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称知识分子应该像探照灯

来源: 北京晚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8-8,星期三 | 阅读:1,933

刘震云:不是“政治小说”,而是“底线小说”

借着《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影视作品,作家刘震云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年底,他担任编剧的重磅影片《一九四二》将和观众见面。除去身上著名作家、编剧的标签,刘震云的日子过得和他作品的调子一样朴实、鲜活、低姿态——每周要去几次菜市场,熟悉各种蔬菜水果的价格变化,老赶快收摊儿才去,因为菜能便宜不少;有时专门赶下雨天儿去,茄子一块钱一堆儿,买完挺高兴跟捡了大便宜似的。

刘震云不喜欢因为自己著名作家的身份就弄得跟别人不一样似的,他特别“愤慨”地跟记者投诉:西客站过街天桥的滚梯老是封起来的——就你们晚报能管这事儿,赶快帮着呼吁呼吁,不要让那些赶火车或者下火车的人这么狼狈不堪,花了纳税人的钱建的设施为什么不能让纳税人享用呢?已经年过五十的刘震云说起这些还跟“愤青”似的,“投诉”完,他赶紧抿了口水——“一说这些就火儿大”。

刘震云口中老念叨着“底层人民”,他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中,依旧表达了一个底层妇女的呐喊,这不但是刘震云第一次以女性为视角展开的小说,还是他首次借鉴了微博的作品。在故事最重头也是升华的最后一章里,有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老史,为了赶上一场牌局,发愁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举着“上访”的牌子果真被遣送回家了。这个流传于微博的段子在刘震云笔下被赋予了极荒诞的色彩,也是整部小说的基调。昨天,本报记者专访了作家刘震云,请他在新作上市之初分享自己的创作和生活故事,他不忘用独有的刘氏幽默“调侃”——给个大点的版面呗,怎么也是个知名作家啊,别光登那些明星。

关于新书

中国人特容易把事情说乱

记者:最近几天都在为新书宣传,说的有些疲倦了吧?

刘震云:作者应该都用书说话,而不是自己出来说,但我发现现在还没有一个作者做得到,因为书不能放在仓库里。作者一般都得走这么一段“苦难”的历程,只是方式不一样,国内我们是面对媒体,国外是面对读者,我去过欧美推广我的书,是举行朗诵会的形式,可以在大学、图书馆甚至一个村子的仓库里,去读你的书。

记者:现在国内还没有时兴“读书会”这种方式。

刘震云:其实这种方式会更好,我已经试着在推广。这比让作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书之外的话更好,我最近在一个大学里,演讲完,就说我读一段书吧,因为你用你的语调情感,读自己的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更直接。我看学生们的反应都很好,说比看一个明星的表演要好,我准备把这个风气推广到互联网和电视上。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名字很特别,实际上她是讲了一个因为“假离婚”上访的妇女,把一串贪官告倒的怪诞故事,提到上访,我们总是想起“秋菊打官司”,但您的主人公李雪莲和秋菊实际上差别还挺大的。

刘震云:和《秋菊打官司》表面很像,那个故事说的还是官司的理儿,《我不是潘金莲》对整个社会、生活、制度有着思考,而且是摒弃的思考。她们打官司的幅度不同。李雪莲用一辈子打官司,但她不是故事的主角。我写的不是打官司的事,写的是官司背后生活的逻辑。也可以把它叫做底线小说,探讨我们生活的底线在哪里,就好比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摔倒,把他扶起来,这是道德底线。我一直觉得中国缺少思想家,中国人特容易把事情说乱,一件事儿有八个道理,我要跟你说清楚,得八八六十四个理儿,变成好几件事,让卷进去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记者:因为涉及了计划生育、上访、告倒贪官等话题,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它是部政治小说。

刘震云:米兰·昆德拉写了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它的幽默和荒诞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都可以说是公路小说,因为主公人都在行走,行走时他们的思考没停止。有些小说是作者在思考,小说里的人物没有思考。《我不是潘金莲》里李雪莲一直在思考,告状还是不告?本来不想告了,被告的人又逼着她去告。结尾处曾经的“贪官”史为民也是行走的思考者。他把李雪莲20多年没想明白的事儿一下想明白了,等于一下疏通了六十四个管道。李雪莲采用的是用严肃对荒诞,而史为民是用荒诞对荒诞。

关于创作

微博已经影响到我的写作

记者:您书中最后一部分借鉴了之前在微博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春运回家买不到票,写个“上访”就有人“送”你回去了,并且用到这个方法的是曾经被“上访”告倒的一个贪官,看起来更有一种荒诞的力量。您怎么当时就想到了用这个当一个收尾?

刘震云:这就得说微博的作用太大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段子,正在构思小说的结尾,它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这个生活的荒谬性要接近底线了。我觉得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我现在特别喜欢在微博上看,虽然我很少写。

记者:您觉得微博上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刘震云:它已经影响了我,包括这次让我找到了结尾应该怎么写。它也让我了解到生活中普通人真实的想法。以前我们常说“暴民”,可是你看看微博上那些人,他们哪是暴民啊。我和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是很好的朋友,我有一次跟他说,你可能会成为民族英雄。因为微博对中国的改变,现在是一种无形的改变,以后会被认识到。微博的作用就在于,以前少数人知道的事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过去只有一个地方知道的事情,现在马上都知道了。比如“躲猫猫”,没有微博之前它只是拘留所知道;再比如最近成都的选美,没有微博,它就是成都的选美,现在它是全国的选美。如果每个人都能发声,信息的流动公平公正,它就是民主的开始。

记者:微博的确改变了很多东西。

刘震云:过去我们总觉得事情的改变是靠事情本身,但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推动社会前进的不是社会本身,而是科技。微博的出现,也是科技的进步,就像去年动车事故发生时,正是微博,让我们一点点接近真相。包括我以前写的《手机》,也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实际上也是探讨了话语权的问题,这让很多身处同样困境中的人们很有共鸣。

刘震云:微博就是给了普通人一点点话语权。我想起一件事儿,就是北京的西客站,广场上那个滚梯常年是关着的,不让用。一般乘火车的都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我有时候看见农民工、包括孕妇,拎着大行李很费劲的走台阶,搞得人都这么狼狈,大夏天的淌着汗,为什么滚梯常年是坏的呢?因为能管这事儿的人不走滚梯。改变中国的事儿其实特简单,就是有话语权的人,坐在空调房里说一声,把滚梯开开。滚梯是谁修的呢,就是这些坐滚梯的纳税人,你的税养着管这事儿的人,你却用不了。

关于责任 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见识”

记者:您最近做客《小崔说事》,跟崔永元谈到目前知识分子的现状,认为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有知识,但没有见识,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刘震云:见识是我最近谈的比较多的。为什么见识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不缺人,也不缺钱,世界上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钱,你看满世界的奢侈品店都靠中国人在支撑。中国缺什么呢,缺见识。特别简单的例子,你看一条马路,第二年都得挖开再重新修一遍,跟拉链似的,为什么不能一下就修好呢。再比如城市的下水道,巴黎19世纪修建的到现在还在用,我们现在修的却没法用。你说19世纪的巴黎人有见识吗,能一直看到现在。我们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别老做表面文章,看一年和看十年、看一百年的出发点和到达目的地一定不一样,当然这里面也有贪官的因素。

记者:见识在作家身上会有怎样的折射呢?

刘震云:作家更大的写作是在行走。我最近最大的体会是——祖国母亲为什么这么脏。因为我经常回河南老家,要从北京出去,你看北京和巴黎、东京这些大城市比,表面看都很繁华,没什么区别,但一出城市,进到农村,太脏了,全是垃圾,这些垃圾以后怎么办呢?一个作者、导演的见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作品里。作者能达到一定的写作水准很容易,只要语言生动,故事圆满就可以了,但你会发现他作品里少点什么,这种情感和别的书、和他之前笔下的人物没什么区别。一个人的哲学认识、思想认识,构成了一个人的远见。有时候你接触一个人,他爱占人便宜,吃饭从不付账,占便宜就是没见识最大的表现。远见是区别于现在,见识是区别于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集体缺乏的领域。

记者:这种缺乏会影响到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吗?

刘震云: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你们的眼睛替我们早看几年,像一个探照灯,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好比一个苹果,砸在我们头上和砸在牛顿头上就是不一样的,他发现了重力,这就是对世界的改变,瓦特发明蒸汽机也是同样的道理。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儿,就是给这个民族领路,我们现在总觉得一步一个陷阱,撞了南墙才回一次头,就是缺乏引路人。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没有产生大的知识分子,比如孔子、老子、庄子等,他们只是发了一些人生的感慨,没有上升到形成哲学体系,进而影响到生活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化。所以中国没有康德、尼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笛卡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出现。

这会导致一个状况发生,就是在上个世纪初,中国这个泱泱大国饱受世界列强的欺辱,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好欺负,可以“利益均沾”,你看看这个词用的,可见这个民族软弱到什么地步。中国出现一个变法,都要到西方去寻找这个法,饥渴到什么地步了。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架构也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上,而是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我们哪儿有自己的国情,都是全盘西化。

关于作家

勤奋就是“你还能有事儿干”

记者:您的作品总是关注那些小人物,包括您经常讲起自己在菜市场的经历,甚至去年您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获奖感言还自嘲拿了奖金终于可以买更贵的西红柿了,感觉您的作品和生活都特别接地气。

刘震云:作家本身也是在生活,我不同意体验生活这个说法,不要把这个行业的人看的比另一个行业高贵,职业间没有任何区别。我挺愿意讲讲我买菜怎么省钱。平时买那些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都特贵,我一般都快收摊才去,比早上买便宜不少,另外就是下雨天也便宜,拿把伞出门,菜都论堆儿买。我们家特爱买茄子,我老买一块钱一堆儿的,跟贵的没区别,就是有点蔫,蒸一蒸,吃起来都一样。我喜欢这种自然和自由的状态。我们家很少在外面吃饭,跟家做味道清淡,我爱吃面条,一顿鸡蛋西红柿面花不了几块钱。

记者:您是在当了几年兵后,1978年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应该说自己还是个很勤奋的人吧,大学生活对您后来的影响如何呢。

刘震云: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特别勤奋。但我理解的勤奋是,你还能有事儿干。我一个表弟的孩子,在工地当民工,说最累的时候不是干活儿,而是蹲在路边儿找不着工地的时候特别累,你得想你的午饭怎么解决,住哪儿,所以对勤奋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在上北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孙玉石老师,有一次给我们讲鲁迅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见识这个问题。他问,鲁迅和赵树理区别何在,他说,鲁迅是从整个世界去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写出了祥林嫂、阿Q、孔乙己这些人,而赵树理是从一个村庄看世界,所以他写出了小二黑、小芹、李有才这些人物。如果真正从文学的意义来看,赵树理写的更好,因为他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写出了树上的枝叶,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鲁迅的小说更胜一筹,这就是见识,因为你是从世界来看村庄。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哪一类作家呢?

刘震云:从世界看村庄。但我写的不是大人小事,我是小人大事。我接下来要写作的就是把《一地鸡毛》里小林这个人物进行续写,这个人物不但我对他有感情,许多人都对他有感情。现在小林变成老林了,不但他变化,中国社会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小林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还很简单,只是一个权力社会,现在到老林这儿,不但是一个权力社会,还是一个金钱社会,人们已经不讲道貌岸然了,连遮羞布都不要,赤裸裸地贪婪着。如果说《我不是潘金莲》是底线小说,那这本就是底层小说,表面上看中国的变化像海啸似的,翻天覆地,但实际上这是老林的汗水变来的,他是被榨干的那群人。新小说暂时起名叫《鸡毛飞过30年》。J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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