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当年的“法纪教育学习班”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2-2,星期二 | 阅读:41

文/金雁

在“学习班”做笔录

1967年春天我们第二次串联回来以后,父亲成为批斗对象,头上有五顶帽子,到处都是他的大字报,我们家被县一中的红卫兵抄家,我和哥哥瞬间从“革命小将”变成了“黑帮子女”被撤销了“班长”,不准革命了。我这才发现原来革别人的命好玩,等别人革我的命时就无比悲催了。

1969年初中毕业,我们那时基本上是两个去向,一部分“根正苗红”的人去了工厂,其他人升入高中,唯独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因“政审”不过关,搭不上这任何一班车,成了“待业青年”。当时我所在的西北小县城还没有展开上山下乡运动,到1971年我插队之前,大约有近两年我因为“不准革命”又无学可上成了“逍遥派”。

新学年开学,我坐在门槛上眼巴巴的看着一帮帮孩子们相互招呼着去学校。我整理好书包、铅笔盒,对父亲说,我真切地体会到高玉宝说“我要读书”是什么滋味。父亲说,你和高玉宝不一样,如果真想读书,虽然被抄家别的书没有了,把这两套全集(《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读完读懂,别说高中了,大学也毕业了。

我先从《马恩全集》开始读起,感觉知识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相差太远,又缺乏工具书辅助,很难读明白,便又从《列宁全集》开始读起,好在不懂的问题还可以问父亲,配合家里一套安菲莫夫的《世界近现代史》,开始了我的自学之路。可能父亲感觉到我一个人光在家里蒙头读书不接触社会也不行,就和城关镇的熟人打招呼,说有什么抄抄写写或跑腿的工作,可以叫我去义务帮忙。

我1966年小学毕业刚进入中学就开始闹WG,到1969年中学毕业,没正经上过几天课,我的文化水平也就是小学毕业,“狗爬”般的一笔字也拿不出手。初中那三年,虽然写过大字报也刻过蜡板印过传单,但基本上都是转抄的高年级学生或者外地的大字报,我其实懵懵懂懂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起哄,很少有自己的思考。

城关镇里有不少文书类的活计,虽然只是誊写复写,对我也是一种锻炼。记得有一次用复写纸拓印好几份稿子,我生怕下面错位不断地用手抚平纸面,写好一看,一摞纸被我摸来摸去全是蓝手印。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要让复写卷面整洁,除了写字一定要尽量少地接触稿纸。

后来不知什么人提意见,说一个“黑帮子女”在镇机关里出入不好,我便被“辞退”了,其实也无所谓“辞退”,我本来干的就是“义务工作”,连午饭也不管。那一段抄写工作给我带来的唯一的好处是,我的字写得比原来好看多了。在家啃了几天《列宁全集》,城关镇又通知我去镇“法纪教育学习班”做笔录,当然也是义务的,不过说好可以管一顿午饭。我认识社会接触社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学习班建在城区的东北城角,那时候还有城墙,城角下有两排平房,有4-5个复员军人和几个民兵管着一帮“投机倒把”、倒卖票证、赌博、偷窃、斗殴、搞宗教迷信活动以及群众举报的有男女作风问题的非公职人员。学习班只具体进行所谓“法纪教育”。在“砸烂黑公检法”的大背景下,就连文革前本来就没有多少现代法治色彩的“维辛斯基式法律”也被扔在一边,流行根据“公安六条”、一打三反文件和“革命群众意见”判案。所谓的“法纪”其实无任何“法”可依。

熟悉方言土语

我们把复转军人统称“班长”,虽然“班长”具体管什么内容并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大体上有区分。我所在的组管“投机倒把”、小偷小摸之类,涉及政治、宗教以及男女作风问题的归另一组。我的具体工作是在那些“班长”“审案”时,我坐在旁边的一个桌子上做“笔录”。刚开始手写跟不上嘴说,加之有些口音听不清楚,紧张的手忙脚乱字迹潦草,还有不会写的字,交上来的记录实在是一塌糊涂,班长不满意,我自己看着也脸红,不忍卒睹,差点我就被辞退回去了。

我翻了翻别人以前记录的,知道此类型记录都是问答方式,前面是基本信息,比如姓名、籍贯、住址、职业、民族,正文是重要部分——“活动”过程,要提供时间、地点、经过,关键情节的人和事,最后核对记录内容后由审讯人、被审讯者和记录人签名即可。

前面的部分在登记册上有一些,事先阅读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这一项的难点主要在人名上,有些人名用当地语言起的,比如说“张尕蛋”、“马碎碎”、“尕”、“碎”之类在土话中就是“小”的意思。我随身带一本《新华字典》,不会写的字先空下来等到有空档的时候赶快查字典补上,也许是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也许是看我查字典的认真劲,总之我被留下来了。

笔录的关键是中间部分,即“事实交代”一定要记清楚,做好这一点首先要熟悉当地方言。我语言模仿能力不强,在西安基本上只说大院普通话,陕西话能讲但讲不好。主要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都不鼓励说方言,老师有时还会讥笑普通话说的不好的同学。秦陇方言虽然都属于中原官话,但差异性还是挺大的,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嘛,更何况还跨着省呢。

我是家里下意识地刻意“本土化”最早的人。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总被巷子里那些小男孩欺负,讲普通话会被喊作“洋婆娘”,讲陕西话就会被一帮小孩起哄叫“老陕,老陕,猪娃子买了几担担”。后来我才知道,由于三年大饥荒时张仲良治下的甘肃饿殍盈野,陕西的状况就好于甘肃,当时的很多甘肃饥民被迫东下求活,男人到陕西去要饭,女人更到陕西与人“同居”,有的丢下这边的家,在那边生了孩子,饥荒过后又跑回来,导致无数悲剧。当时俗称“走陕西”。

另一方面1949年前后甘肃“新区”基本都是随“一野”由陕入甘的“西进干部”(类似南方新区的“南下干部”)掌权,文革时当地人斗“走资派”,也有本地人不满外地“流官”的因素。所以当地人对陕西人又嫉妒又反感。我虽不懂这些背景,但生活所迫,也只好学本地话,力求融入社会。这不过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而已。

到了我做笔录的时候,一般本地话都能听明白,但是遇到一些年龄大又讲俗语土话的,还是听不太懂,平时我就向身边的人请教。他们故意一本正经教我一些骂人的话,并不告诉我原来说话的场合,等我说出来不合时宜的话,一堆坏男生就挤眉弄眼哈哈大笑,我才知道不是好话,起码不是姑娘家家应该说的。

当时我把语言的粗鄙粗野化看成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途径。有一次与弟弟起争执,我无意间冒出一句当地骂人的话,母亲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稍后瞪了我一眼,吓得我连忙吐舌头,知道犯了父亲以前教过“不学礼无以立”的规矩。以后我就有点两面派,在家里不敢造次当乖乖女,在外面则匪匪的。后来在社会上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这些本地土话也帮我一些忙,有人看着斯文小姑娘想“柿子拣软的捏”,我冷不丁冒几句邪乎的土话,有时也能震震场面,现在想来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联想到后来我在莫斯科认识一位懂中文的记者,他特热衷于用俄语教我们骂人的话,我表示不屑,正经的表达尚有困难,遑论土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课堂社会两不误,这也是学外语的路径之一,并举例说,你们从课堂里出来的人,主谓宾结构的句子听着就是中式俄语,口语当中能省则省,能简则简。土话俚语虽然粗俗,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必有它流行的原因。

他举例说,“пошли на казаки”,按字面意思翻成中文是“去哥萨克”,而实际意思是“搞俩儿钱花花”,因为哥萨克经常在河滩处抢劫商队,久而久之进入到语汇当中。喝酒的时候中国人说“走一个”,俄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以懂点土话更容易融入本地社会。普京上台后,其语言风格的一个特点就是向口语化靠拢,甚至把一些黑话俚语融入到正式场合,引起民间的一股效仿浪潮,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由于笔录时一般不能出错或者涂改,我事先就和班长说好,万一我没有听清楚或者有疑问的时候,就做一个手势,请他再问一遍,另外他也允许我过滤掉一些土话,因为有些字他也不会写。十几天下来我已经可以驾轻就熟了,能够胜任工作了,卷面整洁、字迹也秀丽耐看了。

暴打“小偷小摸”、严惩“投机倒把”

我们组经手最多的是偷窃案件。除了个别扒手组织者外,大部分小偷都是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孩子。这些“执法者”对小偷格外痛恨,人赃俱获扭送来的,班长一般是先打后审,没有得手的“疑似小偷”,更要打到承认为止。啪啪打人的声音吓得我不敢抬头,就好像打在我身上一样。一个小偷被打得腿抽筋,吓得我喊出声来。在学习班里班长们打人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他们叫我晚点进去,里面先是一顿乱揍,我站在门口听着里面嗷嗷叫,吓得脖颈子一阵发凉。

由此我认识了当时全县的小偷,也从来没被偷过。也许与那些班长比较,我没有资格也不会训斥任何人。他们出去后对我也比较客气,远远看见我就闪开了。有一次可能一个刚上道的新手摸了我的兜,不一会儿失物就被一个进过学习班的人送回来了。

“进学习班”的另一大类人是倒卖票证的。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对吃穿用的必需品凭票供应,从1955年发行粮票开始,就有诸多的布票、粮票、棉花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腐票……统称票证,这些票证只允许持票人使用,倒卖票证违法。那个时代,脱离计划经济的自发工商业行为,只要进价低于出价有利在焉,统统可以归到“投机倒把罪”里。倒卖票证也属此列。数额巨大是要判刑的,如果只是十几斤粮票,就要送到“学习班”来。

那些年的票证

如今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理解这一切。媒体曾提到一个有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知道当年有“粮票”,却以为是类似分发救济粮式的“皇恩”凭据,听说持粮票买粮还要付钱还惊讶不已,他以为凭票就可以领取粮食呢。不过,有票无钱固然买不到粮,有钱无票同样买不到(当然也有“黑市粮”可买,但价高不说,违法风险也与买卖粮票类似),其他“凭票供应”的必需品也是如此。而在极度短缺的那时,有钱无票、乏钱余票者与有票无钱、乏票余钱者间的票证交易,即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谋生,其实也是没法消除的。

无怪乎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延续着朝廷与“升斗小民”的猫捉老鼠游戏,“消灭投机倒把的土壤,消灭黑市和自由市场”的斗争持续几十年。1960年代中央就曾下发“管理市场,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投机倒把,那时候提出“杜绝投机倒把”的几项措施就有:第一,无证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第二,官家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第三,任何单位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第四,倒卖票证、倒卖统派统购物品、脱离官营的无证商贩都可以视为投机倒把。投机倒把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从经济上挖社会主义墙角、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罪行,与投机倒把分子的斗争是两路线的斗争。

在这种氛围下,对地下市场管的特别严,数额较大较典型的案例一般都送到县里,到学习班的那些人只是把个人需求差异的那部分拿出来私下里交换或倒卖。那时的城关镇里就有相当多的“农业人口”,虽住在城里却不是市民户籍,作为“城关公社”各生产队的“社员”,他们是没有粮票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城里无法吃饭,所以常见他们用布票换粮票,或者卖掉布票换一点零用钱。

这种私相买卖的情况当时很普遍,就连我母亲私下里也偷偷买过布票。否则每人每年一丈二尺布票做一床被子都不够,父亲要下乡,哥哥要去地质队,总得要添置一床铺盖吧?这就意味着一年不能添置新衣服了,而我们正长身体,棉质的衣服又特别不经穿,所以身为国家干部的母亲,明知不合法也不得已去买一点布票。

在学习班里我还遇到过我同学的母亲,她因为买了两丈布票,被纠察队扭送到学习班。她不识字,最后在记录上按指纹的时候说眼神不好,让我拉着她的手按了手印。为此班长狠狠批评了我,说按手印必须是自己完成,要不她出去说像黄世仁拉着杨白劳的手强按了手印,你咋辩解呢?我们还碰到过县革委会负责人家的亲戚,要不是他报住址,我们一再追问才知道与“县衙门”还有这一层关系……。可见皇上也有穷亲戚,肯定是有不得已的难言之隐,才会出此下策。他一再恳求我们保密,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此事。我当时闪过一个念头,法不责众嘛,有这么多人踩线,为什么就不能放开一点,允许人们互通有无呢?当然这种想法也只能烂在肚子里,下意识还会自我批判自己落后跟不上形势。

在我的记录中,进来的那些人说,没有衣服可以全家共用一件,谁出门谁穿,但娃儿们没有粮吃一天也撑不下去,比起穿的,吃饭更重要。家里别无长物,不卖布票卖什么?我不偷不抢,拿政府给我们的布票换一口吃的,为什么就违法了呢?有人说,孩子病了缺钱买药,卖了油票救急,难道能看着孩子病死不管吗?买布票的人则说,女儿出嫁,好歹总得置一套新衣吧,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咋就犯法了呢?我们对数额不大的,一般教育教育,劳动两三天也就放了。但他们还是难免“故伎重演”,所以我不时还能看到“二进宫”的熟面孔。

“投机倒把份子”

“赌博”与“破鞋”游街示众

和买卖票证一样,为打麻将进学习班的人也不少。那时候没有什么文化生活,

过年的社火也被禁了,除了读报、政治学习外不允许有任何娱乐性质的活动,人们的生活极度贫乏,冬闲时总有人偷偷摸摸推推牌九打打麻将。文革时期麻将、扑克都属于“四旧”,抄家的时候要全部焚毁。可是人们总要有点社交和打发闲暇的一些小爱好吧,所以手工制作的麻将和扑克应运而生。老百姓之间的这种娱乐,也就是玩玩,即便有现金输赢也是很小的金额,可一旦被人举报就会被基干民兵扭送到学习班。

我认识的一些长辈,平日里叔叔伯伯地叫着,他们进了学习班我感觉特别不好意思,就像是我做错事了一样。也许是学习班的烙印,我一直都不碰麻将和扑克,但我不反对别人玩。我那时候就纳闷,麻将传承了没有上千年也有几百年,只要无害他人,亲朋好友之间闲来无事打几圈,顶多是一种家庭和熟人内部的事,今天输明天赢几个钱不等于左手倒右手,干嘛要三令五申禁止,还要拿去游街呢。

对了,对来学习班的人有两种处罚:一种是劳动,一种是游街。学习班有两块不大的地,一块种蔬菜,一块种麦子,我们中午的午饭都产自这两块地。对偷盗、倒卖票证轻一些的处罚就是摆弄那两块地,你想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学习班的庄稼蔬菜长得能不好么?

赌博和生活作风问题则都会被游街示众。所谓赌博,那时很多其实就是打麻将被举报。而生活作风问题则主要是惩罚“破鞋”。我没有给那个组做过笔录,却见过对这些人的“处理”:给这些人带上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示众牌,或者挂一串旧鞋,一边敲锣一边喊“我好逸恶劳,聚众赌博”,“我是破鞋,乱搞男女关系”……,后面跟着一大帮扔石子的小孩。

游街的作用就是要靠围观引起示范效应,这种羞辱当事人的方式盛行一时,人们尤其喜欢看羞辱女人。在那个小县城里,只要有人一呼“看破鞋游街啰”,就观者云集,宛如一场节日赛戏般热闹。与这些“坏女人”相反的好女人标准形象,则是那些被大规模动员去干重体力劳动的“铁姑娘”:五大三粗,或代牛拉犁、或腰系绳索悬在半空挥锤打钎。这两种形象构成了那时“妇女解放”的典型景观。


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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