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谁是截访者

发布: | 发布时间:2010-10-5,星期二 | 阅读:1,898

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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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设立信访制度,而地方又热衷于截访,围绕信访展开一系列乱象。

北京南站北广场对面,一处叫东庄的地。

东庄的北边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一公里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访局,因此东庄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小区域,演化成了全国各地进京上访群众的“集散地”,更多的人将这里称为“上访村”。

本报记者 黎广 发自北京

王同增是上访村里少有的并非因为命案而进京上访的人。尽管如此,在他三年的上访生涯中,他曾被数次地关押、遣送。也许是因为在上访村里的人大多都有他这样的经历,所以王同增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

在每次来而又返的过程中,绕不开将王同增们不断遣返的“截访”从业者,他们游走在上访人、地方政府、驻京办、信访局和火车站之间,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上访人控制住,然后收钱。

我要个证据就走

2002年,王同增的儿子要离婚,而他儿媳妇又在那个时候被人打了,矛头指向了王同增。

在一次谈判的过程中,王同增被六男三女围住,他以为要打架了,还没等他动手,自己就被人用钝器打伤了头。

王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可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公安局开始跟王同增要钱,说是可以帮助王同增获得赔偿,第一次他给了200元,到了最后一次,公安局的人将价格提到了2000元人民币,王同增负担不起,便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公安局的人对他说:“你等着。”

王同增并没有将此事太放在心上,但他也确实没想到,最后那场挨打,竟然以聚众斗殴为由被公诉。于是2005年11月10日,王同增入狱。一年以后,当他从监狱里出来,休息了7天,便开始踏上了上访之路。

他说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对方能够提供自己打人的证据,他便从此息事宁人。“人体轻伤鉴定标准里说,面部软组织单个创口长度达3.5 厘米才能算是轻伤,那个家伙的伤口只有两厘米。”

他说自己不是个喜欢闹事的人,他只想讨回个说法,并且获得补偿,于是这两厘米成了他在三年内不断往返河北和北京的源头。

可在这三年里,他的信访之路走得远远比坐牢来得沉重,“三年我被关了3次,有一次关了我30多天。”据他回忆,关押时间最长的是他在2008年8月期间,虽然关押的地点只是在当地县城里的旅馆,但是时长接近40天。“还有一次在北京,半夜有人把我捉走,送到驻京办的黑监狱里,关了两三天,每天只给我吃4个小馒头。”

和其他的上访者不一样,王同增在数次被关押的过程中,感到有人开始在他们上访者身上赚钱牟利。“我们县城那个旅馆,一个铺位就是100元/天,吃喝除外,所以关我那一次,他们就能收到3000多元,北京的价格更高,一天可以达到200元。”他说政府如果能把这些截访和关押他们的费用用来处理矛盾,那上访的人一定会少很多。这番言论吸引了上访村的“村民”,他们纷纷说,“王同增说得好”。

实际上,近年来,针对王同增们的截访的确越来越“市场化”和“专业化”了。

截访的市场饱和了!

陈虎是守护在北京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陶然桥的一名保安。常年累月,这座桥底都居住着来自各地的上访群众。他们没钱,只好打地铺。

陈虎的任务并不是赶他们走,也不是阻止新的上访人进来。只要这地方没有人聚众闹事,他就可以高枕无忧。所以在他坐的椅子旁,放着两条橡胶棍。其实他并不喜欢做保安,他说做得太久,厌倦了。不过在谈及他刚入行,对上访人截访和押送的日子,他还是面露得意之色。

“前两年,我最多押过60个人回东北,整整包了一个火车皮,一路上门窗都锁死,到了饭点送点吃的进去,一个都没跑。”陈虎说,那一趟,在每个人身上收了500块钱。“这笔钱是地方政府出的。”

不过好景不长,他说这两年,截访的钱已经不好赚了。“一方面是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另一方面是风险开始增大。”

据陈虎回忆,目前在北京从事截访的群体已经相当庞大,除了成立公司进行截访的以外,还有常年累月通过口碑而形成的截访队伍。“现在在北京的各个火车站,都聚集着大量的截访人,如果有上访的人进京,地方上就会打电话给截访人,向他们提供上访人的姓名、车次、长相等资料,截访人通过关系,可以以查身份证为由,在火车站堵住他们。”陈虎说,这些人长期从事截访,地方政府的人和他们的沟通顺畅,所以已经形成了默契,“如果价钱谈得不好,他们的截访生意还不容易抢得到。”

不过陈虎也注意到,截访的风险实际上比想象的大。除了要有后台外,截访的手段也要相当高明,比如有命案在身的上访者,对其截访的难度就会很大。“有些家里都死光了,他们拼了命要上访,如果处理不好,截访的也会很危险,前几天还打死一个截访的人。”

综合来看,陈虎认为投资一个“黑监狱”比截访的经济收益更大。“现在量少的话,送一个人才1000多元,还要扣除保安每月2100-2400元的工资,即使一个月送20个,收入也不见得吸引人,加上每年还有农忙以及过节时期的淡季,一个小截访团体的年收入也只有10多万。”陈虎说,打点关系的费用还没有算进去。

相比之下,陈虎认为“黑监狱”的收益往往来得比较划算。“一个人关一天就可以收350元,长期关押的可以按照50元/天来收费,关20个人,一天最少就可以收1000元,而且风险也小。”

陈虎叹了口气,“现在的旺季又来了,最近江浙一带搞开发,遇到拆迁问题的,好多都来了。”他把保安的帽子摘下来。“真不想每天坐在这里,戴着这个破帽子。”

截访业发展始末

实际上,对上访人进行截堵和关押的地下市场有着自成一体的循环体系。

长期关注信访群体的知名学者许志永为了体验被截访,曾冒充上访人去信访局上访,他被打了,不过最终还是换来了相对和平的截访方式。他向时代周报分析,2003年,在孙志刚事件以前,我国还存在大量的收容所,主要收容的对象是流浪者、农民工和上访人,和另外的两个群体不同,上访群众是独立区域进行关押的。

但随着孙志刚事件之后,收容所被废除,加之当时进入媒体所称的新政时代,气象开明,流浪者和农民工大多有了归宿,于是上访的群体从收容所出来以后,开始奔赴北京,导致2004年初开始,我国上访人数剧增。此时,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开始对这一群体进行关注,要求地方政府尽可能地将上访人接回当地。但由于上访群体庞大,地方政府对这一开支有限,便开始雇佣相关人员进行护送,因此负责押送上访人的产业便开始成形。

此后,北京方面成立了对上访人员进行接济的久敬庄和马家楼两个中心。但依据规定,两个中心对上访人的收留都不得超过12个小时,因此救济中心会要求各地驻京办将上访人员接走。但由于驻京办对信访人的接济能力也有限,因此也促进了截堵、押送、关押信访人行业的发展。以致到最后,几乎每个驻京办都有了自己的“黑监狱”,而“黑监狱”的发展,也逐渐成了一种趋势。

“发展比较成规模的有河南和内蒙的驻京办,其中河南南阳就有六七个关押点,地方政府需要给他们每人80-200元/天的费用,当然,这是2009年的价格。”许志永说。

而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是,基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量,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消除上访记录也是暗中的利益链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证实了这一点,据其收到的一条来自河北基层乡镇领导人的短信显示:“我们信访维稳压力非常大,只要有进京赴省上访的就免职,您说好不容易争取到一官半职,容易吗?我现在年纪还不大,但从奥运安保以来,血压就高了,非常上火。信访是目前的大气候,尤其是个别闹访户,越是敏感期越是闹。”

对此,许志永称,通常取消一条上访记录的费用是2000-3000元,“我记得2006年左右,河南省一个县城将当年146条上访记录全部买断,这笔费用达到了十万元。”许志永表示,这是有关部门以政绩为要挟,对上访者所在的地方政府变相敲诈。“要知道,最终出钱的,是最基层的政府部门。”许志永说。

2009年,赵亮历时12年拍摄的纪录片《上访》拿下了当年的夏威夷最佳纪录片奖。赵亮向时代周报表示,截访产业链还是最近几年才做强的。“特别是驻京办要撤的前后,截访的人甚至开始对上访区域进行承包。”

有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为1265.6万件(人)次,而财政部近年也有数据显示,用于我国内部保安的预算也呈上升态势,这意味着在上访人与信访部门的纠葛中,巨额的财政支出还在扩大。但这并没有令大多数的上访人获得满意的结果。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原本打算上访的人也放弃了上访的计划。但是已经走上这条路的人却难以回头。于是时代周报记者问王同增,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成功率的鼓励下,自己还要坚持上访。

王同增无奈地说:“可是每次觉得没有啥希望的时候,就看到电视里国家领导人说要健全司法制度,要大力惩办玩忽职守的官员。我觉得希望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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