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阎步克、赵世瑜、罗新:宋元明时期的陕西,恰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1-3,星期二 | 阅读:62

嘉宾|秦晖、阎步克、赵世瑜、罗新、张帆、刘苏里 记者|徐悦东

周秦汉唐的陕西是中国的枢纽。宋元明时期陕西的“王气”骤然暗淡。宋元明时期的陕西史又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9月15日,在《王气黯然》出版之际,秦晖、阎步克、赵世瑜、罗新、张帆和刘苏里,与大家一同分享宋元明时期陕西的纷争与纠葛。


周秦汉唐的陕西是中国的枢纽和中心。可在宋元明时期,陕西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王气”骤然暗淡。这一时期的陕西,恰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宋元明时期的陕西史,也是各朝代的对外关系史、战争史与政治史。

9月15日,历史学家秦晖的作品《王气黯然:宋元明陕西史》出版。新京报书评周刊旗下活动品牌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汉唐阳光,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赵世瑜、罗新、张帆,以及本书作者秦晖,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共同做客文化客厅线上直播间,与大家一同分享宋元明时期陕西的纷争与纠葛。

《王气黯然》,秦晖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

1
宋元明时期的陕西史,才真正成为了地方史

在直播的一开始,秦晖对《王气黯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王气黯然》中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源于1997年出版的《陕西通史》中秦晖所写部分的合集。这版《陕西通史》已经绝版了。有朋友建议秦晖,让他将在《陕西通史》里自己所写的那部分合编起来重新出版。秦晖之所以采纳了这个建议,是因为过去研究陕西史的学者大多侧重于研究周秦汉唐时期的陕西以及现代的红色陕北,大家对宋元明清“王气黯然”之后的陕西没那么感兴趣。而且,秦晖在《陕西通史》里表达了一些很有创见的思想,值得为此再次出版。

在秦晖写《陕西通史》的时候,他的思想正处于逐渐变化的阶段。秦晖在其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就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封建社会一般理论”的影响。他把“宗法共同体”的束缚作为研究的关键词。这个概念立足于时至今日仍然流行的一种说法——中国传统是父权、族权和皇权家国一体的。

后来,在2003年出版的《传统十论》中,秦晖明确地将共同体进行区别对待。他认为,基于直接人际交往的亲人和熟人社会的小共同体,与作为秦制本质的皇权官僚体制下大一统的“编户齐民”体制的大共同体,实质上存在着很大区别。这个观点是大家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儒法表里”、“中西之争”等讨论很重要的前提。除此之外,这个观点对于大家该如何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路径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切口。

秦晖,史学家、历史思想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代表作《田园诗与狂想曲》《问题与主义》《市场的昨天与今天》《传统十论》《共同的底线》《鼎革之际》《南非的启示》等。

在《王气黯然》里,秦晖在描写“陕西战时社会”时,多次强调关中宗族组织不发达,军事化管制很严。这是他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里所没有提到的。当然,《王气黯然》里有秦晖许多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观点:在关中地区,当时的官民对立甚于贫富对立。从秦晖思想的变迁史来看,《王气黯然》这本书的思想介于《田园诗与狂想曲》和《传统十论》之间,但更接近于《传统十论》。

秦晖认为,宋元明时期的陕西史才真正成为了地方史。在汉唐时代,陕西是帝国中枢。大家很难分清陕西史和全国史的区别。在《陕西通史》里,周秦汉唐各卷里的陕西史所写的都是全国性的事件。在陕西不再是帝国中心后,陕西史变成了中国史的缩影,即使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陕西史和全国史之间的区别是动态的,这意味着陕西史并不完全是“地方性的”。所以,大家通过了解“地方史”,也可以了解全国的情况。

后来有人提出,关中的基尼系数没有秦晖在书里说得那么低,而江南的基尼系数也没有秦晖在书里说得那么高,即使按江南的土地基尼系数推导出的收入基尼系数,其比较的结果同样符合秦晖过去对于关中地区的观点:民间的贫富矛盾不如官民矛盾那么严重和深刻。而在20世纪后半叶的动态过程中,中国越来越“陕西化”:宗族被消灭了,本来并不发达的市民传统也被削弱了。这点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观。这也是为何陕西史能有超越其“地方史”的意义。这就是秦晖所说:“我写宋元明的陕西,其实也是把陕西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来写的”之意。

2
国内史学界对西方新清史的接受非常实用主义

罗新认为,《王气黯然》在书名里强调了陕西在宋元明清时期不再是政治中心,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帝国边缘。但这个论题在书中并没有得到详细阐发。罗新指出,这个论题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进行剖析。在纵向比较上,在陕西作为政治中心的年代里,陕西也是经济中心,集权帝国都会把别的地方的钱送到长安来。因此,陕西可以通过压榨其他地区,获得了很多好处。那么,在陕西被边缘化之后,陕西到底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大家还可以把“王气黯然”后的陕西与明代早期的长三角,以及后来的河北、直隶等地做横向比较,陕西老百姓的日子会不会比这些地区的老百姓过得更好一些?

秦晖指出,当陕西不再是帝国中枢后,政治性的土地兼并就变少了。中国的土地兼并一直与政治有关。在宋元明时期,陕西逐渐小农化。这个趋势发展到最后便出现了 “关中无地主”的现象。在宋元明以前,全国的资源都向陕西集中,关中地区占了便宜,但这个便宜主要被统治者占了。“王气黯然”后的陕西没有以前那么多特权,但朝廷的控制并没有减轻。这对陕西老百姓是不利的。越是富裕的地方,朝廷的横征暴敛就越严重。众所周知,明清有“江南重赋”之说。那时候,陕西也有“关中重赋”之说。陕西的赋税重到陕西人都不敢拥有太多土地。因此,陕西人在外面经商赚了钱,基本上不买地。这是当时陕西的特征。

罗新,史学家、民族史家。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杀人石猜想》《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王化与山险》《从大都到上都》《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等。

罗新问秦晖,《王气黯然》里的一些章节,有些用语明显具有时代特征,比如像“北元余孽”这样的话语在今天估计是不会用的。如果秦晖有机会重写这本书,将会增减那些方面的内容?

秦晖回答道,假如让他重写这本书,他并不会在思路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原来的《陕西通史》将思想史和经济史都单独分出来写专史,这并不由秦晖负责撰写。这两个领域恰恰是秦晖比较感兴趣的。如今,新版的《陕西通史》没有专史,只有“断代史”。假如能重写这本书,秦晖会重视思想史和经济史的部分。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评价,秦晖认为,他《王气黯然》里所持的态度,在当时是反潮流的。最早从“文革”开始,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中国史学界对于明清的评价,一直都有从传统的“明本位”转向“清本位”的趋势。在清末、抗战和1950年代初,中国流行以明为本颂扬“抗清”。但刘大年在“文革”前,就写过很有来头的文章大夸清朝,从此之后,“褒清”便成为了潮流。顾诚对此很反感,认为明清史中不该有“褒清抑明”的倾向。洪承畴、范文程、施琅等许多以前被否定的历史人物都成了伟大人物,只有吴三桂还没被翻案。这是因为吴三桂在后来搞了反清的“三藩之乱”。秦晖在当时也不同意“褒清抑明”的潮流。

如今,秦晖认为,就事论事是最好的态度。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的清史研究就受到西方的很大影响。因为整个西方汉学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受到“多元就是美”和“去中心论”观念的影响。出于“去西方中心论”,西方汉学界就把大清捧得很高。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在大清版图内进行“去中心”,使得西方汉学界非常突出清朝的内亚因素或非汉族因素。

国内史学界对西方新清史的接受非常实用主义。当西方学者捧大清的时候,国内史学界基于他们对西方中心论的否定而积极响应,对大清评价也很高。但当新清史讲到满族和其他内亚因素的时候,国内不少学者感觉这和大一统构成强烈冲突。大家对新清史的态度反弹得很厉害。秦晖表示,如果自己今后再写相关文章,他会对任何政权都平等看待,对两者之间发生的冲突就事论事。而且,这个“就事论事”是以“民本”为价值标准,而不是以任何一方朝廷为转移的。

3
战争是影响宋元明时期陕西史的重要因素

张帆表示,《王气黯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这本书抓住了战争这个重要的主题。在宋元明时期,战争是影响陕西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秦晖在这本书里不这么强调这个因素,可能很多读者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当时,陕西的大量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或者战争的威胁之下。比如,元中期到元后期两次小规模内战都和陕西有密切关系。秦晖能扣住战争这个主题是很有见地的。

而且,这本书对战争的描写很深入,比如宋夏战争和宋金战争。宋夏战争在宋史研究和西夏研究里已有不少专门研究,但秦晖能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把宋夏战争的重要问题和特征都写了出来。比如,对于宋金战争来说,一般学者关注得比较多的是江淮战场。其实,宋金战争在陕西打得更加激烈,而且形势更复杂——因为还有西夏这样的力量介入。秦晖对宋金战争陕西西夏战场的叙述和分析,直到今天在学界还是比较领先的。

其次,这本书对“关中模式”的概念和问题进行了展现。北宋是一个比较去军事化的社会,但陕西的军事化特征却特别突出,这是由于当时的边防形势所造成的。元朝、明朝的社会军事化特征稍微要比宋朝高,尤其是在明朝推广了军户制和屯田制后,陕西军事化特征相对就没那么明显。

张帆还认为,在《王气黯然》中,秦晖对“王安石变法”在陕西推行的效果和当时相关争论的描写很有意思。秦晖所讨论的问题已经不限于陕西,而是从陕西出发去看王安石变法的诸多特点——其中包括新党、旧党、有法家倾向的人和传统保守的儒家学者对“抑兼并”问题的看法。对于土地兼并的讨论在古代有很大的普遍性。

张帆,史学家、古代制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简史》《元典章》(60卷并新集/点校)等。

不过,张帆认为,该书有一点小遗憾:对陕西的民族宗教问题涉及不多。这正是张帆所关心的问题。比如,北宋时期陕西的民族关系很复杂。不同民族成分的人群在宋夏沿边地区很活跃。从金朝到明朝,包括党项在内的这些人群逐渐与汉族融合了。但大体在同时,陕西又出现了回族。

秦晖在《王气黯然》提到,元朝是塑造今天陕西民族分布格局的关键时期。张帆认为,从元到明,陕西的民族格局可能有不小变化,其主要表现在回族人人口的自然增长,其认同进一步巩固,最终形成了回族。波斯史书记载,元代陕西有明显的伊斯兰化迹象。但毕竟波斯距陕西较远,并不排除有道听途说因素,相关描写恐怕有点夸大。今天大家能见到的元代史料,对陕西回族人记载很少。大家也很难看到反映他们与汉族矛盾、隔阂的历史材料。当然,陕西肯定是元代回族人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但他们的人数多少,共同的民族认同是否很强,还有待探讨。

在明朝开始,陕西的民族问题才逐渐展现出来。比如,在《王气黯然》第336页写关中大地震,秦晖引述了秦可大的《地震记》。秦可大记载了当时的一个谣言:西安地区的回族要造反。为何这样明显带有民族矛盾的例子在元代没能在历史资料上表现出来?有关元代陕西的伊斯兰教情,西北大学的王宗维教授写过一本关于安西王和伊斯兰教关系的小册子。他认为,波斯史书对元代陕西伊斯兰化的记载失之夸张,安西王也没有真正信奉伊斯兰教,仍然是个佛教徒。张帆觉得这一看法较为可靠。

秦晖感谢张帆的商榷,但他仍然觉得从马可·波罗在陕西的见闻,和从安西王宫考古发现的阿拉伯文物和关于色目人在关中的活动等情况来看,否定元代陕西伊斯兰有所发展的证据似乎不足。当然,明代伊斯兰教在陕西是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至于民族矛盾,在元代蒙古人统治、色目人地位高于汉人的条件下,元代的民族矛盾并不会像明代那样表现出来,但也难说不存在民族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还有很多谜团待考察。相比关中地区,陕北的民族问题可能更明显。宋金夏时期陕北出现的蕃、羌都是如何演变的(传说李自成就有党项遗传特征)?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4
关中地区和东南地区代表着中国近代化的两种可能性

阎步克就《王气黯然》里的一个概念——“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说了说自己的体会。阎步克认为,大陆学者所说的“封建”都来自马克思,其中也包括秦晖在书里所说的“封建”。可秦晖对马克思的“封建”有着非常独特的理解。在秦晖看来,人类社会都是以共同体形式而存在的,越往前追溯,个人越渺小、个人越不独立。人最初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共同体的一分子。秦晖指出,随着历史的进化,共同体里出现了独立的自主个体和个性。所以,秦晖认为,马克思的封建社会是指在自然经济下,个人对人类共同体的依附和依赖。反封建就是让个人摆脱共同体的束缚,而不只是摆脱对封建主的依赖和依附。

阎步克对秦晖对封建社会的理解感到非常新鲜。要理解秦晖对“封建社会关中模式”的论点,如何理解封建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从宋代直到土改之前,秦晖指出,华北和关中的若干地区是一个自耕农社会—— 即“关中无地主”。据秦晖列出的数据,在土改前,关中地区的基尼系数是0.23,比1985年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还低。1985年浙江省的基尼系数0.25,江苏是0.25,辽宁是0.29,宁夏是0.28。关中地区在土地改革前比1985年的中国还要平等。

阎步克,历史学家、古代制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品位与职位》《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乐师与史官》《服周之冕》《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等。
阎步克,历史学家、古代制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品位与职位》《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乐师与史官》《服周之冕》《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等。

此外,“关中无租佃”这样一个土地分配很平等的社会状态,存在着大量自耕农,那么,关中还属于封建社会吗?秦晖认为,关中的确是一个封建社会。这种封建性体现在老百姓受地主恶霸欺压、官员敲诈勒索、黑道白道的巧取豪夺上。这都构成了封建经济:个人对某个共同体有着人身依附和依赖关系。秦晖认为关中的封建社会是基于人身依附、统治和服从关系。这也是关中地区的特殊性。

阎步克总结道,秦晖在书里经常聚焦于两对矛盾: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在租佃制发达的江南地区,较多出现的佃变和奴变是源于贫富矛盾;而北方的小农破产所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则源于天灾、加派裁役逃军等原因,本质上是官民矛盾造成的。主逼佃反、官逼民反有着显著的地区差别。中国东南地区代表了中国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而关中地区代表了中国的另一种可能性。

5
宋元明时期的陕西史承载着寻找这三个朝代的连续性和断裂的任务

赵世瑜提到,若干年前有些美国学者出了一本论文集,专门讲宋元明变迁的问题。许多学者希望从内在脉络和肌理中去寻找这三个王朝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赵世瑜认为,秦晖对宋元明时期陕西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承载着类似的任务和思考。

秦晖特别强调明代卫所制度和军户制度。该制度是从金元继承下来的,本身具有着朝代的连续性。这个制度对陕西影响非常大。明代中期后有九边的问题,这主要跟蒙古势力对明朝有威胁有关。所以,在沿长城沿线,明朝有军屯和开中。与此相类似的其他地方是湖南。湖南要向南岭沿线防御南岭以外的少数民族。这些地方的制度虽然有前朝渊源,但在明太祖划地为牢的体制之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可能会跟秦晖提到的“关中无地主”——其实是“有豪强无地主”——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理解陕西历史,是理解从明代到清代甚至到民国历史非常重要的钥匙。

赵世瑜,历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代表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文化》《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早期发展,1918-1937》《在空间中理解时间》《小历史与大历史》《说不尽的大槐树》《历史人类学的旨趣》等。

赵世瑜很赞同张帆所讲的有关陕西伊斯兰教情的问题。众所周知,自成吉思汗西征以后,回族人就变成了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明代嘉靖后,陕西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叫胡登洲。这个人是中国汉地里伊斯兰教出现大发展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开创了经堂教育。他的再传、三传等弟子遍布全国各地。他主要的传播渠道就是卫所和军户。

赵世瑜认为,这是由于元代到明朝初年,回族人往往集中地按军队编制居住在某一个单元或某一个系统里面。所以,这形成了当今回族人“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这甚至影响了清代绿营里面的军队编制。比如,晚清左宝贵沈阳的军队全是回族。直到今天,大家还能在沈阳北大营附近找到很大的回族社区。

6
欧洲的中央集权是为了去封建化,与中国的“周秦之变”很不一样

有听众问秦晖,“在《传统十论》当中,您提到了“周秦之变”。这跟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中所论述的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行政风尚和王权扩张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地方。在您的研究或者写作过程当中,托克维尔的思想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始人。

秦晖回答道,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受到托克维尔的影响,即便那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的中文版已经出版了。不过,在写作时,秦晖已经注意到,不光是法国,很多欧洲国家在形成民族国家时都有一个去封建化的过程。在表面上看,这个过程有点“周秦之变”的意思,因而容易被中国人误解。日本明治维新在某种意义上也包含了“周秦之变”的因素——日本废封建立郡县都是在明治时代出现的——日本也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势。

但秦晖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中古晚期所出现的绝对主义,只是对封建状态的一种否定——其背后的逻辑是“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市民与王权的结盟使得市民“利用了”王权。王权强大的时间很短,王权很快被市民社会解构了。在中国两千年秦制后,中国就很难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群体。中国古代集权的含义跟西方是很不一样的。

不过,即使是西方,在市民与王权形成联盟把贵族压下去后,西方也出现过王权“利用了”市民的例子。西班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班牙在天主教双王时期,也经历了中央集权的崛起。通过打压贵族和教权,西班牙推行教政教合一——西班牙的教会必须听国王的,而不是听罗马教皇。贵族在皇权压抑下开始没落,唐吉诃德就是这个形象的反映。在这个过程当中,西班牙的市民也是支持王权的。

在王权成长起来以后,西班牙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发育起来,反而变得更糟糕。所以,西班牙虽然很早地出现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并征服了美洲、建立世界性的西班牙帝国。但是西班牙在近代化过程中明显落伍。以至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班牙已经成了一个衰落的帝国。所以,即使在西方,大家都不能套用托克维尔讲的法国案例来分析各国社会。在中国,大家当然就更不能直接套用托克维尔的例子来分析中国社会了。


来源:文化客厅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秦晖、阎步克、赵世瑜、罗新:宋元明时期的陕西,恰是中国社会的缩影
文章链接:http://www.ccdigs.com/118885.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多向思维.
标签: , ,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