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3-2,星期二 | 阅读:42

By 余英时

编者按:本文收入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首发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儒学在中国史上遭遇困境不自现代始。孔子之后有杨、墨,特别是墨家的挑战,这是第一次困境。汉晋之际有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运动,这是第二次困境。这一次困境的时间特别长,因为继反名教之后便是佛教长期支配中国的思想和民间信仰。第三次困境发生在晚明。由于泰州学派的风行一时,遂有“三教合一”运动的兴起,李卓吾承王阳明之说而更进一步,公开宣称“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次运动虽未如魏晋时代明标“反名教”之名,但实际也相去不远,所以才引起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大声疾呼。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中更明白地指出:泰州学派到了颜山农、何心隐诸人手上,“已非复名教所能羁绊”。

如果从历史背景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这三次反儒学的思想运动都爆发在中国社会解体的时代。解体的幅度有大有小,深度也颇不相同,因此对儒学的冲击也有或强或弱之异。但以现代眼光看,上述三次社会解体都没有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儒学在经过一番自我调整之后,仍能脱出困境,恢复活力。

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到今天还没有走到终点。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

为什么儒学的困境和社会解体的程度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这首先要从儒学的性质说起。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我们常常听人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句话如果确有所指,则儒学决不能限于历代儒学经典中的教义,而必须包括受儒家教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紧接着澄清两点必有的误会:第一,中国文化包罗甚广,自然不限于儒学。我们说儒学弥漫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角落,并不是意味中国文化整个是儒学的实现。事实上,在每一角落中我们也都可以找到非儒学的成分。不过整体地看,确没有任何其他一家的教义散布得像儒学那样全面。第二,我们并不天真的认为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即是儒学的充分实现,缘饰和歪曲都是制度化过程中所确实发生过的现象。儒学基本上是要求实践的,无法长期停留在思辨的层次,从个人的心性修养到制度化显然都是归宿到实践。观念一落实到生活中便必然会因种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发生变化,因此歪曲更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此只是指出儒学通过制度化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传统文化这个事实。我们并没有下道德判断。指出这个事实正是为了说明儒学的现代困境的根源所在。传统的儒学诚然不能和传统的制度划等号,但前者确托身于后者。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的制度开始崩溃。比较敏感的人便不免把制度运作的失灵归咎于儒学。例如太平天国时代的汪士铎,其人为曾国藩、胡林翼所器重的谋士,而曾、胡都是所谓“理学名臣”。但他在《悔翁日记》中便屡次痛斥儒学,不但骂程、朱理学,而且也鄙视孔、孟。他是一个讲功利的的人,思想上倾向法家,在学术思想史上,汪士铎自然占不到任何地位,然而他反儒学的激烈态度却是一个信号。更可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接触到“西学”;他是从传统内部出来反儒的人。

中国近代反儒学的运动要到“五四”时期才发展到全面的阶段。但“五四”以前已有一个很长的酝酿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最初只承认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西方,所以冯桂芬的《采西学议》仅限于西方的科技。到了清末变法时期,中国人才正式承认政治制度落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鲜明态度不必说了,即使以提倡“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著名的张之洞也已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失去了信心,因为他所谓的“新学”包括了“西政”在内。

在全面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是最早崩坏的一角,紧接着便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全面动摇。谭嗣同的“冲决罗网”已开“五四”的先河。不过他毕竟还没有全面的反儒学,只找出荀子做替死鬼;他的最大著作也标“仁学”之名。这也许是因为康有为依然要假借孔子的旗号。从戊戌政变到“五四”不过二十年,但这二十年间中国传统制度的全面瓦解已表面化。从家族婚姻、乡里、学校各种制度到风俗习惯,其中已没有任何一部分是可以站得住的了。“五四”全面反传统的运动便是在这种形势下逼出来的。“五四”又号称“新文化运动”,其实所谓“新文化”即是西方文化,而以“民主”与“科学”为其主要内容。儒学则在这一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反传统的最主要的对象。我们回顾这一段大家熟习的历史是为了说明一点: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意味着儒学在实现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便也完全断绝了。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儒家的情绪一步一步地提高,而在“五四”时代达到了高潮。

用康有为的话说,中国在现代要求“速变”、“全变”。但不幸这个“变”始终未能成功。传统秩序已随着旧制度的全面崩溃而一去不返,但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新秩序则迟迟不能出现。在晚清和民初,我们还能把“变”而无成的责任推在旧制度的身上。“五四”以后则不再能如此,因此必须另找对象。这个对象当然不能是已崩溃的制度,而是制度后面的精神或思想。中国为什么总是产生不了“民主”,为什么“科学”始终难以生根?大家想来想去,自然只有儒学极其残留的影响才可能是“民主”和“科学”的真正敌人,精神或观念总是在文化或社会大变动中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所以在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和“科学”最热烈最紧张的时代,也往往是反儒学的情绪最高涨的时代。现代儒学的困境,以此为始点。

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经死亡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当然也是儒学新生命的开始。30年代胡适在芝加哥讲“儒教的历史”,曾说:“儒教已死,儒教万岁。我现在也可以是儒教徒了。”这个想法恐怕今天不少同情儒学的人也许会加以赞许。但是儒学目前的困境也在此。让我们用一个不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儒学死亡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如果我们因此庆祝儒学获得了新生,那么儒学又将以何种方式维持它的新生命呢?它将从此成为“游魂”呢?还是要“借尸还魂”呢?

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在道德领域内,儒学的真正试金石也只能是在实践中所造就的人格,即古人所说的“气象”或“风范”。如果儒学仅仅是发展出一套崭新而有说服力的道德推理,足以与西方最高明的道德哲学抗衡,然而这套推理并不能造就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典范,那么这套东西究竟还算不算儒学恐怕总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儒学与基督教不同。基督教在中古时代也曾与许多世俗制度融为一体,自从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后,由于它是有教会组织的宗教,最后终能托身在宗教制度之内。政教分离的结果是基督教与世俗制度之间划清了界线,然而不必变成游魂。传统儒学并无自己的制度或组织,而是以一切社会制度为托身之所。从这一点说,康有为当年想仿效基督教而建立孔教会也不无所见,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中古基督教在思想上也居于最高的地位,哲学尚是其婢女,科学更不必说。但是自从科学革命以后,基督教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到处撤退,科学进军到何处,它便从何处退却。然而它毕竟是西方一般意义下的典型宗教,有自己的特有领域而是科学迄今为止所不能攻占的。传统儒学在这点上也与基督教大异,因为它是全面性的。传统儒学无处不在,因此不能在任何一条战线上撤退,连宗教的领域也必须奋斗到底。那么现代儒学究竟将何以自处?

在传统时代,到处都可以是儒家“讲学”之地,不必限于书院、私塾、明伦堂之类地方,连朝廷之上都可以有经筵讲座。今天的儒学似乎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哲学系中都有儒学。此外当然还可以有一些零星的儒学社群,但也往往要依附在大学制度之中,那么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这样的儒学其可能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是不是即在于通过西方的思辨方式而最后取得与西方的哲学界、宗教界平等对话的资格?在学术上,传统的儒学是博雅与通识兼顾而尤其重视会通,今天面对西方学术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儒学是不是还能保持这个理想?或者必须有所选择甚至竟走专业化的道路?如果走选择的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走专业化的路,究竟儒学的专业又是什么?

如果儒学不甘仅为“游魂”而仍想“借尸还魂”,那么何处去找这个“尸”?以“家”为“尸”吗?今天是小家庭制度,孝悌将如何安顿?更如何应付愈来愈显著的个人主义的趋势?

我们提出这许多问题,好像是在继续反儒学的运动。其实这决不是此文的用意所在。此文的目的仅在用比较尖锐的问题凸显出儒学的现代困境。这些问题都不能有简单的答案,甚至根本未必有答案,有些则不一定是适当的问题,而且问题的提法也大可斟酌。无论我个人怎样同情儒学,我对于儒家困境的估计宁可失之于过高,而不愿失之于过低。总之,我希望这篇急就文章能够激起大家严肃讨论的兴趣,或进一步的思考。思考是脱出困境的始点。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晨于新加坡

附记:本文成篇极为仓促,思虑未周,俟他日有暇,再加补充。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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