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为何不写《上班记》?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5-28,星期五 | 阅读:35

新闻作者|徐悦东 采写|姜妍

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于2021年5月27日逝世,享年100岁。我们特刊发2013年对何兆武先生的专访,纪念和追思先生的写作、治学与生活。


据清华大学副校长、何兆武弟子彭刚消息,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于2021年5月27日逝世。

何兆武

1921年9月何兆武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并在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何兆武的译著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其著作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上学记》等。2015年4月20日,何兆武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向其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何兆武:

他把名字写在水上

六年多之前(指2013年,下同),当被问及为何不出《上班记》时,何兆武说“等我死了再处理”。而今92岁的他回答是“我不会写《上班记》,因为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生活规律的他,看书看报关心新闻,只是已经不太出门。何兆武感慨现在的北京常常有雾,“以前不是这样的,经常能看到蓝天。现在的北京,人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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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出去,人家也不太来了”

“有位朋友去访问何兆武,老先生现在九十多岁,住在非常小的房间里,我朋友就感慨,他这么老还住在这么狭窄的地方,觉得很遗憾。”黄灿然在一次采访里提到过何兆武的家。确实,何家的房子小小的、旧旧的、但收拾得干净整齐。他的孙女30多岁了,每周过来陪爷爷住一两天。

何兆武的卧室进门处有台小电视,有两面墙书架上摆满了书,中英文的都有。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上面铺着浅色的床单,枕边还码了一摞书。房间的地上是个不断摇头晃脑的橙色小电暖气。春天来临,何兆武身上的衣物却还是冬日里的居家装扮。

问起正在读的书,何兆武就从枕头旁拿起一本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现在没有人给我安排什么工作,我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脑子会记不清楚,每天就是读一读闲书。”他觉得傅高义的这本书还不错,“我挺赞同邓小平的做法,不然我们现在可能连肚子都吃不饱。”他说话的时候,桌上还摊着他刚才在看的报纸,报纸旁边摆着老伴的照片。

何兆武的生活很规律,早上6点起,晚上9点睡,中午还要睡一小时的午觉,“我睡眠还不错”。除了看书看报,他也会看看电视里的新闻。“我最近关心的新闻是会不会打仗,关注朝鲜的核武器……”

书架上除了书还有许多古典音乐和京剧唱片,扫过去可以看到舒伯特的《冬之旅》、帕格尼尼吉他与小提琴二重奏、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新编京剧《情仇剑》……“我现在不听了,前几年还会听,现在没太大精力了。我只喜欢19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音乐,钢琴、小提琴都行。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我都喜欢,当然贝多芬也喜欢。”说起这些音乐家名字的时候,何兆武用的是英文。“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听京戏。我也爱看电影,每个月都会去看一两次,现在出门不方便了……”

毕竟是92岁的老人了,何兆武只在天气好的时候偶尔下楼去走走,也就走个10分钟。体力消耗少,饭也吃不多。有些熟人偶尔来家里作客,和系里的老师、年轻的学生往来很少,“我不太出去,人家也不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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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北京,人也太多了”

何兆武喜欢笑,但是话并不多,不大喜欢主动讲话,有时候说话会重复,也有的时候自顾自地说下去。说着说着他就会把脸扬起来,看看窗外,眼神悠远。他好像在记忆库里搜索着什么,沉默一段后眼睛一亮,讲起刚刚搜索到的内容,“我们那时候……”

问他会不会再写《上班记》,何兆武说:“我现在跟不上时代,不太写东西了。我不会写《上班记》,因为我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对上班的很多事情,我都搞不清楚。比如我当时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门口牌子上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但它实际上属于宣传部门。科学是后有结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但是宣传是先给结论,再去研究它,比如‘赫鲁晓夫罪大恶极’,你去证实它。”

“中国的传统就是对科学不太重视,五四时期我们提倡民主、科学是很对的。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但也要继续提倡。我们闹了很多笑话,‘大跃进’的时候说亩产量多少万吨,在当时怎么可能,当时饥荒饿死很多人。我当时在北京,一个月的粮食是29斤,按理说一天一斤足够了,但是当时没有别的吃的,所以还是吃不饱。我有个邻居,原本很瘦的,有一天突然就胖了一圈,是浮肿。当时我看书,经常看着看着就眼前一黑,过十几分钟才缓过来。”

回忆起历史,何兆武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最近北京经常有雾,以前经常能看到蓝天。现在的北京,人也太多了。以前我们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现在快14亿了!就像我这个小房间,要是来400个人,那肯定盛不下。我们很多事情都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嘴上说跟不上时代,何兆武对现在的时代充满好奇。他会问我们:“电脑我想不会太难学吧?”“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报纸发行就减少了吧?”不过他想了想又说:“信息发达了以后,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哪!无论你的信息来源多么丰富,你知道的总是片面的,你不可能全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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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平静,就是幸福”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这是何兆武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也是济慈的墓志铭。“济慈26岁就死了,英文里有一句谚语是说,把名字写在沙子上,潮水一来就冲走了。把名字写在水上就更彻底了,一边写一边就没有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什么都留不下,不管你多有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就像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兆武不觉得自己这一生幸福,也不觉得自己不幸福。“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是他觉得不幸福的一段历史,但他又说,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太多,所以自己的这段历史也就没有那么不幸福了。“我觉得幸福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幸福。一次我看到一本书,是乌纳穆诺的《人生悲剧的意义》,里面说人一生追求的是光荣。我觉得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心安理得,内心的平静,这就是幸福。”

聊完天给何兆武拍照,他坐在椅子上微微笑,拿照片给他看问他好不好,他只是笑着说自己不懂。然后又陷入了自己的思索中,有好几分钟不讲话。

离开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门口,脸上还是挂着淡淡的笑,冲我们挥挥手。每天照顾他的阿姨开始准备午餐。


来源:文化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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