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的独特气质: “乌托邦文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1-9,星期六 | 阅读:24

文 |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具有政治头脑和国家管理才能的人群,这种才能是从中世纪以来在专制王权与国民议会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磨炼出来的。中世纪以来,英国人一直在尝试如何限制“王权高于一切”的专制独裁者,为此他们曾经早于法国,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将专制国王推上了断头台。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接着革命者成了新的独裁者。于是英国人又迎来了新的国王让他登基,但复辟的王朝很快又试图建立新的极权专制。于是在1688年,英国人发动了“不流血”的革命,赶走了旧国王,与新国王签订了《权利法案》,剥夺了国王的实权并使其仅成为国家的象征。这种被称为“光荣革命”的革命达成了议会与王权的妥协,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长期困扰英国的政治难题。从此以后,英国再没有发生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政治独裁者。

合理的先进的国家政治制度为英国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世界的民主制度作出了表率。可以说,英国是世界现代政治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和实践者。换言之,现代世界政治制度起源于英国。例如,现代政治的诸要素,王权虚化的原则,主权在民的原则,全民选举的原则,文官政府的原则,三权分立的原则,行政从属于立法、政府向选民负责的原则,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原则,男女平等参政的原则,政务官与事务官划分的原则,政治斗争中的非暴力、非革命的渐进改革原则,经济与商务的自由原则,等等,最早都是在英国形成的。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廉洁化、效率化等这些对现代国家普遍适用的要求,也最早从英国起步;政党制、内阁制、文官制、地方自治制等现代政治中常见的形式,显然也是从英国最先发展起来的。英国政治制度是现代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母体,其他国家多多少少都模仿了英国的政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那一套大同小异的制度,就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机构中也多少有一点英国制度的痕迹。

英国人对国家政治蓝图设计的浓厚兴趣,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由此形成了“乌托邦文学”。它是一种政治文学,对未来的国家政治和世界政治加以畅想、预测并予以形象表现。

“乌托邦”一词是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作家托马斯·莫尔(1478—1535)在《乌托邦》(1516)一书中创制出来的,是“虚构的理想国度”的意思,显然受到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莫尔采用了人文主义时期常见的游记体叙述方式,想象并描述了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国家,系统地构想和规划了乌托邦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宗教、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特征。莫尔笔下的乌托邦社会没有专制极权,没有财产私有制,没有不平等,公民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和生产劳动,按需要进行物质分配;乌托邦人注重学术,在哲学、科学和艺术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莫尔的《乌托邦》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第一部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品,显示了英国人文主义者对国家制度问题的特别关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首先关注的是反封建教会和解放情欲,法国人文主义者首先关注的是个人的发展和成长,英国的人文主义者首先关注的却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由此表现出了鲜明的英国特色。

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对后来的英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勾起了作家、思想家们对未来社会蓝图设计的兴趣,以致出现了许多仿作,重要的有培根的《新大西岛》、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如培根(1561—1626)的《新大西岛》(1627)是一部乌托邦传奇性质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那个神秘岛屿上的各种机构与习俗。它是一个按培根的思想设计出来的理想国度,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哲学,尤其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大西岛上最尊贵的机构是“所罗门院”,亦即科学院,英国客人们在那里得到的最高待遇是聆听“所罗门院”派来的一位老科学家的演讲。培根在书中预见了飞机、潜水艇、电话等将要出现的发明,表明了工业和科技立国的思想。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诗人骚塞和柯勒律治早期曾共同策划在美洲森林里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平等邦”。著名诗人雪莱的《麦布女王》用梦幻与胡言的形式,借主宰人类命运的麦布女王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19世纪后期作家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1)则描写了一位社会主义者所梦到的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景象。十几年以后,作家乔治·威尔斯(1866—1946)在题为“现代乌托邦”(1905)的乌托邦小说中构想了一个由精英来治国的妥善管理型的资本主义理想社会。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

“乌托邦文学”是正面的、理想化的和建构性的,它的核心价值是人与社会的平等、自由与发展。当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与乌托邦的核心价值相反的迹象时,英国作家便以“乌托邦文学”的语言、幻想与讽刺的手法加以批判、否定和解构,于是“反面乌托邦文学”或称“反乌托邦文学”就出现了。反面乌托邦文学早在18世纪的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名著《格列佛游记》(1726)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书中的主人公格列佛到过的大人国、小人国、飞岛、巫人国、马国等离奇的国度,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色彩。进入20世纪以后,反面乌托邦文学几乎取代传统的乌托邦文学而在英国盛行。例如,塞缪尔·勃特勒(1835—1902)的《埃瑞璜》(1872)、《重返埃瑞璜》(1901)两部长篇小说中的“埃瑞璜”(Erewhon)就是英文“乌有乡”(Nowhere)的倒写。两部小说均运用游记形式,通过一个游客在埃瑞璜的所见所闻,展现了这个乌托邦国家的黑暗生活。康拉德的《诺斯特罗摩》(1904)通过想象虚构的南美洲哥斯达圭亚那共和国,展现出独裁、内战、严刑酷律等恐怖政治的景象,也属于反面乌托邦文学。

而最有代表性的反面乌托邦小说是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1932),作者用一种貌似漫不经心的冷漠语气展示了未来社会骇人听闻的可怕景象。在小说里,孵化育种场借助流水线以试管制造男性、女性和中性(体格健全而无生育能力)婴儿,用电器调节他们的智力,按国家需要以五种规格生产人口,分别从事脑力工作、体力劳动和各种杂务。国家用科学方法和机械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用化学物质调节人们的情绪,任何有独立思考倾向的人都将受到放逐。这部作品无情地嘲弄了受科学、机械和极权政治支配的未来社会。赫胥黎在1946年该书再版本的序言中说,他原来“设想在六百年之后发生的事……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降临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丽新世界》是一本关于现代社会的小说,而不是关于未来世界的作品”。赫胥黎对滥用科学技术、极权主义的忧虑和恐惧在1958年出版的评论式书籍《重游奇妙的新世界》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他在书中直接讨论了人口过剩、独裁统治等科学和政治问题,结论也更加消极悲观。

1948年发表的《猿与本质》也是一部反面乌托邦小说,描述世界经过核战浩劫、文明遭到毁灭之后人退化为猿,世界一片卑鄙丑恶。反面乌托邦小说所描写的极权政治在另一位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作品中显得更为恐怖。在中篇小说《动物庄园》(1945)中,奥威尔以动物寓言的方式影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的统治。他的名著《1984》(1949)描绘了未来社会在极权统治下的阴森恐怖的景象:到1984年,国家严密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爱情遭到禁止,婚配由国家安排;宣传机构“真理部”随时改写历史,以适应当时政策的需要;电视屏幕和窃听装置日日夜夜监视着每一个人的举动,“思想警察”可随时将能独立思考的“思想犯”化为灰烬;国家使用通用语言“新话”,以减少词汇量和改变词性来限制和操纵人们的思想;而占这个国家人口大多数的“普罗”大众,则是一群嗜酒好赌、愚昧麻木的流氓。奥威尔笔下的反面乌托邦是以纳粹德国等为模型的。此外,安格斯·威尔逊(1913—1991)的《动物园的老人》(1961)是继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之后再次运用动物寓言形式讽喻当代社会的反面乌托邦小说。尼泊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戈尔丁(1911—1994)的长篇小说《蝇王》(1954)写一群小孩因飞机失事流落荒岛,在远离理性的环境里,恶劣本性暴露滋长,出现了互相残杀等一系列可怕事件,也具有反面乌托邦小说的性质。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英国的乌托邦文学是对英国政治的一种未来展望与正面构想,是英国人在政治制度上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表征,而反面乌托邦文学则是文学家对政治上的极权主义走向敲响的警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为依附于政治的御用文学性质,虽然出现了许多政治性的文学作品,但由于投靠权力,作家并没有独立的政治思维,更没有独立的、超越的政治思想。相比之下,具有悠久的民主政治传统的英国作家,以乌托邦文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的形式,畅想未来政治远景,对纳粹和共产极权的本质与后果加以深刻展示与剖析,使英国读者和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专制极权统治保持了足够的警戒心。在近现代世界文学中,几乎所有乌托邦文学、反面乌托邦文学的著名作品都出自英国作家之手。不仅如此,以描写和剖析极权专制政治为主题的政治小说中的著名作品,也大多出自英国作家之手。这已经成为英国文学中的一种可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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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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