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还原“土地革命”

作者:《财经》记者 袁凌 | 来源:《财经》杂志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9-11,星期二 | 阅读:2,108

土地革命

中国革命是理想主义的政治运动,进入现实的场域后都要服从政权的生存需求。充满理想色彩的“土地革命”,也落下帷幕,演变为今天的“三农问题”

土地革命是中国现当代史中的压倒性政治话语。主流的叙事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在农村;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土地占有差别悬殊,地主、富农阶级占有80%以上的土地,贫雇农阶层则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剥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解放了生产力,从而获得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革命胜利。

近年来随着实证史学的发展,这一革命叙事受到动摇。研究者普遍发现,中国农村的土地不均和阶级分化并不像官方理论认定的那样严重,单纯的平分土地本身,也并不足以支持革命成功。中共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胜利和获取政权,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社会原因。土改带来革命成功,更多地是一个政治神话。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的近著《中央苏区的革命》,通过实证考察中央苏区的兴衰,揭示了土改的真实情状和政权的存亡要领,还原了“土地革命”。

  分地不如分浮财

《财经》:当苏维埃运动在江西、福建等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当地的土地兼并真的是非常严重吗?

黄道炫:起码是没有宣传得那样严重。实际上,即使是提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毛泽东自己,在1930年实地做的《寻乌调查》中,其结论也是地主占地30%,农民占地30%,公田40%。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地主富农占地30%左右的比例,符合当时农村的一般状况,和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相去甚远。

中央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处山区,商品经济不发达,自耕自种的现象更为普遍,这里的土地兼并状况较之其他地区甚至更不明显。

《财经》:在中国北方,土地兼并亦各地有别。以关中地区为例,依据秦晖的考察,甚至到了没有地主只有自耕农的程度。柳青的《创业史》中,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是富农姚世杰,道理很简单,现实的蛤蟆滩上找不到像样的地主。

黄道炫:现实总是比“科学的”理论更真实。另一个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苏维埃革命爆发的中心区,土地集中程度反而更低。这样的地方,贫富差别不大的农民在生存线上竞争激烈,稍微富裕的农民与贫雇农矛盾激化。而真正的大地主往往兼营工商业,对佃户剥削较轻。这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

现在看来,将土地集中看做中国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没有说服力。

《财经》:对于需要租种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租税负担是否很严重?

黄道炫:在实行减租之前,农民的租佃负担大约在产量的40%-50%之间,不可谓不沉重。但也要看到,国家的赋税是由有地者来承担的。当时农村的真正负担是政局动荡。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的赋税和杂费摊派严重,其负担往往超过了田租的很多倍,地主负债严重甚至破产。在地主地位下降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皮骨田”,即农民享有永佃权。这样的租地形式,租金要低20%-30%。

地主的日常生活水准,和自耕农差别不大。当时的一份调查提到,福建某地一户拥有四百多坎盐田的地主,平时一日三餐都吃地瓜干,只有逢年过节可以吃两干一稀。

《财经》:田主的负担如此沉重,土地的吸引力何来?分田地的号召,能够发动群众吗?

黄道炫: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固然对以地为生的农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现实中一般是从打土豪发动起来的,就是分财产拿东西,废除债务。苏区的理论刊物公开要求,分田之先必须散发财物,用衣物、谷、米、猪肉启发群众的斗争觉悟,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三年内战时期再到1949年的土改,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经验。

此外,苏区分地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田。公田原来没有明确的田主,分起来顾虑不大,可以当做现成的社会福利发放。实际上,江西和福建等地发达的公田,成为这里土地革命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财经》:公田的比例相当高,它的性质,可以视为被地主把持吗?

黄道炫:在宗族社会发达的中国南方,公田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更具福利性质,满足的是救济灾荒、抚恤孤寡、上学祭祀的需要,不少采用轮流耕作制,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观点,视作地主把持。

  推翻地主不等于翻身

《财经》:苏区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吗?摆脱了繁重的地租,他们的税费负担是否大为减轻?

黄道炫:农民所得并非那样神奇。分浮财是暂时的,且在分割中社会积蓄遭到了破坏。分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但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由于苏区要在持续的战争压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财政征税力度逐年加大,在税赋之外发行公债,摊到公众头上负担加倍。

苏维埃还经常向农民借粮,1934年中央苏区借谷近百万担,农民负担达到国统区三倍的程度。此外还要时常慰劳军队。苏区失败后《申报》记者进行的调查中,有的农民感叹“分田事与愿违”,这应该说是苏区兴衰中农民的真实感受。

《财经》:农民得到了土地,是否生产积极性高涨,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黄道炫:分地和增产也没有必然联系。现实的情况是,土地革命的头两年,苏区产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普遍闹粮荒。

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固然可能上升,但本身的生产能力不够,打倒地主富农的过程,含有破坏生产力的性质。小块土地的农户一时赶不上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力量。由于废除债务,借贷关系被破坏,农民也无处借款。产权关系被破坏,农民“吃完再共产”的思想也因此滋生。加上扩大红军导致劳力缺乏,造成了苏区生产下降的现实。

《财经》:这和中共此前对土地革命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当时怎样应对这一局面?

黄道炫:当时中共的反应是认为土地革命不够彻底,漏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农民还没有真正翻身,因此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和以后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模式是一致的,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距离,就认为是运动还不彻底的缘故。

查田运动的结果是错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根据毛泽东上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苏区人均拥有6担-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而按查田运动标准,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尚需租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划为地主,当时有党员干部抱怨“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

农村的土地租佃和雇工关系犬牙交错,一些缺乏劳力而雇人耕种的农户也被划为地主,甚至有红军家属因请人耕种被定为地主,也有查七代有剥削而被定为地主的。查田运动打击了刚刚开始恢复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苏区失败的前奏。

  赤白对立导致失败

《财经》:分田地的效果不如预期,红军还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和欢迎吗?

黄道炫:打土豪分田地之初,由于得到了一定实惠,苏区农民对于红色政权是拥护的。但随着苏区粮食征集和扩大红军的压力,农民的倾向也在变化。

查田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钱粮满足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中央苏区在三个月内没收和强制捐款600多万元,相当于田赋收入的十几倍。各地组织了粮食突击队,对粮食的挖掘到了最大限度。这自然带来农民的离心。红军撤离苏区后国民政府的调查显示,越是查田运动彻底之区,农民对于苏维埃政权越无怀念之心。

到苏区后期,“扩红”也由鼓动变成了强制,兵源穷尽。由于军粮和家中口粮缺乏,农民当红军的积极性下降。开小差成为普遍现象,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2500人,枪决和捕捉都不能制止,一般新扩红的部队逃亡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财经》:苏区后期主要面临哪些困难?

黄道炫:在国统区军事和政治的挤压下,苏区面临着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压力。“扩红”造成了劳动力缺乏,进一步带来粮食产量下降,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

从经济上说,苏区的城乡对立打击了工商业,又破坏了借贷关系,导致物资流通困难,加上国民党的封锁,使食盐、布匹和农具等都成为大问题,甚至需要刮厕所的底土熬盐。苏维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脱产人员过多。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苏区大量发行纸币,通货膨胀严重。

单纯就苏区自身说,已经资源耗尽,无法支持战争。

《财经》:理论上说,只要革命星火燎原,苏区不断扩大,中央苏区的内部困难是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中共革命理想的范式。但现实中为何演变成了赤白对立呢?

黄道炫:赤白对立,是共产党控制的苏区和国民党控制的白区的对立,原因是苏区自身资源不能支持的情形下,被迫到白区“打土豪”。打劫的目标并不只是地主富豪,而扩展到了白区一般老百姓,如以有猪有谷有鱼为标准乱打,实际上是掠取一切资产。

每次红军出动,农民组成的赤卫军跟随,名义协同作战,实际是打胜仗后分东西。游击队乱打土豪更为突出。打下了县城,苏区农民也跟着进城乱抢工商户,造成城乡对立。

单纯的掠取行为带来了白区民众的反感,其间又掺杂着宗族仇杀的情绪,进一步使赤白对立成为铜城铁壁。

《财经》:当理想中的阶级斗争演变成为赤白对立,土地革命是否走入了悖论?

黄道炫:应该说赤白对立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存在错位,相当程度上挑战了革命的理念。红军进入白区,分田地已经不重要,打土豪变成了首要目标,而所打的可能是理论中应该发展的革命对象。赤白对立,意味着苏区已经陷入资源消耗陷阱,失败成为定局。

《财经》:苏区的失败,主流的说法是在反围剿战略上犯了左倾错误。如果继续采用毛泽东游击战的军事思想,第五次反围剿会胜利吗?

黄道炫:实际上,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领导层也并非没有尝试打游击战、运动战或诱敌深入,以后演变为阵地战是大势所逼。即使是臭名昭著的“短促突击”,也只是困境中一种机动的选择,并非一无是处。应该说,不论红军的战术如何舍取,从客观态势上看,苏区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也并非全是游击战术的奇迹,而是内外态势的合力。前两次围剿,蒋介石思想上对红军不够重视,全部使用杂牌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首次投入了中央军和嫡系将领,亲自坐镇,红军处境困难。但由于其间发生宁粤冲突,两广地方实力派另立国民政府,特别是爆发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需要平衡国内的政治局势,围剿不了了之;第四次围剿,日本人又在北方发动了热河事变,蒋介石被迫抽调兵力北上,组织长城抗战,因而撤兵。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暂时无内外之忧,再加上改良军事政治战略,奇迹就不再重演了。

  解放区土改得不偿失

《财经》:苏区失败了,而十多年后解放战争胜利了。能不能说是解放区土改吸取了苏区的经验教训,从而带来了革命的胜利?

黄道炫:比较两段历史,你会惊奇地发现,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苏区土地革命遇到的问题,在解放区又一一重现,并不能说已经克服了这些问题。

譬如说侵犯中农。苏区查田运动的多划地主富农,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再次体现出来。此时各解放区经过多年的减租减息,土地不均情况已甚为轻微。在彻底均分土地的口号下,抗战中获得土地发家的新中农成为新一轮土改的瓜分对象,大量被当做地主富农分浮财。1949年前后再一次土地复查,又把地位上升的中农打下去。

再比如生产力下降。解放区土改之后,产量立刻连年下降,1948年产量下降了一半左右。中央意识到保护生产力比平分土地更为重要,不得不紧急纠偏,在新解放区暂时不再进行土改。很难说解放区的土改就避免了苏区的教训,反倒像是知其不可而执意为之。

《财经》:中共为何要甘冒生产力下降的风险,改变抗战时期行之有效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有学者认为是战争动员和掠取资源的需要,你在对苏区查田运动的考察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黄道炫:我不太认同简单地将解放区土改归于掠取资源。因为从实际看,中共通过对基层严密的控制力,可以用行政手段达到目的,况且土改带来的是大幅度的生产力下降,并且打击了对政权最忠心的新中农阶层,并无所得。中共为什么要冒风险抛弃抗战时行之有效的策略,再次大规模均分土地?我认为还是跟中共的理想模式有关,就是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不能容忍阶级或阶层分化。

《财经》: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反对毛泽东式的均分土地,他认为这种农民平均的小私有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黄道炫:均分土地不是土地革命的终点,土地革命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点。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产权,因此从本质上是与农民的土地需求相违背的,平分土地只是中共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初环节。农民一旦拥有了土地就想发家致富,这使得中共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土改推倒重来,最后终于走上了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道路,为此不惜影响农村生产力。中农是农村生产力的代表,这就是政策一再强调要保护中农,却一再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因所在。

《财经》:同样以“革命”为宗旨,并且更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国民党,一直没有在土地改革上有大动作,并且最终失败,论者往往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国民党没有进行深入土改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阶级属性吗?

黄道炫:国民党主张的平均地权和中共不同,其出发点还是承认产权的,大陆时期理念上是以缓进的减租为手段。蒋介石对解决土地问题不积极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的阶级分化并不严重,土地问题不在于地主把持,而在于地浮于人,土地得不到整理,生产力不能提高。1923年蒋介石访苏时,对苏联援助有强烈企求,但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演说,仍坚持这一立场,即使受到批评也在所不惜,说明这确实是他的内心看法。以后他在台湾进行土改,也是采取赎买政策。

应该说,蒋介石对于中国土地状况的看法,并非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现在的土地种植面积,以及亩产水平,都比民国增加了数倍以上。而农村的土地占有,却并未达到某种理想状态。

  最终胜利原因很复杂

《财经》:现在看来,所谓土地革命带来中国革命胜利,并不是不容置疑的规律?

黄道炫:我真的怀疑历史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现实中的历史发展总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苏区的失败和解放区的胜利,都可以推究多种原因,但很难说某个原因是“最本质的”或者是必然的。中共长征到了北方,又遇上抗日战争,原来所处的生存夹缝扩大,外力的影响更加重要,这方面也有学者做专门研究。

就土地问题来说,中共在抗日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比大规模土改效果要好。但现有资料也表明,抗战前期中共并未能有效贯彻减租减息,更重要的是“合理负担”。因为当时把根据地的赋税放到了地主富农头上,很难再要求他们减租减息。到抗战后期,地主富农已难以为继,边区政府要求扩大负担比率到覆盖80%以上人口,这时为了补偿普通农民,才开始真正推行减租减息。但这时地主富农土地已经大幅减少。

可以看出,相比于地租负担,更重要的始终是国家税赋。对中国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更多来自于国家。

《财经》:在与国民党的角力中,中共毕竟成为了胜利者。有人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基层涣散,依赖土豪劣绅,放大了国家对农民的压榨。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否有胜过对手之处?

黄道炫:清代以降,面对外力促迫,中国政治经济急剧转型,但社会重组一直滞后。民国之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瓦解,基层处于溃败状态,国民政府也没有表现出重组的能力和意愿,只能依赖腐朽的乡绅阶级,社会腐败放大了官民矛盾。

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要严密得多,1927年之后,共产党由志愿者的结合变成了纪律严峻的政党,对基层政权的建构和控制能力也达到了极致,同时依然保持着理想感召,也就是国民党所说的 “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因此可以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造成民众参与的气象,带给农民尊严和身份感,拥有远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这可以说是中共胜出的一个因素,当然也不能就此说“必然”会胜利。

《财经》:但从苏区的经验可以看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基层控制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体现出强大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在向官僚系统演变,趋向德热拉斯说的“新阶级”。

黄道炫:苏区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基层政权,带来了过多的脱产人员,导致机构臃肿、严重超编、人浮于事,这是造成财政困难、民众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之一。1933年,苏维埃维持运转的行政费用在600万元以上。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八个人就要负担一个“干部”。

膨胀的机构寻求部门和个人利益,借助合作社运动垄断贸易,寻求超额利润,发生了贪污腐败。党主导下的基层选举,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之效。这里面确实含有一个悖论:具有强大动员力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日常状态下却会迅速走向官僚化和腐败,出现所谓“新阶级”,走到了当初阶级斗争理想的反面。

中国革命是理想主义的政治运动,国共双方皆如此。但进入现实的场域后,都要服从政权的生存需求。充满理想色彩的“土地革命”,也终将落下帷幕,演变为今天的“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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