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有过“修昔底德陷阱”吗?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4-4,星期日 | 阅读:39

陈村富

——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后之“圈套”

[作者简介]陈村富,1960年、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先后任职、任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杭州大学、浙江大学,1986年被评聘为教授,1993年被评聘为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哲学与基督教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希腊哲学史》(四卷,合著)、《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等。

摘 要

近几年来,“修昔底德陷阱”又成了学人们口中的热词。追根寻源,它原本是1980年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在一篇文章中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冷战”的,苏联解体后,该词变“冷”;然而,在2015年前后,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又将该词捡起,重新赋义,并且在文章、著作中用来比附美中关系,再经一批政界名人、研究机构和媒体的推荐,使之成了全球政界和学界热议的话题。艾利森把古希腊史中的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说成是“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这不仅与历史不符,也是他托名修昔底德为中国量身定制的“圈套”。历史的记载是,雅典与斯巴达作为两种体制,都起源于原始部落解体时王制的两个走向: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一个因弘扬部落成员大会功能,就走向了民主政制;一个因强化军事部落中的首领和氏族领袖,就走向了贵族制。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它们已经是最强大的两个城邦;二者并立,引领两种体制城邦的演进。艾利森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依据的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节一句不确切的译文:“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原文的本意是,斯巴达最终决定撕毁三十年协议,三次寻求借口,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近因)。艾利森所做的主要篡改工作有:将原本是并存的“两霸”——雅典与斯巴达,改造成“崛起国”与“守成国”;将破坏三十年和约、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的“最真实的说明”,改成了延绵二十七年战争的“真正原因”“更为根本的原因”;将希腊文“迫使他们投入战斗”,译成“注定一战”;将“势力增长—恐惧—战争”这句话,改造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然而,修昔底德在书中所说的“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双方扩张的方向与地域不同,艾利森却避而不谈。这个套路,说穿了,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托名”“伪造”。因此,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是托名修昔底德的“伪修昔底德陷阱”。而如何避免跌落“陷阱”,就转化为如何避免掉进艾利森的“圈套”。出路在于,全面准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美国、认识中国,走出伪“陷阱”的阴影,形成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理论。

关键词

艾利森 伪修昔底德陷阱 托名伪造 圈套

近几年来,“修昔底德陷阱”又成了学人们口中的热词。追根溯源,它原本是1980年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H. Wouk,1915—2019)在一篇文章中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冷战”的,苏联解体后,该词变“冷”;然而,在2015年前后,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又将该词捡起,重新赋义,用于比附美中关系。他除了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与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外,还在2017年出版《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随着该书不断重印再版,2018年9月,八旗文化公司出版了包淳亮的中译本(以下简称“包译本”);201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陈定定、傅强的中译本(以下简称“陈译本”)。在美国,2019年的原著重印本在醒目位置刊载了40则“赞誉”,其中既有美国高官、全球名人,也有重要研究机构和媒体。在中国,包译本的封面则写着:“未出版已轰动全球的权威分析”,“‘美国优先’与‘中国梦’能否和平共处,关键在突破‘修昔底德陷阱’”。一时间,“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全球政界、学界热议的话题。诚然,如果真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作者真是为了世界和平、美中友好,那么这倒是全球性福音。但如果艾利森教授托名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搞的是“伪修昔底德陷阱”(Pseudo-Thucydides’strap,“托名修昔底德陷阱”),那他所奉献和设计的“安全出口”(safetyexit),恰恰就是“艾利森圈套”的“入口”(trap,原为捕捉动物用语,有汉语的“陷阱”“圈套”“捕夹”“诡计”等多重意思)。根据我对古希腊哲学史六十年的研究,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纯属艾利森托名修昔底德搞出来的圈套,而且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

 雅典与斯巴达不是什么“崛起国”与“守成国”

雅典、斯巴达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城邦制形成时代,大体上属于同时产生的古希腊两种政制、两条发展道路的代表。在城邦制初始阶段,爱琴海两岸的米利都、爱菲斯,内地的底比斯、阿戈斯、埃利斯、科林斯,成为了强势城邦的代表。公元前7世纪末至前6世纪初,古希腊有几个城邦发生了一场改革(改制)运动,其突出代表就是雅典的梭伦(Σόλων,约前638—前559)与斯巴达的莱格古士(Λυκοῦργος,Lygurgos,前700—前630),从此双双崛起。《希波战争史》(也译作《历史》)的作者希罗多德(Ἡρόδοτος,Herodotus,前484—前430/420)说,那时(指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在多利斯人中是斯巴达,而在伊奥尼亚人里则是雅典人”。从此至希波战争(前490—前449年)中期,斯巴达与雅典走上两条不同的强国之路。

斯巴达又称“拉凯戴孟”(Lacedaemon)人,先是占领伯罗奔尼撒拉哥尼亚平原肥沃地,后至美赛尼亚(Missenia),将当地人赶到边界成为“边民”,反抗者失败后,都被变为奴隶,史称“希洛人”(helot)。这些居民已经是希腊祖先亚该亚人与西亚移民、当地土人经过几百年混合的后裔,而不是什么“天生的奴隶”。从斯巴达建国起,三百多年间,他们不断起义。经过莱格古士为代表的改制,斯巴达从此走上以二王制、监察官(Ephors)和元老院为上层领导、九千份地为基础的耕战合一的贵族制。希罗多德说:“由于这样改革,他们就成了一个享有良好法制的城邦。……他们既然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很快就强大起来……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呆在那里了”;最后,“他们把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征服了”(Hdt.1,66、68)。

雅典则是靠海为生,走上了手工业、商业、海上贸易的道路。在政制上,新兴工商奴隶主逐步取代元老院,实行民主政制。它不靠军事控制其他城邦,而是以工商经济和民主体制影响其他城邦。以民主制或贵族制为主要形态的党派斗争贯串于城邦制时代的始终。所以,从理论上说,不可能有雅典为代表的“崛起国”(rising power)与斯巴达为代表的“守成国”(ruling power)的关系。因为,两种体制都起源于原始部落解体时王制的两个走向:依据不同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弘扬部落成员大会功能,就走向了民主政制;一个是强化军事部落中首领和氏族领袖,就走向了贵族制。其根源是原始公社内部的分化,演化为城邦内不同利益群体、党派的斗争。从历史与逻辑考察,两种政制与城邦内党派是同步发生的。所谓“崛起国”与“守成国”,不仅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有违历史事实。以下分三个阶段,对照艾利森教授的说法,加以辨析。

第一个阶段是希波战争之前。艾利森在书中第30页(陈译本第52页)说:“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他所说的“该地区”,指整个古希腊。然而,事实上,希罗多德说的是“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因为,公元前6世纪以降的古希腊,包括本土、爱琴海东岸(小亚西岸)和沿海岛屿,以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而古希腊本土,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外,还有中希腊、北希腊和阿堤卡。古希腊城邦林立,本土城邦并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根据《剑桥古代史》,公元前800—前500年的殖民城邦有140多个。雅典与斯巴达各有其势力,在此之外还有广大地区。从修昔底德原著中也可看出,都是战火烧到那里,才知道那里还有从不知晓的小邦。即使是在伯罗奔尼撒,像阿戈斯,从来就不屈服于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第3—6章就记述了“伯战”第11年(前420年)签订新和约后,斯巴达的重要盟友科林斯,立即找亚哥斯(Argos,阿戈斯)结盟,组成新同盟,欲同斯巴达开战。艾利森教授的意图是改写这一百多年历史,让斯巴达成为唯一的“守成国”,而把雅典说成是希波战争后崛起的“挑战国”。这样,“陷阱论”的这篇大文章才好做。

第二个阶段是希波战争前期(前492—前478年)。艾利森在书的“导言”(陈译本第6页)中借修昔底德之口说,雅典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有权质问雅典,是谁给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其实,公元前490年波斯大举进犯希腊本土时,正是雅典与“铁杆”盟友普拉蒂亚在马拉松击退了波斯,而斯巴达并未参与。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约519—前465)亲率水陆大军来犯时,北希腊、中希腊纷纷“献出了水和土”,斯巴达、科林斯准备在科林斯海腰修筑工事保全自己。正是雅典,促成了古希腊联邦会议的召开,促成了共同抗敌,取得了萨拉米海战、普拉蒂亚决战的全面胜利。所以,希罗多德说:“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Hdt.7,136)修昔底德在追述希波战争中的斯巴达与雅典关系时说:“共同努力把外族的入侵击败。”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国王在讨论是否与雅典开战时还说:“无疑地,他们过去在反抗波斯人的时候有很好的成绩。”公元前479年,尽管波斯战败,但沿海及小亚西岸的古希腊城邦仍在波斯手中,它的盟国腓尼基还有庞大舰队。而斯巴达此时却撤兵了,让雅典与波斯互相消耗。修昔底德说:“他们不想再负担反对波斯的战争了,他们认为雅典人完全能够指挥,并且当时雅典人对他们也是友好的。这样,雅典就取得了领导权……同盟国也愿意雅典取得领导权。”

雅典及其盟邦收回沿海城邦后,逃离的人纷纷回来重建家园,斯巴达获悉后反对。当它获悉雅典要重修卫城时,立即出面阻止,说斯巴达就是他们安全的大后方。修昔底德说:“他们隐藏了他们的真正用意和他们的真正恐惧。”这明明是霸权者式的“恐惧”。可是,在艾利森眼中,却成了“崛起国”雅典“不敬的证据”,露出了“要威胁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认为这才是修昔底德的原意。

接下来再对照核实第三阶段艾利森在史实上的“改造”。希波战争终结于公元前449年,可是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仅写到公元前478年斯巴达撤军,雅典指挥盟军攻陷塞斯托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公元前435年开始,中间的四十三年无专史记载。古希腊史的开拓者格罗特(G. Grote,1794—1871)在《希腊史》第45章(2010年版是第15章),收集各方面资料补写了这四十三年。格罗特认可了修昔底德及后来德奥多罗、普鲁塔克(Πλούταρχος,46—120)等人的说法。雅典将设在提洛岛的盟邦金库迁往雅典,并用于雅典卫城至拜里厄斯港防卫大道的建造,标志着提洛同盟已开始蜕变为雅典控制、奴役盟邦的工具。格罗特认为,从公元前455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休战和约”起,雅典已经是海上势力的“霸主”(hegemony)。其标志是:对外,公元前466年大败腓尼基舰队,公元前455年大败伊齐那舰队;对内,公元前466年围攻背盟的那克索斯,翌年又镇压背叛的塔索斯。从此,海上称霸,盟主成了霸主。尽管雅典势力在这四十三年中的快速增长是无疑的,然而总的格局仍然是“两强”“两霸”之争,而不是什么“崛起国”与“守成国”之争。修昔底德也是这样说的:他们“共同努力把外族入侵击退。但是不久之后,希腊人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在一个短时期内,战时的同盟还继续存在;但是不久之后争端即起”(Thucy.1,18)。

而对照艾利森的著作,不难发现,它暴露出三个问题:其一,雅典之所以在希波战后快速发展,根源在于它开放式的手工业—商业—海上贸易;在于外部扫清了波斯这一阻力,内部完善了民主体制。而反观斯巴达,“四百多年以来,他们的政制没有变更”。稳定的政局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没有内在活力,停滞不前了。这是二者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然而,艾利森却避而不谈这个基本事实。其二,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在《政治学》第2卷评论斯巴达政制的弊端时说:“斯巴达的整个政制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战士的品德,以确保战争的胜利。所以,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他们的威力还可以维持住。一旦获得了霸权地位便衰落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慬得和平时期的生计。他们不会从事高于战争的其他事业。”(1271b3-6)这种畸形的、超稳定的延续四百年的社会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保守怕变,内部和周边有一点风吹草动,它都感到恐慌、不安。所以,“恐惧”(phobon)是它的常态。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了,斯巴达对“希洛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他同为贵族制的城邦如阿戈斯等,对盟邦科林斯、麦加拉,对雅典等的“恐惧”和“担心”。所有这些,如果都归咎于雅典,并且在雅典势力的增长—斯巴达的恐惧—付之一战中架设一条因果链条,是缺乏根据的。其实,艾利森有时也不得不说,“现在看来,斯巴达的恐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显然,艾利森也承认对雅典的许多“恐惧”是斯巴达自己的误判。其三,修昔底德说:“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间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的同盟者的暴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8章同时介绍了几件事,如伊汤姆(Ithome)十年暴动时请雅典帮忙平叛。格罗特的《希腊史》第45章也叙述了几件事,但艾利森对此只字不提。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与雅典,“一个在陆地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双方扩张的方向与地域是不同的,并不像艾利森说的,雅典“不断挑战”斯巴达的统治。

 斯巴达与雅典战争的“真正原因

艾利森教授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依据,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节的一句话。陈定定的中译本沿用了谢德风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表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包译本则译为:“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引用“Strassler”的译本,同时自己“用更现代的英文去替换他们的译句”。由于这是关系到“陷阱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我曾在《伪“修昔义德陷阱”考》一文中,以“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古希腊原文和希-英对照系列C.F.Smith的英译为主,逐条核实艾利森的解读。这里撮其要点,概述如下:其一,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阿里斯多芬等,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启蒙运动在史学、文艺领域的代表。几占《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说词、论辩和评论,其语境是智者高尔吉亚、苏格拉底及小苏格拉底学派。修昔底德关于言辞与事实,关于从人性入手揭露人的贪欲、荣誉、野心是延绵二十七年战争根源的分析,都可以从当时的思潮中找到原型。其二,关于第1卷第23节的那句话,史学界争论了多年。艾利森、谢德风的表述,代表了一种意见。但即使这种表述,也不等于是“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而且,学术界的主流认为,“洛布古典丛书”的希英对照更忠实于原文。其三,古希腊原文“alethesta ten prophasin”,“洛布古典丛书”版本译为“最真实的解释”(truest explanation),而不是“真正原因”。而希腊文“aitia”(原因),在这一段出现过四次;在全书后七卷及这一卷的第24—146节(即谢德风译本的第2—11章),修昔底德还区分了“直接原因”“借口”(导火线)“根本原因”(真正原因)。其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的主题是阐述撰写该书的宗旨和原则。第23节是第1卷后面10章的小引,说的是破坏“三十年协议”、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近因”“表层原因”)。修昔底德说,交战双方各有各的说法,唯有他的说法才是“最真实的解释”。史学界之所以有人将这句话等同于“真正原因”,在于他们不了解修昔底德的语境。高尔吉亚发表了反驳巴门尼德的三个命题:无物存在;即使存在,也无法认识;认识了也无法用言辞传达。他写的修辞范文《海伦颂》,发挥了第三个命题。如果了解中国魏晋南北朝关于词与物的辩论、欧洲中世纪的“唯名论”、当代的语言哲学,就不难理解“最真实的解释”不等于就是“真正原因”。雅典的兴趣是东起黑海,西至现西班牙、法国,南及北非的整个地中海域的贸易,颇像古代西亚的腓尼基商队。在它最强盛时代,也无志于占领周边地区,建立像亚述、赫梯、吕底亚那样的农牧帝国。换言之,雅典与斯巴达的“利益交叉关系”“利益重叠关系”甚少。这就是为什么从公元前455年“三十年和约”到公元前435年双方决策层都想诉诸“仲裁”、不轻易宣战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在战前的四十三年里,雅典势力的发展并不构成对斯巴达的威胁,更无取代之意。事情的转折是公元前435/4—前432年春发生的两个事件。原本与两大同盟毫无关系的或守中立的城邦,首先将科林斯,尔后将斯巴达、雅典拖了进去,致使斯巴达误判,“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消灭雅典势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巴达第一次宣战的借口受挫后,接着就来第二次;第二次又被识破,最后只好等待时机。这样,才有第1卷结尾这句话:“因为构成破坏和约和成为公开战争口实的一些事件尚在发展之中。”至此,谁是战争的挑起者一目了然。第1卷中说的是破坏和约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的解释,再清楚不过。其五,这场波及全希腊、延绵二十七年战争的“更为根本的原因”,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2节有过提示,在后七卷中已解答。艾利森在其著作第2章注4中说:“第1卷分析了导向战争的途径,余下的七卷则记录了战争本身。”这里有一个关键词“chronicle”没译出来。包译本倒是按原著表述了:“其他七卷则是战争过程的编年史。”把后七卷说成是战争过程本身的编年史,正好与修昔底德本意相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1节阐述他撰史原则时,特地申明“史”与“诗”和编年史的区别。他批评“chronicler”(编年史家)时认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观众的兴趣”。而“史”(Historia)的要求是,“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他的后七卷正是按第1卷阐明的撰史目的和原则,不用言辞掩盖真相,而是在如实叙述事情真相的基础上剖析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层次根源,即作战双方领袖们的贪欲、权势欲、不顾城邦安危的个人荣誉:“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一旦党派斗争爆发,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城邦的领袖们有似乎可以让人佩服的政纲:一方主张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主张安稳而健全的贵族政制。他们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谋得利益。”(Thucy.3,83)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6卷中,修昔底德剖析了六件事情发生的原因:(1)科林斯为了离间科西拉与雅典的关系,挑起科西拉内部党争。(2)雅典与斯巴达出兵助威,却都不参战,让科西拉两派互相残杀,最后自己毁了这个第二大海军势力的城邦。(3)斯巴达占领雅典盟邦普拉提亚,杀光全部男丁。(4)雅典占领斯巴达盟邦派罗斯,也如法炮制。(5)雅典盟邦密提林带动周边三个小邦背叛,尽管下层民众反对,平叛之后,雅典领袖克里昂主张将男丁杀光,理由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6)公元前422年,双方统帅都战死在马其顿—色雷斯附近的安菲波里。修昔底德评论说:“这两个人是双方主战最卖力的人:(斯巴达的)伯拉西达主战,因为他个人的成功和荣誉都是从战争中得来的;(雅典的)克里昂主战,因为在和平安静的时期,人们会注意他的不良行为,会不相信他对别人的谗言。”由于伯拉西达屡建奇功,“斯巴达的主要人物妒忌他”,这次竟然见死不救。公元前421年,双方缔结了五十年和约,各个盟邦也签了字。但是,科林斯立刻赴亚哥斯,拉出一批盟邦重新结盟,欲与斯巴达开战。至于趁机煽动远征西西里的阿尔西比亚德斯(Ἀλκιβιάδης,前450—前404,一译“亚西比得”),更是个朝秦暮楚、野心勃勃,却又擅长雄辩、煽动仇恨的雅典民主制衰落时期的“蛊惑家”(Demurgogue)。由于雅典公民已经蜕变成为“糊涂而任性的老头子”(阿里斯多芬《骑士》的讽刺语),他们竟然投票赞成阿尔西比亚德斯统率全军远征西西里。修昔底德说,这是一支“花钱最多,外观最美的希腊军队”,舰长、水手都发薪金。士兵和商人们为了做生意,还随身带着货物。修昔底德每叙述一个大的历史事件,都同时发表评论,揭露他们不断挑动战争的内心追求。他对于历史事件根源的观察和解释,为古罗马时期的史家们继承和弘扬,造就了后人所说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对此作了深刻论述。

 “陷阱”与“圈套”,“出口”与“入口”

艾利森教授的叙述很巧妙,使人们误以为真如他所说:“修昔底德的主要议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节那句话。这样一来,并存的“两霸”被艾利森改造成了“崛起国”与“守成国”;破坏三十年和约、诉诸战争的“直接原因”的“最真实的说明”,被改成了延绵二十七年战争的“真正原因”“更为根本的原因”;希腊文“anankasaies to polemein”(迫使他们投入战斗,“洛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如实译为“forcedthem to war”)被说成是“注定一战”;“势力增长—恐惧—战争”这句话,也被改造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艾利森的这个套路,说穿了,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托名”“伪造”。

《希腊大辞典》(第2020—2021页)列举了以“pseudo”为词根的名词、动词、复合词的本义和引申义。古希腊将“说假话”“作伪证”“谎称古圣”以及伪造前人名著或名言等称之为“pseudo-”。例如,《伪普鲁塔克》就是后人考证认定的、假托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伪造。“Pseudo”与一般的学术造假不同,它代表伪造者(托名者)所处时代关于古籍解读的一种观点,或者是借古圣之名传播自己的观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类性质的“伪造”。准确的命名应为“PseudoThucydides’s trap”(“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质是,托名修昔底德的“艾利森圏套”。对此,我曾在《伪“修昔义德陷阱”考》一文中,论述了“伪修昔底德陷阱”的五大构件:崛起国与守成国,结构性压力,真正原因,注定一战,逃脱之路(“安全通道”)。这五项,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原著中所没有的,在全球“史”类学者中也是通不过的。

从理论上说,“结构性压力”来自结构性矛盾,而且一定是双向的。如果结构性矛盾说不清楚,那么,结构性压力也就荒腔走板。“Ananke”像古希腊许多词汇一样,来自神名,如“天”(ouranos)、“时间”(chronos)。命运女神“Ananke”安排的“命运”(如俄狄浦斯“弒父娶母”)是凡人无法改变的。但是,以“Ananke”为词源的名词、动词及其分词、不定式,其词义就是“必须”“不得不”“逼使……”。修昔底德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ananke”的。

从史实来说,为了把战争说成是雅典挑起的,艾利森教授还伪造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例如,他在书中第35页(陈译本第59页)写道:“在第 一次对峙的时候,(科西拉)120艘战舰开到了科林斯。”而真实历史是,科林斯派75艘战舰到伊庇丹努(现阿尔巴尼亚附近)与科西拉作战,科林斯战败,被毁15艘。又如,他在书中第33页(陈译本第59页)说,雅典“反复说服中立国家(如科西拉)加入联盟”。而真实历史是,科西拉与科林斯于公元前434年开战后,主动来找雅典;为此,雅典的公民大会开了两次,第一次予以拒绝,第二次雅典才“议决和科西拉订立同盟”。即使如此,也仅仅派出10艘战舰助威,以免破坏三十年协定。

当历史研究者把移情、嫁接、放大等文艺创作手法用于“历史”研究时,“历史”就变成一部历史剧了。或许有朝一日,人们能在荧屏上看到新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为,剧本编得很成功,正反典型塑造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也娓娓动人,还带有“注定一战”的恐怖感。这里,艾利森教授的目标很明确:“聚焦于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以及全球秩序的冲击”(见该书前言,特地用斜体词“impact”,指的是“七十年以来,华盛顿所主导的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框架”这一“世界秩序”的“impact”。陈译本译为“影响”)。总之,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艾利森教授托名修昔底德的“伪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对于造假者和“拥趸”来说,已沉迷其中而难以自拔,但对于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来说,如何避免跌落“陷阱”,就转化为如何避免掉进艾利森的“圈套”。出路在于,全面而准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美国、认识中国,走出伪“陷阱”的阴影,形成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的理论。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3期第356—363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email protected]”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如果您想查看《南国学术》以往的文章,请到“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网站,点击“学术期刊-南国学术”后,可以下载所有文章PDF版。网址是:https://ias.um.edu.mo/s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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