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博:我们如何叙述历史

作者:萧婷 | 图片:董清 | 来源:《看历史》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8-7,星期二 | 阅读: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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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9日,国家博物馆迎来了建馆百年之庆。从建馆之初的捉襟见肘,到抗战时期的避祸南迁;从新中国成立后,用阶级斗争史观重新梳理中国历史,到“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从注重教化功能,到重申“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发展定位。百年来,国博的起伏、发展与这个国家休戚相关。国博展陈方式的变迁,也关乎我们如何认识和叙述自己的历史。

尴尬的草创

康有为游历欧洲,参观了无数博物馆后,感慨道:“我国之大,以文明自号数千年,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事为赧然面赤,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

诚如此言。中国自古只有私家收藏,而无公共博物馆的概念。近代西方博物馆乃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基础上的文化共享与参与。它与市民社会的形成,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民国肇始,为彰显中国已开始迈入现代国家之列,北洋政府兴办了一系列公共设施,其中就包括国立历史博物馆。

1912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于国子监,4年后又移至午门城楼和东西朝房。此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所接收的文物,包括孔庙、军机处、清内阁大库的文物和档案。

然而,在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政府对它的发展并不真正关心。以致于博物馆一筹备就是十几年,直到1926年方得正式开馆。这期间,馆藏制度混乱,文物保护失当。8000麻袋珍贵的明清内阁档案像垃圾一样堆在端门的门洞里,谁都可以顺手牵羊。最后馆方竟以害怕失火为由,把它们当废纸卖给了纸铺子。曾参与过历史博物馆筹建的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中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此后抗战爆发,历史博物馆的许多文物也像故宫的国宝一样踏上了南迁之路,直到1948年才辗转回到北平。

“革命”“历史”分分合合

1949年后,北京历史博物馆被纳入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此时,文教机构皆为国有,“国立”二字也就省去了。

1958年,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北京历史博物馆新馆被设计于天安门广场东侧,改扩建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此后,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二馆几度分分合合。1969年二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83年又恢复两馆的独立建制;2003年两馆重新合并成为今天的国家博物馆。

两馆成立初期,职责泾渭分明。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陈列”,革命博物馆负责“中国革命史陈列”。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文物组织,展示中国历史”,成为筹建人员的更大课题。

于是,由邓拓担纲,云集了翦伯赞、吴晗、邓广铭、夏鼐等众多知名历史学家在内的专家组,开始了反复的研究讨论。大家为中国通史陈列拟定了几条原则,其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表现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劳动人民的斗争史。历代的文化、艺术、科学和人民生活状况则作为点缀。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7月,中国通史陈列大纲来来回回修改了十来稿,周恩来总理前后就来视察过3次。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宏均记得,1959年10月通史陈列展出后,一位苏联考古学家每天看几个小时,整整在博物馆看了两个星期,边看还边做笔记。他对通史陈列大加赞赏,认为这个展览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与“中国通史陈列”相比,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的“中国革命史陈列”更加敏感。1970年为了向建党50周年献礼,国务院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廿八年党史陈列”。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搞廿八年,几个阶段,一条红线。”“红线”指的自然是毛泽东思想。

然而,此后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党史陈列”方案也几经修改。先是过分抬高林彪的历史地位,后又要配合“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林彪。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苏东海回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党史陈列”无法真实地反映历史,有时甚至要配合政治运动随意篡改历史和文物。就这样,直到“文革”结束,“党史陈列”仍没能对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潮影响下,再一次修改“党史陈列”的呼声日益高涨。党内一致认为,“路线斗争史”不能代表党史的全部。在党内斗争中,无论是一般错误,还是路线错误,都不能无限上纲。要根据历史事实给予恰当的评价。

新的陈列方案,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党史领域中的一些禁区,努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过去对党的创建人李大钊、蔡和森、董必武等表现得很少,陈独秀更只字不提。新方案中,把他们一一补齐;过去对瞿秋白、李立三等犯有“路线错误”的党的领导人,一味批判。新方案则给予了他们客观的分析与评价;过去对白区斗争史和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如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基本不提。新方案中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均有所记录。新的陈列出现革命烈士100余人,其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包括不少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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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展览开放在即时,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特地嘱咐:“形式上不要搞得太‘神圣’,太严肃,因为这样想,这样做,人们的挑剔就没完没了了。这方面也要解放点思想。”

“党史陈列”开放后,观众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开展后的一个月,博物馆共接待观众59.3万人次,最多的一天达5万人次。观众对重新开放的“党史陈列”反映非常热烈,“普遍认为新的‘党史陈列’内容丰富,恢复了党史的本来面目,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

日本共同社报道:“党史陈列馆中,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原副主席林彪的出现,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忠实于史实的方针搞的,象征着建国三十周年到来的中国现代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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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

2003年2月28日,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今年3月,耗资25亿元、历时4年的国博新馆扩建工程完工。这座世界建筑面积最大的国家博物馆终于与公众见面了。

国博网站这样介绍新国博:“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以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不难看出,新国博的定位,除承担了此前的教化功能外,向美育和艺术迈出了一大步。

在谈到为何改名时,国博馆长吕章申曾解释说:“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感觉博物馆都是有历史有艺术的,是综合性的博物馆。如果我们还叫历史馆,还叫革命馆,可能就与现在中国的形象不符。”

怎样才能更加符合现今中国的形象?从新国博的展览中,似乎能窥见一斑。“中国通史展览”已改为“古代中国”;“党史陈列”则变换为“复兴之路”。这两个常设展览占据了3层楼、8个展厅。虽然,它们还带有浓重的中学历史课本味道,但对于近7万平方米、48个大小展厅的新国博而言,其比重已经相当有限。作为国博百年纪念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国博连续推出了《馆藏非洲雕刻艺术精品展》《京味儿——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等一系列高水平的展览。这似乎都在实践着新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定位。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改扩建之后,对于国博来说,仅靠通史陈列很难承担起赋予其上的历史性责任,必须将艺术的收藏、展览和研究工作提升到与历史相并行的平台上。”

博物馆是美的殿堂。然而,自中国有博物馆以来,它更多地承担了教化的功能。搞了一辈子革命历史展陈的苏东海,为新国博“历史与艺术并重”定位叫好。他说,我们缺了一百年的艺术课终于补上了。

博物馆起源于美,如今国博回到美的轨道上,也算是重新找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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