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天下模式”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6-9,星期六 | 阅读:1,300
作者:岳振 | 来源:财新网

遵循普适原则下的“天下模式”,政府需要继续推进经济自由,更加平衡地强调经济效率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

【财新网】(记者 岳振)近来,国家一些部委密集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相关细则,很多地方也在加大发展民营经济的力度。从这些迹象看,在中国,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程度或将出现更大的提升。

从地方层面看,最引人关注的是重庆。2012年4月下旬,重庆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宣传举动备受外界关注。根据重庆市委宣传部的部署,重庆市所有媒体都要大力宣传报道民营经济。有重庆工商界人士评论认为此举“多年未见”;当地一位官员表示,目前重庆正处于转向借鉴民营经济更发达的浙江、广东,特别是向广东省全面学习发展经验的阶段。(见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9期报道“重庆‘挺私’”)

冯兴元 @csstoday.net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等学者研究认为,资本自由流动扩大了企业、创业者乃至普通个人的成功机会和经济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越高,企业数量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量就会越多。由此也可看出一个地区创办企业的难易程度以及当地对财产保护的力度。

冯兴元等学者最新的研究显示,2009年,资本自由指数排名第一的是浙江省,排名第二、三、四位分别是广东、江苏和上海。浙江省从2007至2009年均保持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广东在2007年排名第三,2008年排名第二。重庆从在2007年到2009年,资本自由度指数都排名第十一位。2008年和2009年,贵州、青海、甘肃三省的资本自由度在全国排名都是最末三位。

民营经济的繁荣程度与资本自由程度高度相关,资本越自由的地区,民营经济乃至整体经济也越繁荣。冯兴元等学者认为,企业的资本自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自由的重要维度。而近几年,舆论在对“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讨论中,一个焦点话题恰恰是事关经济自由的民营资本空间和企业家财产权利。从这个视角看,这些关于“模式”的讨论,实际上是对资本或经济自由在更深层次上的制度争辨。

近日,财新记者就这些“模式之争”所反映出的经济自由问题,专访了冯兴元研究员。在他看来,尽管“广东模式”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现有政治经济框架,但是与“重庆模式”不同,其更加凸显了市场取向和自由精神,代表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如果要向更高层面、更加健康的市场体制迈进,中国还必须深化体制转型。

“广东模式”总体上突出市场取向

虽然广东地区也必然受到现存整体体制与文化的影响,但是,广东当地的市场文化、个人自主精神也同样比较突出

财新:最近几年,学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分歧也比较大。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究竟是“市场自由”还是“强势政府”。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冯兴元:“中国模式”维护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但是,又强调威权政治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模式”就是所谓“东亚模式”的翻版。

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成功,就可以证明“中国特殊论”以及威权主义的胜利。特别是在中国GDP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少人开始有点飘飘然了。

“中国模式”论的赞成者都在强调中国经济与政治系统转型的独特性。比如,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中国模式”由四大子系统组成,包括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独特的政府形式、独特的世界观。

同时,几乎所有“中国模式”的赞成者都否认法治和民主的必要性,而强调威权主义的重要性。

财新:从地区发展的角度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很受关注,在经济自由问题上,它们似乎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对此你怎么看?

冯兴元:“广东模式”受到很多推崇,认为其总体上代表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人把“广东模式”看作是“深圳模式”的扩展版,将其特点归纳为讲究效率、市场相对开放、经济比较自由,还有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我认为,虽然广东地区也必然受到现存整体体制与文化的影响,但是,广东当地的市场文化以及个人自主精神也同样比较突出,其市场取向特征还是比较突出。

最近,以政府放权和发育公民社会为方向的广东社会管理改革搞得风生水起,民众获得了较大的自治管理空间。根据广东改革方案,公益服务类、社会服务类、文化类等社会组织等,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如此,民众的结社自由会有很大的提升。

广东的社会管理有较大的顺应民意成分。比如,“乌坎事件”发生之后,广东省党政部门允许乌坎村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由此成功化解了政府与村民的严重对峙,为中国各地今后推行基于维权基础上的维稳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在之前的重庆,几乎没有听说推行过类似广东那样的社会管理政策。一段时间里,它推行的带有群众运动色彩的政策,存在恩威并用的成分,低收入群体获得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

重庆“打黑”运动确实也打掉了一部分黑社会,从而使得整体的社会治安显得更好,但同时也“黑打”了一批民营企业。很多做法博得一些赞美“文革”的极左势力的追捧,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财新:“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是否有相同之处?

冯兴元:相同之处在于,“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都属于广义上的“中国模式”,即都不同程度地依赖市场,又都利用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但是“广东模式”在更大程度上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重庆模式”更为强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两者实际上处于“中国模式”的两极:“广东模式”处于临界市场经济的一极,其中的体制已经开始更多顺应民意;“重庆模式”则倾向于统制经济的一极,其中也高举民意的旗号,但是这种模式对民众长远利益的影响受到了强烈质疑。

中国进步源自经济自由和环境稳定

30多年来,中国奉行的是有缺陷但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其中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因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功

财新:不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较大成就。你如何解释这一成就?

冯兴元:我把中国30多年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至2003年,这是市场规则曲折建立的阶段,也是市场规则意识艰难形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2003年以后,至今还处于这一阶段,其特点是强调民生原则。

市场规则属于正式制度,市场规则意识属于非正式制度。相较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消亡之后,如果要重新确立,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就中国的情况看,其平衡的做法应该是市场规则优先,兼顾民生。

如果要总结的话,这30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自由不断增进;二是经济赖以运行的环境较为稳定。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力量都发挥了作用。

财新:经济自由意味着鼓励市场竞争。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奥秘,是对竞争秩序的“趋近”,怎样理解你的这个观点?

冯兴元:我这里讲的“趋近”,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趋近”,中国当前奉行的是一种有缺陷的、仅仅是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即在竞争性领域对一种标杆性竞争秩序的无意趋近。

德国早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秩序,可以被视为标杆性竞争秩序,这种竞争秩序为解放生产力、发挥德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较大空间。

具体来讲,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出现,与他们早期建立和维护一个较完全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有关。德国西部从建国一开始就强调维护私人产权。这一竞争秩序源自弗莱堡学派的理念,该学派的思想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思想来源。该经济体制的次要思想来源为基督教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是欧肯,他主张建立一个“奥尔多秩序”。这个竞争秩序包含一组构成性原则——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欧肯认为,这个竞争秩序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是一种符合事物本质的秩序,是有运作能力的、维护人的尊严的秩序。

早期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推行一种竞争秩序,普适性地遵奉奥尔多秩序原则,取得了经济奇迹。中国与其差别在于,我们选择性地、一定程度上遵循这些原则,推行了一种缺陷明显的竞争秩序;两者的相同点则是增进和维护了经济自由,解放了生产力。

遵循普适原则下的“天下模式”

政府需要继续推进经济自由,更加平衡地强调经济效率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

财新: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进步,实际上是选择性地遵循了“奥尔多秩序”?

冯兴元: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我们只不过是维护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为经济运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选择性地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竞争秩序的构成性原则,有意无意地“趋近”弗莱堡学派的这个竞争秩序。实际上,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所共需的,与东方、西方在地理位置上的划分没有关系。我的一个观点是,西方经济成功的背后,是人类普遍遵循的“天下模式”。

财新:应该如何具体理解“天下模式”?

冯兴元: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天下模式”包括两大因素,即经济自由的增进和维护,以及保障经济自由的稳定环境。如果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天下模式”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威权政府或者普适原则下的政治体制都可以在实现前面两个因素方面发挥较好作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阶段,要实现较高的人均收入,就需要通过具备普适原则的政治体制来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环境。

诚然,在单个企业、城市或者单个城市国家这样的点式经济体里面,“天下模式”并不适用,因为点式经济体容易实现家长制管理,管理得当则成功,管理失当则失败。资源和区位占优势的点式经济体,很可能达到高人均收入,比如,上海、广东、香港和新加坡。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典型的点式经济体。它可以像公司或家庭一样进行管理。

在经济发展初期,李光耀的威权政治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经济成功的因素符合“天下模式”第一阶段的情形。

新加坡成为高人均收入国家,其成功与政府的作用分不开,它的威权政治影响和尚不完善的宪政体制并存。

不过,虽然威权政治影响仍然存在,但已经逐渐让位于宪政体制,两者都体现了亲市场的特征,均有利于维护高度的经济自由,也有利于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这种威权恰好是有利于经济自由的,其稳定性是基于李光耀作为“仁慈专制者”的权威。

在非点式经济体里面,虽然一个威权政府也不排除能实现较高的人均收入,但必须“克己复礼”,选择维护高度经济自由的正确政策。但是,这种自我约束往往属于“小概率事件”,很难进一步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尤其是持续地维护高度经济自由。

财新:“天下模式”应该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和精神,中国距此还有相当距离。当前,“中国模式”所倡导的发展原则还在继续渗透,很多市场及经济自由的倡导者对此忧心忡忡。从政策或战略导向上讲,你有何建议?

冯兴元:未来中国如要获得成功,其要求与过去30多年完全不一样。过去,可以借助威权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和维护经济自由,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在未来,继续推进威权政府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转型。

既然经济发展离不开竞争秩序和与其相关的普适原则,政策层面就应该改进现有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从对“中国模式”的迷信转向遵循“天下模式”。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好制度,因此,政府需要继续推进经济自由,更加平衡地强调经济效率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

我们课题组的建议是,地方政府应该围绕增进资本自由,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推进政府治理绩效竞争,而不要继续GDP指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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