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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食指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 （向春/图）

换了头些年，于建嵘说什么也不情愿给领导干部们讲课。身为社科院农村问题的专家，他和许多同事一样，觉得效果不佳。倒不如埋头做他的学问，多走访几个乡村，多接待几个上访的兄弟姐妹来得实在。

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拐弯，是在2009年某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安排纯属偶然，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当面对几十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杨佳、邓玉娇、瓮安、石首和上访村的时候，于建嵘感到听众的情绪明显不一样了。下课了，高官们呼啦一圈围上来，争论汹汹。

又一次，浦东干部学院请于建嵘给基层干部讲课。事关群体性事件、拆迁和信访一票否决，六十多个县委书记显然更有切肤之痛，中途3次全体起立鼓掌，这自发而持久的掌声让浦东干部学院的老师也惊讶了。

过去，于建嵘常常得到“喜欢到处乱讲话”、“脑子里少根筋”的评语。

2004年起，他主张弱化乃至撤销信访制度，他在调查报告里说，在当时“信访形势一片大好”的舆论中说，当着国家信访局的面更是说。此后，他沉寂了好几年。

孤独了许多年，终于，这位用脚行走的草根学者意识到，在学界逍遥的唇枪舌剑之外，原来整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干部们才是最积极的学生。

于是现在于建嵘整日飞来飞去，2010年10月14日飞太原，15日飞北京，19日飞广州，21日飞杭州，专门给官员讲课，忙得陀螺一样团团转。

讲台上的于建嵘依然“轴”得厉害。他会习惯性地以“我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食指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

尽管被骂得很惨，“学生们”也不恼，反倒是欢迎“能说真话”的于老师，甚至会“连上厕所都不舍得去”。课堂上，他们有时笑，也叹气，有时掉眼泪，还有时候激动得一拍桌子、说改革就改革了。

“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

一位干部趁上厕所的间隙，向于建嵘表示理想不能与现实接轨的矛盾：“你太伟大了，敢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学者，我是个小官我怕。”

2010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B105教室，聊城市中青干部培训研修班。
于建嵘灰衣站在讲台上，黑框眼镜，有几缕乱糟糟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贴在前额上，浓重的湖南腔。

他说到群体性事件。从1996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90起增长到90000起，翻了近十倍。放视频：石首抢尸事件，一面是绿森森的武装和盾牌，一面是灰蒙蒙的嘈杂人群，你一块我一块地往武装部队扔石子。

学生们把弓起的腰直了起来。

他说到个体极端事件与社会稳定，放PPT……

台下有细碎的交头接耳。

于老师说：“我今天再次提醒你们，你们不要随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权利，假如要搞拆迁什么的，你千万不要冲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后面，能不去千万别去，宁愿官当小一点，你不要吹牛皮，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诉你白死，没有人敢把你追认烈士，因为只要追了，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网民）会把你的领导搜出来，把他变成贪官。”

学生们笑。这样的言论卓有成效，于建嵘自豪的是，前不久山西一个市委副书记电话他，抱怨说当地干部没人肯去拆房子了，说于教授说的，死了白死。

他说到泄愤性暴力，2010年3月23日的南平血案，“反社会心理可怕的传染”。放PPT：老百姓高举标语，“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随后PPT切换：一所粉红色尖顶的幼儿园，漂亮得像积木，栅栏前是市民自制的横幅，“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

学生们爆笑。有人叹口气摇头，还是忍不住笑了。

炮轰信访制度时，于建嵘放他当年入驻上访村45天拍摄的纪录片：背景音乐是《二泉映月》，有大量图片资料，最后是访民自编的《上访愁》，边哭边唱。

纪录片放映近十分钟，后两排的干部都站了起来，从头看到尾。一位紫衣短发的女干部从包里掏出餐巾纸，抬起眼镜，擦了擦眼睛。

“这些问题党委开会也经常讨论，只是没这么尖锐，没这么全面，没这种高度。”一位年轻干部说。

课间休息的时候，一群学生围上来要于建嵘的名片。

一位干部趁上厕所的间隙，向于建嵘表示理想不能与现实接轨的矛盾：“你太伟大了，敢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学者，我是个小官我怕。”

在课上对着“学生”开骂

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都是些贪官污吏，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大多数时候，于老师是尖锐但始终和蔼可亲的。他既了解“你们这些当官的”，又循循善诱，他举例说，惹事了，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当官的，一定要说，“兄弟，我跟你一样下岗了”；实在要抽好烟，记得换个便宜的烟盒子，免得像周久耕被人肉搜索了；当然，最好也不要写日记。

于建嵘认为，“现代科技解构了中国政治生态”，他在PPT里给上访者张居正的礼物来了个特写——表面上看是一支钢笔，实际上它是一个针孔摄像机。而这高科技设备只花了273块，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四楼买的。

他说：“今天中国没小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建议你不要发怒，不要去骂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扬威，因为一不小心你就麻烦大了。一旦骂了，有录音，有录像，他把你一上网，贴个标签，说‘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职务应学生的身份而变化），你领导一定要你下台。”

学生又笑。

可是，遇上点名批评，学生们就笑不出来了。

有回在河北行政学院讲课，向来对拆迁有话说的于建嵘一时来了劲头，提起河北的“三年大变样”、“大拆大建”，痛骂一通，院领导吓得脸色铁青，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再请他。还有一次是在辽宁某市，数年前调查黑恶势力渗透农村时于建嵘曾经来过这里，便拿当地树了靶子，一口气说了好多问题，市委书记面子挂不住，放学后饭都没吃就走了。

后来于建嵘反省自己，何必闹得大家都不畅快呢，就换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调侃，“你们某某地我搞了大量黑材料，搞得我不高兴就公布出来。”

这并非讲笑话而已。于建嵘在京郊农村的四合院里，特辟了一间“黑材料”房，满满两面靠墙的书柜都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覆盖全国2860个县。某种程度上，这些档案是一个地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早“瓮安事件”四年，2004年底，他就收到过瓮安逾千群众关于征地的举报信。如今，这些举报信已经四五万封了，数量仍在扶摇直上。各地访民隔三差五登门拜访，有时大清早5点就来拍门，于建嵘照单全收。

心中“冤气”愈是沉重，就难免控制不住脾气，在课上拿着“学生”开骂。实在不爽，于建嵘就直接“罢课”。

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10月上旬，江西省抚州市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发传真，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价码随便开。但好说歹说于建嵘就是不同意，“当地那些官员，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杀”，他怕自己情绪失控，戳着他们鼻子骂娘。

即便专拣不好听的说，学生仍是觉得，“总之，一句话两个字：过瘾”。邀请函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在北京朝阳区党校，于建嵘已成为“头牌”——三四十名教师里，学生给他的考评分排名第一，每逢中青干部和处级以上干部开课，必请于建嵘。

上海政协一位干部对于建嵘说，听了你的课，突然觉得可以喘气了，因为你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刚性稳定是潜在危险

“你们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判断，于建嵘的观点有二：其一，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其二，刚性稳定是潜在的危险。

私底下，不少干部向于建嵘描述了一种“铁屋里加热”的焦虑。他们也在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上个月，给某地级市科级以上干部授课时，于建嵘再次炮轰信访制度。下课后，人都散了，当地的信访局局长激动地走上台，说着说着，忽然大哭起来。他说“两会”那会儿，他就天天穿着小马甲，守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截访，来一个本地的访民他就截走一个，不去也没办法，领导会认为对“两会”不够重视。但他打从心底里难受，觉得这活不是人干的。

2007年，捆绑了“领导一票否决制”后，信访制度衍生出销号、“安元鼎”的怪现状。社会舆论的指责不休，基层干部也困惑，“每到重大节日，就通知公安干部们值班，这两年任务特别重，对干部也是负担。”湖南一位县委干部说。

10月10日，于建嵘到江西南昌给所有的公安局长讲课。放完“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二次劳教三次坐牢”的红色横幅，他愤怒地搬出了并不合符科学的因果论：“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的！”

公安局长中有人站起来鼓掌。

其中一位公安局长给于建嵘发短信表示感谢。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希望隐去姓名和职务，尽可能不出头，不多说话。他说最近手上事太多，还没有认真地回味和消化于建嵘的课程，这主要是提供了理论的指导。而该辖区的群体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的趋势，他并不感到痛苦和压抑。

也有人直率地对于建嵘说，“你反正不做实践活动，道理都对，但生存是基础”，说到底，每个人都只是国家机器里的一个零部件。

于建嵘理解这多年来惯性的运转。他说到矛盾重重的司法：曾经一位湖南省高院的法官说，我们是“有良心没办法”，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

于建嵘说：“假如市委决定要搞一个重点工程，拆老百姓房子，老百姓到法院去告，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法官，你肯定不敢立案，立了案你肯定不敢判，要判你也不敢依法判，因为只要依法判，你这个人就叫不懂政治。

他认为，只有解决了司法制衡，约束基层政府，才能解决今天的刚性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官员们豁然开朗

于老师准备在2860个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于建嵘湖南人，1962年生。

他曾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整整八年。父亲当过打游击的共产党官员，“文革”来了被打成“土匪”，一家人都被撤销了户口。没有粮票，母亲就去粮站扫垃圾米，攒给一家人做饭；没有布票，母亲就把麻布袋染黑了做布料，找盲人裁缝给他做外套；当他开后门获得了旁听的机会，穿着这件“最好”的外套来到小学教室里，被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班长认了出来，她高喊着命令同学把这个“黑人”拖了出去，衣服也撕烂了。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思索：怎样让子孙后代免于“黑人”的恐惧？他立誓关注底层人群。

他在课堂上一次次提出，社会和谐的基础，是明确的权利、有权威的司法制度、真正的代议制度和开放的媒体。

这样疾呼的结果，也不全是无奈。

他的老家湖南长沙，中秋节前出了一件事。当地治疗网瘾的“倍腾学校”里，三名教官打死了一名入学仅3天的少年。学校想让官方帮忙捂盖子，要求不让媒体报道此事。于建嵘的课让当地有了思路上的转变。宣传部门告诉学校，“突发事件后，不要躲躲闪闪的”，这种情况不允许，应该及时公布官方权威信息，让谣言止于公开。

事后，当地长沙县宣传部副部长马博向于建嵘发短信致谢：豁然开朗。

讲了这么久，于建嵘总结，30多岁的干部不敢冒险，50多岁的干部要退休了也干不动了，倒是接近50岁的干部，干成功了或许提拔，干不成功也无所谓。

最近，总理温家宝发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言论后，于老师准备在2860个县委书记里拿清单，专找四十多岁的学生，“改革就从他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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