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9-10,星期四 | 阅读:36

PICO IYER

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学生。
斯坦福大学校园内的学生。 Ben Margot/Associated Press

随着美国各地的大学重新开放,面对着空荡荡的教室和四散而坐的同学,这幅奇怪的新景象让我们不禁怀疑,这些传统的学习场所还能教给我们一些什么。早在大流行之前,校园之所以成为新闻,与其说是为了打开年轻人的思想,不如说是为了关闭讨论;与其说是为了鼓励人性,不如说是为了宣扬意识形态。

时隔37年后的2019年春天,我重返大学课堂,我觉得对于我所指导的许多学生来说,我的品味和价值观,以及我的语言,可能已经过时了,我相信确实如此。我怀疑比起我和我的老同学们,这些青少年更不在乎书本,我是对的。我认为,作为花了45年时间走遍地球的写作者,我一定会有关于旅行的智慧可以传授给他们,我是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慷慨而富有的大学有关,我面前的16名本科生在第一节课上就讲述了他们最近去往瑙鲁、吉尔吉斯斯坦和洪波等等我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地方的旅行。

比起那个根本没那么多样化的时代里的我和伙伴们,这所精英大学的年轻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更聪明、成熟、可靠,而且具有无限的全球意识。但最美妙的惊喜是看到他们当中许多人深刻地吸收了任何课本上都没有的知识。有一天,我拿起一份校报,发现了一篇文章,作者曾被我愚蠢地认为是我们班上的小丑。他写道,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做弥撒,正是因为他没有宗教信仰。他想了解他所知道的观点以外的观点。他很欣赏望弥撒这个行为的纪律和秩序感,他觉得如果不这样做,他可能会缺乏这些东西。一个虔信宗教的室友的开放思想曾令他震惊,两人常常彻夜争论。他写道,如果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对他人的立场做出如此的回应,那么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追求同样的态度吗?

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意识到,在一个表面上是关于探索异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课堂上,我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这样的学生。更打动我的是,一个年轻人是怎样富有想象力地解决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我们主要是因为分裂而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在气候变化还是在生命权的问题之中——更不用说仅仅戴上口罩就可以努力保护他人免受致命病毒侵害的道德观——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拒绝跨越党派界线。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都认为我们只有尽量大声呼喊才能更好地吸引世界的关注,这就促使我们去采取最极端的、最两极分化的立场。

我们的体制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以及群体的愚蠢性)往往是问题所在。正如明智的方济各会神父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hr)指出的,唯一比个人自我更加危险的是群体自我。这也是我在支持民主党的加州圣芭芭拉市开车时听福克斯新闻的原因之一——我从朋友那里已经可以听到足够多另一面的声音。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虽然不是基督徒,却会求助于理查德·罗尔的清醒。我们沉迷于简单化,把它当做唯一的药方。我们需要被提醒,不正确并不总是意味着你是错的。蒙受巨大冤屈并不意味着你是无辜的。飓风或病毒不管你是黑是白,世界也是这样。

许多国民无法在政治领域找到智慧(这是个非此即彼的地方,这几乎是其定义所决定的),因此他们向宗教人士寻求更具包容性的愿景,这并不令人惊讶。教宗方济各在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精彩的纪录片《言出必行的人》(A Man of His Word)中强调,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别人,也不要用简单化的“我们对他们”来思考问题:方济各问道,上帝对甘地的爱会比对神父或修女的爱少吗?仅仅因为圣雄甘地不是基督徒?达赖喇嘛则指出,亲藏并不等于反华,尤其是因为西藏和中国永远是邻居;任何一方的福祉都取决于另一方。在每一天的开始,他都会为他的“中国兄弟姐妹”的健康而祈祷。

在大流行的前一年,我和达赖喇嘛在日本旅行时,经常听到他说,作为他的人民的领袖,他在79年的时间里密切观察这个星球,感到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情感危机”。他说,治愈的方法是“情感裁军”。这句惊人的话的意思是,我们只有使用不以二元论的方式处理问题的那部分头脑,才能看到超越恐慌、愤怒和困惑的东西。情感裁军可能被证明比核裁军更可行,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改革自己的思想,这比改变一个庞大而顽固的政府更容易。通过开放我们的思想,我们开始改变世界。

当然,宗教本身也可以像它所谴责的敌意那样,充满宗派色彩,正因如此,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宗教人物之一达赖喇嘛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超越宗教》(Beyond Religion)。正因如此,他把自己的许多信仰寄托在科学之上,科学的规律和发现超越了人类的分歧,并同样适用于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穆斯林和犹太人。然而,在我看来,同样的智慧也体现在16名学生身上,他们似乎已经准备好超越方便的教条和非人性化的抽象概念。

其中一位阳光灿烂、风度十足的同性恋运动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坚决支持者(他声称,不管总统对同性恋权利会说什么,他都会支持总统)。当我把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节选发给我们小组做阅读和讨论时,我有点担心。

接下来的一周,在我们聚会的时候,热情的特朗普支持者举起了手。他尊敬地称呼奥巴马为为“奥巴马总统”,他说,奥巴马总统的智慧、雄辩和细腻令他震惊。“我不同意他的许多立场,”他说,“我不会投票给他。”但是,奥巴马对文字的驾驭、他文章的力量,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人性,怎能不深深打动他呢?他实在太受感染了,因此在完成了20页的作业后,用周末的时间看完了整本442页的书。

在我在那间教室里学到的许多东西中,也许这是最有价值的。如果一个刚到投票年龄的人的思想都能如此开放,我和其他比我年长一两代人的人怎么能继续像学龄前儿童一样行事呢?达赖喇嘛常说,在动物当中,只有我们拥有理性思维和超越条件反射的能力。到学校去的最好的理由是为了发现自己有多少不懂得的东西,即便你是所谓的老师。

Pico Iyer著有15本书,最近的两本是《Autumn Light》和《A Beginner’s Guide to Japan》。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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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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