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没有比腿更长的路

原文:三联生活周刊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9-5,星期三 | 阅读:1,867

李学亮(摄于2011年)李学亮(摄于2011年)

“我看到阳光之下,快跑者未必能赢,力战者未必能胜,智慧者未必得粮食,明智者未必得财富,灵巧者未必得喜悦,他们所得的只是时间和机遇。”——《旧约全书》

李学亮只要离开新疆,就不会带相机。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家,全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只拍新疆的风光,因为这里囊括了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摄影资源,雪山、荒漠、草原……见到李学亮的时候,他在一家印刷厂里,审查画册小样。他长发,魁梧,体重90公斤,身上是摄影师的“工作服”——有很多兜的摄影背心。在家里待上不久,他就得出去转转,有时候是大队人马,更多是单枪匹马,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就是得出去转转。最长的一次离家是跟着NHK电视台去阿尔金山,耗时整整一年。

“摄影对于我,就像一个产妇临产,欢喜中带着恐惧,恐惧中带着希望。”

 一个人,6辆车

16年来,他跑坏了6辆车,行程100多万公里,真正诠释了“踏破铁鞋”这4个字。可是新疆总共有89个县,680个乡,147个团场,将近2300万人。所以,他还是若有憾焉地说:“只跑了新疆的5%。”

说起来,李学亮算是“半路出家”。15岁那年,他参了军,成为一名小号手,复员后进入新疆歌舞团。团里有一名摄影师,他总背着一台老式的双镜头照相机。一有空,李学亮就在他身边转,狠狠心自己也买了台相机和破旧的“放大盒子”。后来,他拿出所有的积蓄添置了一台专业相机拍风光片,生活就此改变。

摄影爱好和本职工作甚至家庭生活是不能和平共存的,他每天早晨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而是走到窗户前看天气,天气的好坏可以决定他一天心情的好坏。天气好了,他备好水、干馕,开车就走,一出去少则几天,多则几十天;天气要是不好,整整一天他都闷闷不乐。这样使他会常常失约于人,时间必须自主。最忙的90年代,他每年在外300天,住帐篷的时间有100天,离过两次婚,他母亲说:“像你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别结婚,你跟谁结婚就害了谁。”有一次,母亲包好饺子等他,他一夜未归,第二天,母亲拿着扫帚追着他满屋跑。那时他最怕的是晚上,难以忍受的不是孤独,不是寂寞,而是恐惧。“不管她是什么样的人,哪怕只是一个身影……”在野外,他把车倒成逃跑的方向,趴在方向盘上,盼望着有个人能陪伴他。现在的他,和第三任妻子已经结为连理两年。

上世纪90年代手机没有普遍使用,他出门的时候遇到电话,就打给家里报个平安,否则家人休想找到他。他把钱放在桌上分成几份,哪些加油,哪些买胶卷,剩下最少的那份是生活费,够吃咸菜的就行。90年代他去北京买器材时,数着一张张的百元钞票,心想:“这些钱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没办法,喜欢,倾家荡产也愿意。”

他的朋友郭不回忆说:“有一回我们在他家聚餐,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问他怎么连个冰箱都不买?他把眼珠子一翻:‘哪有钱?再说买冰箱干啥?装打了包的剩菜?我一年300天在野外,冰箱空着摆样子?’”他根本不做饭,最多是清炖一锅羊肉,买一摞馕,除了20多万元的相机外,李学亮还给自己配了套上万元的发烧音响。他是从音乐行当转入摄影的,耳朵离不开音乐。

但在胶卷使用上,李学亮不在乎浪费,郭不劝他悠着点,他立刻愤怒得脸红到脖子根,喝道:“你知道啥!来一趟容易么?眼前的景你就是站在同一个地方,过了这一刻,别想再见到它们了。比起这伟大的风景来,胶卷算得了什么?你记住,胶卷在它没有被感光时,永远是个零!只有当它感过光后,它才有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而你像上帝一样,正是赋予它生命的那个人。”

他客厅的沙发背后,摆着一箱箱的方便食品。家里也没有洗衣机,最贵重的财产是重达80多公斤的摄影器材。他从不坐飞机去工作,只能开车。茶几上是零乱的高速公路收据,每年仅过路费就超过2000元,反正也没地方报销,胡乱扔着。

他的书房里有6个文件柜,长4米,高1.2米,分门别类地放着胶片,上面标好新疆各地,还有另一个柜子专门放底片,家中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放在工作室。与习惯用硬盘储存记忆的摄影师不同,直到现在,李学亮还是喜欢胶卷,他用的是8×10的底片,像一本16开的书那么大。他的理论是:好的数码相机需要几十万元,这几十万可以买很多胶片呢。他换过三四台相机,基本上都是摔坏的,有时是刮来一阵大风,三脚架倒下就砸坏了。

那6辆车,是6双眼睛,见证了一切。1996年李学亮借款30多万元买了第一辆三菱吉普,没办法,新疆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只能开贵而费油的越野车。这辆车他开了9年,每年跑六七万公里,一路下来开了65万公里,最后以5万元卖掉。能卖掉就很不错了,他的车底盘一烂就得补,比别的车重很多。

从2000年开始,靠卖照片他有了一些收入,战友们也被他借遍了,借怕了。2004年他换了一辆二手丰田沙漠王,跑了30多万公里;第三辆是国产陆风,跑了9万公里后出了问题,厂家便宜换给他一辆新的;第五、第六辆都是牧马人,这时他已经有了知名度,可以先用着车,钱分期付。

他会把行李简化到最少:水、汽油、馕、咸菜、帐篷、睡袋是必备的,然后依据去哪里再决定,去楼兰和去冬天的阿勒泰当然是完全不同的装备。

只要你敢走,绝对有好风光

沙漠里最可怕的是孤独,那种孤独紧紧攫住他,比狼群的眼睛还让人不寒而栗。“死亡的威胁不是每天都有,而孤独却像个幽灵,每时每刻缠绕着我。”他诗意地形容,“接近楼兰的路途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最后短短的18公里。虽然只有18公里的路程,我却整整走了6个小时。这条路(如果还能称之为路的话)是从前石油测线时留下的,由于极其干燥,路面上有厚厚的一层虚土。车轮走在上面,立刻压进虚土中,整个轮胎几乎被湮没。如果在其中步行,估计你会看不到自己的脚。望不到边的雅丹一个挨着一个,汽车只能在雅丹之间缓缓地绕行。这时真有一种空前的绝望把你的心紧紧地抓住,直至——看到楼兰!”

在五彩城,他迷迷糊糊地靠在雅丹上睡觉,看见萤火虫的光亮向他飘来,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季节新疆没有萤火虫,那是狼的眼睛,他一把抓起相机包扔上车,一踩油门,向来时的方向疾驶。两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公路边。

还有一年秋天在阿勒泰,搭好了帐篷准备做饭,突然看到一头熊,吓得他立刻就爬上了树。幸运的是这头熊并不饿,把他的帐篷踢了,背包也拿了起来,他几乎可以闻到狗熊口中散发的腥味,过了一会儿,狗熊摇摇摆摆地走了。或许李学亮自身就有一种大自然的味道,在他和NHK电视台合作的阿尔金山纪录片里,一只眼睛亮晶晶、很警惕的小藏狐走到离他不足两米的地方,盯着他的摄影机,它可能是第一次看见人,然后“咻”地一下跑开了。

这些并不是最惊险的经历。有一次在沙漠里迷路了,18岁的维吾尔向导蹲在地上大哭,沙漠里迷路意味着死亡。转到第二天,水没了,他们只敢白天躲在沙包背阴处休息,晚上行路。同伴和向导绝望了,向他托付后事,李学亮自己强撑着一口气花了3个小时爬上一座沙包,意外地看到天边一条黑线,那是一片森林。

慕士塔格山下的这座村庄为戈壁荒漠增添了一抹动人的气息 (李学亮 摄)慕士塔格山下的这座村庄为戈壁荒漠增添了一抹动人的气息 (李学亮 摄)

1997年在奇台故里,他吃了变质的火腿肠,当夜发起高烧,眼圈、鼻子全烧烂了,在县医院打完吊针回到乌鲁木齐,诊断为急性肠炎、胃溃疡。

他学会了很多野外生存技巧,如果是没去过的地方,他会在高地上插根棍,绑上彩色布条,埋下两瓶水和一点食物,以备不时之需。有一次在南疆,距离塔克拉玛干沙漠40多公里的地方,车子陷进沙子里,他只能弃车,担心路过的人会破窗拿走价值30多万元的照相设备,他把设备用布包好,放在距离车100多米远的地方,做上记号。他自己带上水和干粮去寻人,碰到一对打柴的维族父子,开着拖拉机。他们帮李学亮把车拖了出来,这个来回需要160公里,父子俩只能走夜路,第二天才能回家。李学亮把身上最后的800元给了父子俩作为酬劳,他们不同意,把钱分成两份,又还给他400元,让他留足可以回到县城的钱。

拍摄一般是在清晨和黄昏,每天只有不到一个小时是黄金拍摄时间,其余是漫长的等待。夏日炎炎的中午只能睡觉。可是在暴晒下的汽车里睡觉无异于受酷刑,他摸索出一个窍门:在沙地上挖条窄沟,把车开在沟上,人躲在沟下的阴影里,相当凉快。无聊时他就数车下的螺丝,现在,他对自己车子的螺丝数量已了如指掌。新疆冬天的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30℃,最得当心的就是别靠相机太近,把鼻子贴在相机上,若是粘住了,就得小心翼翼地朝上哈气,把鼻子给“解救”出来。有时一心急,一拽,鼻尖上那块皮就掉了。

每次出门,他会带一个小录音机和几盘磁带,边走边歌唱,有时一个人对着录音机喃喃自语,排遣寂寞。只要看到牧羊人,他就会停车掏出烟,请他们抽一支,聊会儿天。“在你没有遇见人类的时候,胆子很小,而且想说话,对着石头对着树都想说话。”

这也是新疆人热情的原因:“正因为是边远地区,见的人少,你的穿着各方面跟他不一样,他就好奇,就愿意和你沟通。你在北京大街上肯定没人跟你说话,因为看上去都一样嘛。”

李学亮说,小时候他住在乌鲁木齐的郊区南梁,那里是维族聚居区,六七岁时,他父母要上班,把他撂在维族人家,他的生活习惯和维族人一样,也会讲维语,整天和一群“巴郎子”(维吾尔族男孩)泡在一起玩耍。“傍晚时,大伙儿围坐在院门口弹琴唱歌。街上的馕坑还冒着热气,留一撇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大叔把铁钩在围裙上蹭几下,利索地伸进炉内钩出最后一个烤包子递给我。我舍不得吃,捂在手里闻它的香气,直到听完街边热瓦甫弹奏的最后一支曲子。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是因为喜爱维族音乐,他才当的文艺兵。

有一年他去喀什下面一个没有汉族人的村落,车一停,帐篷一扎,围上一群好奇的人。他取出烟、水果、糖,支上炉灶,烧起奶茶,老乡们拿来自家的奶倒进他的锅里,大伙儿开始聊天,他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鼓动他们让孩子去上学。

早上他去拍照,中午回来看见帐篷里都是刚从地里摘下的黄瓜、胡萝卜。李学亮给他们拍照,记下他们的地址和名字,对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拍照是让他们最兴奋、最快乐的事之一。有了数码相机后,很少有人再寄照片给他们了,只要不是旅游区那种要收费的人,即便没有照片他们也会开心。

李学亮在那个村住了一个星期,他走的时候老乡们帮他拆帐篷,拉着他的手问他:为什么走?是不是我们对你不好?有的人还掉了眼泪。他收了好多礼物,新鲜的馕、苞谷。

他也跟随过哈萨克族一起转场,想拍摄一组民族归群的作品。他们是骑着马骑着骆驼,他开着车,开到车前进不了的地方,让哈萨克人帮他找马,再骑着马和他们继续前行。

“新疆很怪,新疆只要有路,你敢走,就绝对有好风光,这我试过。”但并不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就能拍出绝妙的风光片,意境更重要。以前他也听当地人向他推荐风景,可是一去往往大失所望,就是几块怪石而已。

“风光摄影不光是单纯的美丽,它还要有些内涵,比如就跟我们看演员一样,她在屏幕上的形象和底下的形象差距很大,地方也一样,不见得漂亮的地方就能出作品,我们的风光摄影要讲求意境,这样才能出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像一些光影、线条、各方面的东西才能构成作品的因素,光拿一些画面,啥也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地域代表,也就是说,拍的是哪儿,让大家一目了然。还有一个就是要大气,不像沙龙摄影还只是限于一种形式,还只是拍点小体验呐、重点小感受之类。要大气,有地域感、意境感、节奏感、旋律感。”

其实前些年等于他做的是普查工作,把新疆各个地点各个季节的美丽,包括路况、天气记在了脑子里,记在了本子上,现在是收获的时节,带领同好们一起去。北疆甜美壮丽,南疆毛荒狂野,作为一个摄影师,他更偏爱南疆的力度。

他去过13次楼兰,还跟着考古专家一起寻找小河墓地遗址,写下长长的《小河日记》。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除了艰苦,除了遥远,除了寂寞,还有无穷的忍耐。出去就意味着吃苦。“人的财富不光是金钱,经历丰富是一个男人的无形资产。”每次出行,他的心情都比在都市里更愉快。

第一次向阿尔金山出发时,“车辆行驶在45℃高温的公路上,从车窗向远处望去,热空气从路面升起,远处的汽车好像漂浮在梦中”。他回忆说。那些诗意的语言不能掩饰行程的艰苦。酷热的戈壁上,高原反应最强烈的时候,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女儿,如果自己出了事,她们可怎么办?看着海拔表一节节升高,他反而放松了。“不管它了,死就死吧!”那条前往木孜塔格峰的路被大雨浸泡成泥潭,当地人听到他们的目的地后,吓得大叫:“你们疯了吗?”花费了4个小时从泥沟里爬出来,看见前面有几辆车,上前一问,人家在那里已经等待了3天。一个接一个的漫长陡坡,让他们不得不走了回头路。

自己出去的时候,李学亮可以毫不在乎,但担负着领队职责时,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即使在镇上,他也要叮嘱大家不要光顾洗浴中心,把有些长了毛的馕摊在阳光下晒。

在寻找小河遗址的路上,触目的全是雅丹地貌和大片大片的死胡杨林及高高的红柳包。骆驼无法行走,只好由驼工带领绕道。其余的人走直线,晚上21点多还不见驼队踪影。雅丹地貌是最容易令人迷失方向的,一路上他们已经看到被狼吃剩的羊尸骨和一行行狼的蹄印。大家不由自主地朝火堆靠拢。原来离他们有3公里的地方有片大的雅丹地貌,骆驼无法行走,他们只好借着很暗的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仕广兄的带领下向骆驼和食物靠近。走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骆驼。驼工不知去向,火堆也已熄灭。

那晚大家都非常疲倦,李学亮不能睡,相机曝光需要3小时,他等着拍摄一株形态特别的胡杨。他一边等待一边为大家站岗,时间已近凌晨,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几摄氏度,他缩成一团,提醒自己:“别睡着,相机还在工作,千万别睡着……”

找到小河遗址的那一刻,同行的专家、学者狂喜地拥抱在一起,有人跪下了,大声祈祷,他的泪水也夺眶而出。晚上庆祝的时候,每个人对着录音机说了一句话,其中一个人说:“没有比腿更长的路,没有比脚更高的山。”

喝醉的时候他对朋友讲:“啥叫幸福?当我一个人开着车,往回走,几十公里的平坦大道,前后没有一辆车,我几乎产生错觉:这路是专为我修的?你说我多奢侈,这不幸福?”

也有退缩的时候。上回去克拉库卡姆冰山,5000多米的海拔,6月份气温还是零下20多摄氏度,“人都受不了了,就觉得这是干什么呢,回去吧,都这么大年纪了,可是当这个念头闪过去后,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看到好的东西就忘了,就又觉得无所谓了,只是心里会想一下,还没有放弃”。

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个画面,小河墓地高高的沙丘上,5峰骆驼齐齐地站在上面,头向着西面家乡的方向,幽鸣着。

本文作者:孟静。(实习记者朱婵媛、林磊对本文亦有贡献)

被誉为中国最美六大冰川之一的特拉木坎力冰川 (李学亮 摄)被誉为中国最美六大冰川之一的特拉木坎力冰川 (李学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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