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由主义铭刻在民族主义的灵魂中

作者: 李公明 | 原载:东方早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8-27,星期一 | 阅读:1,340

民族主义的浪潮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带来世界历史性转向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清晰地聚积在“中国崛起论”、“中国模式”等表述周围的是中国当代思想的对垒和搏击;无论在理论表述上或在国家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和全民族的精神取向上,民族主义无疑都是头等重要的命题。翻开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的那本影响颇大的著作《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月),首先看到的便是关于世界历史转折的断言:“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历史巨变。我们敢于如此断言,因为促成这一巨变的各种因素已经齐备,我们只须等待它们的意义充分显露出来。……这一巨变就是伟大的亚洲文明崛起,成为世界的主导,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崛起,从而结束了历史上的‘欧洲时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见作者写于2009年2月的“中译本前言” )尽管有不同的争论,但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断言目前似乎是难以反驳的;尤其是在我们的语境中,反驳已经更多地成为一种立场和态度。

格林菲尔德接着对中国人说出的这番话可能更会激发起国人的骄傲:“你们在登上世界舞台之时,正值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无法解决的矛盾或即便能够解决也代价巨大的矛盾中超支了自己,创造潜力已经快要耗尽。你们现在拥有曾经使我们富有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拥有曾经使我们变得强大的那种民族主义竞争精神。……未来属于你们。我希望,你们将能友好地对待我们,而且比我们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第5页)天哪,“你们”——也就是我们,竟然已经可以或者将要以这样的姿态面对世界了吗?我们已经可以或者将要“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了吗?中国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信念竟然这么快就要实现了吗?

格林菲尔德写给中国人看的“前言”所表述的对未来的展望与她这本著作的基本论题相联系的地方是民族主义全球化的动力和力量,但是她研究的具体问题是民族主义出现的原因和转型,以及不同形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如何转变为制度性的习惯与文化模式,并如何塑造了以民族自居的社会政治结构。她分别从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五种通过民族主义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研究民族主义现象总体的性质,以及现代性的主要特性(参看“导言”)。

我们不应仅仅陶醉于关于未来的预言,而应该在格林菲尔德的研究中发现真正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族崛起的根本价值观。作者对英格兰民族主义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性核心的重要性,辉格党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对英格兰民族观念的社会政治蕴涵的表述应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爱国主义:“凡是真正拥有祖国的人,凡是属于被称作‘人民’这一群体的人,凡是享有真正的宪法和政体带来的幸福,并因此而自由、独立的人,理所当然会认为,在人类所有的情感中,对祖国的热爱是最高贵、最妥切的人性。”他还指出,没有了公众和宪法,实际上也就不存在祖国和民族(第498页);英格兰人的爱国主义既指对自由、平等、理性价值观的理想主义的忠诚,又指对土地、政府及英格兰方式的情感依附(第500页)。另外,作者在“跋”中特别指出了存在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与集体主义的、公民的与族裔的。前一种界定导致民主、自由社会的出现;而其他界定则导致权威主义的出现。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警惕:“当民族被具体化在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框架内时,就增加了一个民族怨恨的可能性。怨恨不仅使一个民族更富侵略性,而且是刺激民族情绪和集体行为的少有的强力兴奋剂,它动员集体主义的民族发动侵略战争比动员个体主义的民族更加容易,在后者,对民族的投入通常靠的是理性的算计。”(第618页)读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中文版前言”中所讲的“你们现在拥有曾经使我们富有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这句话,更应该思考我们是否真的已经拥有。

关于以自由主义看待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的《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原书出版于2001年)能给予我们更为直接的启发。该书的基本论题是民族国家构建与少数群体权利的关系,而其理论上的着眼点是自由主义理论对这种关系的阐释和巨大影响;尤其着力的是,在认真梳理了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脉络与思潮变异的基础上,阐述了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重新定义。

该书第三部分的题目是“误解民族主义”,收入的六篇论文集中探讨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作者力图证明的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自由主义的大旗下调和的可能与现实意义,力图呈现的是当自由主义民主的三条原则(社会公正、商议性的民主、个人自由)同样被民族主义供奉和实践的时候,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他对这种前景的描述是:“在国际关系层次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通常与孔多塞一样服膺于这一理想:世界秩序建立在自由贸易、国际法的发展(包括对人权的普遍尊重)和禁止侵略别国领土的基础之上。在国内层次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则像孔多塞一样服膺于自由民主的立宪主义、机会均等、宗教宽容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对多元主义和文化交流的开放态度。……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来说,政府的合法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的持续活力,并且,从更普遍意义上说,是表达人民的民族认同。”(第235-236页)

金里卡的研究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以及当今的民族主义之间进行了细心的理论分辨,他不太同意把民族主义看作与世界主义相对立的体系,“因为民族主义者不需要、通常也并没有否认世界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如人权、容忍、文化交流以及国际和平与合作”(第237页)。但是,书中我们经常见到他对民族主义的乐观看法所引援的事例是比利时、魁北克和加泰罗尼亚:“他们为争取自治而斗争,同时为其社会的自由化而斗争。为什么这些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也是民族主义者呢?因为他们相信,参与到民族文化中,不但不会限制个人选择,而且还会使个人自由变得有意义。”(第224页)

作者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一个被称作“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流派出现了。这个流派试图解释自由主义民主和民族之间的联系:自由主义民主涉及三条相互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原则:(1)社会公正;(2)商议性的民主;(3)个人自由;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所有这三条原则在民族政治单位内可以实现得最好,或者也许只能在民族政治单位内实现。(第243页)

从国家民族主义与少数群体民族主义的逻辑关系来说,最起码的平衡是建立在前者对社会公正、商议性民主和个人自律等这些自由主义民主观念的确立和保障基础之上,然后才能谈得上更深入、更复杂、更具体的两者协调、统一的可能性。换言之,如果前者根本远远未能实现这些现代民主社会的标准,就连谈论协调、统一两者的合法性和前提都不具备。这是对民族国家内部而言。对民族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上述前提和标准只能提高、不能降低,更不可能完全没有具备就想着去充当主宰外部世界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大国——世界凭什么相信一个缺乏社会公正、商议性民主和个人自律等观念和实践的国家所输出的价值观?因此,如何真实地把自由主义铭刻在民族主义的灵魂中,这是任何民族崛起中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

20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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