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是个什么东东?

来源:《辛子IN日本》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9-27,星期四 | 阅读:1,569

旅日作家、自由撰稿人唐辛子

前几天应邀在网易微博开了个网络交流会,跟国内网友互动,聊日本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日本右翼,如何看待钓鱼岛问题等。有网友问:说起日本,我们经常说“一小撮”右翼分子,是真的只是“一小撮”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追溯一下“右翼”一词的来源和历史。

“右翼”与“左翼”一起,都是在法国革命期间派生出的“政治方向词”,当时在法国的国民议会上,支持贵族阶层等旧体制的保皇派们通常坐在议长席的右边,而支持劳动阶层的革新派则坐在议长席的左边,于是有了“右翼”“右派”、“左翼”“左派”的称呼。

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诞生于明治时期。如玄洋社、黑龙会等,属于日本的传统右翼组织。当时欧美殖民主义席卷世界,为强化国权,这些右翼组织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具有强烈的反欧美列强色彩。并积极帮助亚洲各国独立,支持亚洲各国对抗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例如中国国父孙中山当年就得到过玄洋社的鼎力援助。1924年,孙中山先生甚至还应邀在神户发表过以“大亚洲主义”为题的著名演讲。

此外,当时日本正爆发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为此借用一些浪人侠士之手,与政治团体联合起来对反政府的民权运动进行镇压,这一部分异军突起的右翼,被称为“任侠右翼”也即“暴力右翼”。与倡议“大亚洲主义”的玄洋社、黑龙会等传统右翼一起,成为日本战前最大的两股右翼势力。

1945年日本战败后,玄洋社等许多右翼组织被进驻的盟军视为“军国主义温床”而驱除解散。一直到1952年盟军撤离日本,日本的各色右翼组织才又重新复活起来。但与传统右翼不同的是,这些复活的右翼组织明显“反共亲美”,驾驶着通身黑色的宣传车,高喊口号、高音量播放着军歌,在街头巷尾毫不客气地招摇过市—估计中国人心目中的右翼形象,大都是这类的。这类右翼有点像当下伟大神州大地上传说中的“抗日壮士”。对于“抗日壮士”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就是爱国的;而对于这些有暴力倾向的“街宣右翼”来说,只要是“反共反中”的,也一样就是爱国的。现在的中国“抗日壮士”抗日时,就跑到街头将中国同胞的日本车给砸了,而60代的日本“爱国右翼”反共时,也跑到街头将向往共产主义的日本左翼给揍得鼻青脸肿—中国“抗日壮士”与日本“爱国右翼”,这两拨子人马说起来立场方向完全不一样,明显的死对头,但行为模式和智力水准却如此相近,还真是件神奇的事。

当然,也有“大大的狡猾狡猾的”右翼—例如成立于1972年的日本新右翼的代表组织“一水会”。“一水会”的新右翼们不群殴不暴力,而是开着私家车上街做“温柔煽情”的演讲,并花大量时间写文章和发行刊物,宣传他们的“反共反美反体制”思想,并极力推销他们的“民主主义”和“市民主义”主张。

“一水会”的代表性人物是玲木邦男。这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的高才生,自称是“日本第一爱国者”甚至“世界第一爱国者”,学生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右翼运动,为防止日本被“共产赤化”,时不时与日本左翼学生混战群殴,在右翼团队里与同伙们通宵达旦地争辩,拍着胸脯比赛“谁最爱国”。在《爱国者能够信任吗》一书中,玲木邦男写:

“学生时代,每次讨论谁最爱国时,我总是输,心里真是悔恨得要死。恨不得能有个‘爱国心测量计’就好—就像测量血压血糖值之类的机器一样。”

玲木邦男是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粉丝,受三岛由纪夫的影响非常深。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在陆上自卫队切腹自杀,以生命谴责日本的战后体制。三岛之死,带给玲木邦男巨大的震撼与反省,为了纪念并继承三岛由纪夫的遗志,玲木邦男与阿部勉等四个人一起成立了“一水会”。

三岛由纪夫在生前写过一篇关于爱国心的文章,标题是《爱国心—官制的讨厌之词》。三岛说“我真是不喜欢‘爱国心’之类的词,总感觉跟‘爱妻家’的说法很相似。”三岛认为“爱国”二字不仅因为它是官制语言令人讨厌,还因为“爱国”的说法,带着一种“居高临下”:作为“国”之一员,不将自己置身于“国”中,而是用一个“爱”字,将“国”摆放到自己的对面,人为摆出一种自我高度,如同面对把玩物一般,如同爱一只小狗、爱一个花瓶一般—–这实在是对于“国”的傲慢。这不是爱国,而是自恋。

出生于1943年的玲木邦男如今已经年近七十,但学生时代所接受的“三岛思想”依旧对他影响深远。他反对日本政府将国旗·国歌法制化,认为这是对“日之丸”“君之代”的侮辱:爱,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遵循法律。并反对日本公立学校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连大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爱国心,何况孩子呢?“我很爱国,但邻座的XX君刚说了自民党的坏话,他是非国民”—玲木邦男认为:爱国教育的结果,就是培育出竞争“爱国心”的告密者。

年轻时自认为“世界第一爱国者”的新右翼领袖玲木邦男,在年满60岁之后的著作里写道:

“爱国心放在每一个国民内心中就好,一旦说出了口,它就成了一句谎言,成了批判他人的道具,诽谤他人的凶器。所以,悄悄放在心里吧,即使非说不可的时候,也要尽可能说得小声点。”

玲木邦男是位极有个性和主张的“思想右翼”。不过,“一水会” 虽然是“新右翼”代表组织,但从1972年开始成立至今,在日本全国的会员只有一百多人,算不上庞大的右翼群体。

近年来在日本发展势头迅猛的右翼群体,是“反在日特权市民会”,简称“在特会”,这个诞生于网络的过激派右翼市民团体,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会员数已经超过一万二千多人。为深入了解“在特会”的形成背景和运作内幕,日本资深媒体人安田浩一在通过对“在特会”深入追踪采访后,写成长篇纪实力作《网络与爱国》。

“在特会”领袖人物樱井诚,学生时代是个平凡得一旦扔入人群,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人。高中毕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居住在廉价的出租房内,靠打零工做保安为生。因为对现实不满,以及在BBS上对在日韩国人的强烈批判,樱井诚在网络上引起高度关注。这份“关注”唤起了樱井诚前所未有的自信,令他从一个沉默安静的少年,豹变成极具攻击力的网络右翼领袖。而加入“在特会”的其他成员们—-他们平时是认真的学生、安静的职员、普通的主妇,但一到“在特会”进行街宣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摇身变成了“爱国战士”,使用各种歧视或侮辱的语言,中伤和诽谤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为首的在日外国人。

“他们大多数人无法融入正常的生活”,但“他们渴望被认可,期待被关注”—-在《网络与爱国》一书中,安田浩一这样写道。就如同孩子以哭泣唤起大人的注意那样,他们发出极不和谐的异音期待唤起社会的注意。为此,他们不惜将源自网络的“右翼运动”下载到现实,期待从中获取认同感与存在感。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自信心缺失与群体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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