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传统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7-14,星期三 | 阅读:25

作者:冯友兰

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是中国社会中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这个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标志着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起来,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维持正规教育,发展五四传统。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意义。

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织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当然这只是说有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西北联大也是很有成绩的。

三校有联合的部分,也有不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和在本科担任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合大学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都是联大的学生。担任课程的教师及行政人员有两重身份:一重是联大的人,接受联大的聘书和委任;另一重是原来三校的人,同时也接受原来学校的聘书和委任。原来从北京出来的人,当然都有这两重身份。但是如果不在联大任职,那就只有一重身份了。在昆明新聘请的人,如果是为教学的需要,那就只有联大的聘书,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为这个人很好,那就给他另加一份聘书,表示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可以继续聘请他一起回北京或天津。当时一般师生,对于最后胜利都有坚强的信心,都认为联大是暂时的,三校是永久的,而三校除了维持其原有的班子外,也都随时网罗人才,以为将来的补充。

当时,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当时联大的学生,有的是跟着三校来的,有的是在昆明录取的,他们的家大部分是在日本占领区,他们不肯接受日本的统治,离开了父母家庭,经过许多艰险困难,来到了当时的大后方。他们都是有志之士,可是往往与家里信息不通,生活困难,就在昆明自谋生计,勤工俭学。教师也因为通货膨胀而生活困难。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卖文或其他业余工作以补贴生活,也可以说是勤工俭教吧,但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

师生们同时还天天遭受日本空袭的威胁。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这种信心,这种精神,在联大的校歌歌词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歌词说: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词是我作的,调寄《满江红》。(参看本章附记)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1939年就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党部,称为区党部,在各学院设立区分部。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学生中还公开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这个民主,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下,维持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容易的事。三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教授治校”。这个传统联大也继承和发扬了。其表现为教授会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学校正常的情况下,不显得有什么作用;但是遇到学校有对内或对外的大斗争的时候,这种权威就显出作用了。

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1944年国民党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征发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从军,组成青年军。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了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

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

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

日本投降以后,联大师生虽然实现了原来的信心和期望,但没有表现应有的欢乐,大家都看到,蒋介石一定要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无能,有加无已。有一件事情直接使联大师生感到痛心。当时从昆明到重庆的铁路已经通到曲靖,有一段正从联大旁边经过,常常有军队顺着铁轨行走。师生们常常看见,经过的士兵都是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真正走不动了的就躺在路旁,军官们不但不救护,反而举鞭就打。真是像当时所说的:前线的士兵要啥无啥,后方的大官要啥有啥。这种情况使进步的师生更加愤怒,不怎么进步的师生也觉得寒心。

在这种情况下,联大中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厚了。进步的学生们经常举行集会,请教授们讲演,评论时事,报告些不见于报刊的新闻。1945年11月下旬,学生罢课反内战。25日下午,我家里的人上街买菜回来说,也许有什么事,就要戒严了。果然当天晚上,联大学生在联大操场中举行时事晚会。正在开会的时候,就有军队在联大后面土山上放枪。联大及他校学生不为所动,仍然把会开完,但是都大为愤慨,加紧戒备。联大的校门紧闭,不准闲人进去。到了12月1日,我在家里,忽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发出了两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看见吴晗匆匆地从他家里跑出来,对我说:“开火了!杀了人了!学校赶紧想办法。”

吴晗同我所住的西仓坡联大家属宿舍,也有许多歪戴帽子、流氓打扮的人出出进进,显然是特务来威胁。后来又有人来说,新校舍墙内落了手榴弹,炸死了四个学生。事态更加扩大了。昆明全市的学校都罢课了。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出面“调停”,学生提出的条件,如为四烈士出丧游行之类,省政府都答应了,而且有些已经办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条件,学生要求惩办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云南省政府说,警备司令是中央任命的,不在省政府管辖之内,没有办法。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直接交涉,重庆暗示说,如果学生能先复课,可以考虑撤换关麟征。而学生则坚持,必须先撤换关麟征,才能复课。就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形成僵局。

关麟征请联大部分教授谈话,其中有我,有张奚若。谈话之中,张奚若和关麟征这两个陕西人发言最多。张奚若说,这个事件是警备司令部有预谋、有计划地挑起来的。关麟征说,是联大有预谋、有计划地挑起来的。最后关麟征说,不必辩论了,现在是以组织对组织、以暴力对暴力的时候,其他都不必说了。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在这种僵持的时候,傅斯年从重庆来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当重庆行政院秘书长去了。重庆派傅斯年为北大代理校长,他到昆明是来就职的,同时他也成了联大的常务委员。他秘密地向联大的部分教授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当时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撤换关麟征和学生复课这两件事孰先孰后的问题。重庆为顾全它的面子,坚持要学生先复课。学生为了贯彻他们的要求,坚持要先撤换关麟征。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做一个保证,于学生复课后十五天内调走关麟征。当时就召集教授会,由我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议决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十五天内使关麟征去职。会中就这个议决案进行讨论,很是激烈,发言的人很多,甚至要发言的人必须先到主席台签名,由主席按顺序叫名发言。辩论的结果,议决案通过了,学生也接受了保证,复课了。果然在十五天内关麟征被调到东北当接收大员去了,昆明的警备司令换成了杜聿明。可是学生又向教授会质问:关麟征调到东北,这是升官,不是撤职。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有保证。有人提议再开教授会,但没有成为事实。

西南联大旧照

就我个人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很觉得灰心,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料想复员以后,像“一二·一”这类运动还会很多。恰好这个时候,布德约我到美国去,继续和他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我就乘此机会于1946年9月到美国去了,自以为可以脱离“是非之地”。

在这个时候,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想推荐闻一多去,向闻一多一说,他就拒绝了。他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

我在美国住了一年多,又觉得像王粲《登楼赋》所说的:“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我于是在1948年全国解放的前夕,又从美国赶回来,又投身于“是非之地”。屈原在《离骚》的结尾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我理解屈原的心情,但我没有屈原那样悲观,因为我不久就看见了中国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美政。

“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

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拓片

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署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的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

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土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

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前的作者。纪念碑上覆盖着联大校旗

下午三校各自开会,算是分家,闻一多在清华的会上发言,有一段说:“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这不对,清华没有优良传统,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现在刚才有点觉醒。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只隔了两个多月,闻一多就遇难了,他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潮。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

附记

1980年4月,清华举行校庆纪念会,清华校友返校的很多。同时也举行了西南联大校庆纪念会,由曾经参加联大的师生参加。在会中合唱联大校歌,情绪很热烈。当时有人提出这个校歌作者是谁的问题。

按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有人来问,我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

校歌既然是我作的,那我就是当事人。既然是当事人,就失去了做证人的资格。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大家都希望得到一种当时的记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这种记载果然找到了,那就是朱自清先生长公子朱乔森所藏的他的父亲的日记。朱自清是当时委员会的五人之一,不能说他不知情。日记又是当时的记载,不能说有记忆上的错误。真是最靠得住的材料了。

日记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三条。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根据这三条记载,罗庸是有一首校歌的稿子,并且带有谱子,这首稿子曾一度为校歌委员会所接受。所以有人说联大校歌是罗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词、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用冯词。联大常务委员会根据校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用冯词作为校歌。

校歌的谱子原来有三种,有沈(有鼎)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用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谱,后来又改用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在校内校外演唱的西南联大校歌。

有人说:日记中只说冯词,何以知那个冯词就是《满江红》词呢?可能日记中所说的冯词不是《满江红》词,罗庸所作的是《满江红》词。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校歌委员会所决定最后上报常委会的、常委会所据以公布的不是《满江红》词,《满江红》词怎么会成为联大的校歌呢?

根据朱自清的这三条日记,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

听说有人发表文章说,“怒发冲冠”那首《满江红》并不是岳飞作的。1981年10月我在杭州过岳坟,心中有感,赋诗一首:

荷去犹闻荷叶香,

湖山终古护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人道短长。

*文章选自《三松堂自序》(冯友兰 著 三联书店2021-4)。


来源:汉尊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冯友兰: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传统
文章链接:http://www.ccdigs.com/125822.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教育观点, 文苑.
标签: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