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5-15,星期二 | 阅读:1,630
作者:施文 | 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适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发一篇旧文纪念之。文章写于2003年,那时笔者还是一个刚刚入学不久的小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的经典文献,长期以来对我国文学艺术界产生着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在其诞生六十年之后的今天,在新的历史高度和现代眼光的参照和审视下,对其重新进行解读和评价,或许不无意义。本文即是一个小小的尝试,不敢说全面与公允,只求一抒己见,引玉抛砖。错误及偏颇之处,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一)

《讲话》诞生的背景是发生于四十年代初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即毛泽东号召开展的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讲话》无疑是这次运动的产物,并把整风推向了高潮。由此可见,《讲话》中的观点虽针对文艺问题而发,但其主要目的却不在于文艺本身。

从文本自身来看,毛泽东开篇即提出,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由此出发,他重点谈了四个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而在《讲话》的“结论”部分,则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

显而易见,毛泽东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文艺家,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在讲话,其症候不仅在于“文化战线”、“文化的军队”、“文艺界统一战线”、“思想斗争”这些显明的语汇及其相关的观点,更在于其深层的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

我认为,其主要思维模式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阶级本位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下,毛泽东在二十年代即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阶级划分,规定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范围。从此以后,以阶级为本位,在中国便成为重要的和被广泛认可的思想前提。特别在革命战争年代,人们倾向于严格按照阶级标准来看待一切,不仅个人,而且包括思想和文化,都被认为隶属于不同的阶级,带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并为各自的阶级利益服务。正是由此前提出发,毛泽东否认“超阶级的人性”以及统一的“人类之爱”,而只承认阶级社会中的“带着阶级性的人性”以及阶级之爱,也正是由此前提出发,方有了《讲话》中出现的无产阶级的情感、思想、文化与非无产阶级的情感、思想、文化的分野。

二、二元对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划分的目的在于分清敌我,即确立革命对象和寻找革命力量,这种两军对垒般革命战略的要求,内在的包含有以阶级为本位的二元对立。非敌即友,非对即错,非此即被的二元对立形式便是《讲话》及其它许多革命文献重要的思想特征,其中存有诸如革命/反革命、革命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一系列对立。毛泽东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三、立场先行

以上二元对立的双方被赋予了正负相反的价值。文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共产党”、“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等概念,并没有稳固、明确的外延对象,也掩盖了对象自身的变化差异或对象之间的个体差别,却绝对是科学、真理、进步、正确、伟大等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方如“反革命”、“国民党”、“资产阶级”等则相反。这样,人们拥护哪一方,反对哪一方,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价值取向或价值预设的问题,也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和态度问题。首先要保证立场正确,即与共产党(确切的说是革命权力中心)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保持一致,然后再去认识真理,辨别是非,这就是“立场先行”。王元化先生将其归结为一种“意图伦理”。不难发现,毛泽东《讲话》的要义,即一个“立场转变”的问题。他反复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四、 庸俗决定论

这里是指阶级决定论及立场决定论。有了以上三方面的思想作前提,“阶级立场决定一切”似乎就顺理成章了。毛泽东就是这样讲的。比如关于艺术标准,他说:“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么高,总是排斥的。”再如关于“创作情绪”,他说:“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再比如:“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心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这样,被认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问题,写文章,首先要检讨自己的立场;而旨于转变其立场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便成为整风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除此之外,其较明显的思维特征还有专制一统,功利主义等。不难理解,对转变立场和改造思想的反复强调,内在的包含有如下要求:必须同党的权力中心保持高度一致。任何对党的指导思想,政策方针,以及党所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怀疑,动摇和批评都是不允许的,都有可能被认定为“立场错误”,即被认定为站在了革命的反面,或被认作是人民的敌人。而这些,又都是革命战略集中一统性的要求,是革命功利主义的表现。一些具体观点,如“普及优先于提高”、“文艺为政治服务”等也可作如是观。

以上就是我们透过毛泽东《讲话》中具体的文艺观点,而把握到的其内在的思维模式特征。这套思维模式左右了中国大半个二十世纪,曾为革命领袖,革命知识分子,以至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或许现在还不是能够对其优劣高下,给予公正评价的时候,在此我只想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

第一,如上所述,“立场”本身只是一个价值预设,是意识形态的要求,而非科学认知的产物。因而执着于政治上“正确”的立场,必然倾向于把理想的当然认作实然,从而造成对事实的扭曲。在过去的毛泽东时代,那些被认为“立场错误”“反党反人民”并遭到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批斗的人,几乎全都是说真话的人,个中原因正在于此。而绝对的阶级对立及庸俗决定论,也会造成认知上的偏失。

第二,“立场正确”实际是与革命权力中心保持绝对一致。因为谁是“敌人”,谁是“同志”,还是革命权力中心说了算。这种团结一致,统一指挥的革命战略要求,必然要走向压制民主自由,漠视个人权利。众所周之,建立于分权基础之上的民主一直被革命者当作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加以反对;而革命战争本身更倾向于把个人当作“驯服的工具”(刘少奇语)。这时当然都不符合我们现代的价值取向。这是革命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局限。

第三,更严重的还在于这会损害司法程序的公正。对认知的扭曲,会导致牵强附会的捏造罪名、乱扣帽子,而对民主的压制又不允许个人及他人的辩护。这必然会造成司法不公,为日后无限上纲上线的批斗和制造冤假错案埋下伏笔。

(二)

以上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大量事实做根据的。下面我们不妨拿王实味、胡风、赵树理三人的命运遭际做具体的个案分析。

“王实味”这个名字对学界来说已不算陌生,而他与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的《讲话》有着直接的关联。

1941年5月,在毛泽东领导下,延安开始整风,以反对党内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作风。整风运动在1942 年2月普遍展开,则把王实味推向了历史前台。毛泽东在1945 年党的“七大”时说得很明白:“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了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首先引起中央领导人注意的,是他1942年3月针对革命根据地“暴露黑暗”的两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随后是在当时轰动延安的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的“民主风波”。毛泽东显然不能容忍“艺术家”同“政治家”的平起平坐,以及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队伍的批评和民主要求。毛泽东不仅表示:“《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而且在看过王实味发表在壁报《矢与的》上的文章后指出:“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其针对性不言而喻。6月1日后座谈会已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然而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的,是被认作“托(托洛茨基)派分子”。(历史已还王实味以清白。1990年12月,王实味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毛泽东在四月份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提到:“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基于此,对王实吵的批判不断升级,扩大,最后被定罪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潘芳、宗铮夫妇被牵涉其中)”。是年年底,王实味被关押;1947年7月1日被秘密处死。

这样,王实味便成为第一个“前 ‘文革’时代的祭品”(余杰语)。

发生于中国五十年代波及全国的“胡风事件”可谓名声喧赫,众所周知。而使胡风获罪蒙冤的,就是其深刻独到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在基本观点上的分歧。有人把这些分歧归纳为(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二)关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问题;(三)关于知识分子(文艺家)与人民(工农兵大众)的关系问题;(四)关于创作过程问题等四个方面。但究其实质,还是知识分子的艺术本位,独立精神,启蒙心态和求真原则同革命权力话语所要求的阶级本位,驯服工具,改造思想和功利原则之间的分歧。

1944年3月,党的文艺届负责人在重庆召开了部分共产党员作家与左翼文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专门讨论毛泽东的《谈话》。正像后来胡风所反省的,此次座谈会主要是:“要看看大家对这部著作的认识和态度的。相比之下,我的态度就差多了。……但我至少应该从我对党的态度和关系出发表表态吧。我却没这样做,依然停在旧知识分子独行其‘是’的老路上。这样,解放后就正式判定我为反对《讲话》了。”真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讲话》就是试金石。经过多年的磨难,胡风最后总算明白了。

胡风事件牵涉有复杂的人事关联和偶然因素。比如胡风由来已久的与党内文艺届领导周杨、何其芳等人的宗派对立情绪和冲突,比如舒芜的出卖与反戈。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毛泽东的亲自干预。照林默涵的说法,“这种斗争,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杨同志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一些批判的一些作法都是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的。”此次事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为上书(胡风写有给党中央的《三十万言书》)而获罪,因通信(舒芜向党中央交出了胡风四十年代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而受刑。毛泽东亲自将胡风及其亲友定罪为“胡风反党集团”并给予关押和批斗,诛连之广,为害之深,实难以估计。

从农民中走来的赵树理,显然不同于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实味与胡风。但他的最终命运,却不比以上二人更好。1970年9月,赵树理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他的悲剧,为人们思考革命政权同农民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

赵树理年轻时即立下宏愿,要做一个“地摊文学家”,要为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写作,并成为一个坚定的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者;同时他多年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担任报刊编辑工作,是党的政策方针的宣传者和鼓吹者。因而他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问题小说”,便与革命政权的要求“写中心”、“赶任务”等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即为政治或为宣传党的政策服务。所以1947年“赵树理方向”作为创作口号被党内的文艺评论家提出来并不偶然,他的创作客观上契合了《讲话》的要求,而他本人也在主观上追求着与《讲话》的一致。周杨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说:“……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的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但这个“方向”依然是要接受党的领导和改造的。1951年初,赵树理改任中宣部文艺干事,这是因为“胡乔木同志批评我(赵树理理自谓)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借鉴哪些作品呢?这包括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讲话》,马克思、列宁论文艺的理论著作,等等。而自邵荃麟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后,他就一直想把赵树理这个“土包子”改造为“洋包子”。

但就本质而言,赵树理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热心群众事业的老杨式干部。他本不想上文坛,但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与农民天然的亲和力,使他成为农民的代言人。于是他不得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上级”与“群众”,国家与农民的矛盾:“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地县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怒的时候,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在59年反右之时,赵树理旨在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民致富的农业管理设想,即被称作“反映落后农民观点的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见”而遭批判。

1966年“文革”爆发,随着邵荃麟、周杨的被打倒,作为“周杨黑帮树立的‘标兵’”“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的赵树理也被彻底批判。这样,昔日的“方向”便被今日毛泽东“忠实的保卫者”们踩在脚下。

在长治隔离反省期间,赵树理自我检讨道:“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踉不上政治的主流。没有把我们的国家……所取得的不可想象的伟大成就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上。”的确,赵树理同当年许多人一样,跟不上也不可能总能跟上政治主流——实则是文艺界权力中心的变迁,所以总会发生“立场错误”。

(三)

毛泽东的《讲话》在根本上并不是学者式的执着于艺术规律的探索与认知,而是基于军事思维方式上的革命权力话语。 这就是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的确,离开了战略与权谋,人们其实很难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只是天真的人文知识分子往往不习惯或不情愿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正因此,我认为《讲话》本身及其历史影响,存在着三重明显的错位。

第一、领域错位。毛泽东以其军事思想来指导文艺创作,必然会损害艺术自由及其自足性要求;而军事一统性及功利主义目的也必然会损害艺术研究求真求知和求创新的原则。同时,以军事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问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出现重大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时代错位。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一统思想和革命功利主义尚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建国之后的和平年代依然将“阶级斗争”奉为法宝,则丧失了其历史合理性,并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历史后果。这是尤其让人感到伤痛的。

第三、接受错位。正由于以上原因,人们最好将毛泽东的《讲话》看作其高超的革命战略及军事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应该把它看作毛泽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文艺学的特殊贡献,并尊奉为经典。在建设和倡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今天,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陈寅恪语)的知识分子,总该不再受“两个凡是”的束缚才对。

初稿于2003年1月,儒西公寓。

施文,201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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