求之外与未来,中国人谓之欲。吾之所好,在己心,在当前,在过去,不求自得,中国人谓之性。机械则从欲来,不从好来。人生能从过去世、现在世以直达未来世者,此惟性,性则己之所好。因其性而有革,乃能趋向于更可好者,中国人谓之化。一切变,当在化之中。以所欲,变所好,则变而非化,中国人乃以此为戒。欲而违其性,自毁其旧以求变,变而日新,乃终不见所好,此则人生之悲剧矣。此理甚易见,善读人类已往历史,自能知之。西方人不重历史,此则其大失。近代科学日新,电脑核武器一切机械皆起于欲,非所好。中国人言立言达,立于所好,始能达其更所好,亦惟从其所好而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是也。电脑核武器既非人性所好,非可于此立。非所立,又何所达。核子战争又岂人之所欲达。故现世所将达,乃无人能预言,亦且为人心之所惧。

2

中国人言,人惟求旧,物惟求新,人与物,大体乃有生无生人文与自然之分别所在。生命时间延续,新生命皆从旧生命中开发成长。物无生命,仅占空间,旧物已成,新物则待另制再造。故生命富共通性,而无生物则富分别性。中国人重农,日与生命接触,故中国人观念亦富共通性,生发性。西方人重商,售货牟利,货品多属无生物,故其观念乃多倾向分别性与创造性。

抑且物供人用,如电灯助人视,电话助人听,电脑助人记忆,机器人助人操作,其用处各别,故贵专。生命则一体之内各部相通,又贵与体外相通。中国人言,人为万物之灵,灵即其通之尤者。故其于行为思想知识皆贵通。

语言通达人心,但各地方言可各不同,又难长时间绵延不变。西方有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代诸国语,既无共通性,亦无绵亘性,亦如一物,日创日异,分别日增。其文字即代表其语言,西方文化正可据此推论。中国人则于语言之上更创文字,求其更相通,而更可久。而中国文字乃亦如有生命性。一部《康熙字典》所收字不到五万,而日常通用字亦不到四千,或可更减至一千字,而通用全国已达三四千年之久。新增事物,皆可用旧字配合应用,不烦再造新字。如电灯、电话、电脑、机器人等,一切新器物岂不只用几个旧字即够。现世然,后世亦将仍然。中国之得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文字之用亦有其大贡献。《中庸》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西方直到现代,仅于物上达到车同轨之一阶程。书同文,行同伦,皆非其所有。

中国文字应用,尤贵其在人心观念之相通上。如身家国天下四观念,中国人沿袭承用已达三千年之久。中国古人已知于国之上当有更高一层之抟合,即为天下。当时中国人知识尚不知一亚洲,更何论于五大洲。但此天下一观念,至今仍可承用。西方人则于国之上并无一天下观,至今仍仅有国际观。国与国之间有问题,何从得解决,当前举世大乱即由此。

国与国之间,有共通事,有相互事,非列国分别所能解决。如唐虞时代之洪水为灾,此乃列国共通事,乃共同朝向中央政府,积尧舜禹三帝之力而得解决。又如虞芮相互有争,乃朝向于西伯昌即后世所称之周文王以求解决,所谓虞芮质厥成是也。中国古代于列国诸侯之上有天子,其实天子亦如一诸侯,仅治其王畿之内之本国事。惟为其他诸侯所朝向,乃兼管天下事。惟此一共同所朝向者,亦必历时而变,故言朝代。唐虞夏商周,或禅让,或征诛,有朝即有代。秦以下,中国全国仅一中央政府,但如汉代唐代,皆有代,故中国人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惟尚有天下在其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也。实则中国人之天下观,亦如西方人之社会观。惟西方则社会在一国一政府之下,而中国之所谓天下,则犹在国与政府之上。国有别,而天下可无别。故中国人在野尤尊于在朝,而道统则尤尊于政统,此则非西方人所知。

以现代国际形势论,如举世一百五六十国,果使共同朝向于美国,苏维埃亦仍是一国,仍可处理其国内事。惟遇国际共通事,或相互有争,则由美国为之平定。倘美国不胜任,举世改朝向苏俄,此则另是一代。但美国则仍是一国,仍得处理其国内事。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乃如此。苟能为现世慕效,岂不举世可得和平。中国古人则称之为大同太平世。列国分治,则仅得有小康,不得有大同。故中国于治国之上又有平天下一大道。中国之行同伦,必达之于天下,即《大学》所谓明明德于天下是矣。

春秋末,孔子墨子以下,中国士人尽不守国别观,而均趋于天下观。百家群兴,历两三百年而乃有秦代之统一。西方中古封建时期,有神圣罗马帝国之理想,庶或相近。但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主政教分。中国先秦诸子,则主政教合。故中国开创有秦汉以后之统一,而西方之神圣罗马帝国则终成一空想。至如现代各国知识界,则各抱国别观,均无天下观。苟使无如中国历史上战国一段之演进,则何能由中国唐虞三代之封建政治,走向秦汉以下郡县之大一统制,乃可举世有一最高中央来领导,此即中国人所谓平天下之大道,非今人之所能想望矣。

主要病症,在举世西化,重物而轻人,喜新而厌旧,不知以现在世来宰制未来世,而都求以未来世来改变现在世,本末颠倒,虚实混淆,人尽待之未来之虚,又于何处用力。抑且中国政治必尚礼,礼则本于人之性情,亦富生命性。西方政治重法,法则必仗权力行使,本于外,非可归之内,无生命性。故礼亦心,法亦物。故中国文化可谓之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于生命性之文化。西方则为一种重物轻人之器物化、唯物化,进而为机械化,无生命性。此则其大异处。详研双方史学而可知。

中国史学有所谓鉴古知今,亦即一般学问之所谓温故而知新。朱子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新知即从旧学来,此旧学新知之一贯相承,即自然科学亦不能例外。亦可谓学惟求旧,知惟求新。岂有废弃旧学,乃能开创新知之理。故学必贵有旧传统,而知乃始有新启发,新旧自有其一贯融通处。惟自然科学重在物,史学、人文学重在心。物则重在能分别,心则重在能会通。非通古人之心,焉能知古代之史。故称万物,亦称一心。物称万,故曰物惟求新。心贵一,故曰人惟求旧。万物各别,其会通处则在数学上。人事亦多变,其会通处则在人心之德性上。中国史学重人品观,即人之德性观,此乃其最精邃处。德性则只分高下,并不能分新旧,此一层亦当明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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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事之不完善,胥由人之不完善来,惟事之不完善,须历久始见。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可贵乃在此。

事有外形同,而内情必不同。一人不能独成为一事,必集众多人之情志以成,而其事乃更复杂。亦有单独由一人兴起主持其事,其他人乃无情无志而追随,则其事之意义价值亦只在一二人。要之,事之重要性,常在少数人,不在多数人。中国历史重人,尤重少数人。此乃中国史学一特色。

管仲相齐桓公,霸诸侯。桓公为君,管仲为之臣。然孔子则仅称管仲,曰:”微管仲,我其披发左衽矣。”此为中国史学精神,最值深研。如孔子开门授徒,弟子贤者三十许人,《论语》载其事。孔子之教各不同,诸弟子之学亦各不同,细读《论语》而可知。孔子为中国一大教育家,亦中国历史上一最大人物,而《论语》亦不啻为中国一最有价值之史书。孔子之教,与西方古希腊苏格拉底不同,知此,斯知中西人事不同,而主要则在人不同。今人称孔子与苏格拉底同为一哲学家,斯失之矣。

中国正式第一大史学家,当首推汉代之司马迁。其为《史记》,乃自称上学孔子之《春秋》。其中有深义,当加阐申。最重要者,乃为其重人更重于事。其书自五帝三代起,春秋战国,其往事仅撮其大要,不详记载。如《管晏列传》,有关齐国大事均略,而独叙管晏二人遗闻轶事三数节,非以详其事,乃以见其人。凡其人之事业,则胥从此等小节琐事上树立基础。此正中国文化传统大道精义之所在。孔子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诸葛武侯言:”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寄臣以大任。”中国人认为,细行能慎,始能负天下之大任。马迁此一篇《管晏列传》,近似文学小品,实涵哲学大义。为中国一史学家,又岂止于记载往事而已。

又如战国时,迁书记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见于《战国策》。而如孟尝君门下之冯煖,信陵君门下之侯嬴,平原君门下之毛遂,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遘难得之杰出人才,然世人亦仅知有孟尝、信陵、平原而已。自经迁书之详载,乃知孟尝、信陵、平原之得为孟尝、信陵、平原,其背后乃大有人在。此乃一番绝大提示,绝大指点。使处亲贵之位,而欲有所作为,当先知其所用心,而岂广揽宾客,餍其饮食群居之所欲,而即能有所成就。

迁书所详,乃在汉初开国以后。其先刘项相争数年,军事胜败,寥寥几行字即尽。然于项王沛公之为人,性情隐微,则钩划如见其肺腑。而于两人之部下,则叙述尤备。项王部下,仅范增一人而不能用。沛公部下,则有如张良、萧何、韩信,又其次如陈平、曹参、樊哙,更其次以至黥布、彭越、陆贾、叔孙通等,开国功臣,迁书详者,不下二十人。其各人之性情才智行为功业,可谓备矣。当知汉祖开国,非汉祖一人之事,乃其一集团二三十人之事。至于开国之大业已成,分封功臣,不再详载。西方晚近始有史书,仅只记事。中国史起源甚早,又必详其事之成败所由。其所由则尽在人。一事之成乃有不尽于一人者。并有无其事,而许其人,则犹见中国史学之深义。

即如秦始皇帝,其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其事亦不在秦始皇帝一人,抑且亦不始于秦始皇帝之时,而尚远在其前。细读马迁书亦可知。今人则误谓秦祚始于秦皇一人,汉祚始于汉祖一人,则秦皇汉祖,宜可专制全国而有余。此亦不细读史书之误。汉祖之得天下,一曰不嗜杀人,又一曰善用人。而迁书之传项王,则有三大事,一曰邯郸之战,一曰鸿门之宴,又一曰垓下之围,以及乌江之自刎。项王为人可爱处,实多于沛公。此又见中国史取人之宏,与其教人之深。而迁书此等处,遂成为千古妙文。中国文学善于写人,故一部良史,同时必是一部好文学。不通人生,则无以读中国之文史。能通文史,始乃得为中国之通人。秦汉以下中国之学,即谓之乃文史之学,亦无不可。而司马迁之大功不可没矣。

又秦末群雄竞起,论其事,则陈胜、吴广最先发难。然迁书未加重视,亦非以成败论人。田横身败流亡海上,应汉祖召,骤站自刎,在汉初开国史上可谓无影响。其随亡者五百人,则更无姓名可考。秦末汉初之际,死者千千万万,迁书乃独详田横及其宾客五百人,成为千古文学佳话。此下一部中国二十五史,类此者不绝。若果以今人之史学眼光加以衡量,则此等无关历史大局之记载,岂不认为繁文琐节,滥充篇幅乎。

继马迁,有班固作《汉书》。断代为史,又中国史学一大进步。自古无不亡之王朝。后一代起,为前一代作史,盖棺论定,语无忌讳。而历代新王,亦许其如此,是亦心知其子孙之不得永有其国矣。此亦中国史学一特有精神所在。班书有李广、苏建传,实为李陵、苏武合传,上承马迁魏其、武安等诸合传来。同一时同一事,而参加之人不同,人与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从此等处显。李陵以八千步卒当匈奴五万骑,可谓不世出之将才矣。苏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门以回赐相比,又以赐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为不能是。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而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

自唐杜佑作《通典》,于断代史之外,又有通史。此又为中国史学一大进步。《通典》为书,即从马班之书志来,取材相同,用意大别。朝代易,而制度相承,此亦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也。孔子言:”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又言三代因革,而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孔子此意,为后代史学家所承袭。故治儒家言,必读《论语》,又必读马班杜氏书。否则无以为通儒,亦无以治史学。

南宋郑樵继杜佑作《通志》,扩大为二十略。又为中国史学一大进步。马班之书重人,杜氏之书则重事,然亦非一般人之所谓事。至郑樵,则不啻欲为一部文化史,尽包一切人文而通之。然传统重人不重事之见解,固犹保守无失,亦可谓大而化之矣。清初顾炎武有《日知录》,其书包容广大,亦即史学。非写史,乃论史,而亦寓有郑樵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一书,亦足为天下兴亡负责。亦可谓马班杜郑之书,亦莫不为天下兴亡负责。能知此意,乃能知中国之史学。

施耐庵《水浒传》,亦可谓师法马迁。忠义堂一百零八位好汉,尤其是三十六天罡,性情各别,才智互异,而宋江独不见有奇才异能之表现。其高踞忠义堂之首席,乃为沛公型,非项王型。一百八人外,先之以王进一人,神龙见首不见尾,亦迁书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之遗意。但就中国人传统心情言,读其书,虽亦情节动人,终嫌其事出虚构,不真实。中国人喜脚踏实地,在实情实节上下工夫,此即《中庸》之所谓诚,孟子之所谓有诸己之谓信。空议论,假故事,中国人向不重视。金圣叹力赞此书,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之著作同称为才子书。然庄屈马杜终不得仅目其人为才子。《水浒传》亦终不列入为中国文学之正统。《西厢记》则仅儿女私情,更不能与水浒忠义堂相比,不待论。而圣叹之言,亦终不为此下学人所共认。此乃有关民族性情大纲,自诚明,自明诚,主要先在一诚字。而诚又须合内外。耐庵此书,纵谓其亦诚于心,但不能诚于事,所以亦终成为小说家言。

抑且耐庵此书,纵谓其能教乱世,但终亦不能教治世。传之江湖山林,不能传之廊庙官署。感于草莽,不能同感之于衣冠。其书成于元明之际,而明祚一统,其书终见不适。于是罗贯中即继之有《三国演义》之问世。全本三国实事,然为通俗,求取大众爱好,则情节不得不有委曲。如曹操,兼擅政治、军事、文学,为一时代杰出人物。而广揽人才,尤为难能。其善待关羽,更可见。荀彧至晚年始离异。操之立意欲为周文王,必待其子始受汉禅。但终谥为武帝,其子丕乃谥文帝。即此小节,可见中国乱世亦与其他民族之乱世有不同,故广土众民,得绵延五千年不绝。试读曹操之《述志令》,此亦见吾民族之传统性情,惟诚伪有辨而已。杜甫诗”将军魏武之子孙”,则操之为人,唐代犹见尊。司马光《资治通鉴》,亦仍以正统归之魏。朱子《通鉴纲目》,始有魏蜀正统之争。然朱子书法,自谓乃慕效曹操,则操之为人,即就理学大儒言,亦尚不深嫉。《三国演义》出,曹操乃成一不足挂齿之乱世奸雄,一无是处,则又何以处曹操手下之群才。诸葛亮一生谨慎,而演义中之诸葛,则纶巾羽扇,俨是神仙人物。其于鲁肃、周瑜,又尽失其真。当时三国之所以得成为三国者,演义书中皆失之。而关羽则以演义一书出,社会群尊为武圣,其地位尚在岳武穆之上。然论三国真史迹,关羽不能遵诸葛东和吴、北拒魏之外交大政方针,三国形势起了大变动,此皆演义一书无当史实之大者。其实《演义》一书,亦承朱子争魏蜀正统一意见来,与《水浒传》同为效忠教义之书,无失儒家大传统。然中国人为学,最贵在通。《演义》违背史实,亦终为小说家言,宜亦不得列入文学之正统。

史学明与文学有别。然如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书,中国治文学者必所诵习。曾国藩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编为《经史百家杂钞》,则中国之经史百家,尽皆文学也。其为《圣哲画像记》,虽寥寥一短篇,然所列圣哲,则已尽包容了经史百家之学。而更要者,为学必志于圣哲。曾国藩乃一文学家,其人则亦如曹操之政治、军事、文学皆所兼擅。与诸葛亮、王守仁亦相类似。而曹操为人与此三人比,则判若天壤,绝不可以相提而并论。则中国史学之重人不重事,即此亦见其大义之所在。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此非为纣申冤,乃重其上下流之辨。流言其品德,但亦可言其趋向。曹操为人,亦终易教人趋于下流,是以亦众恶皆归之。故中国人之为人为学,主要在辨其高下,辨其诚伪,辨其流,亦必明其统。如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读者之心亦每易趋于下流,不易登入上流,故亦终不得为文学之正统。

今人则据西方人意见,史学重事,文学则重在其能通俗大众化,故小说戏剧乃成文学正统,而不知其弊。欲专意为一文学家,则可尽摒经史百家于不顾,鄙圣哲而不为。人之为学,虽固为己,亦当为人,为后世,而岂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而又争惟此乃始为正统。不以事论,而以心论,心即其为人之主。中国人之为人为学,自亦有未可厚非之处矣。国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

然而中国史学,此下终当有所变。惟求变而当不失其大统。人才众起,列传一体势难网罗,此一也。事态复杂,端绪繁,曲折多,马班之书与志,杜佑之通典,郑樵之二十略,皆难详尽,此二也。已无朝代之更迭,写史何始何终,此三矣。是则中国旧史体例已不能守,如何成新史,此须有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创为新例,有如司马迁其人者出。或有三数人出,分工合作,以共创此新体,而已非一人之力之所能为。此皆非当前之所能预知。然当会通群学以创成为新史学,仍当重人,又当重其人之性情,则旧史学之大统所在,宜当善守之而弗失。此则仍当揭举以为新史学之纲领与宗主,可无疑义。姑悬余言,企以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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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曾谓历史记载人事,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国史重人尤重于其事。一美国史学家当面质询,果使其人为历史人物,则其事又岂得见于史。余答,此乃中西双方历史一大不同处。中国史籍中,更多非历史人物,有超出于历史人物之上者。此非细读中国史,无以知之。

今姑举一例,如近代平剧中有韩玉娘其人,乃载入《明史》及《新元史》,然实为一不知姓名之女性。近人造为平剧,乃姑以称之为韩玉娘而已。此人之不得为历史人物即可见。中国史学此一端,当值深论。

即如中国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从无知者。西方史学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谁始用石用铁,则可不论,惟知其时代之为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则已。中国人则不称巢居时代火食时代,而必特举一人以为此时代之创始,此即中国史学重人尤更重于事之一证。

中国人论人,则必分好坏善恶,即君子小人贤奸之辨。善人君子贤人固得见于史,而小人奸恶亦得入史。如夏商两代,禹汤固必详,而桀纣亦必及。其他帝王,或仅存其名,或并其名而不载。近代人重多数,其实一部美国史,开国以来两百年,总统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详者何啻亿万倍。是西方史学亦重少数,惟贤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为意。

人分贤奸,斯事有褒贬。褒贬乃成中国史学之要纲。未有不分贤奸,不加褒贬之史学。史之褒贬,亦不始于孔子之作《春秋》。齐崔杼弑其君,齐史臣执笔直书,而见诛。其弟承袭史官位,又续书,又见诛。第三弟再续书,乃免。有史臣在野者,闻其事而来,则史笔已定矣。当时列国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职世袭。周之东迁,天子声威扫地以尽,而史官守职,执笔直书,置身家死生于度外,有如齐史之所为者。其实齐君亦非崔杼亲杀,而终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此乃中国传统史学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然当时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见,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孔子非任史职,乃因鲁旧史作为《春秋》,褒则褒,贬则贬,游夏不能赞一辞。此可谓由孔子之《春秋》而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矣。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岂孔子之自我创造乎。

今试舍《春秋》而读《左传》,此乃集合当时两百四十年列国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记载,而汇以成书。而其人物之贤奸,人事之褒贬,亦已至详具备矣。孔子当亦对此等材料,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继《左传》又有《国语》,有《战国策》,此等书皆不知出于何人之手,惟知其决不出于一人之手而已。然而所载人物多无职无位,而贤奸褒贬,则既详且备。其事则亦多无关于君国之大,此皆中国史学精神民族精神之随时随人而流露,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有。近代国人读之,则曰此乃封建社会事。如读崔杼弑其君,则谓此乃专制政治下尊君观念之表现。则试问何以在封建社会之上犹得有专制政治。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

西汉司马迁作为《史记》,乃取法于孔子之《春秋》,其记事多采之《左传》《国语》《国策》诸书,而有取舍,又有增益,兹不论。姑论其载楚汉之际,乃及西汉开国后事,则所略而不备者多矣,而乃特载田横其人与其事,此亦特见中国之史学精神民族精神处。至于汉之立国,是否为一帝国,汉之为政,是否为帝王专制,此皆可据迁书而论定。今人则必依据西方史学观念与成语来加之中国史,则迁书亦可束高阁矣。

余于中国史学重人物,既多论列,然犹有不尽于是者,试再加申论。

中国人死,骨肉埋于土,立一木为神主,期死者魂气之常驻。祭之拜之,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木偶陪葬,孔子则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恶其薄生人以为死人也。古埃及为木乃伊,藏金字塔中,重得复生与否可不论,其尸其塔则历千古而常在。希腊人雕石为女形,藏之大建筑中。建筑雕刻长存,斯止矣。人生之安与其美则似转不深求。中国之诗则曰:”窈窕淑女。”窈窕安于幽居,斯美矣,不在其体貌与宅第。此即中国重人西方重事之又一证。

《战国策》苏代告孟尝君,有土偶人木偶人之喻。《史记》《说苑》皆载之。堆土为人,无伤土质,雨淋仍为土,亦仍得堆为人。雕木梗为人,已伤木质,或遭打击焚烧流荡,此木梗将失所归,亦将失其为木梗。以历史言,中国史如一土偶人,西洋史则如一木偶人。唐虞夏商周下及宋元明清,朝代兴亡,中国则仍为一中国,中国人亦仍为一中国人,故中国历史乃有其共同性。西洋史则惟见分别性,希腊各城邦,即各自分别。雅典人、斯巴达人即互不同。罗马继起,更有别于希腊人。现代国家兴起,又更有异于罗马人。尤如英法德意,大小各国,亦各相异。中国史同为一块泥土,西洋史则各别各成一条木梗。

中国人重在人群中做人,再由人来做事。西洋人则在做事上来做人,在人群中乃看重个人主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学则学于人,教亦教于人。而所学所教,则即此人群中相互共同所应有之忠信之德。老子亦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在人群中做人,为人与人,而仍能己愈有己愈多,亦即见群己之一体。西洋人重事,而他人则为之工具,为之奴役,或为之牺牲。工商业之发展,宁非如此。

即如宗教,教徒与教外人别,新旧教牧师与神父亦有别。政治严权位之别,社会严贫富之别。故西方有宗教战争,有民主革命,有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裂斗争。即如学术,科学哲学文学美学,事业分,人亦别。牛顿与康德远相异,莎士比亚与贝多芬大不同,人为事缚,乃不见有人类德性之大同。

至晚近世,学术益分益细,而史学与政治学两项乃终不占西方学术中之重要地位。政治家多从人事出,绝少从其专治政治学来。而史学则仅记往事,又若与当前实际人事无关。在中国学术界,则政治学史学正为一切学问中心主要两项目。孔子即为其代表。中国人言学以成家,乃指其上有师承,下有传人,如一家之相承,仍指其共通性,与西方之个人各业相别各成一专家大不同。故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乃可由一人兼而通之。如此宋欧阳修,即其例。经史则其学,子集则以教,而治平大道则为其总目标。故中国学与西方异,人则亦异,而史亦异。欲治中国史,不通其人其学,则一堆往事尚何意义价值之有。

人从天来,今从古来,故司马迁作为《史记》乃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西方宗教科学哲学亦若为求通天人,西方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则亦若求通古今之变,但岂能囊括而无遗。故中国之史学乃为集大成之学,而人为之本。圣贤豪杰,亦即集为人之大成。

中国人重为人。惟有人,始有事。不成人,何成事。故中国人于事,每主退不主进。如孔子,甚为鲁哀公季孙氏所重视,苟能相与,和衷共济,于鲁国当时之政,必当有所成。但孔子之为人则必将由此而有损,则其所成亦不能大。孔子退而去鲁,遂完成孔子之为人,而其影响及于后世,则有胜于尧舜文王周公之上者。亦可谓非知孔子,则无以知中国史。非知中国史,亦无以知孔子。其他历史人物皆然,惟有其正反损益广狭久暂之不同而已。读西洋史,则当从其一事一事论,不得从一人一人论。希腊罗马迭兴迭亡,此为事。周公起,孔子继生继起,此为人。人存政举,人亡政熄。亦可谓其人存其史举,其人亡其史熄。惟治中国史,乃能明其义。近代国人群慕西方事,尽鄙中国人。不幸而世界第三次大战续发,核子武器逞威,一部中国史庶可获我国人之重加反省,此诚无可奈何之事矣。

(三)

1

《易·系辞》言:”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是而已者也。”朱子注《大学》:”物,犹事也。”中国人每事物连言,物上必有事,事中必有物。如人生食衣住行,食则五谷百蔬,鸡鱼猪羊。衣则蚕桑丝织,麻布棉裘。住则洞幕巢宅。行则车马桴筏。岂不皆因物见事。即至近代,电灯电话电脑,凡属科学发明皆然。此即《易》之所谓开物成务也。近代国人群尊《易》为一部哲学书,但《易》书中亦多言及科学。中国学术传统,本无哲学科学之分,即《易》之一书而可见。

《易·系辞》又言:”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神物连言,天地亦神亦物,亦以供民用。是西方宗教,以《易》书言,亦与哲学科学融成一体。《系辞》又言:”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神属宗教信仰,然如《易》言,则电灯电话电脑皆可谓之神,则科学岂不与宗教相通。《系辞》又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并言,亦属一体。形上形下为两端,而形为之中心,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舍其形,又何以见形而上之道。故言事则必言物,言器则必言道。犹之言天则必言地,言德则必言业。形上形下,则必通而言之,以见其为一体,则哲学科学岂不亦相通。近代国人乃以形而上三字译西方之哲学。但如牛顿之万有引力,此乃西方科学上一大发明,亦即形而上者。万有乃其形而下。万有引力即由形而下见形而上。无此万有,即不见此引力。故引力即属天、属神。自中国人观念言,亦科学哲学宗教同可会通合一之一例。故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无此三者之分门而别类。

近人又分自然与人文。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孔子只言人文,不及自然。《论语》又言:”子不语怪力乱神。”神亦为孔子所不言,是孔子亦不言及宗教信仰。庄周道家喜言自然。《易》之为书,则兼儒道以为言。庄周言:”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乃一物,属形而下。火犹道,属形而上。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即在此无穷变化中见道。火只是一燃烧,一作用,一业。薪能为火,乃薪之性。则庄周此番话,可演绎成宗教哲学科学三方面,而庄周则会通言之。

《系辞》又言:”神以知来,知之藏往。”又以神知连言。但此神字,已非孔子所不语之神。今人慕效西方,竞言知识,实则知识仅以藏往。往乃已然之物。即如电灯电话电脑,皆就已然物中发现其性能,而加以利用,则科学知识亦仅藏往而已。人类使用电灯电话电脑后,其后影响于人生者,则科学家亦不详加计及。如核武器可以大量杀人,当前是否将有美苏核武器大战,则其事岂不亦为美苏人所不知。果使有核武器大战,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究竟孰存孰毁,抑两者俱灭,岂不仍为全世界人类所不知。孔子曰:”如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是孔子乃《易·系辞》所谓知来之神矣。

《易·系辞》又言:”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方静而圆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形象。蓍则运用数字之变以为占。数无定形,又易变,故蓍属圆,卦属方。中国人言天圆地方,然天地和合成为一体。蓍动卦静,非有卦,则蓍亦无所用,故蓍与卦亦和合成一体,则神与知亦当和合成一体。非藏往之知,亦无以见知来之神。今亦可谓西方科学亦方以知,宗教则圆而神。苟以易道言,则宗教科学岂不仍可和合成为一体。而西方则此二者显相分别,形成对立。

西方人重具体现实,故重于知,而忽于神。科学勿论,即其哲学亦重知,不言神。所谓经验主义,固重藏往。即所谓理想主义,亦只在具体现实上提出一理想来求改造,而于其将来之演变,则仍所忽。故西方人重空间向外之扩大,不重时间向后之绵延。中国人言世界,世乃时间,界则空间,时空和合为一体。近代西方始有四度空间之说。即言宗教,上帝、天堂、灵魂,实皆言空间,并不涵时间义,亦即无变动义,只此一静定之具体存在而已。故其宗教信仰,亦只是一种方以知,而非中国人所谓之圆而神。

西方哲学,古代柏拉图言理想国,乃就当时现实情况加进其一番理想之改革。但此理想国实现,则当永远是此一理想国,再不有变。近世如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亦就当前提出一理想。但此下亦永远是一共产世界,再不有变。可见西方人之哲学思想,实一静定性,不涵时间性。一如宗教上之上帝天堂,永只如此。

中国孔孟庄老言道则必有变,但变中又必有常,有时间性之绵延乃可联贯会通而成为一传统。《中庸》《易传》则又会通儒道而更有变,但仍不失其传统。《易·系辞》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天地万物只是一化,于此一化中加以裁割,乃见为变。如人之自幼而老,同是一生命之化,加以裁割,乃见为幼年中年老年。而西方人则谓幼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过分重视其分别性,不再注意其联贯性、融通性、共同性,则有变而无化。故西方之宗教科学哲学,虽分别为三大项,但有一共同精神,即各顾当前,不计将来。凡其观念苟有成立,皆求不变。如上帝天堂,永是此上帝天堂。如柏拉图思想,则永是一套柏拉图思想。倘有变,则如亚里斯多德所谓”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故亚里斯多德则另有一套思想,而不再是柏拉图思想。当前科学发明如电脑机器人核子武器,各是一套。倘别有发明,则又是另一套。故西方科学哲学虽多变,实亦一如宗教,皆求其不变。换言之,即不存有时间观。即如文学中之小说戏剧,艺术中之雕刻绘画,亦莫不然。每一成立,即是一永恒,即是一无变,埃及金字塔可作为代表。故西方人好言变,即因其不知变。西方人言变,则必是另一套,无中国人之所谓化。化则同一存在,而有时间性。变则在同一存在中各自相异,其相互间无和合无联贯、无时间性。故西方独无史学。西方史学之起,乃近代事。因史学最富时间性,虽历变而仍有其联贫胜,依然是一体。而西方人则缺此观念。中国史学之兴起乃甚早,并最盛行。

《易·系辞》又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草木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系辞》此章,在论史学,而有甚深妙意,有待阐申。《易·系辞》言中国史始于庖牺氏。而庖牺氏之所得,即一套哲学,即今人之所谓宇宙论,而极近于宗教,又兼包科学。融通此哲学宗教科学三者,而开始有人类史。人类即处天地万物中,不通于天地万物,又何得有人类及其历史。而自庖牺氏以下,述中国历史演进,又更偏重于科学一面,即上引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也。舍却物与器,舍却人生各事务,又何有所谓道。舍却道,又何有历史之演进。而述及黄帝尧舜,中国史已形成,有其不败之基础。而《易·系辞》所述,则依然仍在一套哲学观念上。而此一套哲学观念,又依然上通宗教,下通科学。此下述及其他之变,又依然详于开物成务之科学方面。

2

其实先于《易·系辞》,已有战国时之阴阳家言。阴家亦会通儒道两家以为言。主五德终始,以尧舜三代历史演进配合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运行。此又中国古人会通宗教哲学科学三项以成其历史观念之一证。

下及西汉,司马迁遂为中国此下史学所宗。其著史之意,自称乃求”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两语,亦可谓囊括中国史学大义而得其要矣。有人道,有天道。但人道不能违逆于天道,否则无以长存于天地间。人道乃自天道演出,明天人之际,即求明自然与人文天道与人道之异同分际也。明天人之分际,乃可以通古今之变。纵有变,而仍有其不变者存,故曰”鉴古知今”。此为中国史学之大纲领所在。

司马迁《史记》,除本纪世家列传及诸表外,尚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书。首为礼书,礼即中国人会通天地万物与人类和合为一之一种具体表现,亦即宗教科学哲学之会通,而见之人生,融为一体。《大学》一篇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目,其书亦收入《小戴礼记》中。此下凡史书无不言及礼。直至清代,有秦蕙田之《五礼通考》。此下治礼有得者,直至清末,不绝其人。故不通礼,无以明中国之文化,亦无以治中国史。但今国人慕效西化,言及中国古礼,不斥为迷信,则归之专制政治与封建社会之两项。而传统之礼,在今全国上下亦将扫地以尽。今日国人好言大同,此两字见《小戴礼记》之《礼运篇》。非礼之运行,又何道得臻于大同。今日国人之所谓大同,乃指中国之全盘西化,尽废中国人,以追随西洋史,乃所谓以进大同也。然即观当前世界形势,其离大同之境,岂不过为辽绝乎。

次为《乐书》。中国礼乐合言。今日国人则谓礼以拘束人,乐则供人娱乐。则中国传统乃以供人娱乐者来拘束人,其中涵义亦值深究。

次曰《律书》。乐必有律,五声十二律是也。法律之律,即从此引申而来。若礼即为法,则中国法律即从礼乐引申而来。此一涵义,亦值深究。

次曰《历书》。四时运行有其律,即历也。政府注意明历,本为民间农事,故曰”授民以时”。中国人之重时观念,即为农业民族一特征。而中国历史上之一统,即表现在历法之所谓奉正朔。有夏历、殷历、周历,孔子曰:”行夏之时。”而孟子则尊孔子为圣之时者。孔子既言行夏之时,又言”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孔子虽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古亦有变,所信所好亦有选择。《易·系辞》言”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辂与冕皆形而下之器。历法既定,与人共知,此亦形而下。孔子又言,夏礼殷礼周礼各有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礼既定,使人共遵,此亦形而下,亦即器矣。惟器必在道之中,道亦必在器之中。《易·系》所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也”。故中国史学有其形而下,器物礼法皆是。同时即有其形而上,司马迁所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则是矣。而孔子实已先之。司马作《史记》,即承孔子作《春秋》来。而孔子作《春秋》,亦即承周公之制礼作乐来。治史即所以治道,明史亦即以明道,岂徒诵往事之谓史乎。

时之一字,极融通,极规律。治历学必先通数学。《易》书有两要项,一曰象,一曰数。《系辞》所谓”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即象数之别也。西方科学以数学为本。几何学则为象。宋儒周濂溪《易通书》《太极图说》,偏重象。邵康节治《易》偏重数,乃以其数学来考定古史年代。其流如推背图等,不得谓非夹杂以许多迷信,但数学与时间观,其在中国文化传统及史学中,极占重要地位,此亦一证。

又次为《天官书》。掌历亦天官。政府中设天官,则宗教科学岂不尽纳入行政范围内。史官亦属天官下。以中国古代行政机构,较之同时其他民族,诚可谓大巫之与小巫矣。

次则《封禅》。如登泰山、祭天地,则由天以及地,为一国之大礼,即政治大统所在。此等制度,亦有其用意。

又次为《河渠书》。中国以农立国,故治水为民族一大业。自大禹以来,历代奉为一大政。清初胡渭之《禹贡锥指》,特举其要略而已。此可见科学在中国行政系统中之地位。

最后曰《平准书》,则专关经济。中国人非不知经济之重要,而司马迁列之八书之末,而以礼为之始,其义深长矣。

班固《汉书》易《史记》八书为十志,曰历法,曰礼乐,曰刑法,曰食货,曰郊祀,曰天文,曰五行,曰地理,曰沟洫,曰艺文。大意一本之史迁,而以历法为先,礼乐为次。又改律书为刑法,又以食货为第四位,其皆不如迁书之寓义深远。惟增地理艺文两志,则极为重要,后世莫能废。

此下二十五史有志与书,不详论。而南宋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则更为详备,尤见杰出。首为《氏族略》。中国乃一氏族社会,氏族观念为中国人生之大系统,文化之大本源,亦并世诸民族中最特异最杰出之一端。近代国人惟慕西化,氏族观念沦胥已尽,而五千年社会习俗,则仍有留存。求变求新,其难如是,亦足深慨矣。

次曰《六书略》。中国文字与语言分歧。中国民族之可大可久,其文字亦有功。汉初以《论语》《孝经》《尔雅》三书为小学必读书。孝为氏族之本,尔雅为识字之要。东汉许慎为《说文》一书,其学术地位乃与郑玄之括囊群经相抗衡。郑樵二十略,首举《氏族》《六书》两略,可见其史识之深远。今人又以西化为尚,重语言,轻文字,提倡白话,甚至倡废止汉字,改为罗马拼音,并以中国文字为不科学。然中国文字终亦仍存。鉴古可以知今,此乃中国史学中一绝大意义,五千年传统,又岂能一旦废绝。则诚中国一甚大悲剧矣。

第三略曰《七音》。余尝谓中国科学艺术化,又谓道德亦艺术化。而音之一门,尤为中国艺术中之最上乘。郑樵以《七音》继《氏族》《六书》为二十略中之最先三略,其史识深远,更难阐寻。

其次为《天文》、《地理》、《都邑》,又次为《礼》为《谥》为《器服》,又次为《乐》。郑樵以礼乐次天文地理之后,与史迁用意又别。而礼之中有器服,则科学制造亦为礼,亦为道。又添谥之一目,更见中国礼之深意。孝乃私德,死而有谥,则为公道。谥成康,或谥幽厉,非继统承嗣之君所能主。礼之有谥,即孔子《春秋》之有褒贬。韩愈言”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史岂仅记载人事,亦即此可知。

其次为《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皆政事之大者。更次则为《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皆为班氏《艺文》一志之展扩。北宋欧阳修为一史学大家,早于此三略特加注意。清儒之学,尤于此三略有发明。而《图谱》一略,更属重要。即如家谱一项,亦为中国史学一大流。次为《灾祥》,承班氏《五行志》而来。天之变有其义,应其变亦有道。变属天,应变属人。即如当前有空气污染水污染,乃人文社会事,岂专属科学家事。而中国五行家言之属于史学,则远始战国以来。若讥之为迷信,则近代科学之发明核子武器,岂不更属迷信之大乎。

最后为《昆虫》《草木》两略,《诗》三百为三千年前中国文学鼻祖。孔子亦言,读《诗》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三千年来之中国文学,无不涉及鸟兽草木。郑樵以此略为二十略之殿,则中国史学之兼含并包天地万物为一礼之义,亦于此见矣。西方则一虫一草,皆由生物学家专精研究。晚清人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亦有一番用意。果能以中学为体,则如核子武器之类,当必归入灾祥一略。而科学亦当归属于中国之史学,亦即可知。

中国人言《明体达用》,又曰”全体大用”。凡学皆以明其体而达之用。西方则凡学皆各自分裂以求用,故用与用必相争,而还以伤其体。如史学则仅记往事,不见有大用,故不得与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诸项并列,最属后起,又居次要。中西学术相异,史学则益显。

自太史公河渠书之后,遂有如郦道元《水经注》之类。自班孟坚地理志之后,遂有郡县志寰宇记各省各县志,乃至如无锡之《梅里志》之类。于是名山有志,如《庐山志》。古刹有志,如《洛阳伽蓝记》及《西林寺志》之类。又名园有志,古墓有志,要塞军冲有志,书院学校有志。以朝代分,则自然附见于人文。以方舆分,则人文附见于自然。至如《史记·世家》之后有家谱族谱。《列传》之后有年谱。于时令则有荆楚岁时记之类。要之,中国历史记载,于时间空间社会人物四要项,分别以述,而无不可会通以求。操笔者非能人人抱有一套历史哲学,而实有一套共同的历史哲学,于不知不觉中流露。何以得此,诚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妙所在,所当心领而神会者。

孟子言知人论世,中国人又常言世道人心。当知世道即本于人心,而人心亦必通于世道。今人每以孔子与古希腊之苏格拉底相比。希腊本未成一国,苏格拉底仅居雅典一城市中,其心恐亦仅存一雅典。孔子生鲁之曲阜,其时鲁之立国则已历五六百年之久。曲阜外,至少尚有费、郈、郕三都。鲁之外,尚有列国。孔子曾至齐,其后又去卫,又周游陈楚诸国。是则孔子心中,实有当时一天下,又存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唐虞三代文化相承历时两千年一传统。此两人又乌得相比。或又以孔子与耶稣相比。然耶稣为犹太人,犹太人之流离播迁则有年矣,其时则受罗马之统治。耶稣生海滨一村落中,相与往来,渔夫牧人为多,又岂得与孔子相拟。宋代理学家言道体。孔子当时,唐虞以来之中国,是即一道体。孔子则生此道体中。若谓苏格拉底与耶稣亦各自生于一道体中,又岂得与孔子所生之道体相比。所谓历史哲学,即在认识此道体,与此道体中所有之种种变。孔子之学,与此下中国之史学皆是。若依西方之所谓历史哲学来寻究讨论中国史,则宜其失之远矣。

(四)

1

历史传统中必有不断之现代化,每一现代化亦必有其历史传统之存在。惟当前之现代化,则由西方传统来。若依中国传统,则不致有今日之现代化。今日国人乃谓中国传统为旧,当前之现代化为新,群相喜新而厌旧。不知中国历史中已早多现代之新。如国民兵役制,西方起于近代之普鲁士,而中国则自古已然。秦汉统一,依然不变。唐代之府兵制,明代之卫所制,皆由此来。故国民兵役,西方乃一新,而在中国则一旧。

又如自由工商业演成资本主义,在西方现代是一新。而西汉时代之盐铁政策,则为抑制此一发展而起。或以比之西方近代普鲁士之国家经济政策,则岂不又是西方一新,乃为中国之一旧。

又如共产主义,亦西方现代之一新,但在中国古代有井田制,农民由公家授田,老而还之公家。百工皆由公家授廪,商人亦然。则中国古代早以无产阶级奉行公产制度。较之西方,乃若新而又新。

又如民主选举,乃西方现代之一新。但中国西汉已有贤良方正孝廉之选,东汉加以考试,魏晋以下仍有九品中正司其选,隋唐以下乃定为科举考试。孙中山先生欲用传统之考试权代替西方之选举。是选举在西方为一新,在中国又为一旧。

又如科学。战国初,墨翟为木鸢飞空,三日不返。三国时,诸葛亮创为木牛流马。岂不又是西方之新,乃为中国之旧。又如尸体解剖,新莽时代已有之。道家有铅汞之术,流为西方之化学。亦皆西方之新,乃中国之旧之一例。又若火药炮弹。在中国宋代已先有之。其他之例,见于现代英国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史》一书中者,不胜举。

又如远洋交通。现代中国人到非洲,尚在西方人之前。或传中国僧人到美洲新大陆。则更在前。

又如中国有修齐治平之旧,而西方之新,则仅知有治国,无平天下之想。希腊之与中古时期,则并不知有国。故中国之旧,有礼有法。西方之新,则仅有法而无礼。中国之旧,有仁义礼智信五常。西方之新,则仅有宗教之信。亦有礼,仅对上帝。中国人之信与礼,则对全社会,全人类。西方人对国际,无信而有礼,但其礼则为军礼。中国对国际交往,则仍为衣冠拜跪日常人生之礼。

又西方人言自由,国人群认为乃一大可喜之新。然中国之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岂非一大自由。麦克阿瑟统军在韩。奉总统命不得派飞机炸鸭绿江大桥,卒以总统命以一老兵退回美国,而板门店和约遂定。又中国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岂可谓中国军人一人不自由。西方军队可以数十万人集体投降。拿破仑一世之雄,乃亦两次投降。又岂得谓西方军人一大自由。孰荣孰辱,孰高孰下,则必有明辨之者。

以上聊举数例,以见中国旧历史,乃有更新于当前之现代化者,可见新旧观念之不可拘泥。昨日之新,乃成今日之旧。婴孩之新,乃成耄老之旧。则是先有新,乃有旧。中国人言”原始反终”。始是过去,是一旧。终是后来,是一新。但终必随其始,乃成其为终。新必依于旧,乃成其为新。苟无始,何有终。苟非旧,何来新。惟始终一贯,新旧一体,故曰:原始反终。往前则必原其始,后顾则必反其终,此之谓相反而相成。抑又有终在先而始在后者,故原秦汉之始,必反之战国之终。原当前美苏对立之始,必反于往年英法鼎盛之终。岂不新必由旧来,而仍必成为旧。此之谓循环往复。死生存亡,亦即其例。今国人一意喜新厌旧,则是厌其生而喜其死,厌其存而喜其亡矣。此岂人情之常乎?有明日之未来,始见今日之可喜。有耄老之未来,乃见婴孩之可喜。惟能立有旧,始有新可达。当前之现代化,则仅知求变求新,究不知明日之将为何日,则又何今日之可喜。

中国人言史,鉴古而知今。能掌握有传统,始能有现代化。绵亘五千年,其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乃由其有不断之现代化而来。如唐虞三代之化为秦汉隋唐以迄今是已。西方史,希腊变而为罗马,又变而为中古时期,又变而为现代国家,而有英法之鼎盛,又变而成当前美苏之对立。以无传统为传统,有新而无旧,则明日又乌得有此美苏之常相对立。鉴于西方之古,可知今日西方之新之不可常。可喜抑可厌?惟其可厌,乃不可常。

今人又言,历史不可变。则西方此下当常为一部可厌之历史,中国此下当仍为一部可喜的历史。余之对中国前途抱乐观,对当前世局抱悲观者,亦在此。中国史可喜何在?西方史可厌何在?则在读其史而知。再言之,就中国人立场,当由中国之旧传统而现代化,不应废弃旧传统,而慕效为西方之现代化。不当喜新厌旧,而当由己之旧而达于新,乃始得之。司马迁言:”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当会通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教武备科学艺术一切以明变,又当会通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史学生物诸端以求通。此非专家一人之为家,乃有古今承袭得其传统以生以长之为家。中国之史学正在此。而岂仅载既往,得即成为史学乎。

当前而求现代化,则当安于弱小,不争强大。德国第一次大战失败,举国好读老子书。使真能遵老子,不出有希特勒,欧洲其他各国相互间仍当有争,仍可有第二次大战,而德国或可避其冲,不作祸害之首,转臻强大之运。当前强大者,倘尽能以七十年来之德国为戒,则世界亦宜可渐趋于和平。

国如此,人亦然。庄周为宋漆园吏,其友惠施为梁相。楚亦聘庄周为相。庄周言,龟骨藏于宗庙为国宝,不如生而曳尾于涂中。遂拒不赴。但既得为龟,生虽曳尾涂中,历千年而死,其骨仍必藏宗庙为国宝。庄周至今岂不仍为中国一国宝乎。老子更沉沦,并其身世而不详,但至今亦为一国宝。故庄老之道,中国人虽未认为乃人生之至道。仅为人生处乱世之道,而其道则常存。故中国人尊孔孟,亦尊庄老。西方无孔孟,亦无庄老,故治必终于乱,乱则不能复返于治。比读中西史自知。故欲保全中国旧传统,而求其现代化,不能遵孔孟,亦当遵庄老。则国必求弱小,人必求隐退,以暂避现代之乱,期待再一现代之来临。此即中国人所谓之乐天而知命。命可转,天不可转。天有常,而命则无常。故惟中国史,乃能昭示天命天运,而与人以共知。西方史则凯撒事凯撒管,非上帝所得问。故一部中国史,乃由人代天。而一部西洋史,乃以人争天。此其异。

兹举一小节言之,西方人爱狗,中国人则重羊。马牛羊鸡犬豕称六畜,羊在上列之三,而中国人尤重马。乾象龙,坤象马,中国以龙马并称。治礼军礼祭礼皆重马。骥称其德,不称其力。中国人历代养马,可写一长篇考证文。牛更耕稼所需,而羊则一无用之畜。然中国文字,美字善字义字祥字皆从羊。犬则在下列之二,犹次于鸡。如言鸡鸣犬吠,鸡犬不宁,鸡必在前。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祖逖有闻鸡起舞之故事。鸡司晨,从睡梦中唤醒人,不啻师教之木铎。犬虽多能,能守门户,能助狩猎,但供使用,故中国人重鸡尤更重于犬。俗则猪狗连称,如猪狗众生,猪狗不如,狗更在猪后。中国群字从羊,独字从犬。羊能群,犬则否。即此一别,更见中国国民性爱好之所注。

至于飞禽走兽,中国人好凤凰麒麟。至如山中狮虎,天上鹰隼,则非爱好所及。中国人主言性,性乃天地万物之一种自然动向,观其所爱,亦可见其性之所向矣。

尤如草木植物,中国人爱梅兰竹菊,又好松柏梧桐,皆可见性。更如院庭布置,林园部署,一水一石,一树一草,荟异为同,集众成一,更见中国人之政治长才与处群特优之天性。凡此诸小节,皆有传统。今日国人则一变故常,小之如家家知养狗,大之如经营观光区与开辟公园动物园,皆追步西化模式,不知传统情义所在。然积数千年之习性,岂能一旦骤变。其心不见内在所爱好,则亦无安乐可言矣。

又如赌博。中国流行麻雀牌,西方则有扑克牌。玩麻雀牌只求手中持牌得和即胜。扑克牌则不问手中所持,专尚出奇制胜。此尤中西双方人性不同一显例。岂得谓麻雀乃落后,扑克始前进,必使国人尽废麻雀改玩扑克,始为中国之现代化。此属小节,宜可置之不论。即如今日国人各种运动,已尽趋西化,然犹尚有舞龙舞狮走高跷与踢毽子放风筝等流行。惟以此较之西方,一则可资比赛,一则仅供娱乐,此亦双为心性传统之异。乃吾国人心胸宽大,不再一一加以苛责。严其大,恕其小,斯又吾国人美好心习之一传统也。又岂必尽求其现代化。往古旧习,能保则保,国人贤达,固早知之矣。孟子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今亦当谓好古念旧之心,亦人皆有之。无他,达之而已矣。前途希望其亦在此乎,其不在此乎。余日望之矣。

2

近代国人好言现代化,却似不好言传统。因现代化实指西化,而传统则仍陷在守旧中。惟西方人亦未尝不尊传统。

姑以民族情感言,民族即一大传统。美国人多自英伦三岛移来,积两百年之久,激于赋税问题,奋起独立,不复认英伦为祖国。然美国门罗主义,仅求南北美和平相安,不愿问外面世界事,避不与英帝国有冲突,此即其深存有民族情感之一种表现。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属西欧德意与英法相抗,美国仅可处身事外,但法国巴黎沦没,国将不国,而英国亦岌岌可危,美国拔刀相助,虽其与德国亦有几许争端可言,其实是沉深之民族情感,乃为其投入战场之主因。

及战事胜利,凡尔赛和谈,英法仍以主人自居。美总统威尔逊离席归来,西欧事一任英法主张,置而不问。不久第二次大战继起。美国在太平洋已因珍珠港偷袭与日本兴起大战,欧西战役大可不再插手。然而巴黎陷落,英伦告急,美国终于派兵前去。艾森豪所负责任,若更重于麦克阿瑟。此非美英间一分深厚之民族情感,不致有此。

及战事平息,美国人对西欧继续经济援助,亦巨大惊人。可知美国人在其内心深处,实永不忘其祖先之来自英伦。亲英,遂亦连带亲及西欧。西欧之在美国人心中,世界其他各地乃远不能相比。此无他,惟民族情感一念可作解释。即英国人之对美国,亦何独不然。最近十几年来苏俄海空军及核子力量急起直追,已将凌驾美国之上,而国际间美苏争端,英国必站在美之一边,亦惟民族情感一辞可作最恰当最深入之解释。

此所谓民族情感,不仅英美,不仅西欧有之。即如犹太人,分散各地,从未建立一国家,直至第二次大战后,西欧人始为建立一以色列。此几十年来,全世界犹太人乃无不奉之为祖国,爱护无微不至。美国有犹太人三百六十万,其来美国,多在以色列建国前,有三四百年之久。有足迹未履以色列国土一步者。乃其身在美国,心向以色列。凭其财力可以影响总统选举,美国人不得不重视。于是美国遂为以色列一不叛不变之盟友。除英国外,以色列常在美国人心中,不易舍弃。此亦惟犹太人之民族情感一语可解释之。

阿拉伯人亦何尝不有其传统民族心情,惟局势不利,乃若隐若现,不甚显著。今突以石油力量,而其民族情感乃趋发扬。即如两伊战争,伊朗乃波斯后裔,伊拉克乃突厥后裔,亦有民族间之潜在界线。然则全世界一切纷争,一切事变,民族情感为之作主要原动力,逐时逐地,可资举例,不烦详及。而民族情感则显为各民族一大传统,则更无疑义。故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传统,此乃事实,可资深论,却无可否认。

民族传统之外,又有语言传统,可以连带述及。欧洲文化,最先必溯源于希腊。罗马人起,希腊人转为奴,但罗马人仍多奉之为师。惟拉丁语代希腊语而起。语言传统同时即代表民族传统,此亦极自然而又无可奈何之事。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覆亡,语言乃亦随而变。虽同奉耶教,各地群以自己方言翻译其经典,于是德意法英各国语,遂代替了拉丁语。今日欧洲之不能融和凝成为一国,则语言分歧为其一主因。语言又非历史一大传统而何。

但民族传统,终偏在自然方面。语言传统亦然。不出数百里之远,数百年之久,而语言必变。但语言乃由人文化成,故语言属自然,亦属人文。西方文字追随语言,未能超然而独立,故其人文化之里程亦短而暂。独中国文字其人文化之里程乃特远,故中国民族乃能广大悠久,日进无疆。论其传统,乃与西方特异。近人谓中国人重传统,不知西方亦重传统,惟其为自然所限,乃若与中国有异耳。

中国人于语言文字,特重雅俗之分。俗即限于地,限于时。而雅则不为其所限。西方人好言变,时地异则必变。而中国人则好言常,必超于时地而有常。非不有变,而其常尤超于变之上。故知常可知变,但仅知变则不定能知常。有变而无常,今日不知明日,此地不知彼地,则人道大同又何由而立。中国人好言通常,通于地,通于时,斯知常矣。故通常乃人生之大道,中国人好言通常日用,斯见中国人生观之特为广大而悠久矣。

中国古人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斯又见中国文化传统之特深特异处。西方人则适相反,似乎必求书尽言,言尽意,姑不论其可尽与否。而连带以起之其他变化,则有需深加讨论者。

中国人主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其著之文字,出之语言,仅略道己意而止。其未尽者,则待读吾书听吾言者之自加体会。其赞成与反对,亦待其自加判定。即师弟子之间亦然。故言教每言化,此待闻我教者之自化。如阳光甘露,万物化生。教者则如春风,学者乃如桃李。桃李在春风中自化,非春风能化出桃李来。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待学者听我言而自修自习,自问己心悦乎不悦,非孔子所能强。至于何以学而时习能悦,而孔子言所不尽。不如西方人必言尽己意,以强人之信。于是乃若言者为至上,听者为至下。闻师言而不尽信,则惟有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矣。在言者,一若真理已尽,无可疑,无可辩。在听者,惟有自求一新。哲学思想乃亦务于变,务于创,而无传统可言。在中国则言不尽意,书不尽言,尚待他人以及后生之续加思讨,续加论辩,而遂成一传统。此在西方为个人主义,而在中国则为大群主义,即此一端已可见。

然如柏拉图《理想国》一书所主张,后代欧洲人虽绝未接受,但亦有其传统可寻。一曰重职业。二曰重商重军,富强二字,为立国之大本。此两者,岂不为西方之思想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士,而西方无之。中国之士曰志于道,不志于业。而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乃可谓其志于政,乃有哲人王之想。但非凡哲学家皆尽然。哲学亦成一职业。耶教后起,乃始离于政而传道。然教士亦仍是一职业。西方有大学,肇于教会。大学初兴分四科,一曰神学,二曰辩证学,不信者则仗辩证说服之。三曰法律,四曰医学,律师医生亦各自一职业,惟为己亦以为人。此下大学变而有文学院理学院等。大学教授尽成一职业。西方政教分,大学教授亦鲜有志于政治,理乱不问,黜陟不知,职业在此,生活亦在此,而文化大传统则亦只在此各人之职业与生活上。政治宗教科学,各成职业。惟谋生要途则在商,立国大本则赖军。西方文化传统,大体言之,乃如是。

中国士人志于道,故曰:”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故虽亦志于政,而有进有退,有出有处,有仕有隐。不为君而为师,而师道犹在君道之上,道统则犹在政统之上。此为西方观念之所无。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言政治乃如此。岂如柏拉图《理想国》,缕举详陈,连篇累牍之所指。老子又曰:”信不足,有不信。犹兮其贵言。”为政者高高在上,而在下又有不信,岂言辞之所能为功乎。中国人看重对方地位,不以言辞强人必信,不仅政治如此,即教育亦如此。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自述己意止此,其另一半则待他人自加体验,自加判定。故次之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心所存,获得他人同验同认,此诚一大乐事。然曰诸朋,则师弟子乃属平等。自远方来,非强之来,故曰:”有来学,无往教。”然来者亦未必尽体认如我,则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则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岂强人以必知。

中国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要旨乃在此。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一句自古皆有死五字已足,不烦如西方人之三段论法,必曰人必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亦当死。下两语之意,其实已在上一语中。人有不信,则亦任之,以徐待其信,何必要增此下两语,以强人之必信。至于孔子民无信不立五字,此中尽有深义,尽待发挥,然孔子亦仅五字自述己意即已。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亦当知对方可畏,焉知听吾言者之决不如我,而必喋喋以尽言,视对方如一至愚乎。如是则转不易使听者亲之誉之,转而畏之侮之,则奈何。为教然,为政尤然。中国政治上,言者在下,读历朝名臣奏议可见。在上则少言,读历朝帝皇诏令可见。为政治最高领袖最戒多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总统竟选,奔走道路,有如是之多言,岂不转使人侮之。

中国人言商,则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又曰信义通四海。信不信在购者。在己则当在货上价上,求真求实,求信求义,何待广告,何待宣传,迹似欺人。今之为政亦务广告宣传,所谓民主,亦商业化,则又何信之立。

政治如此,学术亦然,宗教信仰亦然。若果此宇宙间真有一上帝,老子言”太上不知有之”,中国人若不知有上帝,斯为最高最善矣。耶教之上帝,使人亲之誉之。回教亦有上帝,乃使人畏之。穆罕默德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不信者死,岂不使人畏之。回教流传,终不如耶教之广。耶稣上十字架,而转增耶教之流传,但岂如中国之不知有之乎。

以中华民族较之西方,显见为中华民族乃一和平柔顺之民族。苏格拉底在雅典下狱死,耶稣在罗马十字架上钉死,此两人讲学传道,亦惟少数人相从,未见有犯法违纪之事,然皆陷于死。故争取思想自由,乃成西方一传统。在中国则绝无此等事。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周武王谓其乃义士而释之。周有天下,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此乃伯夷叔齐之自由,非周王室逼之如此。而孔子尊之为仁,孟子尊之为圣。孔孟亦尚在周代,不闻其反周武王,而尊伯夷叔齐有如此。后世亦永尊之,亦可谓乃尊二人思想行为之获得其高度之自由而已。

孔子在鲁以一平民擢用为大司寇,在政府中踞高位,仅次于三家。然孔子弃官而去之他国,周游天下,备受崇敬。其欲杀之者,惟宋司马桓魋一人。实则如卫如陈如楚,皆非能用孔子,而敬礼之不衰。孔子周游不得志,而鲁之君臣终敬礼迎归,老死于鲁。果使孔子而生于雅典罗马,其得罪获辜,恐当不亚于苏格拉底与耶稣。一尚礼,一尚法,此又中西政治传统相异之一征。

秦始皇焚书,如伏生之徒,皆得归隐。坑士乃坑方士,然后世永詈秦始皇为暴君。汉廷儒臣劝汉帝当让位被杀,然继起言者不已,汉终让位于王莽。此可证思想自由之在中国,早有传统,但不尽如西方之言自由而己。

西方人好争成功,但成功之后,即继之以失败。全部西洋史尽如此。中国人不争成功,但求不失败。争成功必裹聚群力,而被裹聚者丧其自由,故争自由乃为西方一大传统。即如商业,劳工裹聚始成资本主义。劳工被裹聚则起而争集体罢工,成为近代西方一大潮流。中国人求不失败,但家国天下不能无盛衰兴亡,乃先求个人之不失败。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此非失败,乃成功。孔子称之曰”求仁而得仁”,求之而得,非成功乎。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孔子周游求仕,乃孔子之自由,亦即孔子之成功。道不行,则非孔子之失败,故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杀身舍生非失败,成仁取义则其成功。全部中国史,乃一部成功史,在个人则成圣成贤,为孝子,为忠臣。在大群则五千年来成为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至今而仍屹立在天壤间,举世无与匹。此即其成功矣。

楚汉相争,项王兵败于垓下,单骑突围至乌江亭下。亭长舣船待,促速渡。项王曰我率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一人回,何以见江东父老。闻汉军悬赏得我头,今以赠君,可持往取赏,遂自刎。项王年尚壮,渡江东回,焉知不能负隅再起。然项王求成功之心,终不胜其愧惭失败之心为大。持我头往领奖,临终慷慨,此情此义,亦可长在天地间,获后世之同情矣。此亦一成功,非失败。

田横亡齐,流落海岛,从者五百人。汉祖召之,曰,横来非王即侯,不来当派兵围剿。横应召至洛阳汉王所在前一驿。告其随客两人,曰:我与汉祖同起兵为王,何面目以一荒岛亡人往见。遂自刎,命两人持头往。两人往见汉祖,亦自刎。岛上五百人闻之,皆自刎。田横英名乃垂百世,长为吾中华民族一人物。此亦一成功,非失败。

诸葛亮高卧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刘先主草庐三顾,遂许以驰驱。及辅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视曹操司马懿魏晋开国,其荣何啻百倍。此亦一成功,非失败。故知中华民族不争成功,而常能于失败中得大成功。史籍昭彰,难以缕举。即如关岳,尊为武圣,岂不俱在失败中得大成功。失败在一时一事,成功则在此心此道,可以历万劫而长存,经百世而益彰。故似西方历史多成功人物,中国历史多失败人物。然成功则终归于失败,失败乃常保其成功。此又双方历史传统一大不同之点。

惟其求成功,故常务进取。惟其慎失败,故常务退守。务进取者必牺牲当前,以企图将来。将来复将来,牺牲又牺牲,乃永不见有成功,此乃一种功利观使然。能勿失败,保之益谨,守之益坚,只辨是非,不论得失,则为一种道义观。故尚进取则每蔑古,尚退守则每尊古。蔑古则使后亦蔑今,尊古则使后亦尊今。蔑其前,斯求变。尊其旧,斯求守。即如政治,开创乃一时事,守成则有绵延。西方历史开创复开创,乃无成可守。即如今美国,建国仅两百年,其先十三州,今至五十一州。其先尚以门罗主义自守,今则一跃而为世界之元首,举世事无不闻问。富益求富,强益求强。进取愈进取,如骏马千里,乃不知税驾之所在。中国则如一匹驽马,五千年治乱相乘,乃已不啻十驾,而尚得缓步向前。各有其传统,亦各有其得失,而岂有是非之可定。

今日国人好言现代化,憎言传统。所谓现代化,乃指西化言。其实西方亦自有其传统,而中国历史亦各有其现代化。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其言因言继,即言其传统。其言损益,即其当时之现代化。夏商周三代,何尝非当时之现代化。孔子已早知必有继周而起者,但又知其仍必因于周,而亦不能无损益,秦汉以下是已。所因少,则传统弱,而不能常。如秦,如新,如三国魏晋,以下如隋,如五代,皆是也。所因多,则传统强,而能常。如两汉,如唐,如宋,如明是也。其间如五胡,如北魏,如辽,如金,如元,如清,因于中国者多,则能有常。因于中国者少,则无常。至其所损益,亦一依其所因之当否而定其得失高下。善治史者,自能知之。

至言学术思想,孔子亦有所因,有损益。故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乃上承周公而现代化。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亦上承孔子而现代化。荀子亦然。而孟子与荀子之所损益于孔子者则各不同,而孟荀之高下得失亦于是判。两汉以下,中国全部儒学史,无不如此。同因于孔子,同有其损益而现代化。故吾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来之历史,乃所谓人文化成。或可谓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创之,而吾五千年之国人则因而损益之。今则欲尽弃故常,一扫而空以为损,一因西方以为益。则西方传统纵其尽善尽美,亦恐无以益于此一空之我矣。其然,岂不然乎?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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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钱穆:略论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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