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党内走向个人独裁的历史逻辑一读高华

作者:大海之声 | 来源:一五一十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9-24,星期一 | 阅读:4,465

《红太阳是怎样生气的》- 高华

找一本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真不容易,四处寻访无果后,只得从网上下载电子版一睹为快。读后受到的心灵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在谈谈几点读后感之前,不妨先引用江绪林先生评论此书的开场白:“2011年底中国文化和思想界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高华教授的英年早逝。我阅读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两本历史著作。我是深深感佩和认同高华教授在后记中的一句表明心迹之语的:‘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然而,这两部史学著作虽然都有淡淡的启蒙价值作为底色,却基本上将历史还原为围绕权力展开的隐秘而残酷的斗争。在高华的叙事中,毛泽东是一个擅长权谋、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独裁者。高华的叙事本身完全依赖于公开的文献资料,具有相当可靠的历史依据。不过,这种叙事让我读得非常压抑:我不太相信历史的基调完全是权力及其暴力式的展开,更不相信历史叙事应该是对这种低俗权力的记录。”

江绪林先生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高华此书的确贯穿着一条粗黑的主线,即毛泽东在党内斗争所具有的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所作所为,都是围绕争夺党的最高核心权力、或者当上党内最高领袖这个目标进行的。这一点,从此书开宗明义的几条大纲,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包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党内整肃和重建的运动,它包含:党内上层的斗争与党的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全党的思想改造;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新制度的创设。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党内上层的斗争和领导机构的改组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我们看到,高华所概括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每一项内容,都隐藏着深深的潜台词:党内上层的斗争和中央权力机构的改组——毛泽东为奠定自己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而在党的核心层党同伐异、排除异已,从而在核心层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或绝对忠于毛泽东本人的权力体系;全党的思想改造——通过洗脑和威慑的双重渠道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由毛泽东一人牢牢掌控全党的意识形态;审查干部的历史和肃反——在全党范围内进一步从组织上排除异已,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和全党从组织上围绕毛泽东个人权威实现的高度统一;新制度的建设——既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权威,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当然还包括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必须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那么,以往党的一切有违于此的旧制度,就理所当然要被“新制度”取代了。至于第一项内容为什么要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这里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对于真实和立体的毛泽东而言,高华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所揭示的这条权力争夺的主线,是不是毛泽东整个政治生涯中的真实主线呢?对此,江绪林先生颇不以为然,他引用了曾当场被毛泽东羞辱叱斥的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中关于毛泽东的两句评价:“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恐怕还是毛泽东。”理由有二:其一、毛泽东没有任何凭借,十五六岁还在韶山乡里种地,光身一人创造了一个新中国,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其二,梁漱溟在四九年在重庆接触过解放军,发现在四野(林彪)、一野(彭德怀)和二野(刘伯承)部队间有冲突和摩擦,特别只有林彪的部队装备精良,而其它部队则很穷,还很担心共产党军队天下未定就开始内部争夺了,但事实上毛泽东却把军队治理得服服帖帖。

也就是说,江绪林先生试图证明,在梁漱溟眼中,带领共产党打天下夺天下,实现了政治统一,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这才是贯穿毛泽东整个政治生涯中的一条主线。

其实,在我看来,高华揭示的这一条主线和梁漱溟仅以寥寥数语展示的那一条主线,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表达:如果毛泽东不为争夺党内最高权力而施展一系列谋略、权术,他就不可能当上中共最领袖,而毛泽东不当上党内最高领袖,他也就不可能带领全党打天下坐天下。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条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屡试不爽的历史逻辑。今天,笔者不揣冒昧,就来扼要地说说这条历史逻辑。

秦始皇之前,华夏一直处于方国林立、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政治分裂的状态,秦始皇之后,基本上是两种政治局面交替出现,一种是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天下分裂,另一种是“君临天下”的大一统。相比而言,前一种局面老百姓饱受兵灾战火之苦,其生存境况要恶劣些,或许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一种局面老百姓毕竟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境况稍许好些,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做稳奴隶的时代”,因此,祈求和平统一的“君临天下”的大一统皇权情结,数千年来不仅深深地浸润于以儒学为灵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中,而且深深地浸润于普通百姓的政治意识之中。梁漱溟可以算作五四以后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但他又深深传承着中国的儒学传统,他对毛泽东的赞美,不过是这种“皇权”情结的自然流露。

但是,无论是征战还是和平,也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政治局面的转换交替,其根本的动因恰恰就是各类政治统治集团内部或之间的血腥残酷的权力斗争。否则,中国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得或者坐稳奴隶的生存状况为什么持续了四千年?因此,江绪林先生的两个不相信恐怕是一厢情愿,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哪一页的“基调”不“完全是权力及其暴力式的展开”?哪一段的“叙事”不是“对这种低俗权力的记录”?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的军阀混战、“诸侯”割据、政治分裂的局面和中国皇权历史上类似的情形相比,虽然性质上有别,但本质上相同,而国共两党在这样的历史底色中逐鹿中原、争夺天下,难免受着同样的历史逻辑支配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逻辑呢?中国皇权专制时代,在新旧王朝更替之间的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中,能够兼并群雄,统一中国的一方政治力量所依据的历史条件主要有如下几个:一、一位雄才大略、权威至尊的领袖。这一点非常重要,几乎是一方政治力量能否实现政治统一的首要关键:这位领袖不仅对外要具备“降龙伏虎、翦灭群雄”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而且对内要具备征服异已、驾驭“群臣”的权术和谋略。能否出现这一位领袖,几乎完全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性。二、双方政治力量在当时各种阶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冲突中所处的地位。这一条是基础,直接决定了其在政治上所依靠的主要社会成份和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三、军事实力扩充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这三个基本条件虽然是中国皇权历史中群雄争霸的传统窠臼,但国共两党的较量和对决仍然逃不脱这三个条件的比拼。

现在,我们着重剖析一下为什么“一位雄才大略、权威至尊的领袖”是一方“诸侯(或农民起义军)”武力夺取天下的首要条件或核心前提。首先,几方割据势力争夺天下主要诉诸的是武力,是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需要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尤其是统帅整个军事战略行动并保持其长期性、持续性直到最后胜利的指挥权,往往必然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和一个正确的战略战术总体设计有关,也许这个总体设计需要很多人手完成,但它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只能由个别人的创造性思维或思路产生;其次,无论是动物界还是人类社会,举凡组成群体或社会集团的,其内部凝聚力都需要通过一个“众望所归”的首脑形成,即便在人类社会的现代民主制度下,也需要“总统”、“总理”或“首相”这样的首脑人物统帅国家的管理职能,这是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通则,谁也甭想逾越;第三,在分裂、割据、混战的历史局面中,不仅每一方割据力量都在为争夺国家最高权力而战,而且每一方割据集团内部,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权力博弈系统。也就是说,在每一方割据力量内部的权力体系中,每一个权力层次上的权力争夺和最高核心的权力斗争,其残酷、血腥程度往往丝毫不亚于各方割据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只是方式不同或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罢了。因此,任何一方割据力量如果不想因其内部权力体系中的权力纷争而自行解体崩溃,就必须要有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进行镇制。而这个权威,往往是由作为“最高领袖”的个人为载体。

然而,“雄才大略、权威至尊”的领袖人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说,这样的人选,太稀缺了。试想,能够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首领”的产生,已属不易,何况翦灭群雄、一统天下的“开国之君”呢?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数千年历史中,举凡能够在分裂、割据、混战中脱颖而出的“开国之君”,无论他的出身是来自旧朝的门阀权贵、诸侯豪强,还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抑或是外族入侵入主中原的魁首,他们身上所具备的“综合素质”真是太难得了,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绝对难望其项背的。什么人格魅力、才华横溢、胆魄过人、智慧超群等等,自不在话下,其中某些重要的特质和潜质,不要说是普通人了,就是那些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是无法具备的。

不妨试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目中无人、睥睨一切”。

这个题目有些空灵。怎么说呢?其实,在社会功利中,每个人潜意识中的人生进取目标,都面临着四个主要社会等级阶梯可供选择:这就是政治等级阶梯;财富等级阶梯;智力等级阶梯;道德等级阶梯。而无论选择其中哪一个或两个社会等级阶梯,一般人都会以这个阶梯中的某一个阶次为最终进取目标,或者视为再也无法逾越的障碍。而这个作为最终进取目标或无法逾越的人生障碍,往往是由一个具体的人为形象符号的。比如一个农民视他们的村长为偶像,自以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如能够达到村长的权势和财富,就已经是梦想了,或者他自以为永远实现不了这个梦想,村长在他面前永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伟人”,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大概永远超不出一个村长的视野和能耐范围。再比如一位博士生尽管景仰他的导师,但却有超越他的雄心和志向,在智力等级攀上更高的阶次。因此,他的所有努力都必须突破导师学术成就的边界,因而他的学术视野、智慧能力、探索精神都必须超越自己的导师。然而,也许在一个比导师更知名的学者面前,他就高山仰止,再也无法逾越了。然而,在人群中只有极少数或极个别的人,他们面对社会政治等级阶梯,有着超越最高那一层等级的雄心、志向或潜在的愿望,也就是说,连国家最高领导都不放在眼里,那么,这四个社会等级上所有阶次的人,皆可以成为他超越的对象,也就都不放在他眼中了。这就叫目中无人,睥睨一切。当然,如此的政治雄心或政治野心,还需要同等的智慧、才能、魄力、视野,更要有合适的历史机遇,其中缺一样都不成。可见,这样的“人精”是何等难出,何等“金贵”,何等稀缺了。

我以为,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开国领袖”的个人特质中,“目中无人、睥睨一切”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人生制高点,是决定其个人特质的关键。比如,所谓“驭人之术”,一个统一天下的领袖级人物,如果不能驾驭一大批顶尖人才(其中包括才能或各类专业知识比他丰富的人),他的事业是不会成功的。而驾驭这样一批智商极高、个性极强的人,没有居高临下、先声夺人的气度,是根本玩不转的。比如,为一统天下而进行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战略性构建,同样是需要“睥睨天下”的大政治家胸襟和眼光的。刘邦先入关中,后退灞上,并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这是政治方面的战略性构建;而他为韩信筑坛拜将,则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性构建。再比如,像中国这样公共权力由强者任意宰割和争夺的专制社会,举凡搞政治的人不仅血腥残忍,而且肮脏无耻。而那些最高权力的觊觎者,如果不视普通人遵循的伦理道德为儿戏,或者不敢、不能肆无忌惮地穿越人伦道德亲情人性的底线,仰或不能、不敢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出大奸大恶的事体来,几乎难言“胜出”。此乃李宗吾先生所悟出的厚黑之道也。而厚黑者,或政治上的“大奸大恶”者,则无一不具备“目中无人、睥睨一切”的特质。

好,言归正传。现在我们来看看国共两党在这个历史逻辑中的首要条件——领袖独裁上的区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不是从建党开初就实现领袖独裁的。一方面,在是否采取“一党领导革命、用武力夺取全国政权、实现全国政治统一”这一斗争模式上,两党都走过一段弯路,都是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后才选择了这一模式,而凡采取这样的斗争模式就非产生党内领袖独裁的组织方式不可;另一方面,两党‘独裁领袖’的人选都有一个酝酿过程,都是在党内激烈的派系斗争中脱颖而出。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经过一段曲折,从党内的较低地位爬上最高领袖位置的。但他们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路径不同,方式有别,实现党内领袖独裁的模式、性质也有所区别,这当然和两人的不同性格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两党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所代表的利益和在中国当时主要社会矛盾冲突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从两党领袖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的路径区别窥斑见豹。简言之,蒋介石是在党内的一堆军阀、政要、党棍、政客的权力角逐中胜出,而毛泽东则是在“高度统一的政治信仰”这一党内核心权力的博弈平台上胜出。对蒋而言,权术、谋略、心机、手腕以及杀阀决断、脸厚心黑是他胜出的法宝,对毛而言,在实践中精心“构建”自己所谓“领袖全党到达政治目标彼岸”的全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并配以精深的权术、谋略、手腕推波助澜,则是他胜出的奥妙。

那么,毛泽东率领全党到达政治目标彼岸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呢?其实,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论其理论、纲领、路线、政策、策略如何变化,它们最终的归宿都要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即通过什么样的具体路径夺取全国政权。而就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具体路径和中国皇权时代政治分裂时期没有什么两样,一条,是由割据中的一方以一个正统的名份消灭或收服各路军阀,以完成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以保证上层社会集团一定的利益格局为前提,它无法涤除或化解因上层腐败和过度剥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危机,因而这种统一可能不稳固,也不长久;另一条,由农民起义完成统一。农民起义能比较彻底地荡涤上层社会的腐败,打破管理阶层因过度剥夺而形成的特殊利益格局,从而化解积重难返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而农民起义完成统一的具体路径是:一、以同样的割据对抗各路军阀的割据;二、组建农民起义军,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农民起义军来扩展自己的割据,最后从军事上打败、消灭所有的军阀,夺取他们的地盘,建立全国政权。而通过这两条历史路径所达到的政治统一,都只能是专制政体。我们看到,在这两条路径中,中国共产党所能选择的惟一具体路径,就是所谓的“农民起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当时一触即发的“农民起义”则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皇权帝制,但并没有根本打破近三百年清朝统治所形成的上层社会的利益格局,独立后的各省政要、军阀以及权力阶层,依然是清王朝遗留下的军政权贵、达官贵人们组成,上层阶级过度剥夺下层农工大众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而孙中山的革命也只是借军阀之力打军阀,反而被军阀们玩于股掌之中,他想改组国民党,借工农大众的力量反帝反封建,荡涤腐败,但国民党内部已形成各路军阀、政要的利益集团,孙中山已回天无力。

也就是说,下层劳苦大众(其中主要是农民)包括小资产阶级因被上层社会的过度剥夺,生存环境已恶化到极限,他们中已积蓄了数百年的革命能量。而共产党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的第一个以劳苦大众为工作对象的现代政党,它发动农民起义,当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另一个,作为现代政党,共产党有着清晰的理论思维、明确的政治纲领、灵活的斗争策略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样一个政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中国皇权时代任何一次懵懂的、盲目的、甚至自生自灭的农民起义所不可比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找到这条具体路径,却要经过艰苦的摸索。这种摸索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是实践上的。而就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而言,这种摸索面临着重重障碍。其中几个主要障碍是: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是作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运作的,党的最高决策层是由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革命事务的外国人主宰着,并由他们发号施令,制定指导革命的总路线总方针。而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社会根本不懂,因而也不可能由他们来找到这条路径;

二、当时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的惟一模式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通过工人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取得的,而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共产党的具体指导下成立并从事中国革命的,因此,至少在它的幼年期必然要模仿十月革命的模式,其结果当然是接二连三地碰壁;

三、共产党的领导模式和组织构成是金字塔型,党的一切重大理论方针和重大决策都是由党的核心层中极少数领袖人物决定。而当时党的核心层中相当一部分领袖人物都是从书本上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基层锻炼和社会实践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另一些领袖人物虽然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有着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像毛泽东那样从“战略构建”的“高度”找到那条路径。因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发现、并成功地走上这条历史路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取决于党内是否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发现这条路径、并能否在党内取得领袖地位。

然而,在党内认识这条路径面临着重重障碍的情况下,发现这条路径的人根本不可能一帆风顺、水到渠成地当上最高领袖,他必须通过党内残酷的权力斗争达到率领全党走上这条路径。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毛泽东一人发现了这条具体路径,或者只有毛泽东才具有领导全党走上这条路径的领袖才能。其实,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包括张国焘,都具有洞察这条具体路径或领导全党走上这条路径的能力。然而,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当上中共最高领袖呢?答案只有一个,即贯穿于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中那个历史逻辑,在中共的内外斗争中依然起着作用。中共虽然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作为每个党员的行动准则,但并不能抵御千百年来权力对人的诱或。中共党内的权力构成是金字塔型的,其中每一个等级层面上的权力斗争都是存在的,都遵循着专制条件下政治斗争的某些通则。其中,对权力强烈的私欲当然是隐藏在冠冕堂皇的招牌后面的。但在塔尖的最高等级层面上,领袖们对最高权力更为强烈的私欲,却必须以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针、政策、路线”作为依托。因此,中共领导核心的最高权力斗争往往是路线之争,理论之争,政策之争,计划之争,对权力强烈的私欲,就深藏在这些重大政治决策的争斗幕后。

我们不妨剖析一下,根据“目中无人、睥睨一切”这个领袖独裁的先决条件或个人特质,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为什么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夺取党内最高权力。朱德和彭德怀是井岗山当之无愧的领袖,而井岗山军事斗争的十六字诀,应该主要是朱德的功劳。然而朱德厚道,彭德怀直爽,这两人在性格上都大抵达不到“心黑脸厚”的化境,也就是说他们很难在政治斗争中穿越道德或人性的底线,所以他们注定夺不了最高领袖的位置。周恩来倒是有望当上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甚至在中共进入武装夺权后的一段时期,他已经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有人说恩来心慈、仁义、顾全大局,其实也不尽然,在政治斗争上,周恩来的心狠手辣和机谋决断远超陈独秀,稍逊毛泽东。周恩来最欠缺的最高领袖素质,是他在“战略构建”上的才能和眼光平平,或者欠缺统帅之才。所以他只能当二把手,不能当一把手,比如在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期间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他常常被李德和博古牵着鼻子走,或者时而倾向毛泽东的意见,而在随王明去了长江局后又被王明牵着鼻子走,这叫定无主见,是最高领袖的大忌。致于张国焘,则无论在政治谋略上还是在军事才能上,特别是在“脸厚心黑”方面,都和毛泽东旗鼓相当。红四方面军能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到七八万人,足可以说明他的能力。可惜他在定力、耐力、审时度势上远不如毛泽东,加上机遇太差,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的军队人数虽远远超过中央红军,但中央机关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员者在中央红军,最终导致他的夺权名不正言不顺而落败。而毛泽东“目中无人、睥睨一切”的特质则在历次权力斗争的磨砺中达到了化境,党内核心层已无人可与他比肩,岂有不胜之理。请看,处心积虑、老谋深算地甩掉中共头上的太上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控制,从而使中共领袖的更换最终摆脱斯大林的操纵,除了毛泽东,谁敢?是陈独秀敢,还是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敢?到了陕北初胜王明后,毛泽东为牢牢树立自己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竟然想到篡改党的历史,把遵义会议前的党史说成由他的正确路线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种贪天功为已有的大言不惭也惟有脸皮有城墙厚的毛泽东才能做得出。即使在开创农民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路径中你毛泽东立了首功,但也不能把全部功劳放在你一人头上,比如在井岗山时期,还有朱德、彭德怀的功劳呢,至于当时的党中央,尽管有严重错误,但坚持农民武装斗争的路线却是坚定的。还有,说你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你当时在中央的位置还成问题,你怎么斗争?难道除中央苏区外的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如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贺龙的二方面军等等,都是在你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如此贪天功为已有,他又如何进行自己的战略构建呢?延安整风中,延安的三万干部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被“揪出了”一万多名特务、内奸,连十二三岁的中学生都不放过,并施以残酷的迫害,这样的大手笔除了出自他毛泽东,还能有谁敢冒如此之天下大不韪?是毛泽东听信了康生的谗言?是他真的相信有这么多特务内奸?非也,非也!只是通过大面积的威慑树立最高领袖之神圣权威也!这种置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命运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欲达到个人某种政治目的的行为叫什么?叫大奸大恶也!

因此,揭开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权力斗争这条主线,或者揭开毛泽东真实的另一面,实在是史学家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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