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活棋和死穴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4-4,星期三 | 阅读:2,878
作者:周舵 | 来源:阳光时务

统计调查数据表明,我们国家近年来的「移民潮」愈演愈烈,竟有多达60%以上的所谓「新富人」打算移民国外;其中居首位的原因,就是缺乏安全感。为什麽没有安全感?自从「唱红打黑」大行其道以来,仅在本人直接认识的朋友当中,就已经有好几位毫不含煳地表示:「只要薄熙来进常委,我立马移民」!而且,这裡面主要是中产阶级。

重庆模式究竟是个什麽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有说那就是「文革30年又来一次」,也有说那是矫正改革开放造成的贫富悬殊疾病的良方。最奇怪的是,一些热心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也肯定重庆模式,认为它是向恶性膨胀的官僚主义开刀的一种办法,不妨一试。还有一种观点最恶搞:薄家大公子是一根搅屎棍,可以把死水一潭的政局搅动起来!

用政治学的科学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满可以看得很清楚:重庆模式=薄熙来+黄奇帆=唱红打黑+招商引资=极左民粹+专制资本主义=(讨好底层民众+牢牢把握钱袋子)×专制权力。也就是说,用招商引资、发展民营企业等等市场经济手段,来掌握大把大把的财政收入,再用手裡的钱袋子以及「打黑」收买人心,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极端强化当政者心狠手辣、不受约束、任意专断的专制权力为目的和前提。一个人心,一个金钱,这是重庆模式的活棋;而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就是终于害惨薄家大公子的死穴。

重庆模式大得很大一部分人的人心,甚至说不定还是多数人的人心,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没有什麽不好理解的,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等等,都曾经赢得过这些国家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的人心。而现在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伊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就更不用说了,那真是万众一心、牢不可破;而它们引以为傲的「牢不可破」的最大资本,恰恰就是「万众一心」!有人非要说那不是「真实」的民意,好像天下只有他才有资格断定什麽是「真实」的民意,那不过是用玫瑰色的民粹眼镜遮住双眼,存心不看令人不快的事实而已。民意是否真实不由当事人说了算,却要别人来判定,哪有这种道理?

可见,虽然主政者一定要时时体察民意——除非他是想找死——但判定一种制度好不好,并不能由当下、一时的多数人的「民意」作为判据,而是要通过不同制度长时段的竞争来体现。19世纪之前,在中华文明没有和西方现代文明遭遇时,中华文明在和周边其它文明的长期竞争中虽然有时也会被打败,但总体而言无疑表现出显着的优势,所以才会「万方来朝」,成为被学习模彷的样板。但是,这个优势在西方现代文明面前却不堪一击。

同样道理,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都曾经强盛一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流文明遭遇严重危机,别说当时的中国人,就连西方人自己都对这个「资本主义」文明丧失了信心,但历史的潮流并没有站在它的敌人一边,那些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终究还是在英美模式的自由民主面前遭遇惨败。

其间的道理,是要通过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等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来揭示的,当然不是只看一时一事和短期利益的所谓「多数民意」所能够瞭解的。现在许多中国人仅仅凭藉「经济增长速度」这个单一因素,就误以为什麽「中国模式」独步天下了!他们迟早会和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人一样,在历史潮流的礁石上碰得鼻青脸肿。

专制为什麽不行,中国人早在1890年代的戊戌维新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连保守势力的头头慈禧太后都知道不变法不行,她扼杀维新只是因为康梁等处心积虑要夺她的命根子——最高统治权。随后的立宪派、革命党,再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不论什麽党,除了老袁一时发昏,和辜鸿铭那样的怪人之外,就没有什麽人会认为专制主义是个好东西。

毛泽东也曾经是很清醒的,他和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就是明证。笑蜀编过一本《历史的先声》,全都是当年中共的喉舌《新华日报》发表的,勐烈抨击国民党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专制独裁和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多党制、言论自由、自由民主的公开言论,和今天的自由派如出一辙。十足讽刺的是,这本中共自己1940年代的言论集,却被199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查禁了!

中华不幸,1949年进城之后,在斯大林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共「一边倒」,倒进斯大林模式的怀抱;一个鹞子大翻身,从半截子宪政的「新民主主义」,变成自称是「无产阶级最彻底的真正民主」的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实质上,那正是一种现代型的超强专制。

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牺牲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民主,就这样完全变成了自由民主的反面,而中国人自己还信心百倍地认为这就是「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区别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所享受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就是这样一套彻底颠倒是非、溷淆黑白的思想理论,至今仍然作为「四项基本原则」堂而皇之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裡。薄熙来们的理直气壮、气势汹汹,盖源出于此。

除了薄熙来和他的追随者这样的政治活化石之外,稍稍有点见识的人全都心知肚明,中国现在的一切严重的社会病态,追究其深层原因,无一不是源于四个字:一党专制,即各级党政官员手中掌握的,巨大的、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无一不是源于官员们的不作为或胡作为。救治之道清楚得很,就是一个好东西,宪政,也就是法治、人权保障;而人权保障就是每个人(务必注意,是「每个人」而一定不能仅仅是「多数人」!)都必须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权利,简而言之就是「自由」。

以宪政、法治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的权力,消除一切由政治、经济、名望等优势地位而来的特权,切实保障每个国民的平等自由权利,这才是解决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治本之道——注意,是用宪政和法治约束自政治局常委到村支部书记「每一个党政官员」的权力,而不是靠当年毛泽东那样隔几年就搞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本人却不受监督约束、为所欲为;更不是像如今的重庆模式那种自上而下单向的权力约束,上级随意敲打下级、让下级「官不聊生」,而上级、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却不受约束,想怎麽干就怎麽干!

3月10号的《参考消息》刊登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顺便到普通超市购物的消息和照片,对比之下,中国官员们的特权腐化、远离民众已经恶化到了什麽地步?全国几百万党政官员,想要找出几个和老百姓一起去超市购物、挤公交车上班的,怕是比大海捞针还难!为什麽没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发出抗议的声音?难道这就是我们英明的委员长要「理直气壮坚持」的「中国特色」和「基本制度」?重庆模式在这方面又有什麽创新和进步?哪位看见过薄书记和黄市长挤公交车的请告我,定有重奖!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当年毛泽东曾经为了解决官员腐化和官僚主义问题绞尽脑汁。毛说,「我什麽办法都用过了,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也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行。一直到四清,还是不行」。因此他又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提出来了。连毛的超级粉丝王力都说,「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毛泽东「什麽办法都用过了」,就是没用唯一有效的办法:法治、宪政。「建设法治国家」虽然在中共15大已经正式写进了政治报告,然而十足讽刺的是,从上到下,中共各级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社会治理方法却和法治背道而驰,几乎全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所欲为,除了他们的上级以外谁也管不了,而上级又往往和他们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甚至乾脆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团伙。

当然了,官员们多数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多数也还是「虽然腐败,但还不无能」,可是,照此「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毫无疑问,一定是「既腐败又无能」,到那时,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无法避免的末世崩溃也就在须臾之间了。

有什麽样的政府,就有什麽样的人民,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加上近一个世纪的国共两党的一党专制,只能培育出丝毫不懂得「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臣民,不可能有公民。什麽是臣民?在专制淫威下他们是愚民和顺民,专制鬆动时他们变成刁民,专制崩塌后他们就是暴民。这「四民」都和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公民、公民文化、公民社会格格不入。

重庆模式着意笼络的是臣民,依靠的是臣民,养育的也是臣民;它是一个上层民粹煽动家、野心家和下层鼠目寸光、「有奶便是娘」的臣民上下呼应、完美合作的怪胎。这种怪胎在西方历史上层出不穷,自古希腊的「僭主」发其端,到希特勒等现代极权主义者总其大成,一点都不新鲜,毫无创意,大概只有中国人会误以为那是什麽新玩意,什麽「新模式」。

薄熙来们不谈主义,理论上含煳其辞,以免授人以柄,只是紧紧踩住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一条腿蹦」的跛足改革引起的严重弊病的痛脚,打着反腐败、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和「共富」的漂亮旗号,也确实照此做了一些实事,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这是他们手裡的活棋。

然而网民们问得好:他们所反的所有那些弊病,哪一条不恰恰就是包括薄熙来在内的官员们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造成的?明明吃错了药,还要加大剂量勐吃,还要欺骗老百姓说薄熙来是清官、好官,让老百姓相信把一切权力都交到清官、好官手裡听凭他们摆佈,这样一剂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毒药是万应灵丹!

就如红歌,当年共产党人的忘我奉献、高尚道德、理想主义确实都和眼下中国道德沦落的末世之象构成强烈对比,惜乎红歌的内容和极左的意识形态是浑然一体,根本无法分割,它和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宗旨、方向完全背道而驰,且不说其意图,至少其效果一定是反动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请几位着名的「红二代」看一出红歌剧,竟然遭到他们的集体抵制!可见就是在老革命的子弟裡,薄公子那一套也吃不开。毕竟太反动,也太猖狂了麽。反改革、走老路,那是死路一条,还用多说吗。

共富确实极端重要。台湾民主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民所分享」。但是正确的办法,第一是限制特权腐败,也就是法治、宪政、人权,特别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因为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大不平等是堵塞贫寒子弟上升之路的首要因素;第二是打破垄断,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小微民营企业,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第三是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安全网。

无论如何,古今中外无数历史经验早已表明,像重庆模式那样靠某些官员自上而下随心所欲地恩赐、佈施一点「阳光雨露」解决贫困问题,是极其可笑、陈腐不堪的幼稚幻想,改革开放36后的今天居然还会有人搞这一套,其中的深层原因实在应该引起主政者和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重庆模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这个头脑溷乱、知识陈腐、戾气深重的国家和社会的深层病态和丑陋,揭破了表面繁荣底下所掩盖着的重重危机。王立军及其一伙这个巨大脓疮的溃破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底下掩藏着的那些肮髒东西,才是执政党、各界精英和老百姓真正应该深深忧虑的!

薄这个人,私欲和野心填塞心胸,此事路人皆知。但这并没有那麽可怕,他手裡原本是有几招上好的活棋可走的。如果当初他懂得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赢取人心,用黄奇帆市长的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经济,再加上自由宪政的制度创新,利国、利民、利党又利己,那他真正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很可悲,他交友不慎,结交的全是他自己那样的野心家和马屁精,总之一群小人,于是,他的那个致命的死穴把一盘活棋彻底变成了无可救药的死棋。从个人素质说,人民对于一个官员最起码的要求是,守法、有德、廉和能。薄似乎只有一条,即能。从识见上说,只知道耍弄小权谋、小伎俩,「东施效颦」,效彷毛的文革,却昧于大势、逆历史潮流而动,开社会进步的倒车,这就是薄熙来终究不能不折戟沉沙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作者係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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