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Digest

原文：Architects in China, Building the American Dream – NYTimes.com

丹尼尔.吉伦恐高.当我们已经爬上了建筑梯并开始小心翼翼地跨过一座位于中国东北未完成的建筑物的弯曲的屋顶时，这个年轻的美国建筑师才告诉我.

这是个二月末的寒天,温度降到零下15摄氏度,屋顶波浪状的钢铁表面让人感觉好像在冻住的海波表面—在这个高度,这导致了他着地很困难.

“在美国的话我们可从做这个,”吉伦胆怯的笑着说.

从屋顶下来,吉伦和我向外注视着一大片两年前还不存在的新城区。一排排二十层的高层住宅楼向四面八方伸展直到目之所及，单调得像是编排过的队伍。足足有几百栋高层，几乎所有都是空的。“当我两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这片区域只是一片竖满了建筑塔吊的田野，”32岁的吉伦说。现在哈尔滨城外的田地已经变成崛起于中国的数十个新城之一。“站在这里，”几轮说，“你就会明白中国完成了什么.”

吉伦脚下的建筑物激起了一种不同的疑惑。一个突发奇想，把660英尺长的地铁套在不锈钢里,哈尔滨木雕博物馆是吉伦的老板马岩松以及他在北京MAD建筑事务所的建筑梦想。建筑物的设计唤起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记忆–比如说冰山、浮木—但需要给定的背景，我不由自主地想象它好像是微光闪烁的太空船，一艘意外降落在外星乡间的太空船。

在那一点上，这和吉伦本身没什么不同，他的光头、肌肉发达的体型和粗厚的银扳指都让他在这个中国北部边陲城市成为了异类。当2008年吉伦被渐近线建筑事务所（一家纽约企业）解雇时，他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住了下来，试图避开“无助的共鸣。”六个月过去了。他从事的专业已被金融危机彻底击垮，金融危机使新建筑陷入突然的停顿。吉伦发出的数十份简历无一回应。后来到了初夏，他在一家设计网站上发现了一份为MAD建筑事务所工作的职位。这家公司的首字母像是概括了怪异的建议。“中国当时根本没在我的考虑范围，”他告诉我。MAD的起薪只有他在纽约的一半。吉伦陷入绝望了。

在博物馆倾斜的钢制屋顶上，抑制住恐惧的吉伦惊讶于自己的好运。“这种项目，”他说，“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可能建造了。”吉伦如果不离家6000英里，也不可能遇到这样一个机会。

过去的三年里，外国建筑师和设计师纷纷涌入中国，以躲避本国的经济危机而将希望寄托在这个国家的爆炸式经济增长上。麦肯锡公司预测在未来二十年里中国将建设约50000座摩天大楼，数量相当于10个纽约。在吉伦2009年年中进入MAD公司时，公司员工几乎全部是中国大陆人；现在，他的50个同事中近一半都是外国人，还有来自荷兰、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哥伦比亚、日本和泰国的设计师。“经济危机，”吉伦说，“是所有人思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令人期待而又颠覆以往的全球经济模式：不是让中国人抢去美国人的工作,而是中国为外国建筑师提供工作职位.中国提供给,甚至是需要,外国设计师们创作的自由程度更让人感到惊讶.随着众多新城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为现实,国际建筑师可以自由地想得更大,试着做一些前沿的设计,引进绿色科技。所有的一切都以一种疯狂的速度进行着。在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里,在日常监管和公开辩论上政治意志和政治联系得到尊崇,未来的几年中大规模的项目在中国得以设计、修建并投入使用。

当然国际建筑师并不是第一次进入中国。许多顶级美国公司已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十几年之久了。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标志性现代建筑都是出自外国人的手笔，从被称为鸟巢的国家体育场（出自瑞士公司Herzog和de Meuron）和违反重力定律的中国中央电视塔（出自荷兰设计师雷姆 库哈斯）到128层的上海大厦（出自旧金山市的Gensler）,上海大厦到2014年完工时将是世界第二高楼。而新来的外国设计师并非受邀或者出于好奇心，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恰如北美佳能设计公司中国区总裁Michael Tunkey所说，他们是“经济危机难民”。

中国扩张的规模与速度是这些建筑师在本国所没有经历过的.被日益繁荣的经济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所驱动－在过去的20年中约3亿中国人变为城市居民,繁荣的经济彻底改变了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的东海岸地区。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经深入这个国家内陆及其边界不为西方所熟悉的城市—哈尔滨、长沙、成都及其他几十个城市。“对我来说这太让人吃惊了，” 今年43岁的建筑师曼努埃尔•桑切斯-维拉说，他两年前停掉了自己在马德里的工作并加入了一家设在上海的澳大利亚中型公司。“我当时只想摆脱会议，为一座几年内从四百万增加到一千万人口的城市设计一家医院。像那样的人口激增，你会怎么设计？”

问题的答案基本就是快和便宜。当一些形象工程-如吉伦正在工作的哈尔滨博物馆-吸引了许多注意力，很多来华外国建筑师都在设计写字楼、住宅开发、医院和购物商厦，创造性在这些项目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对于这么多的项目很兴奋,只是存在工作就确实很让人兴奋了,也有更深层的忧虑:所有那些哈尔滨及其他地方的闲置住宅楼表明中国的建筑膨胀可能达到了顶峰。

尽管是暂时的，吉伦没有更好的选择。“我是建筑师，我热爱建筑，”他说。“而中国是一个建筑工地。”2008年12月，就在布鲁克林吉伦加入到失业大军中时，另一位年轻的美国建筑师在旧金山也丢了工作。亚当迈耶在加盟SOM(斯基德莫尔－奥因斯－梅里尔)公司一年后被解雇，那时他26岁。

迈耶，是一个圆滑而爱社交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生，很久之前就想到SOM工作—SOM是一个热门公司，在旧金山的办公楼离迈耶在矽谷的家不远。尽管不像吉伦，但是迈耶觉得发简历或者对经济复苏的心存希望没有什么意义。“我不想费事地找工作，”他告诉我。“我在大学的所有朋友都碰了钉子，而SOM现在设计的仅有的项目好像都在中国。所以我就买张去北京的机票。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迈耶不说官话。而且，像许多设计师一样，他还没有通过必须的一系列艰巨考试取得美国建筑师执照。“在美国从法律上说，我不能称自己建筑师，”迈耶说。“但是在中国，无关紧要。”

到北京四个月时间里，迈耶在一家新加坡大公司里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这家公司在全中国都设有办公室。迈耶必须搬去四川省的省会和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城市成都。大约300名中国员工填补了公司成都办事处的巨大空缺。只有几个人说英语，而且多是持有国外护照的中国人。除了迈耶，只有一个西方人，一个阿根廷设计师。

在旧金山SOM公司的一年里，迈耶主要是忙于一座建筑，而他的角色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但是他在成都的老板要求他为一系列大项目准备概念设计：成都中心150万平方英尺的重建区、中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的一个巨大的新的住宅小区、甚至还有成都的城市规划局新总部。“我有很多创意，”迈耶说。“如果你问研究生毕业的建筑师，他们会说他们要做概念设计师。这样从开始就很棒。”

前进的步伐没有松懈。迈耶从一个月设计一两个项目，到不久后他能每周努力做出一个大规模的概念设计。“完成期限很紧，”迈耶说。“有时候我们只有三天去完成一个25万平方米的项目。”即使这样，他的中国同事们做出的甚至更多。“从单纯的生产来说，本地员工比我在美国见过的工作更快、更有效，”迈耶说，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因为“完全照搬书本的设计”而感到羞愧。

创造应该是迈耶的工作。像很多在华外国建筑师一样，他被雇佣是因为期望他能设计出创新前沿的作品，这是一种声誉，许多中国人仍然将其与外国名字联系起来。（不止一次，迈耶被邀去参加客户见面会却不发一言，甚至他当时对所讨论的项目一无所知。）迈耶帮助创作了一些绝妙的设计，其中一家国有出版社总部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古中国卷轴。此外，他的口号一直是“更大、更醒目、更炫”。迈耶回忆起在一次城市规划局的会议中，一位官员开导他们，“要让我们成为屹立的地标建筑，引起人们的注意！”

中国能否创新这一问题日益凸显，甚至取代了超越它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的问题。在建筑学上，迈耶说，问题不仅仅是教育体系重视技术忽视抽象思维的事，还有逼开发商尽可能快的修建高利润的建筑。尽管在创新上的口惠而不实，他说，太多的结果都是千篇一律的开发，这让人感觉中国城市相似到了令人沮丧的程度，而且格外丑陋。“提出新颖而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需要时间，”他说，“而在中国，没有富余的时间。”

二月的一个早晨，吉伦带我参观了MAD建筑事务所设在北京的统间式工作室，工作室在一个狭窄的小巷中，占用了一家倒闭的印刷厂的楼顶的两层楼。成排的中外建筑师在近乎阴沉的寂静中工作，周围是他们奇幻的建筑项目模型：在二楼的一头是一座为为重庆市设计的盘旋扭曲的层状摩天大楼，另一头是涡旋形横截面的歌剧院兼表演艺术中心，后者也是在哈尔滨由吉伦监理建设的。

放在工作室中央空间的是一个常见的中国图腾：一个乒乓球台。不久前，热心的球员吉伦组织了一场办公室球赛，并用一部ipad作为冠军奖品。这算不上是乒乓球外交，但是却让本土员工与外籍员工更亲近。

当吉伦盲目地跳进中国，除了对MAD的创始人–正在上升期才俊、37岁的马岩松之外，他对MAD知之甚少。马岩松在耶鲁接受教育，在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手下实习，是第一位赢得国外大奖的著名中国建筑师：多伦多的超凡塔群（译者注：梦露大厦）。他是中国国内创新建筑设计实力的证明。（最近又有了更新的证据，2012年度的普利兹克奖颁给了另一名中国建筑师王澍—-这是建筑学的最高荣誉。）

马岩松和吉伦使用相同的工作台，座位相距只有几英尺，但是组成美国人办公桌的图纸堆积如山，这体现出了他的作用。吉伦作为一名设计师，目前在监理马岩松设计的建筑物的建造。“我是执行者，”他咧嘴笑着说。“我只是尽力把事做好，让老板和客户满意。”

如哈尔滨木雕博物馆这样的客户是当地政府，政府办公大楼是一座插有鲜红的中国国旗的玻璃建筑物，与博物馆工地毗邻。“严密的组织体系让一切都很简单，”吉伦说，“领导说，‘我要这样；你就这么做，’然后事情就办成了。”不用担心预计博物馆展览门票售价和建筑物的造价，展品都是收集的当地著名木雕家作品。

在美国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让这个项目停工。但是在中国，最大的担忧是自身的声誉和发展，领导人会将博物馆建成天堂。“这些项目都是路易威登皮包式的建筑，”一位外国建筑师说，他已经在中国建了几座形象建筑。“每个中国城市现在都需要一座。”

在中国的建筑界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这很让人兴奋，但有一个需要强调但又不愿提的问题：如果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不能支持这些已经落成的前沿的建筑设计会怎么样？这是已经存在问题，对于政府项目和大规模城市化运动二者都是。比如MAD在内蒙古规划的新城内修建华丽的鄂尔多斯博物馆。但是鄂尔多斯真实的房地产泡沫去年破裂了。博物馆现在孤零零的坐落在一片空旷的开发楼盘中，成为了建筑成就和讽刺抱负的象征。“这些像是梦境一般，”吉伦说，“建了它，然后一切就随之发生了。”但有时并不会发生。

在哈尔滨木雕博物馆，我遇到了两位穿着厚大衣的中国人。他们在讨论一个木雕是一条鲸鱼还是一条银蛇。“它肯定不普通，”其中自称王先生的人说，王先生两年期就在博物馆后的高层购置了公寓。他喜欢这个设计吗？“嗯，是的，”他说道，“因为它已经让我的固定资产价值翻了一番！”

吉伦不是被雇来担心博物馆的未来或者价值走向的，他只是负责将它建成。而这经常需要转变需要，这在其回国后是难以想象的。例如，当木雕塑博物馆的基础坑已经挖好了，政府作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面积增加一倍至66,000的平方英尺。这个要求意味着重新拟设计图，还要多挖几码的地基来作为底下走廊的空间。“在美国，合同不会被推翻重新谈判，”吉伦说。但是MAD没有一点抱怨服从了这个要求。这是在中国学到的搞关系或者叫培养感情的又一课。谁知道合作的态度在未来会带来什么任务？”

走在博物馆具有教堂风格的内部，几缕早晨的阳光从天窗照进来，吉伦照了几张存在问题的地方的照片：破碎的曲面玻璃窗、一根错位的水管。他深知在中国的其他现代化建筑中粗制滥造的制品泛滥成灾。这是过快增长的代价。“我想建成一座持久的纪念碑，”他说。即使如此，他不能逾越进步的步伐。“这是个复杂的项目，但是我们只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从设计到竣工的过程！”吉伦说。“我不是说这个体系比我们国内的好。但是有时他像是美国正坐在板凳上品尝咖啡，而中国正在向卡尔刘易斯那样狂奔。”

成都市工作日的夜里近凌晨1点，但是成都兰桂坊的China Groove酒吧里乐队还在演奏，移居国外的建筑师们还没有离去的意思。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一群刚来的德国、新西兰和英国建筑师们围住一张桌子，还有一位来自德黑兰的年轻伊朗建筑供应商。音乐很劲爆，小伙子们（是的，大部分来华的外国建筑师是男性）必须大吼才能让别人听见。

“你见过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么？”史蒂芬伍斯特喊道，他是一名和蔼可亲的斯图加特人，今年38岁，他在北京待了三年今年12月刚到这儿。他和桌上的一个尖胡子英国建筑师–卡马乔辛格潘尼萨，都在成都南部平原迅速扩张的开发区设有办公室，距离名叫海洋公园的未完成的大型建筑不远。海洋公园的屋顶有25个足球场大，包括酒店、商场、水族馆、游乐园和一个有白沙滩的模拟海洋。（如同“楚门的世界”里那最后的碰触：660英尺宽的屏幕可以让沙滩游客欣赏到壮观的数字日落，甚至在云彩和污染挡住了真正的太阳。）

伍斯特从中国设计的建筑物上找到了持久的兴趣：它就在他监理现代艺术中心的建筑对面的地方，老板是扎哈•哈迪德设计事务所。实际是与海洋公园相同的中国投资者,投资兴建艺术中心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成都的。没有哪个城市的领导不会接受世界闻名的建筑师所设计的文化标志。然而哈迪德的公司还是必须做出折中—修改弯曲的设计，因为本地官员认为这像条蛇，在中国蛇象征着晦气。“甚至在重要项目上，”伍斯特笑着说，“在中国也没有全权处理的权力。”

大部分不做高曝光度项目的外国工程师，能甚至更强烈的感觉到潜规则的存在。想想潘尼萨。金融危机2009年将他在伦敦的精品公司摧毁，逼他和其UHA的合伙人裁掉了15人团队中的大多数，到中国来一搏。简短而言辞温和的说，35岁的潘尼萨拼搏了18个月，才迈进了成都的各种建筑项目的门槛：火车站、幼儿园、居民小区。到目前为止，他赚到了足够的设计费来维持他的公司运转。但是他仍然在等待其中的设计真正建成。“中国不是你想象的空白画布，”潘尼萨说。“我们真的只是在缓慢爬行，但是我们在这里有长期打算。”

那天夜里China Groove酒吧里有一位外籍建筑师没来。29岁的亚当迈耶几星期前从成都离职飞回了加利福尼亚，以确定他下一步的计划。“我建起了一个伟大的组合设计，”迈耶在Skype通话时告诉我。“但是我开始怀疑它会有什么用处？”他的设计没有被建成。虽然享有创作自由，迈耶开始向往更有力的指导和更具体、实际的成果。某些情况下，客户用他的工作取悦官员，以期为未来的项目拿地。（在中国，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我感觉尽管我在广告或市场营销上做的比建筑学还要多，”他这样说。

迈耶的经历并不普遍。但是许多在华的外籍建筑师感觉他们是在黑暗中运作，在一个他们不太理解的体系中劳作。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是一个阴暗的行业。从拿地到竞标的所有事中有很少的透明度和太多的暗箱操作。除了最引人瞩目的项目，外国建筑师都是不参与建设过程的，根据法律和传统，全都是由本地设计机构承担的。

因为继续有外国建筑师的到来，工作和业务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际公司甚至已经开始通过虚报低价的方式开辟市场–对于“扼杀这里的西方公司”来说是一种进步，上海来的荷兰籍建筑师大安罗格维恩这样说，他与人合著了一部有关中国新兴大城市的书。同时，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都在本土化他们的员工—都是为了削减成本还与培养新一代的中国建筑师，他们中的许多是在海外培养的。

“我将来肯定要回中国，”迈耶说。尽管暂时他还是忙于那些允许他在美国成为建筑师的考试。

哈尔滨附近的木雕博物馆几英里远的地方，一个大得多的文化地标正在崛起于冰封的松花江畔。到哈尔滨文化岛完工时，与MAD设计的歌剧院和表演中心一起，看起来像是三座雪山—我在办公室看到歌剧院和表演中心的模型。吉伦在检查进度。“三年前，”他承认，“我从未听说过哈尔滨。”

当我们爬上这施工现场的顶部时-还是那一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吉伦将计划在中国的年限增至近三年是有道理的。他上一份在纽约公司的工作，他说，“我花了一年半时间做一些从未被建成的概念设计。”我问他他这次在中国逗留多久，他笑道：“纽约房地产市场怎么样了？”当冬日已经挂在天边时，吉伦走在建成一半的歌剧院边，“一个即将诞生的婴儿，”他这样叫它，又说：“我在一个幸运的位置。我不知道中国增长的速度是否可以持久，但是我将尽力做我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