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吴英死刑案 – 一个满盘皆输的结果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2-27,星期一 | 阅读:1,781
作者:马光远

马光远(资料图片)

如果考察中国的法制,会发现这个路径非常有意思。一个法人被冤枉了,我们大家都会去保护,第二个层次是去保护坏人,我们换届这么多专家为一个骗子担忧,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三个层次就是如果法制真的到很高的很健全的层次,你会又发现大家更关注的仍然是好人的命运,中国的法制目前处于第二步,我们经常为流氓担忧,为骗子担忧,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们还有重要的一步,能不能走下去,这是大家最关注的,我想大家的关注都是有道理的,最起码这几天,我们这样的声音已经起到了它应该起到的作用,我们看到浙江高院已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做了回应,这个回应我认真看了一下,当然我还想讲这个案子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吴英,让所有想说话的人,让所有想表达的人,让所有想关注各自应该关注领域的人都有他的关注点,这个案子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每个人从这个案子本身都能找到它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金融改革的问题,民间借贷的问题,当然中国大的改革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从一个80后的小女子的命运里面,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公共事件,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因为关注到这个人的命运,关注到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命运里面折射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关注到我们未来的命运,不管怎么样它都会成为一个标杆。

第二,今天我看了浙江高院自己的辩护词,给自己的判决做了一个辩护词,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更应该回到法制的轨道。也就是说从现有的法制上来讲,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么一个案件,这是最关键的。我们不管以后死刑会不会废除,不管民间借贷的命运怎么样,国进民退最终会演变到什么状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说现有的法制下怎么办。

高院的判决我尝试去找一些漏洞,我们谈到集资诈骗,她侵犯的个体有两个,一个是别人的财产权利,我们说吴英有没有诈骗的意图和目的,办这么多的企业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最起码有两点可以判定,一是我们谈到集资诈骗的时候,它针对的对象是公众,公众就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这个不特定的多数人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把他叫公众,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现在没有明确说,集资本身作为一个界定,但是我们也是有法可循的,我们2005年的《公司法》,《证券法》,就是对民间集资的合法非法的界定,200人以上叫公众发行,200人以下是私人发行,为什么不监管,这些对象本身是专业人士,他们对自我的财产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所以国家会节省自己的监管资源,把更重要的资源放到那些没有辨别能力,没有辨别知识这些人的身上。我们说11个人不是公众,11个人本身是特定的对象,我们的法律明确了你的对象是谁,而不是你的对象背后你影响了多少人,我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如果说违背这个法律常识,做扩大的解释,在死刑领域这是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这是浙江高院也承认的对象是11个,你不能讲她是集资诈骗。我们的金融秩序最起码有两个秩序,第一个是官办的金融秩序,二是民间存在的金融秩序,这些金融秩序从来都是存在的,上午的时候秋风老师也讲,金融从来都是民间办的事,只有1949年以后才办成了官办的,我们想讲金融秩序本身,你也得承认现实。

吴英案这种集资方式,办企业的时候吸取资金这么一个是本身是江浙一带普遍存在的金融秩序,甚至可以讲是主流的金融秩序,官办都是第二位的。我们这么多年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我们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最起码在62%以上。国有单位对GDP的贡献不到40%,但是占有的资源是70%,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他们所谓的金融秩序就是民间借贷,而不是官办的机构。你打击这种行为以为把金融秩序本身,把现存维持了很多年的对民间,对民营经济本身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线的金融秩序打掉了,判死刑了,我们谈到金融秩序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我们要维护什么样的金融秩序。我们谈到金融秩序一定要打个问号,我们民间金融秩序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扛起中国经济60%以上的这么一大块的江山,何罪之有,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如果真要杀的话,吴英这样的比较少。但是按照100万来杀的话,恐怕要创造一个奇迹,真的要杀很多的人。

这个案子如果判了死刑能起什么作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个案子恰好相反,没有民愤。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无论是网上的调查,还是包括我去年到江浙一带去跟他们谈话,调研,他们对这个案子莫名其妙,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如果维护了金融秩序,满足了大家对一个骗子的惩罚心态,刑法的目的达到了,你不判死副作用很多,网上说就是我们这些没事干的,别有用心的,不希望她死,其实很多人希望她死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案子的判决让大家的感觉只有四个字:莫名其妙。我们一定要打一个问号,它的正当性何在,为什么这么去做?

国家的治理问题,我们改革开放34年,我们一直在走向文明,很多人说我们很多方面都在退步,我倒觉得没有退步,包括我们的法制,我认为是进步,一些荒诞的案例,一些荒诞的事实,让我们对整个法制的未来没有太大的信心,但是我认为仍然在进步,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也应该进步,也应该与时俱进。我们不知道全国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就这么一个事件,我们想有没有必要非杀不可,判处死刑以后能不能遏制高利贷,非法集资,起到的作用和我们目前的治国方式,和我们对执政党本身的期待有没有很大的差距。

之前也有过几个小姑娘被判死的案例,你会发现判死的案子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说明这样的治理方式本身是失效的,以前我们判过死的,到现在再判一个死的,你一而再,再而三判死,你要看到它的成长有没有合理性,你如果不去反思的话,仅仅用很固执的手段去治理,这种治理本身是无效的,也是无能的,更是偷懒的。

我们社会发展到今天,不需要偷懒的治理,需要的是与时俱进,与整个经济社会,法治,发展的形式不要脱离太远了,这么一个判死刑的结果与我们对整个执政者本身的这种对中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包括对他们的期待,我想有一定的相当的距离,包括这个案子我想判决以后在国际上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形象,我们老是说崛起,崛起的手段就是以杀人为手段吗?我想不是。它的影响力可能不仅仅在国内,可能在很多层面的影响都存在。

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被判死,对我们去年因为温州事件,鄂尔多斯,我去年去了这两个地方,每一个地方最少去了4次,我看到的我们对这个事件本身提出的一整套的未来发展模式,治理结构,我想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说最终真的维持这么一个结果的话,在心理层面,在整个金融改革层面来讲,它是对未来的金融改革投了一个否决票,未来关于民间借贷执政党现在管不了,只好靠杀人,靠判死刑来解决。去年我们温总理,我还赞扬过,我说讲得很好,大门开得不大,旁门就要打开,现在是不是这个旁门真的要打开,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如果我们整个制度试错过程中,金融改革过程中,包括未来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必须要放开的过程中,你非要把这个人弄死,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包括今年我们开全国金融会议的时候,大家拼命的一个字一个字去找有没有金融改革,改革有没有亮点,我们都很失望,这种失望是不是在这个案子上,具体的个案上还要体现,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非常关注。

所以,综合我说的这几点,我认为如果说这个判决真的维持的话,那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果,谁有没有好处,谁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既然是这样的作用,即使我想退一万步,这个案子即使按照现有的法律,它是集资诈骗的话,但是你的判决结果本身和民众的期待,和业界的期待,和大家对法制的期待有很大的距离,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判,法制不是机器。所以我认为回到法制的层面,回到我们对一个刑法本身能够起到它的功能和作用的层面,我觉得这样的判决本身,我只有两个字,我认为非常愚蠢,没有别的更好的能够表达,能够说明这个事件更好的词,就是愚蠢。我就说这些,谢谢。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2-2-7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本人修订,请勿转载。]

2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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