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片更需要价值观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2-4,星期六 | 阅读:1,457
作者:肖海生 |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2月刊

在怀柔的山里拍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时,徐皓峰每顿都会多吃些。北京郊区的冬天阴冷且长,多摄入的营养有时用不上,就此积攒下来。两个月后,他胖了近十斤。

积累,是徐皓峰的关键词。1997年从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他曾经有十年时间鸷伏于此种状态。他时不时混迹于各种行当,做些零散的工作,更多的时间是和两个80多岁的老人朝夕相处。一位是道教宗师胡海牙老人,1998年后徐皓峰辞去工作,每天去胡家学习道教文化。还有一位则是他在《逝去的武林》中访谈的李仲轩老人,也是他的二姥爷,李老先生出身书香门第,是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拳术、昆曲、古琴、易经,无一不通。他因遵守“武林人士不能有官场身份”的门规,放弃做官机会。34岁自武林退隐,晚年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并遵守与尚云祥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

相比如今很多人宁可花十年功夫混圈子、积累人脉,徐皓峰的积累多在心里,在意念中。他在疏离的现代社会中另僻出一片小园子,以承接传统的雨露。正是这十年,让他明白很多事情急不来。当大家对这十年来的中国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骂不绝口时,他却认定这一切都是积累,是到达成熟圆通之前一个必要的过程。

在这十年中,徐皓峰写了五本书,其中包括口述史、小说、杂记。他一头扎进中国传说中的“武林”,在那些近乎失传的民间武术中寻找传统的根源,并因此在小众圈里口耳相传。据说,有人问王家卫:你下一部片子想拍什么?王家卫沉默了一下说:大陆有个叫徐皓峰的你知道吗,他写过一本书叫《道士下山》。此为机缘,徐皓峰因此成为《一代宗师》的编剧之一,并兼武术指导。

十年之后,他还是走进了电影片场,这听上去有点像一个曲线救国的故事。

因为已经见识过“逝去的武林”,徐皓峰的武侠世界与别人不同。他排斥那些漂亮的动作和激烈的场面,更看重一招一式的往来。如此,既赋予电影现实感,另一方面,那些简朴、沉着的招式,更贴近他对传统审美的理解。

他的处女作《倭寇的踪迹》在2011年7月入围了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入围了“地平线单元”——这是威尼斯电影节的两个官方竞赛单元之一,重点旨在鼓励电影的实验与创新。《倭寇的踪迹》讲的是一把有真实历史背景的战刀,如何从军营流落到江湖后的传奇故事。在拙朴的拳脚打斗以及充满荒诞色彩的黑色幽默中,徐浩峰试图通过讲述那些潦倒挫败的畸零人生,再现当年的社会。如何讲出一个好的故事,并通过故事展现出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他觉得这是一部电影能否立足的关键。

身在电影圈,意在武林,这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十分吸引徐皓峰——师徒制。过去从琴棋书画,到拳戟刀剑,但凡技艺性的东西,都讲究师徒传承。学琴时,师徒对坐,师父弹一遍,学生再弹一遍,师父再弹一遍,学生领悟,再弹,整个过程无需开口。对于师徒来说,两人之间的互动不但是教授知识,还要塑造人格,这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现在的院校教育中,如果还有一些可取之处,也大体是因为这种师徒心态尚存一息。徐浩峰津津乐道的一个细节是:他的一个师兄,大夏天在操场上踢球,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里,一进办公室,膝盖上就挨了一下,此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一看四面坐着几个老太太,老师对他说:这是你的师奶奶。

在徐皓峰看来,“师徒”讲究的是环环相扣,严丝密扣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方法论关系到传承脉络是否会乱,甚至中断。孔子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管是乐器,还是礼数,都是通过实物来锤炼人的精神。射艺,其实就是武功——修炼人的精神世界,并不能仅仅靠琴棋书画。在中国,“武林”气脉微弱,而在日本,这一传统仍然在,社会上不少有关于武术的社团,尚武精神余韵犹存。

电影的道理也一样,它必须在传承和发展中找到平衡。

记者:这近二十年来,大陆电影经历了一个大的转折,导演们从文艺片逐渐转到拍商业大片。但像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基本上一出手就引来骂声一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徐皓峰:我们无法要求一部片子又叫好,又叫座。一部艺术片就算它票房成功了,也不能就叫它是商业大片。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从制作过程、市场推广到受众,都是完全不同的。而在中国,因为电影类型比较单一,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张艺谋他们的身上,他们承担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张艺谋们毕竟是中国第一批从事商业片制作的导演,我们应该给他们一段时间来琢磨和积累。人不能脱离作品去思考,经验也不会突然到来,一定需要过程去思考。就像一个作家的成熟,他肯定得通过不停地写,边写边成熟。在发表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之前,他可能要写废了十万字,这十万字就是一种积累,它是发展中一个必要的过程。

记者:你看起来比较宽容。

徐皓峰:这不是宽容,我是希望我们能用一套纯知识的标准来对待电影。很多电影的本质不是电影,是一场晚会,对观众而言它就是一次娱乐,只要片子让观众在120分钟内暂时忘了自己的烦恼,片子能盈利,那就很好了。

记者:您有没有对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做过一个梳理呢?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充斥着平庸影片的样子。

徐皓峰:这个过程就和改革开放一样。当时,我们对外部世界不了解,很多事情一做就过分,比如当时我们一些半导体、机械自动化控制的技术,因为军工的发展,其实中国的这方面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只是没有进入民用领域。然后因为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上了不少外国商人的当,很多廉价技术都被外国商人窃走,在国外走了一圈又转内销。

电影也一样,因为我们对商业大片太不了解了,有时候一做就做过头,觉得商业片一定是恶俗,一定是谈恋爱,结尾一定是大团圆……结果反而把我们自己一些优秀的电影语言和镜头审美全丢开了。

记者:现在有一种共识,就是整个国内电影市场的产业链正在走向专业化,在电影营销方面尤其如此,跟国外接轨接得很快。可为什么却唯独没有出现好莱坞那样吸引人的商业片?

徐皓峰:这就是外行要干内行的事的时候必然会发生的。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头一百年的教训就是这样,有一个强烈的主观愿望,比如要振兴国家,但不知道怎么实现。要达到目标,中间还有很多看似不相关的步骤,需要时间的积累。商业片光有商业元素还不够,它后面还有内涵,有叙述故事的技巧,有对人物定位的精确要求……我们是学了很多好莱坞的技巧和元素,有床戏,有枪战,就跟学英语单词似的,单词能背六七千个,却不知道语法和运用环境,所以到了国外还是开不了口。

商业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它背后其实有一个普遍的社会思潮作为强大支撑——只有有了这个内在元素,它才能吸引人,引发共鸣。在这方面,商业片并不比文艺片逊色,比如《独行杀手》拍摄时正值存在主义在战后流行,他的氛围是怀疑一切,所以这个演员也是慢慢悠悠的,也没有什么大场面,却能深入地切入到观众内心。再比如西区柯克的恐怖片能盛行,是因为当时时值冷战,社会弥漫着高度紧张不信任,它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记者:在当下的中国,如果有一部商业片能够取得成功,你觉得他应该是抓住了哪一点?

徐皓峰:我们经过30年的寻找、探索,现在正是各种价值观最为混乱的时候。最早的闯荡、火拼、江湖、武侠等字眼已经对人构成不了剌激。刚一开始,为什么香港电视剧很火?因为它一直强调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这和上个世纪80年代全民下海的时代潮流是有呼应的,契中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而近几年,各种思潮和价值观此起彼伏,整体上中国人处于一个混乱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商业片找不到能够准确对接的社会心理,所以,稳定价值观的商业片不可能横空出世。

商业片的要点恰恰是确立清晰的价值观。每一个商业片都有他的道德体系,这才是商业片,他跟艺术片不一样。艺术片是质疑某种道德,我要对人的历史有一个穿透性的,颠覆性的提问——商业片恰恰是确立。可你看看现在的爱情大片,有俊男美女,有酒店商场夜店,年轻人有点小烦恼,上上网,分分合合,这就是爱情片了?爱情片的道德观是什么呢?是平等,你看经典的爱情故事一定是一个王子和一个灰姑娘,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爱情片是在表述一种对平等的追求。再比如武侠片,我研究过中日两国的武侠电影。中国武侠片中,最后死的是该死的人,是道德判断下的败类。而日本剑道片中死掉的是一个同类,是在价值观上的同路人,留下的人和死的人是同命相怜的人,是不忍让之死去的人。

说到底,价值观必须贯穿影片始终。

比较好的一点是,这几年我们能看到一些从心理层面对理性建议的呼唤,要求文化回归传统、从历史那里寻找精神资源。在网络时代长大的90年代的孩子让我非常吃惊,他们开始回头钻研各种传统元素,开始求证一些基本的历史,这跟当年的韩国电影的崛起过程是一样的。当年韩国电影的崛起,正是因为他们拍了几部能够镇得住的历史长剧以后,随后商业片才立起来了。

记者:那中国电影还是需要耐心等待自己的时机了?

徐皓峰:对,其实我们对电影的回报和索取还是太急迫。以前中国人也讲付出和回报,但回报的概念是很长远的。当年为了拍电影叶问,我们一起去佛山和香港,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叶问师父的人生踪迹。老师父到香港以后其实很落魄,每天就在家写格言,练字,其中一个格言就是“施恩莫图报”:你向别人施了恩惠不要回报,其实回报都有,有可能落在你儿女后代身上。以前的人对付出跟回报概念非常长远。

在好莱坞,他们培养一个导演,一定是靠一系列的作品来慢慢打磨。不会说一二部片子没成,就从此打入冷宫,再无翻身之日。韩三平和张艺谋合作了十年,这其实很可贵。严格来说,一个商业行为没有持续二十年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在好莱坞,二十个剧本中能拍成一个就是很高的成功率了。包括以前的好莱坞明星,他们很早就进入影棚磨练,但一般在40岁左右才能形成自己的身价和品牌价值,成为一线明星。而品牌一旦形成,就不会再随意改动。

从市场角度看,好莱坞真正赚钱的电影有8%-10%,但是他只要有十部电影里面有一部电影大赚,这就是不错的商业模型了。其实成功的比例是10%就是商业规律。但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在胡来,有些人拉投资,投资人问你有几成把握,他就敢拍拍胸脯说我有九成把握。这就是投资人和电影人都在相互蒙事,大家都拼命在乱讲话,反而把商业规律放到了一边。

记者:最近看了导演韩杰的《Hello,树先生》,描写乡村生活被经济社会被洗劫,人的精神走向崩溃的状态,我发现有的观众看完以后都很不满足,似乎有些失落,认为这种片子没给出主人公一个出路。

徐皓峰:一个电影导演,能认清楚人类和社会存在的问题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还能奢求他改变什么呢?即使佛祖、耶稣也无法做到。人类的问题要靠人类自己解决,不是一个电影工作者所能做的,就算有人敢给你一个方法,也一定是极幼稚的法子。

好的电影,它其实是引人思考。比如《克莱姆夫妇》,它表达的是夫妻之间从社会、事业到家庭的崩溃过程,从这种崩溃中让你来思考自己的生活。最成功的爱情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最后全死了,但却会让你学会珍惜这种美好的情感。最成功的恐怖片《沉默的羔羊》,最后逃犯逃了,还给女警官打了一个威胁电话……所以好的叙述作品不是强调解决一切,相反,它会给出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让你走出影院后,还会思考由电影延伸出去的问题。

记者:你对电影圈有过身在其外的观察,现在又回来拍电影,您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苗头?

徐皓峰: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直存在着文艺青年的团体。这个团体目前也一直还在,从学校到社会,这个氛围一直在就很重要。总要有人去尝试一些成本比较廉价的、但却充满实验精神、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个温床,在这种相对纯洁的环境里才能滋养出一些大的东西。电影现在已经进入DV时代了,成本降低,网络DVD视频流行,80后、90后的一代开始形成系统的影像观念,影像审美跟我们这一代人也有了巨大的区别,这非常好,未来的佳作一定是在这些人中产生的。

记者:相比之下,新一代人面对的资源会更加丰富。

徐皓峰:我在之前的年代学过美术,这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因为资源很少。我的美术老师,五六十岁了才第一次去法国,一进卢浮宫他就哭了,他是画油画的,一辈子对油画的理念都是从印刷品和有限的画报上看到的,他用的颜料,其实就是国外小孩刚学习油画时用的劣质颜料,根本不是专业颜料,而临摹了几千遍的印刷品画作,到这边一看原作,发现印刷品给他概念和范例的完全是错误的,这错误持续了一辈子,所以他会哭。

我们当年在电影学院中学的以电影评论居多,操作性强的书非常少。这种东西你不跟人学根本学不会。就跟武术一样,光有书,谁能照着那个练出功夫来?一定是师徒制的。在学校里根本见不着胶片,连教学片都是劣质的录像片,旧得基本上只剩黄和绿两种颜色,根本无法去学习别人怎么运用光线,完全接触不到本质。幸好我还赶上了一个尾巴,上个世纪90年代初盗版VCD出来了,我当时看了大量的片子。那时候学剪辑,还得摇轮,用一个小灯照着看胶片,模模糊糊的根本看不清楚。摇的速度、胶片转到哪里停,都得靠经验控制。那时候做电影真是功夫,很多事情你得靠多年积累才可能做到位。当然,现在这些都简单了,可供参考的资源很多,年轻人看着D5、D9、蓝光,脑子里一边就有剪辑的感觉了。而且,数字化后,软件一点开,一切更是唾手可得。现在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从制作团队的角度来说呢?比如说一些年轻人有导演梦,他想进入电影行业的门槛很高,一般都有什么途径呢?

徐皓峰:以前你要想拍电影,只能进制片厂从当学徒干起,而且以前的传统一定是制片厂的人比电影学院的人自我感觉好——你们就学了一堆知识,而我们是直接在实践中学,所以过去师徒脉络十分重要,那时的师徒制就相当于现在的工作室。

可惜的是,现在几个电影厂都衰落了,老师傅们慢慢地没有片子拍,随着他们的退休、转行,老的传统都见不着了。而随着商业规划的进入,谁拉到钱谁就是老大,这种外来势力往往不太正规。幸运的时候,也会有大的剧组慢慢拍摄摸索出自己的路子。但这个过程就跟打麻将摸牌似的,一开始非常乱,但是摸着摸着,成熟的合作范式就出来了。

——-本文选自《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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